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真的发明了木牛流马吗（诸葛亮六出祁山发明木牛流马）

今天，在我们看一些抗日战争，尤其是解放战争的影视作品时，总有一些不穿军装的人穿梭于战场，为军队送后勤、抬伤员，同样经历着枪林弹雨。这些人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用较为专业的话来说就是支前民工。然而，军队为什么要用他们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没有他们前方部队很难打得赢。

在战争年代，军队大兵团作战是需要粮弹数目非常巨大，运输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在作战前，军队都要动用一批民工来保障后勤供给。这么做，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老百姓大多都是当地人，对运输线路比较熟悉，且能随时灵活机动，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军队专门的运输队具备优势；另外是，军队平时很难养起如此庞大的运输队，只能靠战前动员临时组建，如果战争持久，骨干队伍还会被保留下来，不断发展壮大，能节约不少的军费开支。

公元前104年夏天，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时，汉武帝赦免了一些囚徒步卒，增发了一些品行恶劣的少年和边境的骑兵，为李广利凑了一支6万人的“杂牌军队”（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这支军队历时近一年来到敦煌，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的民工，他们自带粮食，跟随军队参战。而当时的后勤供给除了粮食，兵器、弓箭等，还有10万头牛，3万匹马，数万只驴和骆驼。

今天的学者估计，此战“支前民工”大约有4万人。让我们今人多少有些不解的是，这么多的人运送粮食，兵器、弓箭等即可，为什么还要带这么多的“活物”？这是因为牛、马、驴、骆驼等，除了在路上可以驮运供给之外，而且在关键时候也可以用来杀食，以供军需。这在当时节约了不少的运输成本，如果没有这些“活物”，李广利的第二次出征不可想象。

尽管如此，李广利的部队在得胜归来时，仍然是“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军队进入玉门关的有1万多人、军马1千多匹。是什么造成了这支军队如此巨大的损耗呢？我们看到“支前民工”的有力配合，李广利的这次出征，军队并非缺乏食用，牺牲的也不能算多，而是将吏们贪财，大都不爱护士兵，侵吞军饷，因此死亡很多。如果没有4万人的“支前民工”队伍，李广利的6万人的“杂牌军队”恐怕早已葬身沙漠了，根本谈不上破大宛取回大宛马，威震西域了。

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汉籍中，鲜有的大量动用“支前民工”的记载了，正是这“支前民工”队伍从基础层面保证了大汉王朝在西域的胜利。而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出兵北伐曹魏的军事行动六出祁山。

在六出祁山战斗中，为了保障后勤供给，据说诸葛亮发明了一种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其载重量为“一岁粮”，大约四百斤以上，每日行程为“特行者数十里，群行三十里”，为蜀国十万大军提供粮食。然而，诸葛亮最终还是没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抛开众多复杂的失败因素，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再科技的后勤供给，也很难具备“支前民工”队伍的优势。

战争失败与成功的原因，大多数时候都是相通的。在这里，我们举解放战争中的一个例子。1947年，国民党军集结20余万部队向我陕甘宁部队边区发起进攻，边区150万人民群众、2.8万野战部队发起反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蹯龙的三战三捷。敌我兵力如此悬殊，我为什么出其不意打胜仗？参加过这些战斗的老战士张明儒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边区人民坚壁清野，对敌人封锁消息，给我军带路，报告情况，使进入陕北之敌变成聋子、瞎子，而我军却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有利于捕捉战机，及时围歼敌人。而在内线防御战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全力支援革命战争。”（新疆人民出版社《扎根记》，1995年）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陕甘宁边区动员担架民工30万人；后方运送伤员所用牲畜2.8万余头；参加运粮草、弹药等物资者128.2万余人，出牲畜128.4万余头，为军队磨面、炒干粮、做军鞋等项，计用民力65万余人，还参加了修工事、押送俘虏等战场勤务，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支前民工”队伍，也是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此，军队打仗为何要用民工的答案已经显而易见——没有人民支持的军队就是一支孤军，即使能够取得胜利也是一时的，只有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最伟大、最辉煌，也最持久的胜利。（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