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两江总督官职多大(两百年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任湖广总督)
明清以来,湖北湖南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湖广总督,驻在武汉。“湖广”源于元朝所设置的“湖广行省”,后来虽然广东广西分开,但湖广的称谓却一直保留了下来。而最后几任的湖广总督,通常也还一肩挑兼署着湖北巡抚的担子。
两百年来,在湖广总督一任上出过不少大臣名臣。从林则徐到张之洞,个个都喝过长江水、食过武昌鱼。有人青云直上,也有人免职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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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前的1820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林则徐上疏,向嘉庆直陈河南巡抚琦善的无能,指其办事不力引发洪灾。琦善是满洲亲贵,林则徐的批评反而引来同僚猜忌嘲讽,他一气之下,以照顾病重父亲为由辞官而去,大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之风。
但不当官吃什么呢?没有其他技能的林则徐很快重回官场。因为其科考座师一直为其斡旋,而林则徐在任时政绩也出彩,因此新即位的道光召见了林则徐,并破格将他复职。因为道光的赏识,林则徐自此开始官运亨通。1830年任湖北布政使,七年后从江苏巡抚任上升任湖广总督。
因为有多年治河经验,林则徐到武汉之后主要的政绩即为水利建设。当时每到夏季湖北境内江河常泛滥成灾,林则徐提出“修防兼重”,使得“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
但林则徐的担忧却并不仅仅在自己辖区之内。1838年9月,他在武汉给道光帝上书,痛陈西方国家向国内大量倾销鸦片的危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深受震动的道光,在三个月后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离开武汉的林则徐,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在虎门销烟,在珠江口抗击英军,最后又因英军进逼天津威胁北京而被惊慌失措的道光革职,而派来审问和发落他的,正是当年的老对头琦善。
如今林则徐常常被人提起的,是在被革职发配新疆伊犁时写下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避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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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赴任武汉是1837年2月。整整三十年后的1867年2月,春风得意的四十四岁李鸿章荣任湖广总督。
在三年前攻占天京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惟恐功高震主不得善终的曾国藩遣散湘军,而李鸿章却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他保留了一手创建的淮军,所以虽然被授湖广总督,但却继续带兵在外、围剿捻军。
捻军被平,李鸿章被赏加了太子太保衔。即便不再带兵,李鸿章也是东奔西走,少有在武汉安坐。在湖广总督任上时,他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揣摩上意的李鸿章知道慈禧对吴棠关怀备至,特地派他这个吴棠的“金石至交”老熟人去四川,于是为吴棠曲意回护,终于以查无实据结案,皆大欢喜。
满意的慈禧根本不打算让李鸿章在湖北常住。他刚刚才回武昌就又被派去贵州镇压苗民,还没成行又改成去陕西督办军务,到了西安才一星期因为发生天津教案,就又北上去跟列强斡旋。因为成功调解教案,自始至终没怎么在武昌呆的李鸿章直接被调任直隶总督,从此在帝国权力中枢开始正式掌权。
湖广总督对于李鸿章而言,就是一块跳板。以他的能力和抱负,也不可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封疆大吏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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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走了,接任的是他的长兄李瀚章。他跟李鸿章同样出自曾国藩门下,在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十九世纪中叶,李瀚章仅仅用了十余年,就从知县做到了总督的位置。
虽然一母所生,但拔贡出身的李瀚章,才能比进士出身的李鸿章有相当距离。 早在同处曾国藩湘军幕下时,就有李瀚章颟顸无能、仅领薪水吃饭的“吃饭师爷”传闻。据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有天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曾国藩有公文要写,没奈何只好找李瀚章。李瀚章正在费思量之际,李鸿章回来了,拿起来一看然后大笑,跟着自己坐下来三下五除二就搞定,“吮毫伸纸,顷刻而成”。一旁的李瀚章,只能干瞪眼地见证弟弟大展才华,“李惟愕视”。
才能归才能,跟做官也没有太大干系。作为淮系大员,李瀚章是当时著名的几个贪官之一,但他贪得还算公平。时人评价,“涂宗瀛偷窃,刘秉璋抢掠,潘鼎新骗诈,惟李瀚章取之有道。”也就是说虽然都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李瀚章至少保持了优雅的吃相。
李瀚章的治下,多的是行贿买官的,但李瀚章都让他们“未尝有亏耗”,就是你在我这里买官花的钱,决不会让你当官之后赚不回成本。李瀚章还另有一个好处,就是和气生财:他为官数十年,从湖广到四川到两广的总督都当遍了,却从未以“贪酷”参劾过任何官员,人送外号“官界佛子”。
朝中有人好做官。既然亲弟弟是李鸿章,也没有几个人敢去惹李瀚章。李瀚章在湖广总督任上十余年,四平八稳顺风顺水,官场中羡慕他的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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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章离开武昌七年之间,湖广总督走马灯似地换了三四届,终于两百年来最出名的一任湖广总督大驾光临了:直隶南皮人张之洞。
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列“中兴四名臣”的张之洞,是四人中唯一没有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在曾国藩攻占天京的1864年,二十七岁的张之洞高中探花,也成为了四人中科考成绩最突出的一人,能让屡试不第的左宗棠羡慕死。
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也是跟李鸿章并列的洋务派主将。1889年,已是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铁路。清廷准奏后把铁路分成南北段,直隶总督修北段湖广总督修南段,于是倡议者张之洞就调任了湖广总督。
张之洞就此在武昌大展拳脚,最突出的是办教育和办实业。他主持成立的自强学堂,后来变成了今天的武汉大学;武备学堂,是今日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他的湖北枪炮厂即汉阳兵工厂,生产了十余年后武昌起义时双方互射的枪炮;他的汉阳铁厂,更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比日本的钢厂建设早好几年。不夸张地说,武汉之所以有后来华中地区核心枢纽的地位,张之洞是最大的功臣。
虽然身居武昌,但张之洞的一举一动往往都能牵动大局。光绪召他进京主持新政,他还未成行戊戌政变就发生了,他急电也未能救下他的得意门生杨锐;八国联军进京,他与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东南互保”,假装慈禧向列强宣战的诏书不存在;直到光绪慈禧去世,张之洞才被调回北京,又极力劝阻摄政王载沣欲诛杀袁世凯的图谋。
张之洞一生督鄂十七年,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清末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没有张之洞,武汉的今天一定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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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4年11月到1896年1月,张之洞其实暂停了一下,期间坐在湖广总督位置上的人,是湖南浏阳人谭继洵。他的儿子谭嗣同,比他更出名。
谭继洵六岁时父亲就病故,从此家道中落度日艰难,幸好长兄挑起一家重担,而他自己也是一枚读书种子。二十七岁中举之后太平天国战乱事起,谭继洵没有投笔从戎的功业雄心,一心瞄准科举之路。十年后他终于在殿试中位列三甲八十六名,从此开始宦场生涯。
谭继洵原本在陕甘一带为官,颇得左宗棠的赏识。所以1889年五十二岁的他升任湖北巡抚,也未尝不是对张之洞的暗中牵制。当时总督和巡抚同驻武昌,双方又不是一路人,因此长期貌合神离。独断专行的张之洞“事多专决”,而谭继洵“不敢与抗,谨饬自保而已。”——虽然表面恭顺,但估计谭继洵也没少让张之洞难受。
谭继洵有三子两女,最小的就是谭嗣同。跟向来小心谨慎的老子不同,谭嗣同思想激进趋向维新,所以父子政见不合。甚至在百日维新期间,跟谭嗣同同一阵营的杨深秀还参劾他“不称职”,就算不革职也应当退休。
但风云突变,想要慈禧命的谭嗣同和杨深秀,被恨其入骨的慈禧斩首。跟张之洞力图挽救杨锐不同,谭继洵似乎没有极力营救爱子。或者他心里明白儿子犯的是什么事,救也是白救。
而谭继洵也终于免不了被牵连,被连坐革职、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自己苦心经营的多年宦海生涯,就这样被自己的儿子终结。谭嗣同就义三年后,谭继洵也忧惧而卒。他为自己的儿子写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后人如今也只记得他为革新而流血的儿子,不怎么记得他在湖北当过巡抚和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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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离任之后,继任的是赵尔巽。从1907年8月到1908年3月,赵尔巽像是蜻蜓点水地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停留了一下。
赵尔巽出自书香门第,不仅祖父、父亲、叔父都是进士,自己四兄弟也有三人中进士。再加上官职俱至总督的自己和弟弟赵尔丰,“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的荣耀确实也属罕见。赵尔巽晚年还主持编修了名列二十五史的《清史稿》,也算对得起自己的一番学问。
赵尔巽以敢言著称。1884年刚刚收复新疆、名望正隆的左宗棠保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遭到御史赵尔巽的参劾,“与体制不合”。虽然朝廷没有采纳赵尔巽的弹劾,但敢在左宗棠如日中天之际去惹他不高兴,也并非人人敢为。
因为不怕得罪人,赵尔巽的升迁之路也就相对迟缓。直到1902年之后,历经官场大变动的赵尔巽才进入了升迁的快车道。1905年赵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以汉军旗人镇守满清的龙兴之地东北,有清一代仅此一例。
1907年清廷将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8月改授湖广总督,翻过年又朝行夕改还是把他派去了成都任四川总督,赵尔巽有没有在武昌过春节都难说。他在四川当总督,他的兄弟赵尔丰任驻藏大臣,两兄弟联手控制着川藏地区。
非进士出身的赵尔丰,向来喜欢使用暴力。1911年4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后他继任四川总督。8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却是借“国有”的名义把路权出卖给列强,由此激起了全国的保路运动。赵尔丰在成都诱捕保路运动领袖,并开枪镇压民众造成“成都血案”,由此导致保路同志军起义。川军不愿镇压同志军,所以湖北新军被派入川,武昌兵力空虚。
只在湖广总督上挂过几个月名的赵尔巽做梦也想不到,他亲弟弟的武力弹压,成为了压垮清廷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一头在成都,一头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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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博尔基吉特·瑞澂从江苏巡抚升任湖广总督,形势大好、前途光明。
此时立宪正是时代风气。1910年10月,瑞澂与东三省总督锡良联名领衔致电军机处,要求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实行君主立宪制。虽然最终一地鸡毛,但瑞澂锐意革新的姿态却赢来一片好评。名流张骞是他的好友,宗亲载泽又是朝中炙手可热的权臣,瑞澂当时的声势还在什么南洋大臣北洋大臣之上。
再向上走要靠争。为了跟调任四川总督的端方争功,瑞澂像当年张之洞修卢汉铁路一样提出修建川汉铁路,结果引来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赵尔丰开枪的后果是引发众怒,瑞澂采纳部下的意见,调遣湖北新军赶赴川鄂边境准备进军四川。
这一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炮声还在回响,而瑞澂似乎已经忘记了还有革命党这回事。到了中秋时节,瑞澂终于察觉武昌城内的风声不怎么对劲,他宣布中秋不放假全城戒严,而所有新军官兵不准离营外出,也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
因为没有准备好,革命党人准备10月16日再起义,结果10月9日中午在俄租界配置炸药时不慎发生爆炸,俄国巡捕赶来把起义的花名册和擒获的六人都交给了瑞澂。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众心,督府师爷张梅生主张按名册搜捕。
瑞澂从了张梅生,连夜出动逮捕了起义骨干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三人英勇就义。但瑞澂忘了公布一声“只究首犯,从者不论”,于是非但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在兵营中引发了更大的不安和骚动。结果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打响,三千人开始围攻瑞澂的总督衙门。
当时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22个营多一点,除5个营参加起义完全成为革命军以外,还剩下17个营,大约相当于起义军的3倍。其中以总督衙门的警卫部队火力最为猛烈,因为机关枪配备较多,又大多是老兵,射击技术好,实战经验也丰富。因此张梅生建议死守官署。他向瑞澂进言:新军哗变,事出有因。如今只是一时躁动,不但立足未稳,而且群龙无首。只要坚守静待援军赶到,再设法告知士兵既往不咎以安抚人心,可保大局无虞。
然而瑞澂做出了贪生怕死的选择:离开总督官署,去长江上的兵轮上指挥。他想的是进可攻退可守,但他一走人心就散了,起义军分分钟就拿下了总督衙门,第二天武汉三镇就不姓清了。辛亥革命、民国建立,由武昌的枪声而始。
未经大事、无胆无识的瑞澂,亲手把自己推上了末代湖广总督的宝座,也亲手推下了蝴蝶效应启动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历史就是这样:武汉新生的大门,恰恰是由糟糕的官吏来亲自推开的。
其实也不能怪瑞澂,跟林则徐、李鸿章这样从下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总督不同,瑞澂是官宦世家出身,自小升迁便不费力。末代湖广总督瑞澂,父亲是黑龙江将军恭镗,恭镗的父亲正是林则徐的老对手、大学士琦善。叹只叹天道爱循环、转眼两百年,终点总是会回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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