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敬重和情感（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敬重和情感）

尊崇孙中山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到距家50里外的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半年后，他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在长沙，毛泽东第一次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由此知道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并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所深深吸引。

之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时刻关注《民立报》，并成为它的忠实而热心的读者。由此，青年毛泽东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

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毛泽东在校园里贴出文章，公开发表政见：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民立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18岁的毛泽东正在求学。当他听到革命的消息时，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于是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成为革命军中的一员。

这样，毛泽东一生中就有了这段“当兵的历史”。对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提及说：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步枪），什么立正、稍息，托四把枪还相当可以。不是吹牛皮，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只提了半年“七斤半”（步枪）的高个子青年，竟然在多年后成为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后来由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毛泽东同样毫不犹豫退出了军队，但他当兵和退伍的行动直接反映了他对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向的认同，而他刻苦求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可是，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很快与其奋斗的目标背道而驰呢？毛泽东带着这样的疑问重新回到他的求学之路。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次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

毛泽东在此读书5年半，其间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文章、书籍，是毛泽东最为感兴趣的读书热点之一。

这时的毛泽东特别注意通过读报了解时事。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元钱左右，大约三分之一用在了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

这使得毛泽东除了博览群书以积累知识外，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学习活动与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思考紧密结合。

就这样，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思想上悄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走向激进民主主义。而很多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告诉我们，他们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往往都走过了一段民主主义者的历程。

这也说明了青年毛泽东为什么能较快地完成数次世界观的转变，而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

孙中山

辛亥革命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远的，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的思想、言行乃至人格、情操，都为毛泽东由衷地敬佩。

这种敬佩，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偶像崇拜，而是缘于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产生，并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涵和时代色彩。

可以说，在毛泽东一生的革命生涯里，始终从孙中山留下的“宝贵遗产”里获取着营养、汲取着力量。

在毛泽东后来的革命生涯里中，他曾很多次对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革命精神做出过崇高的评价。

从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写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到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写的充满深情的《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给了孙中山很多伟大而崇高的称谓。

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此之高、之多，且饱含真情实感，这在毛泽东一生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如果以时间为序，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称谓先后有：伟大领袖、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伟大革命家、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或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等。

其中，“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称谓，最能反映孙中山开创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不仅从总体上对孙中山作出崇高的评价，而且具体说明了孙中山的“伟大”之所在：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孙中山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把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对后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也是在这种影响下，“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毛泽东就把孙中山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一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把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出来。

1920年，毛泽东（左四）与进步团体“辅社”同人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拥护孙中山

毛泽东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更深的感悟和充满理性的关注，在他向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1919年(毛泽东时年26岁)得到了迅速升华。

1919年夏，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前所未有地体会到了人民群众所蕴藏着的伟大力量，而反思辛亥革命，则又使他理性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源泉所在。

毛泽东思如泉涌，挥笔写就了长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湘江评论》连载了毛泽东的这一文章。

文中对辛亥革命作了生动的描述，指出：辛亥革命使人们有了“一层觉悟”，这就是“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人们应该有话敢说，有事敢做。

文章同时指出，虽然辛亥革命所持之“主义”，是为一般民众所赞成的，但革命行动本身，却缺乏广大民众的参与，没有建立起“民众的大联合”。

由此，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唤起大多数民众，所以他认为欲动天下，必先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方有可为，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才会富裕昌盛。

这是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局限性的最早说明，其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同他后来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民众的大联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试图在五四时期革命群众运动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总纲。

就这样，青年毛泽东从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理性分析出发，初步确立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十分可贵的群众史观，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从一个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者，到一个拯救民族危亡的实践家的历史起点。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尚未到而立之年，然而他年轻的面孔却闪现着与他的年龄很难匹配的稳健、成熟和坚毅。他积极推动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甚至激烈反对的国共合作，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4年1月，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年轻的毛泽东引起了孙中山和许多国民党人的关注，孙中山亲自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中就有毛泽东，并选举他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以后，他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并担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在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毛泽东还于1924年3月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的招生复试工作。

1926年夏，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专题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在讲授农民问题时特别注重联系辛亥革命的实际，他指出：辛亥革命没有提出农民的要求和需要，没有为农民而奋斗，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所以革命遭到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

随后，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又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对这个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和杰出贡献，与辛亥革命对毛泽东的影响和启迪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

1927年，孙中山亲手缔造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破裂，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道路。

毛泽东于同年秋在湖南领导著名的秋收起义，并建立了井岗山革命根据地。

著名诗人柳亚子由此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兴奋地撰诗赞誉毛泽东: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们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在这里，柳亚子把孙中山和毛泽东并称为列宁。

1949年5月，毛泽东与柳亚子

研究孙中山

毛泽东认为，学习孙中山就必须很好地研究孙中山，尤其要总结他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并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对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毛泽东作过如下概括：“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后来，毛泽东将孙中山从事革命实践的历史更为具体和准确地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他在1942年谈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还特别强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对辛亥革命进行的科学评价，可谓简单明了且一语中的，他指出：“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

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革命已经“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来说，都是实行这第一步”，“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

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来诠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说者说得精辟，听者听得明白，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变得容易理解，这既是毛泽东洞悉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判断，也闪烁着毛泽东个人充满睿智的行文魅力。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尤其是毛泽东特别注意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寻找答案。

毛泽东在1925年冬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刻的探寻。

该文指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看清此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中国革命没有国际援助。

毛泽东一方面从革命目标和口号的局限、革命政党的不成熟、革命队伍的孤弱、国际环境的不利等方面，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说明，另一方面则启迪着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期，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敌友、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中国革命的道路与形式等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

后来，毛泽东在很多著述中更加全面地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教训。他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客观方面“是敌人力量太强”。这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干涉和破坏辛亥革命。

主观原因“是自己的力量太弱”， “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进行，毛泽东还对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作了深层次的剖析。他说：辛亥革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产业工人人数虽还不多，然而他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 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而农民占近代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没有这两大阶级的勇猛参加，怎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探索与研究可以说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加快，毛泽东的这种研究和探索也得到了逐步深入，对寻求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没能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地，中国的先进分子必然要在荆天棘地中继续向前探索，辛亥革命所留下的经验教训就成为了最为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

而一部中国革命史告诉我们，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及由此得出的真理性认识，无不与对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有关。

可以这样认为，辛亥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深深的影响和奠基作用。

怀念孙中山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敬重和怀念是发自内心的。毛泽东一生艰苦朴素，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成为新中国领导人之后，他对自己的衣食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在事关党和国家形象的场合，他都要穿上中山装。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是穿着中山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的。

此前，一向对自己的衣着极少费心的毛泽东对穿什么装上天安门城楼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因为他觉得他要代表党和人民宣告新中国的成立，个人的形象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

有人说，穿西装吧，这才像个大国领袖；也有人说，像斯大林一样穿大元帅服吧……毛泽东对这些建议频频摇头。他不容置疑地说：还是穿中山装。

中山装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亲自设计的，并经常穿着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在一些重要会议和外交活动中穿的都是中山装。

伟人的情怀是相通的。毛泽东深深怀念着孙中山，是因为对孙中山给了毛泽东多方面的影响和启迪。

可以说，这种影响和启迪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常提及辛亥革命及其领导者孙中山。

在1938年孙中山逝世13周年时，毛泽东就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是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同时毛泽东又能把革命的主义和政策与革命的毅力和精神相结合，使主义和政策得到贯彻。

毛泽东说，40年艰难曲折的奋斗中，“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

1940年， 毛泽东在他的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这里，毛泽东不仅进一步指出了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和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时还突出强调了他有着与时俱进的宝贵精神。

1956年， 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又写下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一生的历史功绩和革命精神作了新的全面总结。

毛泽东在文中饱含深情且意味深长地说：“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演讲，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毛泽东还着重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孙中山留下的“遗产”的确是弥足珍贵的，他喊出的” 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仍是堪称最能唤起、激励、凝聚中华民族的口号。

毛泽东作为孙中山之后的又一位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世纪伟人，他对孙中山的由衷敬重和珍贵“遗产”的继承，确实已成为仍在感染和鞭策着后人砥砺前行的世纪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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