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生辰纲吴用和刘唐的关键行动（吴用智取生辰纲）

“智取生辰纲”是智多星吴用的“成名之作”，也是巅峰之作，不管那十万贯金珠宝贝有没有用来赈济穷人，阮氏三雄和白日鼠白胜的生活质量都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但是我们细看智取生辰纲整个过程，就会发现号称算无遗策的智多星吴用吴加亮，至少犯了三个错误，或者说留下了三个破绽，只要青面兽杨志发现了一个，就不会上当。如果押运生辰纲的是武松武都头，肯定会一眼看穿晁盖吴用的障眼法，那时候他拿出打虎的本事，再加上十一名职业军人和亮哥虞候帮忙，晁盖等人能不能跑得掉，还真是一个大问题。

大家都知道，连花和尚鲁智深都着了母夜叉孙二娘的道儿，差点被做成馒头馅。但是孙二娘那一套在武松面前根本就不好使，被武松在嘴上和手上都占了便宜：“压在妇人身上，那妇人杀猪也似叫将起来。”

​今天就请读者诸君站在武松的高度，以一个老江湖的眼光，看一看晁盖吴用等人在黄泥岗山露出了哪些破绽。

生辰纲盗伙开口跟杨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大大的破绽：“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

从小就浪迹江湖的武松心里肯定会产生一些疑问：濠州是哪？那是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黄泥岗在哪？在鲁西南梁山附近。东京汴梁在哪？那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濠州产不产枣子暂且不说，从濠州到开封，怎么走到鲁西南来了？即使是到这里来进货，怎么会连乡音都改了？就是晁盖等人都是语言专家，也不会一点口音都没有吧？

即使这几个人很有“经济头脑”从不产枣子的地方，要贩运枣子到产枣子的河南，时间也不对：“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虽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热难行。”当时只有农历，大枣是在农历四月份开始挂果，八到十月份成熟，此时正是“青黄不接”时节，山东大枣再有名，也不会有人千里迢迢在非丰产期来搞长途贩运。仅仅这一句话，就暴露出了了吴用晁盖等人还是不会编瞎话，如果杨志不是热糊涂了，肯定会在这句话中听出好几个疑点，如果刨根问底，晁盖吴用等人就会露馅。

​武松一眼就能发现晁盖吴用撒谎，但奇怪的是杨志居然相信了：“俺只道是歹人，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人。”杨志就没想一想：这七个人中有五个精壮彪悍，一看就是练家子，还有一个一身书卷酸气，一个神头鬼脸高深莫测，这七个人都不像风尘仆仆的长行者——阮氏三雄的脚常年泡水，一眼就能看出是渔家出身。如果这时候杨志产生了一点怀疑，马上招呼十一个职业军人和两个扛着朴刀的虞候围将上来，只有七个人的生辰纲盗伙也只有逃跑的份儿了。

接下来第二个破绽出现了：这伙号称“小本经纪”的枣贩子，居然是带着朴刀的！

白胜挑着白酒上了黄泥岗，乔装改扮称脚夫的军汉凑钱买酒，结果换来青面兽杨志一通乱打，请注意这时候怪异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对面松林里那伙贩枣子的客人 ，提著朴刀走出来问道：‘你们做甚么闹？’”

读者诸君想必还记得当时晁盖等人是怎么跟杨志说的：“我七个只有些枣子，别无甚财货，只顾过冈子来。”这些人已经“穷得不怕抢了”，但是却居然随身带着朴刀。虽然朴刀不是制式兵器，但毕竟也不是随便一个小商贩就能拿得出来的，要知道杨雄石秀后来杀了潘巧云后逃难，也是想从祝家庄买朴刀防身，最后祝家庄也没卖给他们，浪子燕青手里虽然有狩猎小弩，但是却也只有杆棒而没有朴刀。宋江是玩儿得起朴刀的，大财主卢俊义也玩儿得起，但是贩枣子的小贩是玩儿不起的——如果没有几手功夫，扛着朴刀也是给别人预备的，那时候黄泥岗就会变成昆山，贩枣子的“江州车”可变不成宝马。

​手里有朴刀，而且不怕贼人抢劫，如果不是艺高人胆大，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这些人本身就是贼。如果真有满身武艺，而且是七个人聚在一起，又怎么会老老实实贩运本钱和利息都极其微薄的枣子？

武松不但久在江湖闯荡，见过各色人等，而且当了都头之后，经常与各种盗贼打交道，以一个刑侦人员的眼光，自然能看出晁盖等人“绝非善类”。但是杨志这位“五侯杨令公之孙”“殿帅府制使”，哪里知道江湖险恶？他见得最多的，是天子脚下的繁华和官场军营里那些假模假式的“彬彬有礼”，比那个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司马衷强点也有限。

晁盖等人买酒的时候，第三个破绽也就出现了：这群贩枣子的苦哈哈，居然会很轻松地拿出五贯钱来买酒解渴！

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了，梁中书精心挑选出来十一个“壮健”职业军人，尚且要“自凑钱买酒吃”。要知道这些人是有梁中书发放的“盘缠”的，比如武松给阳谷知县往京城里送贪敛的银子，也算出公差。这些士兵给大名府知府出苦力，自然不是白跑腿，但是五贯钱对他们来说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要打平伙凑份子。

​可是这些已经“穷得就剩下一点枣子几条烂命和几把刀（忽然想起一个段子：我穷的啥都没有了，没有房没有车，就剩下手里这把刀了）”的小贩，七个人花五贯钱买一桶酒，不但不讲价，而且还能用枣子下酒。不但自己用枣子下酒，还大手笔送枣子给杨志一伙吃：“休要相谢。都一般客人。何争在这百十个枣子上？”做过买卖的人都知道，不管多熟的顾客，都不会把商品白送的——这与成本无关，而是个原则问题。

要是按照晁盖等人的吃枣子喝酒外加送人，这些枣子没到汴梁，早就被吃光了赔光了——这就是晁盖等人平时大手大脚惯了，根本就没拿五贯钱当回事，同时对自己的“货物”也极其不上心。

​还有人计算过，宋朝一贯钱的购买力，以大米换算，折合现在一百四十八块钱，也就是说，这五贯钱相当于七百四十元。几个贩枣子的穷汉，解解渴就喝掉了七百四十块钱，一个月有一两万块钱收入，也未必不会花七八百块钱买酒来解一时之渴的——这么多钱可以到中档饭店点十个菜再要两瓶本地产的好酒了。

受父祖恩荫，杨志从能拿动刀枪就开始当军官，而且当的还是皇帝禁卫军，自己买没买过酒都是一个问题，自然不知道此时此地一桶白酒应该卖多少钱，自然也就看不出其中的猫腻。而武松则不同，他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流落江湖在柴进庄上受尽白眼，虽然他的英雄之气没有被磨灭，连一千贯赏钱也没放在眼里，但是他却知道五贯钱对一个穷苦百姓意味着什么。

​一帮操着山东口音的“安徽人”，跑到盛产枣子的河南山东搞长途贩运，而且都带着朴刀，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这三个能马上引起武松警觉的疑点，都被青面兽杨志忽略了。归根结底，还是梁中书选错了人，杨志的江湖经验等于零。他自以为聪明地把军汉伪装成挑夫，原本就是一大穿帮：这么一大宗财宝走在路上，在各路盗贼眼里，一切伪装都是透明的。

每个人百八十斤的担子用扁担挑着，连个独轮车都不用，平白消耗了军健的体能和战斗力，已经外行得不能再外行了，生辰纲不丢才怪呢，即使没有晁盖吴用算计，他也不可能平安到达汴梁城，而要是换做武松押运，那结果肯定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