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的人生经历了哪些事（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

“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语序变化带来的是不同的思维不同的价值观。作为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世界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先导名家讲座第八讲，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王博讨论的话题聚焦中国哲学时代的核心问题“秩序”。6月2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顾红亮的主持下，以道家研究见长的王博将自己对儒家理解的秩序问题娓娓道来，在“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的思辨之间，经由“天”到“人”再到“心”，进而得以在西方“存在之上”的终极思考之外，打开一道“心性”与“天道”相统一的儒家秩序形上学的新门。

“‘天下有道’是儒家的‘最终极的关怀’”。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曾点出“秩序”概念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提出“‘秩序重建’是‘儒家真学脉之所在’”。在王博看来，余英时的说法适用于整个儒家传统，他意识到秩序问题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学说中占据的重要性。那么，秩序重建的“地基”是什么？对礼乐之本的追问如何产生新的秩序精神？由此出发，“秩序形上学”是否体现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精神？

6月21日，王博在线上以“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简论儒家的秩序形而上学”为题开讲

“大哉问”：礼乐之本如何从天赐回到人间

在《论语》中，林放问礼之本？孔子答之曰：大哉问！肯定林放提出了一个伟大的问题。的确，追问礼乐秩序之“本”成为儒家哲学形成的的基础。王博认为，在中国哲学出现以前的古典时代，秩序就已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但与儒学开启的时代不同，在古典时代，秩序被认为是天赐的，儒家则完成了“生于人”的转向。与此相关，儒学对秩序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关心“人是什么”的问题，通过人情、人心、人性、人伦、人道等概念，建立起合乎人的秩序。

张岱年在《天人五论》中对秩序给出这样的定义：“指众事物之众位置之相互关系而言，谓之秩序”，依此，事物，位置以及其关系成为构成秩序的三个关键要素。在王博看来，有自发的秩序，也有人设的秩序。如荀子所谓“天行有常”指自发的秩序，人设的秩序除了上述三要素之外，还包括命名和价值。“命名”使得原本“玄之又玄”的关系明亮起来，是事物的再塑造。而如何命名，则关联着知识和价值。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命名方式。

古典时代的秩序是天赐的秩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秩序的权威来自于天经地义。儒家哲学则实现了回到人间的转向。《中庸》说“道不远人”，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篇中也有提及：“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王博认为，“生于人”的秩序必然把注意力放在人之上，才能进一步讨论人是什么，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也才能塑造“合乎秩序的人”。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730枚记录13000个楚国文字的竹简。其内容包含道家和儒家学说，所记大多为首次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合秩序的人”：形体、情感、心灵如何塑造

在西方哲学中，康德给出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定义。而在中国哲学中，孟子曾提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王博认为这句话在“仁”“人”以及“道”之中，对人是什么做出交互定义。孟子还以“舜”为例具体展开，提到人与禽兽差别在于“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明于庶物，察于人伦”讲的是秩序，而“仁义”则是这一秩序的核心价值。王博认为，在儒家哲学的语境中，人是被价值与秩序定义的一种道德的存在。

*形体塑人：从礼器到言行的“四勿”

至此，秩序生于人又规范人，也即要塑造一个“合秩序的人”。关于合秩序的人，王博从形体、情感和心灵三个方面逐步展开阐述。

有形可见的形体，是秩序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从古典时代以来，秩序通常以形象表达自身，比如星象、物象、五行以及八卦等等，而其中最直观的表达方式即是礼器。典型代表是大禹所铸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除此之外，包括后来的各种符合秩序观念的青铜器以及建筑物都是礼的表达。礼乐化的形体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礼器，呈现出“威仪”，台湾学者杨儒宾概括为“威仪观”。儒家极其重视形体的塑造，如孔子所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乡党篇》记载孔子在不同场合的形象，是礼乐化形体的典范。

四羊方尊，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造型展示至尊气象。先秦时期羊有善良知礼的意象。《诗经·召南》中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

*情感动人：“发乎情，止乎礼”

合秩序的情感绕不开对《诗经》的讨论。“诗言志”，虽然各家对“志”的含义有不同讨论，但在古典时代，“志”基本上代表了“情”。而《诗经》作为六经之一，又是“先王之政典”，本身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从《关雎》中就可以看到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精神。孔子点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能看出儒家对情感“不可无”也“不可过”的主张。在《性自命出》中，对“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以及“礼作于情”环环相扣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情”是天降而无法逃避，且秩序始终要去面对的问题。

*心灵造人：“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形体到情感的历程展现出秩序的不断内化，并最终和心灵合为一体。王博认为，如果将孟子“即心言性，以心定性”作为终点，发现心灵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性自命出》中表达为“心无定志”，也即心没有方向，没有成为形体和情感的主宰。第二阶段在《五行》篇中，表现为将五行作出形于内和不形于内的区分，也即探讨了“仁义礼智圣”是否根植于内心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的论断。以此为基础，原本仅仅停留于形象的“天道”和心灵连接起来。在孟子这里，对“心”立体的讨论被王博概括为三个特点。其一是心与形体的区分，使得秩序超越了形体。其二是志与气的分辨将心与气之间划出界线。其三是在“尽心知性知天”中完成了人之为人充分的展开，心、性和天道贯通，达致“从心所欲不逾矩”。

天道与心灵的连接，还带了对传统生命等级观念的突破。王博认为，儒家虽然在许多论述中，根据对“道”的认识程度不同区分了庶人、士、君子、圣人。而后世以董仲舒“性三品”的划分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生命等级的观念。但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包含着平等观念。至此，从天赐的秩序到生于人的秩序，再到根于心的秩序，秩序形上学得以建立。

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众多帛书，其中包含《五行》篇。其内容共二十九段，约五千四百字，正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子思孟轲学派代表作“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五行》篇

关系之理：关心现实世界的秩序形上学

“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于，比起对世界本原的终极追问，更关心如何描述和理解给定的现成的世界。描述理解世界的结构、天地神民物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每个存在物在这种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或者扮演的角色。”在王博看来，对秩序的讨论开出了中国特有的处理这种“关系之理”的形而上学。

王博认为“道”作为秩序的总体表达，展现出对“物”的优先性。也因此，“物”被纳入“道”中，也即纳入秩序当中。在此基础上，关系本身成为了我们的讨论对象。对于儒家而言，人是一个关系中的存在，生命呈现在人伦世界之中。相较于西方对存在问题的关注，儒家的“秩序形上学”绝不会在所谓超验的世界中寻找一个抽象的实体。除此之外，王博还认为，秩序塑造的并不是一个僵化死板的物化世界，其理想是一个“万物并育不相害”的生生不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既有如亲疏、远近般两两相对的差序之“礼”，也有“周流贯通”的“乐”。

王博认为，儒家哲学更关注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思考的对象是“之间”的“关系”而非“之上”的“实体”。与西方形而上学区分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不同，儒家哲学认为只有一个世界

李约瑟曾说过“中国思想的关键词是秩序，尤其是模式”。王博认为，秩序一词在古代典籍当中虽很少出现，但秩序问题始终在那里。不同的学派如儒家、道家、法家提出了不同的秩序，有不同的秩序精神，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对待。王博以电脑与软件做比方，“同样一个电脑，使用不同的软件，其实就进入到不同的秩序”。顺着中国哲学所提供的一条线索，我们可以开辟出一条通向秩序形上学的道路。源自中国哲学智慧的秩序，其根基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以及我们关于理想生活的想象之中。生于人的秩序意味着，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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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鹰 李念

编辑：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