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毅和张学良的关系（从张学良手下最年轻的团长到共和国开国中将）

文/徐明

万毅将军是少帅张学良手下最年轻的团长，是东北军的一面革命旗帜，也是从中走出的唯一一位开国中将。在几十年军旅生涯中，他始终心怀国家，倾心革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是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虎将，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的美誉。同时，他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被誉为“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功臣”。

少帅手下的“反动”团长

万毅，原名万允和，字倾波，1907年8月8日生于辽宁省金县（今大连市金州区）。1925年春，万毅考入东北军陆军军士教导队（队长是张学良）学习。1926年起任副官处少尉副官、沈阳北大营军械官。1929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9期。就读期间，他惜时如金，专心致志，1930年毕业时，考试总成绩名列第一，并领受张学良颁发的奖品。之后，万毅先后任东北陆军第20旅第20团少校团副、张学良卫队统带部步兵总队第3队1营少校营长。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陆续撤退到关内。面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很多东北军爱国将士不解和愤懑，万毅也同他们一样，心情沉重而无法排解。1935年8月，他被调往西安张学良身边接受考察。一次，在陪少帅沿渭河边散步时，当听到张学良说要在此地建立东北新村，安置流落关内的东北军官兵家属时，万毅再也克制不住激动的情绪，说：“为什么要在这里安家？咱们东北哪个地方不比这里强?”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听了这话，顿时沉默不语。

过了半个多月，万毅被张学良派往驻甘肃省庆阳县西峰镇的骑兵第35师当联络参谋。在西峰，万毅结识了在师部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刘澜波，两人的家乡都是被日军侵占的辽宁，彼此一见如故。在和刘澜波的交往中，万毅初步了解了共产党，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也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这是万毅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触的开始，也是他认为自己“政治上走向新生的转折点”。

◆万毅

1936年1月，张学良决定重新组建第57军第109师。29岁的万毅被任命为该师第627团中校团长，成为东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6月，在参加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同开办的长安军官训练团期间，万毅同刘澜波有了更多接触。通过刘澜波的安排，一批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进步青年陆续从北平、天津等地，来到万毅的第627团。随着同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接触的增多，这位年轻的团长受到了强烈的革命震撼。

同很多东北人一样，万毅性情率直，在很多场合都毫不掩饰爱国、抗日的情绪。10月，他乘火车去郑州出差，途中偶遇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以及与她同行并担任翻译的中共秘密党员张兆麟。斯诺夫人对这位东北军年轻团长印象深刻：“戴着眼镜，比起一般军官来显得文质彬彬。他说话洪亮快捷，不时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看起来十分聪明、敏锐，同时又诚挚果断。”当斯诺夫人询问万毅对时局的看法时，万毅表示：如果蒋介石继续和日本人妥协，就要和一切愿意立即抗日的力量联合，打回老家去。并且，他“已决心为祖国战死沙场”，“时机一到，谁也别想阻止他”。斯诺夫人深受感染，她根据采访写了《东北军想打回老家》一文，发表在美国人办的《中国之声》杂志上，向世界传达了中国东北军爱国军人的抗日心声。

由于万毅的大力支持，第627团抗日爱国的氛围日益浓厚，1936年10月底，团里成立了中共秘密外围组织“抗日青年团”，万毅任名誉团长。驻团的国民党政训员与“抗日青年团”多有冲突，并秘密搜集青年团爱国活动情况准备上报邀功请赏。万毅知晓后，怒不可遏，狠狠地打了告密人一巴掌。这件事闹得动静很大，都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对张学良说:“你那个团长万毅十分反动!”要求张学良严加处置。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万毅快速反应，命令驻陕西乾县的部下严控西（安）兰（州）公路，加强警戒，阻止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队通过。随后，又率部赴渭南前线阻击中央军。进入阵地后，在万毅的领导下，第627团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他们向对方喊话，说明西安事变真相，并高唱抗日救亡歌曲，缓和敌对情绪，得到国民党中央军下层官兵的理解。由于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第627团最终守住了阵地，为稳定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安事变后，与蒋介石同去南京的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1937年2月，万毅被东北军中的反共分子扣押。面对审问，他一番“抗日难道有罪”的回答，让讯问者哑口无言。直到10月，被无理剥夺了兵权半年多的万毅，才被无罪释放，被任命为东北军第57军112师336旅672团上校团长。

抗战中“不死的吉鸿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鉴于上海战局吃紧，在安徽的第112师奉命渡江增援江阴。11月27日，日军对江阴要塞发起进攻，万毅率团和其他守城部队一起，同仇敌忾，勇猛拼杀，以劣势兵力，顶住日军飞机大炮的一次次进攻，血战5昼夜，迟滞了日军西进时间。之后，第112师在镇江稍事休整后，又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由于蒋介石下令守城部队撤退，加上国民党指挥机构无能，第672团撤退中被冲散，万毅和几名士兵几经波折，死里逃生，十几天后才找到了第57军军部。

1938年1月，万毅被任命为第112师334旅667团团长。春节过后，张文海和谷牧奉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派遣，来找万毅。长江局交代给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考察研究发展万毅入党问题，如果他符合条件，就吸收其入党，然后依托他这个团，在57军开展工作。”经过深入交谈和仔细考察，3月11日，万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政治生命由此揭开了崭新一页。这也被认为是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青年时期最出色的统战工作。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进行了一系列战役，万毅率部参加了著名的连云港保卫战，一举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1938年9月后，第667团随第112师转战皖北、苏北、鲁南地区。1939年年底，万毅调任第111师第333旅代理旅长。在率部与日军积极作战的同时，他发现并及时处置了第57军军长缪徵流对日投降一事。这次锄奸行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打击了汉奸投降派，粉碎了日军诱降企图。

万毅领导哪个部队，哪个部队的革命氛围就浓厚，再加上他的“八路”作风以及对汉奸深恶痛绝的态度，引起国民党反共分子的怀疑。1941年2月，第331旅旅长孙焕彩乘师长常恩多患病之机，密谋策划，将万毅扣押起来。中共中央闻悉，立即电告山东分局采取措施组织营救，但因敌防卫森严没有成功。之后，万毅被转押到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部，1942年8月，他趁机越狱并很快找到了八路军。当时，正逢第111师师长常恩多率部起义，万毅被上级派往111师工作。在奔赴根据地途中，常恩多不幸病逝，万毅受命代理师长，部队改称新111师。

◆万毅任东北军第111师333旅代旅长时留影。

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后，新111师配合八路军，两次参加了甲子山反顽作战，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外围抗日部队，初步在甲子山区站住了脚跟。根据山东分局的安排，1943年初，万毅率新111师来到莒南县，进行整训，开始把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万毅以身作则，他对部下说：“我要求的事项，我自己首先做到，我还要接受你们的监督。如果我违反了，那么，枪在你们手里，你们随时都可向我射击。”

1943年8月，万毅率第111师到莒日公路以北和八路军一起执行开辟新区的任务。1944年10月20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宣布:新111师被授予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的新番号;任命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从此，这支队伍正式迈进了八路军的行列，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11月下旬，诸胶边反“扫荡”作战中，万毅头部负伤，子弹穿过腮部，舌头被穿了一个洞，击碎7颗牙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获知，派著名的国际友人、奥地利医生罗生特连夜穿过封锁线为万毅治疗。经罗生特的精心医治，万毅伤势迅速好转。罗生特还幽默地对万毅说：“今后你会变得更加漂亮，因为你多了个酒窝。”从此，万毅便有了一个文雅的绰号“酒窝将军”。

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山东代表团副团长朱瑞提名万毅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称他为“不死的吉鸿昌”，得到热烈支持。在没有与会的情况下，万毅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表明了七大代表们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鏖战东北黑土地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宣布全国抗日大反攻的到来。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延安八路军总部“第二号命令”，其中一项内容是:“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接到命令，山东军区立即组建东北挺进纵队，万毅为司令员，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很快，万毅便带领先遣部队于9月25日在辽宁省兴城县钓鱼台登陆，实现了多年来“打回老家去”的愿望。

10月初，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要求，东北挺进纵队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第7纵队，万毅任纵队司令员兼辽吉军区司令员。纵队兵分两路向敌人纵深发展，在四个多月时间里，连续转战于南起沈阳，北至吉林、长春，东起通化，西至法库的广大地区，克服了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武器弹药缺乏等种种困难，历经大小战斗27次，取得了毙伤敌人1787名，俘敌3935名的战绩。

1946年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东北，万毅率部在抚顺西北镰刀湾地区，四平附近的大洼、金山堡接连击溃北犯之敌。随即又与保1旅等部队一起投入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对手是国民党新1军，美械化正规部队，抗日战争中的滇缅远征军，战斗力十分强悍。即便如此，万毅指挥所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顶着敌机、大炮的狂轰滥炸，顽强地击退了敌人多次的疯狂进攻，给号称国民党王牌部队的新1军以沉重打击。据美联社当时发表的一条消息说:“杜聿明都不得不承认，四平街一带之共军力量其可怕处，出乎吾人意料。”

8月，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在吉林敦化组建，这支部队就是著名“万岁军”38军的前身，下辖3个师，万毅任纵队司令员同时兼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务委员、吉林军区副司令员。10月，东北局又任命其为新成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万毅积极贯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打硬仗”的思想，积极倡导军事、政治大练兵。他在1947年元旦给纵队全体官兵的《新年献词》中，响亮地提出了“在新的一年里，每个战斗员要抓一个俘虏，缴一条枪，每个连要歼灭敌人一个连”的号召，得到了全纵队上下的热烈响应。

为夺取东北这块宝地，国民党军加紧增调部队，人数达40万之多。他们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于1946年10月向南满、西满发起进攻。11月3日，万毅奉命率部赴西满和长春以北地区参战。在东北民主联军第1、第2、第6纵队有力打击下，敌人被迫暂时停止了对南满的进攻。12月，国民党军以10万之众再次对南满临江地区大举进犯。民主联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在战役进行的几个月里，万毅所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三下江南，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进行大小战斗11次，歼敌8200余人，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迫使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由攻势转为守势，扭转了东北战局。

◆1947年，万毅（左2）任东北野战军一纵政委时与司令员李天佑、副司令李作鹏在前线研究作战方案。

1947年5月，万毅改任第1纵队政委，李天佑任纵队司令员。随后，部队向松花江以南地区开进，先后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秋季以及强大的冬季攻势，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这其间，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和1948年2月的四平收复战堪称硬仗、恶仗。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长(春)沈(阳)铁路的中段，是重要交通枢纽，在军事上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蒋介石曾说过，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决定集中主力围攻四平，命令第1、第7纵队和第6纵队的第17师及5个炮兵营组成四平攻城部队，由李天佑和万毅统一指挥。14日20时，战斗正式打响。面对敌人森严城防和猛烈火力，广大官兵坚毅顽强，死打硬拼，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作为总指挥的李天佑和万毅，也始终与前线指挥员战斗在一起，甚至将1纵指挥所开设到了距敌200米的交通沟里。这场攻坚战打得异常艰苦，在16天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因敌人援兵临近，攻城部队被迫撤退。

此役是东北野战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但大大震惊了敌人，动摇了敌企图依托大城市顽抗的决心，在国内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战后，李天佑、万毅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以后城市攻坚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时隔仅半年多，解放四平的号角再次吹响。1948年3月12日7时20分，在李天佑和万毅的指挥下，第1纵、7纵及3纵一部、独立第2师、总部直属炮兵团向四平国民党阵地发起攻击。主攻部队半小时就突入城内，各部队密切协同，猛烈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很快粉碎了敌人的激烈抵抗。由于巷战进展顺利，李天佑与万毅将指挥所迁入城内。13日7时，战斗结束，全歼四平守敌1.9万余人。

四平战役的胜利，一举戳破国民党中央社“四平固若金汤”的狂言，提高了广大官兵对攻坚战的信心，同时这一重要战略点的收复对于解放全东北也有着重要意义。

◆1949年，万毅（左一）在平津战役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42军军长时，指挥部队进行实弹爆破演习。

1948年3月，第5纵队在辽阳地区成立，万毅任司令员兼党委书记。辽沈战役打响后，年轻的5纵在辽西彰武地区阻击国民党廖耀湘兵团，10天内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俘敌近3000人，成功地迟滞了国民党军西进。数日后，参加黑山阻击战，万毅率部昼夜兼程，配合第6纵阻敌回窜沈阳，这对后来全歼廖耀湘兵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参加围歼廖兵团的战斗中，5纵连续行军、作战60余小时，共毙、伤、俘敌1.4万余人，缴获火炮320余门、各种类型的枪支7000余支以及大批其他器材，为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平津战役发动前夕，第5纵队奉命入关，并于12月14日完全占领铁路交通枢纽丰台，堵住了国民党军南逃去路，与兄弟部队共同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面对国民党军强大兵力的连续猛攻，5纵牢牢守住了丰台，为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1949年2月第5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万毅任首任军长兼党委书记，刘兴元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师。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由西柏坡前往北平途经涿州时，看到万毅和在场的42军领导，夸奖道：“你们在丰台搞得不错嘛!”

“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功臣”

1949年4月后，万毅先后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中央军委炮兵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司令员、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总参谋部设立兵器装备计划部，万毅成为首任部长。在他的主持下，全军各级装备工作机构建立并逐步充实完善，装备工作规章制度逐步确立健全，装备管理也逐步走上正规化。1955年9月，万毅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为摆脱帝国主义笼罩在新中国头上的战争威胁，1955年后中共中央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提上议事日程。12月，彭德怀和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专门指派万毅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详细分析了研制导弹武器的有利条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万毅很快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采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组织国内科技人员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一方面请苏联给予援助。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万毅提出来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会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研制导弹的报告。从当年起，国防科技便被列为国家建设规划的重点。6月，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成立。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和黄克诚分任正副主任，万毅任委员并兼下设的军械、航空、海军装备、无线电设备器材4个组的组长，负责产品的定型和审批工作。

◆毛泽东与将军们握手，右一为赛福鼎，右二为万毅。

为了尽快掌握导弹、原子弹等新式武器的研制技术，1957年9月，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谈判，万毅作为代表团中心组成员之一随同前往。10月15日，双方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据此，苏方派遣了一批专家，提供了一些导弹样品和有关资料，并帮助中国勘察、选择两弹（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

1958年3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在甘肃酒泉建设综合导弹试验基地。该基地的建设和组建工作由万毅负责。鉴于基地所需人员较多，而且对人员的政治条件和科学文化水平要求较高，万毅提议基地各试验部所需干部和技术人员统一由军队解决并获得批准。4月，中央军委又决定筹建核试验基地。

为适应武器装备建设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设立国防部第五部，负责领导全军特种武器装备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特种部队的组建及其装备计划等工作，万毅被任命为部长（兼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10月，他应邀赴苏联某原子弹基地，参观其科研机构，以及指挥、控制原子弹爆炸的设备装置，苏方还作了指挥演习的简单讲解。

为避免放射性物质在风力的影响下对敦煌造成污染，苏联专家建议将核试验基地从初选的敦煌以西移至人迹罕至的罗布泊地区。为更为准确地论证待选地的可靠性，万毅多方考量并亲自乘机空中视察，与一同考察的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都认为那里“是个好场子”。2月上旬，万毅在向黄克诚报送的考察报告中说明：罗布泊地区高空主导风为偏西风，下风450公里以内无居民，周围230公里内没有大的居民点，施工、生活用水方便，又可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力支援，有利于工程建设，提议在罗布泊西北地区建设核试验场。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建议。

◆1959年，(右起)宋任穷和李强、万毅、聂荣臻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内。

为便于核试验部队组建机构、调配干部和布置今后的工作，万毅还向黄克诚、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领导呈送了核试验场编制草案，并获批准试行。据此，总政治部从各军区和军事院校等单位选调了一批具有良好政治和军事素质的干部，总参谋部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选调了部队，到5月底，基本完成了核试验部队的组建工作。万毅对于国防尖端科技和常规武器装备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宋任穷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赞其为“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功臣”。

1959年7月中旬，正当核试验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万毅得到了一个惊人消息：苏联以与美英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由，突然宣布停止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这实质上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事关重大，万毅和宋任穷一起上了庐山，向正在那里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和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汇报完后，两人被留下参加会议。

万毅一生性情爽直。在7月22日的第一次小组会上，他率先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增产无限论等”，他认为这“是搞精神第一性”。并明确表示:“我基本同意彭总的信。”这样一个简短发言，引来厄运连连。会后，万毅受到了不公正批判，被戴上了“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的大帽子，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最后离开军队下放陕西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毅不可避免受到冲击。他被解送到北京，开始了整整6年的监禁生活。面对拳打脚踢的逼问，万毅始终实事求是，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冤枉一个同志。直至1973年11月，才恢复自由。1977年，他致信中共中央反映情况，邓小平在信上写了21个字:“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不久，中央军委任命万毅为总后勤部顾问。1979年11月2日和1980年11月15日，总政治部两次发文，宣布摘掉扣在万毅头上的十顶“帽子”，20年的沉冤彻底平反。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他因长期眼疾造成严重失明，请求退出中顾委并得到批准。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10月，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中将在北京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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