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华沙老城的历史（华沙老城重建的）

华沙历史中心（华沙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特例。

作为在二战中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今天的华沙老城是在1945年-1966年间重建复原的。尽管波兰人严格按原状重修了所有的建筑，但在特别强调文化遗产“原真性”（Authenticity）的世遗名录中，重建项目是极少数的存在。

世遗委员会专家组曾为此分裂成两派，支持派认为华沙老城的复原重建具有杰出的价值，反对派则担心“复制品”使世遗名录失去公信力。时至今日，由华沙开启并延伸开去的关于文化遗产的讨论，仍在继续。

华沙老城

崭新的“古城”，不屈的门拱

“初到华沙的外乡人，常常不理解华沙人对每一处残垣断壁的执着……包括那些权杖形状的路灯，或是陷在地面之下的一段铁轨。同样，他们也不太能理解当地人对‘华沙起义’的神圣情感，正是这一事件，几乎导致了整个城市的覆灭。”英文版华沙城市地图的导语这样写道。

老城的一处石头门拱完美诠释了何谓“对断壁残垣的执着”。门拱的上半部分是从战争废墟中扒出的残石，布满坑坑洼洼的弹孔；下半部分则光洁平整，是战后模仿原有的形制重建的。这是整个华沙战后重建的缩影——人们在一个85%的建筑被德军蓄意炸毁的城市中掘地三尺，找出一切能找到的残骸，想方设法将其嵌入重建的建筑。他们收集照片和图纸，努力按照战前的样子恢复老城区，复制出一个崭新的“古城”。

门拱的故事被一遍遍讲述。去往华沙老城的观光者如果有当地向导指引，往往会在这里驻足。

1939年9月，德军以闪电战突袭波兰，华沙被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也从这里拉开。1944年8月，波兰地下军组织反抗德国占领军的“华沙起义”，坚持63天，最终被镇压，20万人牺牲。起义失败后，德军强迫从华沙迁出80万人，并以彻底毁灭城市为目标进行掠夺和破坏。在浩劫中，华沙的260个街区只有6个得以幸存，老城被夷为平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华沙城近85%的建筑，20%的波兰人在战争中死亡，三分之一的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有针对性地屠杀，500万波兰人流亡海外。但就在这样的哀鸿遍野中，战后波兰人决定按原样重建华沙老城，后来的成功也大大鼓舞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士气。

华沙的城市格局以老城广场为中心向外延伸，老城的建筑依据其14-18世纪的样貌建造。图上一排建筑为位于老城的华沙博物馆。

欧洲有上百个古城，华沙老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按14-18世纪的样貌复原、并且尽可能使用原有的材料、旧时的技术重建的“新”古城。在这里，14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和17世纪的巴洛克式教堂并立，来自废墟的建筑残垣被一次次展示和强调，它作为在战争废墟上复原的文化遗迹，成了复国不屈精神的代表，成为波兰民族的象征性空间。

历时五年、由波兰人民和海外波侨出资重建的波兰王宫。左边圆柱形纪念碑顶是波兰国王齐格蒙特•瓦萨三世，1596年他将王室和中央政府由克拉克夫迁到华沙。

波兰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她的历史命运与战争纠缠不清。波兰位于欧洲平原的心脏地带，北部城市格但斯克直通波罗的海，一旦战事发生，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17世纪的波兰曾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那时的疆域是现在的6倍。然而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波兰三次被邻国瓜分吞并：1795年被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瓜分而灭亡；1815年被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1939年随着希特勒闪击波兰西部、斯大林占领波兰东部，波兰第三次从世界版图上消失。

波兰人对战争的残酷有切肤之痛，这种态度袒露在随处可见的城市细节中。不只是华沙，在波兰的其他城市，修复和重建的原则也是类似的，那就是不能抹去历史的痕迹。

在没有遭到战争破坏的托伦古城，建筑翻新也要求裸露一部分旧时建筑（红砖部分）。

悬挂在格但斯克老城的战时照片

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1970年德国勃兰特总理在这里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

幸存的图纸与复国的象征

1945年-1966年间华沙老城的重建，被视为波兰人团结一致的象征，波兰民族历史的见证。

因为战后领土变化（东部领土让给苏联，但获得德国东部领土，导致整体向西平移），波兰政府组织大量人口迁移，约有600万人口从东部迁往中部地区。这为中部华沙的重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在此之前，华沙的人口已经寥寥无几；精英阶层更是在“卡廷惨案”中遭到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30万流亡国外的波侨回到华沙参与重建，出资、出力，新城市很快在从一片瓦砾中拔地而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津津乐道的“华沙速度”。

笔者曾采访一位1960年代留学华沙的老教授，据她回忆，当时全民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昂扬情绪中，华沙大学的学生也自发地在周末参与劳动，中国的留学生一起去建筑工地上推砂子。

在整个重建过程中，公众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和高度的参与。波兰政府也定期向民众征集意见、邀请相关利益主体参加、将规划草案在公众听证会和网络公布，所有人都可以在听证会或通过电话提出意见。

波兰在二战后成立了“首都重建办公室”（1945-1949），该机构由华沙市长兼任负责人。这一大权在握的机构，在政策、资金以及协调建筑所有权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促使重建工程高效、有力地运转起来。

贝纳尔多•贝洛托的画作

华沙旧时风貌的意外留存，也是这个奇迹般的故事中为人津津乐道的一环。

意大利画家贝纳尔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受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之邀担任宫廷画家，在1770年-1780年为华沙城创作了共计26幅城市全景画。他的画作注重透视和细节，几乎完美再现了18世纪华沙的建筑风貌。

这些画作曾在波兰皇宫中陈列，后来转移到波兰国家博物馆；1939年以后，被苏联军队带走，辗转落入德国人手中，最后又被美国艺术保护组织寻得。战后这些画作回到了波兰。

此外，二战前夕，一位大学教授出于自身的研究目的，带领他的学生们一起对波兰的历史建筑进行实地勘测，后来成为保护和重建华沙乃至全国古城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些勘测图和风景画改变了华沙的命运。这是二战后大部分欧洲老城重建不具备的条件，也是华沙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之一。

改变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

1980年华沙老城申遗成功，改变了人们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理解，更开启了日后文物保护界长达数十年的讨论。

世界文化遗产委员有一整套判断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标准，起初这些标准主要在于物质方面，包括形式与设计，材料与质地，位置与环境等等。直到1978年，重建后的华沙历史中心提名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给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华沙老城汇集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

考察、评估和审议申报“世遗”提名地，是由世遗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完成的，他们通常会提前数年进行调查和讨论；在1978年-1979年，ICOMOS对华沙申遗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

由世界各国古迹保护专家组成的理事会内部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华沙老城的重建是杰出的案例，它承载了波兰的人文历史和波兰人的爱国热情；另一派则坚持“原真性”标准，并且认为与历史事件相关的提名容易受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影响，这与世界遗产公约的目标是相违背的。后者提出忧虑：如果重建的项目得以入选，将损害世界遗产名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战后重建的华沙历史中心于1980年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1978年6月，ICOMOS会议报告上指出：“华沙历史中心是否满足原真性原则，仍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关于这一提名，还需要更多专家的讨论意见。”此后又有两次大会，仍然意见不一。

1979年，ICOMOS大会报告起草人Michael Parent提交了《关于世界文化遗产提名和标准的比较研究》，专门探讨关于华沙老城申遗问题。他指出，“原真性”应该是相对的，内含的价值才最重要。如果不是以艺术、而是历史的标准来评判，华沙的“复活”带有杰出的历史性。

1980年，ICOMOS终于采纳了肯定的意见，将华沙重建称之为“一个全球杰出的文化重建的象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大会认为它的“原真性”是与1945年-1966年这段独特历史的呈现相关联的。

同时，为了避免大量重建项目蜂拥而至申报世遗，委员会对相关的条例做了细化和限制，如重建只能在有完整详细的原始资料支持下进行，不能有推测的成分；需同时满足世界文化遗产的其他条件等等，让没有物质评判标准的"原真性"定义不至于走的太远。在华沙之后，只有波黑的莫斯塔尔古桥（毁于1993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后重建）以类似的情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从华沙开始，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改变了对重建项目的看法，开启了业界对“原真性”长达十余年的深入讨论，1994年ICOMOS在日本奈良通过的《奈良真实性文件》(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就是一个阶段性成果。人们对“原真性”的理解逐渐从“物质的”拓展到“意义的”，并促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更加关注无形的遗产，对于如何保护、是否重建、如何重建有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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