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有邯郸六朝古都碑石（邯郸国宝探秘）

邯郸碑林

丛台公园里，鸟语花香，人流如织。这座公园最僻静的地方，大概要属邯郸碑林了。之所以僻静，原因有两条。第一，它虽有独立的院落，却隐身于七贤祠内，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第二，丛台公园实行免费已经多年，唯独进入七贤祠，需要购买5元门票。区区门票，阻拦了相当多游客的雅兴。不进七贤祠，自然也就无缘一睹邯郸碑林的风采与厚重了。

邯郸碑林的建立，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邯郸考古学界的前辈陈光唐老先生的大力呼吁。不大的院落里，共计收入古碑33方，现代碑刻11方，荟萃了从唐代到民国的众多碑刻，是邯郸碑刻文物最集中的地方。

在众多碑刻之中，哪块最重要？有人认为，是“唐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铭”碑。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该碑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墓志碑，但原件已被移到大名石刻博物馆。现存邯郸碑林的只是复制品。其次，该碑的渊源主要与大名有关，与邯郸城本身关系不大。

事实上，在邯郸碑林里，对邯郸城来说，关系最紧密、意义最重大的石碑，应数“三辅锁钥”碑。这块长度不到1米的石碑之所以重要，源于它拥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三辅锁钥”碑

我们首先看这块碑的落款：“赐进士第知邯郸县事赵振基建”，“崇祯二年五月廿七日大吉立”。也就是说，它是在明代崇祯二年，由邯郸知县赵振基题写的。那一年是公历1629年。当时，神州大地爆发了两场严重的危机，极大地改变了后来中国历史的走向。

首先，后金皇太极雄心勃勃，亲自率领八旗精兵，自东北的白山黑水出发，绕道蒙古，避开了明军的宁锦防线，选择明朝长城隘口最薄弱的环节——龙井口和大安口作为突破口，成功地跨越明朝千辛万苦修建的长城防线，攻占了军事重镇遵化，终于直抵北京城下。皇太极这次入关，史称“己巳之变”。

“己巳之变”让崇祯以及满朝文武陷入极大的恐慌。匆忙应战中，明朝最精锐的将领要么战死沙场，如赵率教、满桂；要么失去崇祯的信任，身首异处，如袁崇焕。最后造成辽东守军士气极度低落，为日后清兵入关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由于地球进入小冰河期，属于自然经济的农业发生大规模减产，西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灾害。与后金军队连年作战，导致国库空虚，明廷为了苦苦支撑战事，不断加大赋税和徭役，进而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最终引发陕西等地广泛的农民起义。

镇压农民起义的明军本来就数量有限。在“己巳之变”中，崇祯朝廷火烧眉毛，首尾难顾，不得已从西北抽调大量兵丁来抗击后金的八旗精兵。这无疑减轻了农民起义军的压力。在很短时间内，李自成、张献忠等各地起义军呈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简而言之，这一年，崇祯朝廷腹背受敌，危机四伏。

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大背景下，“三辅锁钥”碑诞生了。所谓“三辅锁钥”，指的是邯郸作为京城的南大门，倚靠坚实的城墙，像牢固的锁一样，拱卫京师。可以说，这四个字，带有极强的政治表态的意味。

那么，邯郸知县赵振基作为区区七品芝麻官，有什么资本夸这样天大的海口呢？我们只要了解以下资料，就可以得出结论：他一点儿没吹牛。

据明代嘉靖年间的《广平府志》记载，邯郸城自明朝初年开始，经历了好几次大型的修缮。每次修缮，都极大增强了邯郸城的军事堡垒性质。

1466年（成化二年），扩修；

1511年（正德六年），加修；

1514年（正德九年），通过疏导通浚滏阳河，再次修缮邯郸城墙；

1531年（嘉靖十年），知县赵时吉组织人员兴修了护城河，进一步提升了邯郸城的军事安全性；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由于暴雨，邯郸城墙崩坏，知县董威组织了大规模修缮，极大地加浚了护城河，“濠阔七丈，深一丈五尺，堤阔三丈，收顶一丈五尺”。这样宽阔、深大的护城河，在邯郸城的历史文献中，非常罕见。同时，还“筑敌台二十有五，台立铺舍三楹。以甓女墙千五百八十有九，四隅各构危橹。四门各券层城……”也就是说，此时的邯郸城头，军事堡垒林立。

“雉堞保障”碑

从这时候起，明代的邯郸城有了固定的四个城门。城门、城墙均以砖里外包砌，增加了耐攻击性。之后又于东、西、北三门加修了瓮城。瓮城均南向开门，通过护城河桥沟通城外。当敌人攻入瓮城时，如将主城门和瓮城门关闭，守军即可对敌形成“瓮中捉鳖”之势。这样完善的规划，建造成本极高，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572年（隆庆六年），知县张策再次修补缮建，并把北门的名字由“拱极”改为“迎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邯郸城的大规模改造过程中，千年名胜丛台从古迹转变为了战斗堡垒。

丛台作为邯郸的名胜，嘉靖以前都在城墙之外。1534年（嘉靖十三年），兵备副使杨彝“饬兵赵地，阅城邯郸”时，很惊讶地发现城墙外的丛台不仅距离城墙很近，而且比城墙还高。为了避免未来的敌人占据丛台，向城内发起攻击，杨彝命令邯郸县丞王景组织工程队，修了甬道，把丛台与城墙连接在了一起。今天丛台的最高建筑据胜亭，就是杨彝当时的杰作。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也就是知县董威大修护城河那年，他进一步扩建了丛台与城墙之间的甬道，使“其阔遂与台相等”。这样一来，丛台彻底变成了邯郸城的最大的军事堡垒。这恐怕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在丛台上观赏歌舞、演练兵马时不会预料到的。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反复大规模修缮，到了1629年（崇祯二年），当邯郸知县赵振基赫然发现兵匪四起、朝廷自顾不暇时，作为进士出身的他，第一反应必然是尽忠报国。他手中的王牌，就是牢固的邯郸城和深大的护城河。

有了这份底气，他就可以志得意满，以大义凛然的心态，用略带柳体的正楷题写了两块石碑。一块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题“三辅锁钥”碑。另一块是现收藏于邯郸市文物研究所的“雉堞保障”碑。他把这两块碑分别镶嵌在邯郸北关玉皇阁的南、北门洞上方。

之所以镶嵌在这个地方，我分析，原因有两点。首先，向北方的京师传递“邯郸万无一失”的政治信号。其次，暗含宗教因素，祈盼“天佑大明”。

我们现在见到的“三辅锁钥”碑，多少有些破损。据邯郸市博物馆原馆长郝良真先生分析，破损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它受到了四百多年来的风吹雨淋，自然侵袭；第二，当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占据北京城前后，可能对邯郸城也进行过攻击，进而对石碑形成了一定的破坏。

很可惜，石碑内容虽然信誓旦旦，却最终没能保住大明的江山。崇祯皇帝在煤山歪脖树下自尽时，恐怕不会想起，在九百里之外的邯郸城，曾有一位朱家的忠臣为他刻过这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