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说马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李云河再论马镫起源）

马具的起源和发展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马镫的起源和影响尤为重要。马镫的出现使得骑马更为便捷和稳定，让人和马的结合更为紧密，从而影响到战争形态并可能间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这方面以林恩·怀特（Lynn White）所提出的马镫催生欧洲封建社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1]。马镫如此之重要，相关讨论也非常多。研究者们对于马镫起源的看法并不一致，除了从单镫到双镫、从中国传播到世界的主流观点外，“皮脚扣起源说”和“趾镫起源说”也比较有影响力[2]。不过，这两种观点诞生较早，而早期的马具考古材料比较匮乏和零散。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入，有必要重新对其加以审视。本文从材料本身、田野调查、马具构造等多个角度入手，对马镫起源问题开展研究，重点对皮脚扣起源说和趾镫起源说进行再讨论。

　　一、皮脚扣起源说的再讨论

　　在马镫起源诸说当中，皮脚扣起源说的影响力较大，即在木材、金属质地的硬马镫出现之前，人们曾用“皮脚扣”来辅助上马或者骑乘，这是马镫的源头，或直接被视为原始马镫。皮脚扣的发明者被认为是斯基泰人，如格鲁塞（René Grousset）在《草原帝国》中提到，“斯基泰人和匈奴马上弓箭手们都是穿裤子和靴子……还有他们都使用马镫”[3]。这一认识最早来自于阿伦特（W.W.Arent）早在1934年时提出的猜想[4]，后来也为我国部分研究者所沿用[5]。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对皮脚扣起源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王铁英认可脚扣这种马具的存在，但是指出脚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马镫，因为它悬挂在马鞍的一侧，只能起帮助上马的作用[6]。此外，以阿兹别列夫（АзбелевП.П.）为代表的部分俄罗斯学者则认为皮质马镫可能就没有存在过[7]。显然，他们质疑皮脚扣起源说的核心出发点并不一致。只有当皮脚扣这种马具的真实性获得可靠的证据支持时，才能进一步讨论它是否可以视为马镫的源头。因此，皮脚扣本身是否真实存在过就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以斯基泰人为代表的草原民族擅长骑马，留下了不少马具实物或表现骑马场景的艺术品。但是由于时代久远，能保存至今的有机质马具比较少，给判断皮脚扣的存在造成了困难。追溯皮脚扣起源说的源头，会发现被援引最多的证据是来自乌克兰切尔托姆雷克大墓（Chertomlyk　Barrow）的一件银瓶（图一，1、2）。此瓶的时代被推定为公元前4世纪，造型和纹饰特征具有明显的希腊化风格。银瓶的肩部有连续的浅浮雕图案，表现斯基泰人驯马场景。其中一幅表现絷马的画面中恰有一匹备好鞍的马，马鞍靠前的位置垂下一根带状物，在其上端还有结状物，类似马镫和镫革的连接点，正是此物被判定为皮脚扣或原始马镫[8]。有些研究者认为这种脚扣只装在马鞍的一侧，可以辅助上马，如前述王铁英的观点。还有人直接将其复原为双镫的样式（图一，3）[9]。

　　不过，通过分析银瓶上这匹马的整套鞍具并结合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会发现皮脚扣的观点尚有讨论余地。首先，从照片中可以看出，马鞍前部垂下的部分更像是一根单股的带子，而非能够用于踏脚的环状带圈。其次，这匹马背上装配的鞍虽然具有一定厚度，但两头低平没有鞍桥，可以判断其属于典型的斯基泰式“软马鞍”，而固定软马鞍时必须借助腹带。已有研究指出，软马鞍在战国秦汉时期曾经广泛流行于欧亚草原及我国中原、北方以及新疆地区，是原始阶段的马鞍[10]。类似的鞍具目前仍在部分地区使用，例如，青海都兰的藏族牧民在野外放牧时为了上下马匹更为便捷，有意不用高桥马鞍，而是以一种软垫马鞍来代替，且不用马镫（图二）。具体装备方法为：先在马背上铺一块薄毯，即鞯；而后在其上放置专门制作的软垫；最后用一根腹带将软垫牢牢地绑住。这种软垫比古代的软马鞍还要简陋很多，不过它们在装配方法上是相似的，都需要一根腹带，否则无法固定。

　　无论是早期的软马鞍还是后来的有硬骨架的高桥鞍，最重要的附属带具就是腹带。现代牧民即便使用高桥鞍，也只需通过腹带固定，在翻山越岭时才专门加上攀胸和后鞧。有了这一认识再来重新审视银瓶上的图像。如果我们将马鞍下方的带子视为皮脚扣，则图像中缺失了更为重要的腹带。然而受希腊化艺术的影响，这件银瓶上的浅浮雕图像被刻画得细致入微，连马镳、络头及人物的衣褶都表现出来，应不会粗心到缺失腹带。另一个可作为佐证的例子是艾米塔什博物馆藏的斯基泰金牌饰（图三，1），这枚牌饰尺寸很小，人和马的形象都较为简略，但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马鞍下部的腹带，却没有皮脚扣的踪迹。因此可以判断，银瓶上曾被当作“皮脚扣”的部位更可能是腹带固定后多出的一截。

　　至于图中貌似连接点的部位（见图一，2），应当是腹带上的绳结或者带扣，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出于实际需要，马鞍腹带往往通过带扣来扣结，以便于调节松紧程度。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备鞍陶马上也有这样的部件，系模仿金属质的带扣（图三，2）。银瓶上所表现的是马的左侧剪影式图像，而人们在备鞍以及上马时最常用的站位方式正是在马的身体左侧，捆扎腹带后绳结或带扣自然也会在左侧，秦俑坑出土陶马如此，现代牧民所用的软垫马鞍亦如此，与银瓶上所表现的很相似。可以想像，如果把这样的马具绘制成线图或做成浮雕等艺术形象，那么腹带也极易被误认为脚扣。因此，将切尔托姆雷克银瓶上的图像判断为皮脚扣尚缺乏充足证据。

　　另外，在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马具实物遗存当中同样没有发现皮脚扣的踪迹。如在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墓地与新疆苏贝希墓地出土有整套的软马鞍，其中有机质的鞍垫、带具、饰物都保存了下来，但没有皮脚扣或以其他材料制作的类似部件。所以，根据现有的图像和实物资料均不能证实皮脚扣的存在，自然也就不能将皮脚扣视为马镫的源头或认为它对马镫的出现具有启发作用了。

　　二、趾镫起源说的再讨论

　　所谓趾镫，就是套在脚趾上的辅助性马具，体量很小。而我们一般所说的马镫，无论是单镫还是双镫，均套在整只脚上，这是二者在尺寸和使用方式上的最大差别。根据材料所属区域的不同，趾镫起源说还可细分为“印度说”、“云南说”。“印度说”由国外学者提出，但目前尚未发现印度趾镫的实物，戈德（P.K.Gode）和林恩·怀特等研究者根据印度桑奇大塔（The Great Stupa at Sanchi）和马图拉地区（Mathura）的浮雕材料以及其他的图像资料，判断印度在公元1世纪左右已经出现马镫，他们认为这种套在脚趾上的镫以绳子或皮革制成，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11]。关于趾镫的源流，戈德推测趾镫可能由塞人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引入[12]，林恩·怀特认为中国最早的马镫可能从印度趾镫中获得过启发[13]。“云南说”最早由张增祺提出，在《滇国的战马、马具及马镫》一文当中，他对战国秦汉时期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牌饰等遗物上所见的马具形象进行了梳理，认为在西汉中期滇国已经普遍使用了套在脚趾上的马镫，即趾镫[14]；后来又在《再论滇国的马具、马镫与马铠》一文中进一步阐发这个观点，并结合文献对云南地区的这一特殊习俗的延续加以说明[15]。不过，他没有论及云南趾镫与印度之间是否存在交流。

　　对于趾镫起源说，有些学者持肯定态度，如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引用了滇国趾镫的材料，认为它们对中原地区马具的改进具有启发性，但同时指出了趾镫功能的局限性[16]。亦有肯定趾镫的存在但认为它不属于马镫的，如王铁英同时提到了印度和云南的材料，从马镫的概念界定上对趾镫起源说提出否定，其主要依据也是趾镫的局限性[17]。另外，前述阿兹别列夫在质疑皮脚扣的存在的同时，对趾镫的存在以及是否普遍应用提出质疑，他认为“没有在印度、贵霜帝国、滇国存在的马镫原型（包括皮脚扣和趾镫）广泛流行的证据”[18]。不难看出，与皮脚扣起源说类似，趾镫说虽影响较广但也存在争议。我们仍有必要先回溯到原始材料，重新探究这一假说的产生过程，再来探讨趾镫是否可以视为马镫的源头。

　　首先来看印度的材料。过去被戈德等人引用的浮雕材料包括桑奇大塔石牌坊上的高浮雕（图四，1），以及马图拉地区出土的石刻浅浮雕（图四，2）。在这两件作品上均有一根绳索从马背连到骑马人的足部，与镫革较为相似。另一件重要的材料是出土于印度库鲁（Kulu）地区的铜瓶，其腹部錾刻出密集的纹饰以表现贵族出行场景，其中有两人骑马作为队伍的导骑，他们足部也有类似的绳索形象（图四，3、4）。

　　这两类材料所表现出来的“趾镫”外观相似，时代也接近，均为公元前1世纪左右。但是相比较而言，铜瓶上的图像过于平面化，而且限于画面的尺寸而无法表现更多的细节，因此重点关注石刻浮雕。在过去材料不多的情况下，这些与骑马人足部连接的绳子的确很容易被解读为马镫或具备同样功能的原始马镫。不过，在结构和受力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人们使用马镫时由于踩踏施力，镫革会绷直且位于腿的内侧。但在桑奇大塔的高浮雕上，绳索却明显位于腿的外侧且呈现一定的弧度，显得非常突兀，在结构上存在不合理之处。

　　通过调查更多的考古材料就会发现，所谓的印度“趾镫”跟真正的马镫在结构和功能两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很可能与“皮脚扣”一样，也属于对材料的误判。桑奇大塔周围的石牌坊上塑造的骑马形象有很多例，人和马的姿态不尽相同，能够观察到很多细节。比如，在桑奇北门石牌坊上的一处雕塑里，骑马人的小腿部位也有一根绳索，同样位于腿的外侧，但并没有套在脚趾或者整只脚上，而是继续向下延伸，直接绕过了马腹（图五，1）。显然，这和过去研究对趾镫形态、功能的描述都不相符。无独有偶，在桑奇东门石牌坊上雕刻出一匹已经备好全套马具但未骑乘的马，更加清晰地展示出这一时代的马具全貌——马背铺有一大块毯子，类似于后世的鞯，在靠前的部位上恰好绑着一圈绳索，将毯子固定在马背上，或起到类似腹带的作用（图五，2）。

　　由此可知，过去被判定为趾镫的绳索状马具其实是马背上的绳圈，人在骑行的时候可以将足部和小腿插进绳圈两侧，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平衡或缓解疲劳，但其功效难以跟真正的马镫相比，也无法用于上马。库鲁出土铜壶上的图案所表现出来的也应是这种绳圈。不过，这样的骑马方式在同时期可能并未普及，在桑奇的雕塑中，更多的骑行者双腿呈自然下垂的姿态，即使有绳圈也未使用，如桑奇西门石牌坊上雕刻的骑者（图五，3）。可见对于当时的骑马者来说，是否利用这个绳圈作为骑行的辅助是可以选择的。总而言之，以目前的材料尚不能证明印度古代趾镫的存在。

　　再来看云南的材料。所谓云南“趾镫”的证据来自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滇文化青铜贮贝器。石寨山M13出土的一件铜贮贝器盖上表现出战争场景，中心为通体鎏金的骑士，可能为首领级别的人物。战马鞍辔俱全，骑士左脚大拇趾连接一根绳子，通向马背（图六，1）。李家山M69出土有一件表现播种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盖顶部边缘有两名骑马人物，他们的左脚大拇趾也套着类似的绳圈（图六，2）。

　　与印度的绳圈相比，这种套在脚趾上的辅助设施更接近后世的马镫，可以称为“趾镫”，其结构可能是简单在绳子末端打结形成的小绳圈，也可能是用藤条、木材等制作的小环。但是，趾镫的数量应当重新思考，它们并非像成熟的马镫那样在马鞍左右各装配一枚。在过去的描述和复原图当中都指明马鞍两侧各悬挂有一件趾镫，如研究者描述李家山铜贮贝器时称“两脚的大拇指同样伸在马鞍两侧的绳圈式马镫中”[19]，再如研究者绘制的石寨山铜贮贝器骑士线图，骑士右脚上明显也有趾镫（图六，3）。可是从实物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些骑士的右脚上并不存在绳圈或者趾镫的痕迹（图六，4、5），两件铜贮贝器上的三名骑士均如此，基本可以排除后期损坏导致残缺的可能。也就是说，这种趾镫只套在骑马人的左脚大拇趾上。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趾镫材料只有这些，所以尚不能十分肯定地将其判断为“单镫”，但无论如何，把这种趾镫复原为“双镫”都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当然不难想到，即便只在马鞍左侧装配趾镫也能够给骑马人一定的支撑，辅助其保持平衡。若右侧不装趾镫，可能是为了在下马时更为便捷一些。同时还需要指出，在滇文化遗物中大多数表现骑马场景的雕塑、牌饰上都没有趾镫，如石寨山M10出土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图六，6）上的骑士双腿自然下垂，与同时代中原地区出土陶骑俑所表现的骑马姿态相同。这表明当时趾镫的运用远未达到流行的程度，还处于尝试的阶段。

　　既然云南滇文化的趾镫可以确认存在，那么是否能够判定它和马镫的出现有某种内在关系呢？或者说趾镫可否视为马镫的起源呢？我们认为，趾镫与真正的马镫在使用方法和产生机理上都有很大不同，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还需要再讨论。首先，在使用方法上，正如前人已经指出的，趾镫结构特殊，无法辅助上马，而且只适用于习惯跣足的民族，故而难以推广[20]。对于同时代广大中原、北方地区的人群来说，跣足不能成为常态，这种马具的实用性确实不高。其次，在产生机理方面，尽管趾镫有可能与最初的单马镫都只在马鞍左侧装配，但趾镫的出现是为了在骑马时辅助平衡，上马时不用；而单马镫则是为了便于上马，骑行过程中不用，二者的基本设计思路完全不同。另外，在出现的时间方面，滇文化趾镫材料均为西汉中期左右的，而目前公认的最早的单镫材料来自于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的骑俑[21]，二者之间有着四百多年的时间差。假若我们认为趾镫对中原、北方地区马镫的产生有过影响，那么这中间的证据缺环就显得大了些。在探索趾镫和中原、北方地区马镫的关系时，不可忽略这些问题。

　　三、马鞍结构与马镫的内在关系

　　关于马镫的出现契机和动力，有研究者认为发明单马镫的初衷是为了适应马鞍的改变，即高桥鞍的出现[22]。也有与之意见相左的，如阿兹别列夫认为“马镫的发明与硬马鞍的出现没有必然因果关系”[23]。对这一问题，可以从马镫的出现时间和马具的功能结构两方面来进行考察。

　　目前所见的时代最早的双镫证据来自于南京象山7号东晋墓出土的陶马，马鞍两侧各塑造出一枚三角形马镫，该墓时代被推测为公元322年或稍后，略晚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单镫骑俑[24]。研究者已经指出，单镫与双镫的基本形制一致，由单镫到双镫的演变脉络也较为清晰，而且这一变化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发生的[25]。马镫从无到有、从单到双的发展过程恰好和马鞍的改良基本同步——战国秦汉时期一直流行低平的软马鞍，到了魏晋时被具有木质骨架的高桥鞍所替代[26]。这种同步并非只是巧合，而是有着功能与结构方面的深层原因。

　　一方面，在使用软马鞍时，经过骑术训练的人只需要按住马背即可跃上，长期如此已经习惯。而高桥鞍出现之后上马的难度骤增，需要借助一些辅助的设备。采用垫脚石之类的物品或者让其他人搀扶，虽然可以起到作用，但辅助设备不便随身携带，特别是对于战场上的骑兵而言，这些方法的实用性不强。自然而然地，人们会设法把辅助上马的设备固定在马身上，能够悬挂在马鞍一侧、供上马时踩踏的单镫便应运而生。因此在功能上，马鞍的变化催生了对于马镫的需求，新式马鞍是马镫产生的契机。

　　另一方面，只有出现了具备硬质骨架的高桥鞍，才使得马镫的出现成为可能，它是马镫得以使用的结构保障，过去的讨论很少涉及这一角度。软马鞍与高桥鞍相比，最大的区别除了外观上的差异，还在于由于没有鞍桥的约束，两块软鞍垫之间的角度无法固定。这就导致软马鞍不如高桥鞍那么稳固。假设给软马鞍也装配马镫，那么在上马踩踏的时候很容易引发鞍的侧滑，十分危险。只有当马鞍能够稳定地固定，才能够承受马镫和镫革所施加的力。

　　如此，当我们将鞍和镫作为一个系统来考量时，马具的发展演变就更容易理解了。在软马鞍流行的时代，既没有对镫的强烈需求，鞍的结构也不适用于马镫或具有类似功能的马具，所以无论是在欧亚草原还是我国中原地区均长期有鞍而无镫，连“皮脚扣”这种辅助上马的设施很可能都未曾存在。至于云南地区，在当地尚未发现战国秦汉时期的马鞍实物，但是从滇文化铜器上的雕塑形象来看，当时所用的鞍较为低平且前端明显分为两半（图七），与中原、北方地区的软马鞍外观十分相似，可以初步判断亦属于软马鞍体系。实际上，滇文化在马具领域与广大中原、北方地区存在过相当密切的交流，滇国的当卢、马珂等马具实物在中原甚至乐浪都出土过相同样式的[27]。由于马鞍结构不够牢固，导致当地独特的趾镫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平衡，而不能用于上马。到了魏晋时期，能够给骑者提供稳固依托的高桥鞍替代了软马鞍，对马镫的需求、能够装配马镫的稳定结构同时出现，随即引发了整套马具的改良，并促生了其他的一系列军事和社会变革。

　　四、余论

　　过去的研究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不仅因为对材料有误判，而且由于未能将多种马具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若只关注马镫本身而忽略其与马鞍在功能、结构方面的内在联系，就可能会根据一些不甚可靠的证据而将马镫的出现时间提前，如前述“皮脚扣”的假说，再如根据汉代壁画中骑者的姿态和足底隐约的笔画纹路来推测当时已经使用了马镫[28]，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此外，有研究者还援引了蒙古国考古学者公布的出土于都勒嗄乌拉（Duulga uul）匈奴时代墓葬的“马镫脚踏部模型残片”，认为这是马镫起源于蒙古高原的实证，时代为公元前3～2世纪（图八）。若真为匈奴时代的马镫遗存，则其远早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骑俑。可是重新观察这件“马镫模型”就能看出，真正残存的只有一小段铁制品，原器的形态已经不易判断，但复原者根据设想的马镫形态对其进行了镜像式的翻转复制，并想像补充了其他的大部分缺失部位。这样的复原方案显然不够科学，残铁片是不是马镫也值得商榷。在缺乏墓葬确切年代以及“铁马镫”具体层位关系的情况下，不宜将其视为最早的马镫证据。

　　总之，通过前面追本溯源的分析可知，在关于马镫起源的几种旧说当中，曾被视为马镫源头的斯基泰“皮脚扣”和印度“趾镫”很可能并未存在过；云南地区在西汉中期左右曾经出现过单侧装配的趾镫，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平衡的作用，但在功能和使用方法上的局限性较强，与魏晋时期出现并发展成熟的马镫之间或无关联。马镫的起源与马鞍结构的改良密切相关，最有可能的发展脉络仍然是从辅助上马的单镫演变为能够在上马和骑行过程中同时发挥作用的双镫。

[1]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p.10-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   a.王铁英：《马镫的起源》，见《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

b.陈凌：《马镫起源及其在中古时期的传播新论》，见《欧亚学刊》第九辑，中华书局， 2009年。

[3]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

[4]   W. W. Arent, Sur l’apparition del’etrier chez

les Scythes, pp.207-209, Eurusia Septentrinalis Antiqua, IX, 1934.

[ 5 ]   a.孙机：《唐代的马具与马饰》，《文物》1981年第10期；增改后载入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b. 齐东方：《中国早期马镫的有关问题》，《文物》1993年第4期。

[ 6 ]   同[ 2 ]a。

[ 7 ]   a.玛丽娅（Maria Kudinova）：《欧亚草原的马镫—苏联和俄罗斯学者有关马镫起源与早期马镫研究的概述》，《文博》2019年第2期。b. Азбелев П. П., Еще раз о ранних cтременах, Российский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 4. С. 297-322, 2014.

[ 8 ]   Andrey  Alexeyev,  The Gold of the Scythian Kings in the Hermitage Collection, p.198, The state Hermitage Publishers, 2012. 

[ 9 ]   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等编著，潜伟译：《技术史》（第2卷）第396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  李云河：《中国古代“软马鞍”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8期。

[11]  Nazer Aziz Anjum,Horse Sculpture in India,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72,  PART-II, pp.1247-1253, 2011.

[12] P.K. Gode,  History of Stirrup and Foreign Horsemanship-Between B.C.852 and 1948, Studies in Indian Cultural History, Ⅱ, p.75, Poona, 1960. 

[13]  采自林恩·怀特197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转引自罗宗真：《马镫与炼丹术─纪念李约瑟博士援华50周年》，《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

[14]  张增祺：《滇国的战马、马具及马镫》，《考古》 1997年第5期。

[15]  张增祺：《再论滇国的马具、马镫与马铠》，见《古滇国文化研究论文选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16]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此书中称趾镫为“脚扣”，实为一物。

[17]  同[2]a。

[18]  同[7]a。

[19]  同[15]。

[20]  孙机：《滇文物小记》，见《云南文明之光—滇王国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21]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22]  田立坤：《高桥鞍的复原及有关问题》，见《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10年。

[23]  同[7]。

[24]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林梅村对7号墓的时代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其时代为刘宋时期，参见氏著《南京象山7 号墓出土西方舶来品考—兼论公元5世纪中国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丝绸之路》，见《丝路文明》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但笔者认为从墓葬的整体结构和随葬品组合、型式来看，其时代判断仍以东晋为宜。

[25]  同[2]b。

[26]  同[10]。

[27]  同[20]。

[28]  陈巍：《马镫起源与传播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17年第3期。

（作者：李云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