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史上最水的影帝是谁（波蒂埃的奥斯卡影帝）
作者：Michael Schulman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Variety（2022年1月12日）
上周，94岁的西德尼·波蒂埃去世，献给他的许多讣告无疑都以他获得1964年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为开头。这是第一座颁发给黑人男演员的奥斯卡奖，巩固了波蒂埃作为好莱坞杰基·罗宾逊（译者注：美国职棒大联盟现代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球员）的地位，也是奥斯卡、电影业和几代黑人观众的里程碑时刻。
西德尼·波蒂埃
多年后，当奥普拉·温弗瑞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接受终身成就奖时，她回忆起自己还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时，一家人住在密尔沃基市，她坐在铺着油布的地板上观看奥斯卡颁奖典礼：
「我所见过的最优雅的男人走上了舞台。我记得他系着白色领带，当然他的皮肤是黑色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黑人接受过这般的荣誉。我曾多次试图解释这样的时刻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坐在廉价座椅上看着电视的小女孩，我妈妈刚刚打扫完别人的房子，疲惫不堪地走进门来。」
但对波蒂埃来说，获得奥斯卡奖是一段更加复杂的经历，作为好莱坞唯一的黑人偶像（或许还可以算上哈里·贝拉方特），他一直在走钢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象征意义变得更加凝重。
《野百合》
在此之前，只有一位黑人演员获得奥斯卡奖的青睐，海蒂·麦克丹尼尔凭借《乱世佳人》（1939）中饰演的保姆一角斩获最佳女配角奖。在她的职业生涯中，麦克丹尼尔一直被塑造成粗鲁的女仆形象，而奥斯卡奖让她的形象更加固化，（幸运的是）这种形象很快就过时了。
《乱世佳人》
波蒂埃于1927年出生，在巴哈马长大，他代表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他的突破性角色是在约瑟夫·L·曼凯维奇的《无路可走》（1950）中扮演一名照顾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医生。
《无路可走》
这部电影塑造了波蒂埃的形象：一个聪明、干净利落的专业人士，他非凡的技能和沉着的心态使得他在白人世界「被接受」，而且在种种情况下，他经常和种族主义者绑在一起。相较于麦克丹尼尔的保姆形象和斯特平·费奇特扮演的一系列角色，这已经是个巨大的进步了——波蒂埃有超强的魅力来完成他的角色——但这也变成了另一种陷阱。
波蒂埃饰演的人物很少能表现出性欲或愤怒。为了保持清白的形象，他还煞费苦心地不让公众知道他与黛汉恩·卡罗尔维持了多年的婚外情。卡罗尔是他在拍摄《乞丐与荡妇》（1959）时认识的。（媒体常常把他们与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之间不断被曝光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
《乞丐与荡妇》
那时，他感到了作为代表人物的沉重负担。「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黑人，」他如此对《纽约时报》说。「但是，就像亲朋好友所说的，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黑人群体。」
同年，波蒂埃凭借《逃狱惊魂》（1959）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在片中，他饰演一名从犯罪团伙中逃出来的戴着镣铐的逃犯，与托尼·柯蒂斯饰演的白人罪犯锁在了一起。这是黑人男演员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提名，但正如柯蒂斯（他也被提名了）在他的自传中所写的那样，学院会员们「不会把奥斯卡奖颁给一个黑人或一个犹太人。」
《逃狱惊魂》
他是对的：他们最终输给了《鸳鸯谱》的大卫·尼文。就像他在《逃狱惊魂》中的角色一样，波蒂埃被束缚在一个白人主宰的产业之中，无法摆脱限制而自由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助他走出困境的是《野百合》中的角色，这是一部甜蜜而悠闲的电影，根据威廉·埃德蒙·巴雷特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逃离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之后，在科罗拉多州的荒野上逐渐发展出了一个村落的修女，故事讲述了一名黑人流动杂工在一个破旧的乡村修道院附近停留，修女们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的（「慈悲的上帝啊。」一个修女喊道），并征募他去建造一个小教堂。
《野百合》
于1962年出版的这个简单故事反映了肯尼迪时代的理想主义，还有谁比波蒂埃更适合扮演电影中的主角呢？他在1980年的自传《这一生》（暂译，This Life）中写道：「我被推动着去改变与我 有关和我所了解的世界。我被逼着去做不可能的事。」（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读一本波蒂埃的自传，《这一生》比他晚年身为政治家的回忆录《人的尺度》[暂译，The Measure of a Man]要生动得多。）
《野百合》在14天内拍摄完成，预算很少，而且政治色彩淡薄；评论家博斯利·克劳瑟写道，波蒂埃的角色「也可以是一个白人」。
但在1963年，紧随华盛顿大游行之后，联艺公司感到有机会将这部电影作为宽松环境的寓言来宣传。波蒂埃和一群电影明星共同参加了这次游行，其中包括查尔顿·赫斯顿和马龙·白兰度；好莱坞仍在为黑名单时代的阴影所笼罩，《纽约时报》评论说，电影业对游行的拥抱「表明该行业一些充满创造力的领袖已经决定，是时候重新融入这个国家了」。
《野百合》
《野百合》于1963年10月上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肯尼迪遇刺后，它所彰显的团结精神变得更加迫切。影片在12月扩大了放映规模，开展了面向宗教团体和市民俱乐部的「号召所有教会」的活动。即便如此，波蒂埃表示拒绝参加有关奥斯卡提名的公关活动，他告诉专栏作家希拉·格雷厄姆：「我是一个演员，而不是政治家。」
尽管如此，在1964年2月底，波蒂埃还是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在华盛顿，约翰逊总统采纳了由肯尼迪发起的《民权法案》。2月，该法案被提交到参议院，在那里，一群南方议员发起了一场持续75天的拉锯战。
如果说好莱坞曾有过选择立场的时候，就是那时了。突然间，用《洛杉矶时报》预测奥斯卡奖归属的文章里的话说，《野百合》变成了「在一个黑人意识强烈的世界里向黑人致敬的故事」。好莱坞的正义感如此强烈地团结在波蒂埃周围，以至于他的竞争对手之一保罗·纽曼（凭借《原野铁汉》入围）宣布，为了支持波蒂埃，他将不参加颁奖典礼。
《野百合》
波蒂埃认为自己是「一匹黑马」，并考虑也不参加颁奖典礼。最终，他决定「让黑人同胞看到自己在竞争电影界的最高荣誉，这是件好事」，波蒂埃在《这一生》中写道。当他独自一人坐在观众席，汗流浃背时，他被一种获胜和说出「蠢话」的恐惧所攫取。
他回忆起自己的内心独白：「动脑子，西德尼，好好动脑子，机不可失! 无论说什么，首先必须是事实，而且必须是有智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让颁奖典礼现场的人和待在家里观看的数百万观众——都对黑人演员西德尼·波蒂埃的智慧和礼仪拥有深刻的印象。」片刻之后，他在圣莫尼卡市政礼堂的舞台上发表了充满意义的一段话。「为了来到这一刻，我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旅程，所以自然也要感谢无数的人……」
正如《纽约时报》所总结的那样，「波蒂埃先生的一鸣惊人不仅是对他的才华的认可，也是好莱坞对过去的肤色问题感到愧疚，其中一些障碍至今仍然存在。」波蒂埃对此表示怀疑。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坐在酒店的沙发上，对记者说：「我希望这能帮助到一些人。但我不相信我的奥斯卡小金人会是一种魔杖，可以抹去这个行业对黑人演员就业机会的限制。」
在巴哈马的首都拿索市，人们举办了车队巡游和荣誉宴会为他庆祝。而纽约市拒绝了举行巡游的请求，但波蒂埃被邀请到市政厅接受市长颁发的奖章。当两名记者不断向他询问关于民权的问题时，他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问我关于普通人的问题？为什么你们的问题都关乎于我的黑人身份，而丝毫不关心我的演技？」这是波蒂埃少有的气愤涌上心头的场合，他立即补充说，他无意冒犯任何人。
波蒂埃的后奥斯卡时期收获颇多，但也些许令人沮丧。「我现在可以说是在电影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他在书中写道，「但我的黑人演员同行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无所事事和失业的尴尬境地，这使他们从个例的成功中获得的任何满足感都逐渐消磨殆尽。」
和海蒂·麦克丹尼尔一样，奥斯卡奖禁锢了波蒂埃。1967年，他主演了三部电影，这些影片累积的票房和口碑让他成为了美国的头号影星：《吾爱吾师》《炎热的夜晚》和《猜猜谁来吃晚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波蒂埃没有因任何一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提名，而他合作的白人演员罗德·斯泰格尔和凯瑟琳·赫本分别斩获了影帝和影后的桂冠）。在每一部影片中，他都扮演了一个「文明」的黑人，他的超凡脱俗有助于启迪那些被迫与他为伍的白人角色。
《猜猜谁来吃晚餐》
也许没有哪个名人能够接纳文化上的逆流，但在其巅峰时期，波蒂埃感到是时候接受走下坡路的局面了。那年9月，《纽约时报》刊登了黑人作家克利福德·梅森的一篇令人震惊的专栏文章，题为《为什么美国白人如此喜爱西德尼·波蒂埃？》。
梅森回顾了波蒂埃获得奥斯卡奖的角色，预言「在完全诚实的那一天到来之前，白人评论家很乐意编造出双重标准，并为《野百合》这样的电影中的每一个『进步』喝彩，赞扬它们释放出了美国式的、民主的善意。而地狱之路就是如此铺就的。」
震惊的波蒂埃称其为「我所看过的最令人失望和最不公平的文章」。但他注意到，甚至在他的黑人同行中也存在一种不满情绪，他们「知道好莱坞存在着一个赤裸裸的事实：电影行业还没有准备好包容一个以上的少数族裔。我也知道自己无法反抗这一点。」不久之后，波蒂埃在巴哈马建了一栋房子，并在那里住了四年。随着黑人剥削电影的兴起，文雅取代了粗野，他发现自己突然落伍了。
波蒂埃作为著名电影主角的时代基本上结束了，不过在70年代他开创了新的职业生涯，成为了一名导演。在波蒂埃出版《这一生》一书时，他和麦克丹尼尔仍然是孤军奋战的标杆人物，他哀叹道「目前的情况有点黯淡」。1983年，小路易斯·格赛特凭借《军官与绅士》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的黑人演员。七年后，丹泽尔·华盛顿凭借《光荣战役》斩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军官与绅士》
在整个90年代，没有黑人演员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或最佳女演员奖。当波蒂埃于2000年出版《人的尺度》时，他那座已经36岁的奖杯与其说是一种荣誉，不如说是一种控诉。他的作者简介里写道，「西德尼·波蒂埃凭借1963年的影片《野百合》，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的非裔美国演员，但他相信，鉴于现今行业中非裔美国演员的卓越表现，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被打破。」
2002年，已经白发苍苍的波蒂埃被授予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在颁奖典礼上说：「今天晚上，我来到了一个在1949年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旅程的终点。」然后他见证了哈莉·贝瑞凭借《死囚之舞》成为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黑人女演员，而华盛顿也凭借《训练日》成为第二位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黑人男演员——上一次还是38年的事。「我将永远追随你，西德尼，」华盛顿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仰望着坐在包厢里的波蒂埃。
《死囚之舞》
贝瑞在获奖感言中激动地表示，一扇门「已经打开」，但是，随后并没有第二位黑人女演员登顶，她的奖杯似乎也染上了一层诅咒性的意义。在「奥斯卡太白了」（#OscarsSoWhite）争议爆发的2016年，贝瑞感叹道：「时至今日都还没有另一位有色人种女演员跨过那扇门，是令人心碎的一个事实」。
近年来，奥斯卡奖已经成为好莱坞争取性别和种族代表的战场，激励着人们做出更系统性的改变。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为使其成员多元化也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发布了电影工作人员的包容准则。
西德尼·波蒂埃
去年，该机构以波蒂埃的名字命名了新建的学院博物馆的大厅。他的画像几乎肯定会为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缅怀环节画上句号，这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学院仍然沉浸在他历史性胜利的光芒中。
但他的奥斯卡遗产不仅仅关乎于「进步」，也关乎于孤独和象征性胜利的限制。在60年代，波蒂埃可能是好莱坞的象征，但他捧回的奥斯卡奖杯也是一种象征——一个被困在基座上的闪闪发光的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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