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守陈仓（陈仓无根之病）

花开的两个方向

每朵花都有两个方向，开，或者不开。似乎是仓央嘉措说的，不开，比开还要累。在上海，我常去西南偏西的青浦，理由多数是为祭祀我的岳父，我的岳父就埋在那块土地上，那块土地上有中国最美的坟地，坟地里有玉兰树有太阳花有清水河。这块坟地叫福寿园，福寿园给很多人的印象，其实这不是一个坟地，而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认定，我的岳父在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永无结局、无比奢侈的高尔夫运动。

每次去福寿园看到自己的名字，雕刻在一块黑色的石头上，而且一半被埋在草丛中，我就觉得是扎根的了。无疑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每次去青浦，不管冬至清明还是别的什么日子，除去坟地之外，更多时间还要去朱家角，去淀山湖，去佘山，去东方绿洲。去这些地方我们得到的更多，因为在那条路线上，除了故人安息之外，还是一个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我过去几年写了十六部“进城”系列，基本在写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写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的冲突。我曾经说过不止一次，一个农村人要在城市里安家，无异于是重新建造一个故乡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有人出生，关键是要有人死去，要有人埋在那里，化为泥土的一部分，那才是我们的根。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现在需要校正我的目光，我的目光无疑是斜视的或者是短视的。因为在这个以生命为主色调的世上，有死，就有生；有地下，就有地上；有冷漠，就有温暖。我不能选择一个方向，而放弃另一个方向，因为生是生动的，地上是光明的，温暖是含着火焰的。生动的东西才附得住灵魂，光明的东西才有深意，火焰才可以让人去飞翔。

我是农民出身。我承认，我对庄稼的爱和对土地的敬，是一个农民伟大之处，也让一个农民带有偏见。我的这种偏见虽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但是共鸣并不一定就是希望。

对于埋在地下的东西，不见得都是死亡，而应该还有更加美好的、充满想象空间的、具有生机的、温暖无比的东西，那就是根或者种子。只有埋下这样的东西，你的东西才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扎根的方向是朝上的，而不是朝下的。朝下只有漆黑的，而朝上除了有一个明媚的世界，还有一个美好的天堂。像一滴水，沉沦下去是什么，我们是弄不清楚的，但是朝上的话，肯定是雾，是雨水，是飘飘的白云。

树是一个人的宗教

爱山者仁，乐水者智，种树者为真善人。有人积德行善是想下辈子托生为人，有人吃斋念佛是想下辈子修道成仙，唯有父亲敬树尊树喜欢树。他总告诉我说，他下辈子既不想上天，也不想入地，唯独想做一棵树。树把根扎在地下，最接近魔鬼的地方；树把叶伸入天空，最接近神仙的地方。所以只有树是跨界的。

其实在这个世上，所有生命之中，唯有树是善的，是踏实的。我带八个月大的儿子逛动物园，他见人与动物都不停地躲，表现出万般的恐惧，唯有见到大树小树，他均不哭，很高兴，想攀爬。在他眼里，到处乱跑的、能说话的，全都不是善类。唯有树长在什么地方，五十年、一百年，它仍不言不语，守在原有的地方，随风摇晃而已。我相信，如果蚂蚁、小草有眼睛的话，它们应该也会这么看待万物。

还有证据可以证明树是善的。比如一只小麻雀，它从不敢在我肩头落脚，即使我一动不动地站着，装成一棵美丽的树，它仍不愿降落在我的肩头，而对于树，哪怕再婆娑、再繁茂、再弯曲不定，它仍信任树，不但把巢筑于其中，而且还在上边跳动与鸣叫。

树是父亲一个人的宗教，他的宗教与大多数人的宗教不同。父亲是有信仰的，他一生信仰的都是树，他把万物中最善的东西，作为自己前世的因、今世的缘、来生的果，寄托肉体，附上灵魂，予以敬重和善待，这才是大修，是真信仰。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始终带着一颗虔诚之心，每一个字不像在写小说，而是在记录父亲念过的经文和圣行。每写一段，我就朝窗外看去，那些正在发芽的、随着春风醒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幻化的父亲。他虽为人，却早就一棵棵地修成了树。

仅有一粒麦子是孤独的

刚刚整理家务的时候，发现了一粒麦子。我突然想，在这个城市，有两千万张嘴巴吃饭，恰恰没有一个人在种麦子，很多人甚至不认识麦子只见过面粉。

这粒麦子应该是父亲进城小住时夹带而来的。这么大个城市，父亲一走就空空荡荡的，就放着一粒麦子，这是多么孤独和无力。我把这粒麦子送回乡下去，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麦子，它一下子就不稀奇了；把它放在嘴里嚼掉，根本不能充饥；我拿它去喂麻雀，应该很有意思，但它不如一只虫子，喂完之后我也不知道它做了哪只麻雀的早餐。独自漂泊在外，我与这粒麦子的经历很相似，甚至它就是另一个自己，值得我把它当宝贝一样藏着，但是在别人眼里，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是很容易弄丢的，太容易失传了。怎么办呢？我只能在这个城市，就地找个干净的角落，把它作为一粒种子埋起来。

如果没有农村生活经历，他不一定如此敬重一粒麦子，关于一粒麦子的文章光靠想象，怕是断断写不出来的吧？《父亲进城》是我“进城”系列第一篇，刊出后有好几个读者给我留言，说是看哭了，问我是不是真的？刘震云最近在与崔永元对话时说：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编“瞎话”可能比写真话更接近真实。每个打动人心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独门武器，回看自己的小说，我恐怕做不到像刘震云那样，到自己的笔下去找知心朋友，在小说里与他们谈话。我的创作倒是比较切合高尔基的说法：我们的感觉，都是用皮肉熬出来的。

在《父亲进城》里，从人物塑造，到情感宣泄，到细枝末节，基本动用了我的整个皮肉，再大的磨难，都替读者事先经受过了。也就是说《父亲进城》所讲的故事，完全靠想象恐怕是写不出来的，它在我身上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之中的碰撞甚至还要激烈，经过艺术的再加工，用血肉的文字呈现出来，这恐怕才是触动读者神经、引发读者共鸣的所在。

我们正在消失的故乡

推出《父亲的晚年生活》之后，与我同样漂在上海的一位姓虞的江西老表，他提笔写信给我，满满三页，白纸黑字，不是电子的。恐怕他觉得，关于故乡，必须写在纸上才比较合适。然后他就约了一帮子人，有江西的，有江苏的，有安徽的，反正都来自天南海北。

小聚时是天黑后的灯火阑珊处，地方叫江西野味馆，喝四川酒，吃江西菜，讲自己的家乡话。菜馆里有一道菜是香熏大雁，可惜这道菜很热门，被点空了。我当时就想，难怪自己好久没看到过咿呀咿呀的“人”字，因为大雁被人们摆上了餐桌。后来再想，“云中谁寄锦书来”稀少了，或许是大雁们也彻底失去了故乡，无须再来回奔走了。小聚中另一个江西老表问，你们春节还回家吗？我是一定要回去的，不过前几年回家是探望父母，如今回家只有一件事，就是去上坟，对我来讲故乡就是一座坟。

前些日子，有位叫春暖花开的留言安慰我，你在哪里，母亲的心就陪着你在哪里，你的自在生活母亲都能分享。我的母亲去世几十年了，早就化为一股风了。对于风而言，是没有故乡的，树在哪里，叶在哪里，它们就在哪里。一草一木就是它们的故乡。我两年没回故乡了，但是过年过节少不了一个仪式，那就是给母亲上坟。我会带着纸钱与香火，找一个大一点的十字路口——大一点的路口一般风都比较大，给母亲烧纸，下跪，磕头。我回复春暖花开，我最大的不孝是，让生前没有来过上海的母亲，在死后却要跟着我，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

秋天时，我儿子落地了，我给他上户口，他身份证号前几位是“310107”，出生地是上海，而我身份证号前几位还是“612523”，出生地永远都是陕西。我半截身子都埋在上海了，却还不能称自己为上海人，但是我把自己一点点埋在上海以后，如果别人问儿子，你的故乡在什么地方，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讲，他的故乡在上海。我陈氏的血脉仍在延续，香火仍然不灭，只是延续的地方变了。

《父亲的晚年生活》讲的就是一个村庄正在消失的故事。我天天在祈祷，让我的父亲长寿，他多活一天，我的故乡就多存在一天。但父亲不会长生不老，等他离开的那一天，不就如江西老表所言，我的故乡只剩下一座坟了吗？我每年回故乡一次都难，到儿子这辈人，他们多久才回去呢？到儿子的儿子，他们还会回去吗？

初冬时，从塔尔坪传来消息，要下大雪了。这一小片岌岌可危的土地，又开始在我的脑海里使劲地摇晃。如果把故乡比喻成村头的一棵大树，父亲就是挂在树梢上的最后一片叶子。他的摇晃让我十分担心，我担心有一天这片叶子被风吹落了。没有叶子的树还能不能叫树呢？小说结尾，大雪封住了塔尔坪。有人问，我的父亲到底有没有跟我进城呢？这里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拥有不同故乡的人在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埋在心里的炸弹

前几天，朋友小叶说自己身体不适，去医院验了血。漂亮的女大夫笑起来很迷人，她含蓄地对他说，他身体里埋了个定时炸弹，少则三五年，多则十来年，就呜呼哀哉了。原以为知道自己病情，他会更加烦躁，奇怪的是，他不安了几十年，竟然一下子安静了。小叶说，原来开车是横冲直撞的，在花前月下散步，也是大步流星，总一副赶路的样子；吃饭是狼吞虎咽的，好像后边有一群狼逼着；一旦天黑出行，手握半块砖头，以防遭遇劫匪。从医院出来，他把车开得像出殡似的严肃缓慢，遇到红灯绿灯从来没有过的规矩，路过一家陕西菜馆，不再违章停车，花二十块停车费，享受一顿久违的羊肉泡馍。掰馍，喝汤，细嚼慢咽，吃了大半个小时，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满足和过瘾。

小叶说，在单位，遇到写匿名信的那个人，他对他笑了笑；看到总跟自己过不去的那个人，他还是笑了笑。好像过去从未发生，一切都已经释然，一堆破事，忽然一下子失去了意义，回头窗外，阳光明媚，鸽子很白。他开始写遗书，把这么多年欠下的一一罗列了下来——小学时，邻居家晾晒的天麻，承认是自己偷的，希望给人家道个歉；初中时，答应一个女同学，考上大学后一定娶她，希望抽空找到她，看她过得是否幸福；工作第一年，借过一位朋友五百块钱，希望把二十年的本息一起还清。小叶说，当天下班的时候，踏着夕阳走得有些散漫，看到一群蚂蚁在搬运一个果核，原来匆匆忙忙，会无视它们，自己一脚上去，它们就粉碎了。但是这一天，他绕行了。

《兔子皮》之前，我的“进城”系列多在城乡间徘徊，从这一部开始，我把讲述的重心放在城里。我在城里生活了二十年，让我用几个词来反映，比如冷漠，比如浮躁，最想说的是“不安”，不安是一种常态，正如女大夫所言，像有一枚炸弹。不过这枚炸弹，不是埋在身体里的。埋在身体里的炸弹，像病人小叶一样，随着死神的靠近，就会一点点排除；而埋在心里的，说不清什么时候，触动了哪根神经，就会一下子爆炸了，而我们永远不知道排爆方式是什么。

我是学了点中医的人，对于埋在身体里的炸弹，可以开个方子，柏子仁、远志，煎服便可。但是埋在内心的炸弹，正如文章结尾，我照样非常迷茫，去寺庙里烧个香下个跪，似乎是无法得到宽恕的。这种忏悔只求得了一时心安，真正的心安如果像小叶一样，需要在最后一刻靠死神来兑现，以抵命的方式平复自己，显然是不是有些悲催了？

一颗石头有话要说

我常去陕西路逛逛。我是陕西人，去逛陕西路，像是流淌在一根亲人的血管里；而且陕西路上散落着怀恩堂、马勒别墅等历史老建筑，逛起来就别有风味。那天黄昏，再去逛时，在与南京路交叉的十字路上，我碰到了一颗石头，脑袋圆圆的，不含金不带玉，也不是一个雕塑。有人踢了一脚又一脚，有条泰迪冲上去闻了又闻，一个捡破烂的人跑上去，拿在手中掂了掂，大家都失望地离开了。

如果这颗石头在陕西老家，它可以靠着另一颗石头，旁边的小草黄了又绿，河水哗哗啦啦地潺潺流过，我可以用它，打水漂，垒石链，烧石灰，盖房子，起墓。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为什么跑到了上海，跑到了一个没有石头的世界。这颗石头，在上海没有兄弟，似乎百无一用，显得那么唐突，被夕阳一照就有一些刺眼，所以别希望有人来认同它融入它。

那个认同你融入你的地方，也许就是你的故乡。上海绝对不是石头的故乡，水泥是石头的亡魂，钢筋是石头的骨头，上海只是钢筋与水泥的故乡。我有一首诗叫《两个碑》，希望死后把我运回故里，不至于在陕西建一个灵魂墓，在上海建一个肉体墓，让一个人撑起两个碑，这是无比沉重的。每个背井离乡的人，其实都有两个碑，碑上雕刻着完全不同的墓志铭。

那天黄昏，我穿过车水马龙，把那颗石头拾了起来，带回了我的新家。《女儿进城》就是在那天晚上，在一片爆竹声中动笔的。写作的过程，我不停地出现幻觉，感觉自己就是这颗石头，又感觉这颗石头有话要说。我只是代替它，用文字的形式，道出了一群离乡别土者的内心。

“无根”是一种病

我又做梦了，梦见自己在深山中采药时迷路，于是使劲地呼喊着“爹”向他求救。但是爹终究没有听见，与已经去世多年的哥哥一起隐没于山林。这时的梦里，看到了一座寺庙，我绝望地向寺庙扑去，希望在寺庙里住上一晚，然后等着天亮后继续回家。

年轻时梦多，如今进入不惑，梦就更多了。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基本是在上海实现的，上海是最让我头痛脑热的地方，但是这么多年总有一件无法解释的奇事，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做梦，在哪里做梦，春梦或者噩梦，场景无一例外，都是那几间破屋子，都是那个群山包裹着的小山村，都有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父亲。

开始觉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恐怕自己太想家了，后来就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有时候我是不想家的，不想家的时候我仍然还做这样的梦。我仔细想了想，或许因为它是我的故乡，我是在那里出生的，而且母亲、哥哥都埋在那里。如一株麦子或者是苞谷，无论它们被运到哪一座城市，被人们加工成麦片还是面粉，它们基本的味道是一样的，营养成分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大移民时代，陌生人见面了，如今问得最多的，就是“你家是哪里的”，大家基本都明白，这个“家”所指的，不是你如今住在哪里，而指你的故乡在哪里。我特意查了一下字典，“家”是“家庭或者住所”，“家庭”是指“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故乡是指“出生或者长期居住的地方”。

我的感受是“故乡”一词的定义不准确，起码是有偏差的。“出生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长期居住的地方”。如果这样定义的话，我起码有四个故乡，这么多年我在四个地方长期居住过，塔尔坪、西安、广州，然后就是上海。在我心里，除塔尔坪之外，其他几个城市还不够格，即使我在上海有了房子，娶了个老婆，生了个儿子，但是它的分量仍然与故乡无法相比，充其量只能是我的“家”。《百年孤独》里有言，没有一个亲人埋在这里，就不能称之为故乡。

马尔克斯的这句话解释的是根的问题，我同样感觉它的不足。我企图对“根”进行一些修订，那就是“死与生”——不仅要生在这里，还要埋在这里。对于人，我们无法像春种苞谷秋种麦子那样，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种子，有的只是一次性消耗的生命，所以生命诞生与安放的地方，那才是故乡。

一切传奇都不在墓碑上

我有个小说所写的“叔叔”，因为去西安坐了一次牢，成了一个令人敬仰的英雄，这个形象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就是我的亲叔叔。

不过有几点要声明一下：一是现实中的叔叔不在西安坐牢，而是在商州一个砖瓦厂劳动改造；二是叔叔确实是因为贩粮票而被定罪的，不过那是一个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我们一直不明白他的尾巴在哪里，所以从来就没有把他等同于坏人，反而因为坐牢而进了城，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三是叔叔不是因为坐牢才学会写对联与起墓的，他自小就是很有文化与智慧的，如果当时我们家族的成分不是地主，他恐怕早就事业大成，即使不是个大官，起码也是个大款；四是叔叔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没有叔叔，我可能还在农村种地放牛，更可怕的还是一个文盲，不可能用小说来书写一个村庄的历史。

叔叔叫陈先甫，几年前得肺癌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前来吊唁的人，在我们塔尔坪这条山沟里，排了几里长的队伍，花圈从沟底排到了沟脑，这种壮观场面可谓是第一次。有人把这归结为他养出了一堆有出息的儿女，是儿女们的面子大，我对此是不赞同的。他的儿女一个在县城任职，一个在石家庄谋事，一个在西安城经商，还有一个在老家农村。他的儿女不可能是他的纪念碑，与我一样却是他忠实的祭奠者。回乡参加丧事的，有归隐多年的大堂兄，有已经过了五服的后辈们，按说他们完全有理由不去。

我就没有回去，不是因为对叔叔没有感情，而是人生中确实有比“死”更大的事情，对应的就是“生”，我的儿子那时候正怀胎腹中。在叔叔生病住院的最后时光，正好是我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我多么想回去看看他，与他见上最后一面，再把这部小说送他一本。因为在我们塔尔坪，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已经走出大山的同辈人，他们与这个时代一样，对文化人是持漠视态度的，特别是我的两个姐姐和家族成员，他们多数都是文盲半文盲，一辈子都没有看过一篇小说一首诗，不知道何为诗词歌赋，在他们眼里，写文章不如回家种洋芋。

我的父辈中，父亲当然与我最亲，他也是一个彻底的文盲，写自己的名字都勉强，有一个大伯与三叔，勉强能识几个字，已经去世多年了。我的叔叔是唯一可以阅读我文字的人。早几年，我回家，顺便带了一本诗集《诗上海》，但是离开村子之前都没有可送的人，于是忐忑不安留给了叔叔。我以为他不会在乎，还不如给他买的那盒中南海香烟，很有可能变成他糊天花板的墙纸。但是后来，再回去的时候，我送他的那本书，已经被他读完了，并传给了他的孙女。他怀疑地问我，你是记者？我拿出记者证证明给他看，他终于一脸欣慰地对我说，我们陈家出了个文化人，你可以好好写写我们塔尔坪。

所以，在老家，在塔尔坪，几百户人家，不到一千人中，他是唯一读过我作品的人，他就是我的知己。如今，塔尔坪这个在地图上都查不到的小山村，因为我的原因而被许多人所熟知了，有很多人对我说，得抽空去塔尔坪看看。事实上，除了几间破败不堪的房子，一条时干时流的无名小河，你去是看不到什么的，因为一切传奇都不在墓碑上，塔尔坪的墓碑更简单，除了名字与生卒年月，再不会雕刻其他的文字。

血脉不见得是红色的

窗外秋雨时断时续，风异常凉爽，凉爽得有些阴冷。我要写一篇创作谈的时候，我的怀里正抱着我十一个月大的儿子，他没有缘由地啼哭着，显得毫无节制，只有钻进我怀里的时候，他才能安静地入睡了。我抱着儿子，内心里不停挣扎着的，却是小说中的奶妈张小泉。她怀里也抱着一个孩子，与我不同的是，我抱的是自己的血脉，因为父子之间与生俱来的血肉相连，使我在辛苦与狼狈中升起一股幸福感。而她呢？抱着的，却是与自己几乎无关的人，她与他之间如果说有联系的话，那就是乳汁，白色的乳汁。

其实，不知从何时开始，奶妈这一看似民国以前才有的职业，却突然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几年前，我只知道为了生计，有出卖肉体的小姐，有出卖苦力的保姆。虽然社会已经禁止卖血，仍然有人在暗中卖血。直到有一天，我接触到一个陕西老乡，我问她在上海干什么的时候，她说，她在给人家当奶妈。我说，奶妈不就是保姆吗？她似乎有些气愤地说，这你就曲解了，两者当然不一样，保姆是没有奶水的，而我是有奶水的，我要给别人的孩子喂奶。看着我吃惊的样子，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奶妈和卖血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白色的。当着她的面，我没有忍心问她，她的乳汁是从何而来的？她自己的孩子当时又在何方？但是我相信，这白色乳汁与红色血液是不一样的，红色血液人人都有，而白色乳汁只能来自一位母亲生产后的身体。

从此，这个陕西老乡就一直在我内心跳动，她有时捧着一对充盈的乳房，有时则茫然地看着窗外，直到我儿子出生之后，我才明白，并不是生你的那个人才值得叫一声母亲，那个用白色乳汁把你一点点养大的女人，同样值得你深情地叫一声母亲。这个奶妈的身影，终于在我内心中变成了一场地震，让我有了书写她的冲动，最初我写了一首长诗，诗中我说：

“有乳就是娘，看到孩子冲着我笑

我说，钱就不要了

等孩子会说话了

记得喊我一声妈。”

我觉得这还不够，几乎在儿子的屎尿中，我一口气完成了这部作品，那几乎是一天一夜的事情。

正如小说中的张小泉一样，如果为了钱，她绝对不会当奶妈。与小姐卖身、女人卖血、保姆做苦力相比，奶妈最不一样的地方，她其实什么也没有卖。能卖的东西是可以生产的，是毫无节制的，所以从她体内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的，恐怕只有温暖的母爱。所以说，这部小说不是一个外乡人的血泪控诉，而是在“进城”这个大背景下，对所有定义下的母亲吟唱的一曲赞歌。

节选自陈仓散文集《月光不是光》

图片来源：网络

设计制作@胡湫

作家简介：

陈仓，陕西丹凤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第二期“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扶持计划”入选作家。出版有诗集《流浪无罪》《诗上海》《艾的门》，四千行长诗《醒神》，千行长诗《天鹅颂》，八卷本《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长篇小说《后土寺》《止痛药》，长篇散文《预言家》《动物忧伤》，中篇小说集《地下三尺》《再见白素贞》，散文集《月光不是光》等。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方志敏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大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北京文学奖、广西文学奖、第二届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第三届中国星星诗歌奖、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排行榜）等各类文学奖项三十余次。曾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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