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伟在武汉(最懂我的那个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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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伟在武汉
在我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忙,又经常出差,家里主要靠母亲操持张罗。她带着姐姐、我和弟弟三人,安排我们的吃穿和学习,十分辛苦。
那时,母亲在中学里教书,我在那所学校就读,弟弟当时还在上幼儿园。记得那时很多日子,全家吃过晚饭,母亲把一切拾掇停当后,就开始在灯下批改作业,而我就在一旁看书。我脑子里至今有个清晰的画面:在冬天,屋子里的火炉闪着光,母亲和我们就围坐在炉旁,一边取暖,一边写字读书。
母亲是个好老师,教学特别认真,希望自己的学生是最好的,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绩优秀,为此她把全部心血用在了学生和孩子身上。她告诉我,在学习方面,不能有半点虚假,要提高成绩,除了一门心思苦读,没有捷径可走。她告诉我,要多做事,少说话,要达到最好,光努力还不够,还要摒除杂念。
自从当兵离开父母,我一直保持着按时和家里联系的习惯,以前是写信,后来就是打电话。1998年成为航天员以来,无论平时学习训练如何紧张,自己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在每周的固定时间给父母打电话,既问他们平安,也报我的平安。跟父母打电话的时候,父亲往往说个三言两语就没话了,我和母亲常常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那时收入不高,每个月电话费是挺大一笔开支。为了节省,也为了能和母亲多说说话,我买了一张收费便宜的电话卡。
母亲的性格恬淡,参加的社会活动不多,心里就是装着我们姐弟几个,我是最让她操心的一个。给她打电话,大部分是聊生活上的事,比如说对孩子的教育,包括我的训练和家庭生活。家里一些亲戚朋友的事情,我也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母亲是我最好的倾听者。训练上的一些困难和困惑,我都会在电话中向她悉数“汇报”。再坚强、再阳刚的汉子,在母亲面前都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再沉重、再巨大的担子,在母亲面前都能轻松卸下。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倾诉,是对生活压力的一种释放;母亲宽厚包容的倾听,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给母亲打电话,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也成为我心中的精神依赖。
绥中老家的电话机总是被母亲擦拭得很干净。我知道她在那边等待着电话铃声的响起,等待着我在听筒里喊出第一声“妈”。
有时候,我和母亲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出去执行任务,或是疗养,见到什么、听到什么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母亲。小时候,父母是保护我的翅膀,是教育我的第一任老师。长大后,我成了父母的耳朵和眼睛,儿女走多远,就把父母的心牵扯到多远。
母亲在我心中有着近乎完美的形象,她的衣着从来都是干净整洁的,整齐的短发,两侧用卡子别在耳后。她举止严谨,眼底有种平淡和安静,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在做事情时,她聚精会神,不知疲倦。我从来没见母亲抱怨过什么。
熟悉我和母亲的人说,无论是从相貌上看,还是就气质与心性上说,我都比较像母亲。的确,母亲是我从小到大最敬爱、最珍视的人。从懂事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让母亲为我骄傲,我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的生活。
我想,作为她的儿子,成为首飞航天员,我做到了前者;但是,后者却没能实现,而且今生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是我无法弥补的遗憾!
现在,每当我拿起电话想给老家打电话时,心里就一阵阵酸楚,母亲已经不在,最懂我、最爱我、为我操劳了一生的那个人走了,我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有一次,一群好朋友为我过生日,他们让我唱首歌。大家说,在你的生日应该唱一支歌送给母亲,因为每个人的生日都是母亲最辛苦的日子。于是,我唱了一首歌《懂你》送给母亲,我唱得非常投入。我想,远在天堂的母亲一定听见了,因为她不会忘记儿子的生日。
来源: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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