唐朝为什么会设置节度使（镇守边关与开疆扩土的节度使）

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旋改称都督，惟朔方仍称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卷唐纪二十六有载：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唐朝从建立开始，边境就很不安稳，不断的受到来自于周边外族的威胁，吐蕃和突厥等游牧民族对唐朝的边境一直侵扰，对边境地区造成了很大破坏，游牧民族的战法是对唐朝边境地区发动突然袭击，烧杀抢掠一番之后就迅速的离去，因为骑兵所具有的快速行动能力，让唐朝的军队根本找不到要打击的目标。每次大军集结好要展开还击的时候，游牧民族的大军已经消失不见，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唐朝开始要求在边境地区驻扎常备军队。节度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随着节度使在边境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朝廷对各节度使也越来越“大方”。但是这样一来，两大弊端就开始慢慢凸显，一是军费激增，开元不过200万，天宝中增至1210万（因在下才疏学浅，军费的单位不明，但是1210万军费总值相当于1020万匹衣服，军粮190万石），导致唐后期转运艰难，国库日渐空虚。二是“强枝弱干”萌芽，天宝年间，十大节度使掌握的兵力总数近49万，而当时唐朝全国兵力不过才60万左右，这表明唐帝国内地只有兵力10万，不到六分之一，远低于唐初三分之一的标准（唐初实行府兵制时，为加强京师军事力量，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府放在了关内道，隶属诸卫，确保中央兵力数量对单个乃至数个道保持绝对优势），只与范阳节度使齐平，而且久疏战阵、军备老旧、兵无战心；边军却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战经验丰富、数十年从未卸甲，故而内地军队无论从战力还是战心都远不能和边军相比。

当然，这一情况朝廷绝非一无所知，玄宗和主政大臣之所以“稳坐钓鱼台”，是因为他们早已“未雨绸缪”。当初，为了防止边将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特意制定了“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三条铁则，以便对节度使们进行钳制。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资治通鉴》

“不久任、不兼统、不遥领、”，久任则易结党，兼领则易坐大，遥领则易勾结，加上唐朝历来以大臣为使对统兵大将进行制约，不会让武将“专大将之任”。这样一来，节度使虽然兵力总量大，但是单个方镇兵力没有超过10万，数量上没有超过关中兵力。加上关中地区易守难攻，所以一旦有变，长安足以自守，同时朝廷可以迅速召集其他方镇勤王平叛。有此分寸，加上朝廷还算政事清明，节度使们都顺从朝廷之命。这样一来，玄宗也就放松了警惕，承享太平，进而日渐麻痹。

再坚硬的镔铁也抵不过时间的侵蚀。随着玄宗思想麻痹，加上强敌环伺，“三大铁则”也被日渐荒蚀。最早被侵蚀的是“不遥领”，皇子以及宰相萧嵩等都遥领节度使，然则遥领并不具备很大威胁，因为大多遥领大多是是皇子或者宰相，遥领也多是臣子存“狡兔三窟”之想，或者是皇帝以示恩宠。但不管怎么说，“三大铁则”不再是铁板一块。所以，既然可以侵蚀一个，那么第二个还会远吗？

第二被侵蚀的是“不兼统”。开元28年（公元740年），玄宗为嘉奖盖嘉运之功，同时为抵抗强大大吐蕃，封他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自此打开了节度使兼任的“潘多拉之盒”。很快，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唐朝立国以来最有权势的武将出现——一代名将王忠嗣，史称其“佩四将印（河西、陇右、朔方、河东），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就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而言，王忠嗣胜过之后造反的安禄山。之所以王忠嗣没有成为“安禄山”，一则是王忠嗣个人道德修养高，人如其名，“忠字当头”，更难得的是他把国家和士兵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他曾向李光弼言道：“平生始望，岂及贵乎？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 羽林将军，归朝宿卫乎！“

“三大铁则”中最核心是“不久任”，纵观历史，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之所以能一手遮天大多是因为长期掌权，让他们得以丰满羽翼，势力大到可以抗衡甚至取代皇帝。虽然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是健忘更是人的天性。终于，最后的“不久任”也毫无疑问地被侵蚀了。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原本在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帐下从军的安禄山，开始受到重用，被张守珪收为义子；天宝元年（公元740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又兼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在幽州地区苦心20多年的经营，河北军民甚至到了只知有军令，不知有皇命的地步，故而安禄山“振臂一呼”，三镇将士欣然听命，而且安禄山曾数次往返长安和幽州，深知唐朝内地兵力防御之空虚。于是，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悍然反叛朝廷。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犹如一道分水岭，唐朝形式由此一转，由之前的“外战”转变为“内战”，唐朝就进入了节度使战争时代，安史之乱可以说就是一场反叛唐帝国节度使和忠于唐帝国节度使之间的战争。最终，历尽八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加上叛军多次内乱，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本着“严惩首恶、胁从不问”的原则，四大匪首（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先后被杀或者自杀。但是叛军军事力量却依然强大，唐朝不得已默许了安史降将对河北的控制，先后封他们为节度使。叛军大将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河北三镇”，在唐朝之后的144年当中，唐朝主要精力就消耗在这三镇当中，三镇也成为了唐朝治乱的“晴雨表”，国家治则三镇安，国家乱则三镇叛。再加上淄青和淮西两个方镇，唐朝几乎进入了“战国时代”。

唐朝自肃宗开始，虽然多采取“绥靖”政策，但是也没有坐以待毙。为应对以三镇为首的藩镇势力，多采取“剿抚并用”之策，同时在要冲大郡、敌我力量犬牙交错之地，设置新的节度使。较为强大的有昭义节度使、忠武军节度使、凤翔节度使、剑南西川节度使等。唐朝之后的每一次事件，几乎都离不开节度使的身影，如：泾原兵变、平凉会盟、牛李党争等。虽然每一次唐朝都是化险为夷，但是节度使却是“外战内行、内战外行”，结果是节度使越闹越多、越闹越厉害，从开始的边境到内地到京畿，节度使的“旗帜”插满了全国。唐朝深深陷入了与节度使之间的内耗当中，各节度使也逐渐与朝廷离心离德，由朝廷的守护者变成了觊觎者。在“黄巢起义”之前，各节度使还不敢太明目张胆，对唐天子还是心存敬畏；而在平定“黄巢起义”后，压倒在各节度使道义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也飘落了，各自野心暴露无遗，纷纷抢占地盘，唯恐慢人一步，当时的情形就是“小鱼吃虾米，后被大鱼吃”。唐朝完全成为了战国，皇帝沦为了节度使之间的“玩物”一般，境遇甚至远比不上汉献帝，因为汉献帝至少还有价值被曹操挟着去“令诸侯”。

唐后期藩镇

经过一番尔虞我诈、你争我夺，最后还剩下几大势力，小白称之为“唐末五霸”：占领半壁江山的朱全忠、虎踞河东的李克用、抚有两川的王建、雄踞淮南的杨行密、偏安两浙的钱缪。还有势力较小的：湖南马殷、福建王审知、岭南刘岩等。五代十国的疆域初步形成了。

节度使的职务虽然是唐朝才出现，但是之前的朝代也有类似的职务，如：东汉末年的州牧。节度使和州牧同样是把一个帝国瓜分，进而推翻，但是节度使的“臭名”却远在州牧之上，这很大原因不能不归结于身为节度使的安禄山把一个如此强盛的王朝顷刻之间便推倒，于是后人便因对唐朝的突然衰败存三分惋惜，更对节度使更多了七分恨意。但是，不管怎么说，节度使的出现可以说是顺应了唐代历史前进的潮流，很大程度上为唐朝进行开疆拓土、保境安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那一个至今令人神往的朝代“尚武精神”的最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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