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最黑的小孩子（最蓝的眼睛黑人小女孩史无前例成了故事的主角）

“一个黑人小女孩想从她所处的黑洞里爬出来，用蓝眼睛看世界”。

11岁的黑人小女孩佩特拉，她希望拥有一双白人小女孩的蓝眼睛。这个愿望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愿望实现了。

《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是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处女作。莫里森是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美国黑人作家。创作《最蓝的眼睛》的初衷，是想去描写“在文学中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未曾认真对待过的人物——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女孩”。于是，黑人小女孩史无前例的成了故事的主角。

1941年，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上，生活在冷漠的环境和自卑状态下的佩特拉，坚定地认为自己面临的一切奚落和痛苦都源于天生的丑陋。彻底改变现状的途径，是祈求上帝给她一双蓝色的眼睛，让她变得漂亮迷人。佩特拉的结局是遭生父糟蹋，早产生下死婴，在一场骗局之下，自认为“拥有”了一双最蓝的眼睛，在喃喃自语中陷入迷狂。

对白人文化毫无保留的接受，必将带来自身价值观的扭曲和异化，如果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下彻底迷失，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很简单，但莫里森在叙事上的精心布局和独特隐喻的使用，赋予了故事在文化上的丰富度与深度，人物的悲剧色彩也愈加凸显。

一、精心设计的叙事结构，强化悲剧的必然性

莫里森的小说根植于西方文学传统，又处处突破传统。她大胆的运用各种不同的写作手法，让其作品独具风格；她吸收各种历史、神话、儿歌素材，让其作品充满张力。这些因素被莫里森娴熟运用，有机的融合起来，形成了被称为“百纳布”似的文本风格。这种风格从《最蓝的眼睛》开始就已经定下基调，日后不断成熟。通过叙事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悲剧氛围是如何被层层渲染的。

1. 序篇的布局，预示结局的混乱

莫里森在小说开篇使用了美国启蒙读物《迪克和简》中的片段，描写一个小女孩和家人生活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处处流露出温馨愉快的家庭场景。这个片段在序篇里重复了三遍，第一遍是正常叙述的文本，第二遍没有大小写和标点符号，第三遍又删掉了单词之间的空格，密密麻麻的字母全部排列在一起。从意义明晰到混乱不清，预示着主人公佩特拉精神状态逐渐分崩析离的过程。同时，也象征着白人文化的话语是可以被解构的。

正文里还有七次，在各个小章节的开头引用了《迪克和简》的其他小片段。明快的语言和氛围，与小说整体压抑的主基调形成了对比。

2. 以四季为主题，预示悲剧的发生不可逆转

全书很清晰的分为秋、冬、春、夏四章，始于秋天的故事，产生了一种时间的错位感。佩特拉在秋天里就已经发现了自己的“丑”，已经意识到如果她有双美丽的眼睛，一切都会不同。每到夜里她就祈求得到蓝眼睛，虽然一直失望，但从未丧失信心。在严酷的冬天，佩特拉遭到无情的戏弄和奚落，眼神里流露出的是“末日与起源之间的荒芜”。在和煦的春天里，她被父亲糟蹋怀了孕。在本该丰沛饱满的季节，她的生命过早的陷入了衰微。悲剧就像四季流转一样自然，不可逆转。

3. 破碎的“块状”叙事，拼贴出主角的缺席

小说没有采用线性的叙事方式，而是以跳跃、碎片化的“块状”叙事展开。板块与板块之间的内容是割裂的，又有内在关联，勾画出佩特拉的故事。叙事采用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小女孩“我”，还有一个全知视角。但没有一个叙事板块是属于佩特拉的，没有一个角度是从佩特拉的自身去展开叙述的。她从某种程度上缺席了，被忽视了。

当佩特拉带上主角光环的时候，是在小说几近结束时，相信自己已经“拥有”最蓝眼睛的佩特拉，自己和自己的一大段喃喃自语。这个时候的佩特拉，以自我的亮相，坐实了悲剧已成定局。黑人女性的地位向来无足轻重，她们都是从“后门擦着边儿进入生活的”，更何况是一个黑人小女孩。

二、使用独特的隐喻，直指文化冲击之下的心灵创伤

佩特拉的自我迷失不是个体行为，整个黑人群体在白人文化的强势包围之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隐喻的使用在文学作品中是最常使用的手法，在《最蓝的眼睛》里有两个颇具代表性的精彩意象。

1. 不发芽的金盏花，艰难延续的黑人文化

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作者都运用了生命力顽强的金盏花做隐喻。小说中写到，那一年的金盏花都没有出芽。“我”以为是我把种子埋得太深了，但“我”和姐姐弗里达谁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了。如今，当“我”看到佩特拉在垃圾堆里搜寻，在世间一切美好和废弃的物质（包括她本人）之间徘徊时，“我甚至认为当年全国的土壤都对金盏花存有敌意”。

这片土地似乎并不适合黑人生长，在美国主流白人文化的侵蚀下，黑人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中难以寻得平衡。金盏花的种子象征着佩特拉的孩子，也象征着整个黑人种族的后代。佩特拉的一生草草止步于一个夭折的早产儿，不仅是因为自我的彻底迷失，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冷漠和疏离的环境，都是潜在的帮凶。

佩特拉的父亲乔利和母亲波莉曾经相亲相爱，带着对生活的希望来到白人文化极强势的北方。但他们都被白人文化蚕食和淹没了。虽受白人欺辱，乔利在潜意识中依然认为仇恨白人就是自取灭亡。波莉被白人大众文化一遍一遍地洗脑，连自己生下来的女儿她都觉得丑，只有在帮佣的白人家庭里，她才能享受到美丽、井然、清净的生活和人们的赞扬。乔利和波莉在相互的仇恨和争吵中，将种族主义在他们心灵上留下的伤害传递了下去……

学校里老师和同学的冷落，社区里其他人的视若无睹和面无表情，让佩特拉无力抵抗。蓝色的眼睛，成了她最后的救命稻草。当“皂头牧师”听到这个愿望时，“他觉得这是他听到的最荒诞但同时也是最合理的请求”。为了满足一己之私，牧师用一个小骗局让佩特拉相信她已经拥有了蓝色的眼睛。当土地决定对某些植物封杀时，金盏花自然发不出芽，开不出花。这是大家的默许。然而，”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

黑人群体面临的集体创伤，也许是莫里森在作品中最想表现的困境。

2.最蓝的眼睛，双重意识的直接冲突

“当你注视着他们时，你会纳闷他们为什么这么丑陋。你再仔细观察也找不出丑陋的根源。之后你意识到丑陋来自信念，他们对自身的信念。似乎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子给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而他们不加疑问便接受下来……他们把丑陋抓在手心里，穿戴在身上，去闯荡世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对付它”。这是白人文化强加在黑人种族之上的观念，这种观念竟根深蒂固地在整个黑人群体中内化了。佩特拉对付自己的“丑陋”的方式，就是要得到一双蓝色的眼睛，彻底颠覆这一切。

The Bluest Eye，从词义上看，blue在英文中还有“忧伤”的意思。Eye一般以复数的形式出现，但在书名中却是单数，也许是取“I”的谐音，暗指“最忧伤的我”。没有人愿意走进一个黑人小女孩的内心世界，尝试去真正了解她。

研究比较神话学的美国作家约瑟夫·坎贝尔说：“人这一生，最大的权利就是做自己”。

佩特拉放弃了这个权利，完全依赖外界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她渴望用白人的眼睛看世界，渴望完全走入白人的文化空间。当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相互碰撞时，是否只能这样非此即彼？

同样是小女孩，叙述者克劳迪娅对蓝眼睛、黄头发、粉皮肤的洋娃娃就是喜欢不起来。因为她弄不明白，洋娃娃的样子和自己的黑头发黑皮肤是如此的不同，但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它如此可爱。克劳迪娅掰断娃娃的手指，拧下它的脖子，发现里面不过是些铁片。懵懵懂懂之中，她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认可了自己的外表，肢解了代表白人文化的洋娃娃。克劳迪娅的家庭虽然也很穷困，但是父母勤勉，家人和睦，稠密的、甜甜的，带着霉味的爱在家庭里弥漫，这与佩特拉一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克劳迪娅的母亲虽然脾气暴躁，经常唠唠叨叨，但是她嗓音甜美，热爱音乐。“我母亲多彩的嗓音给悲痛带来了色彩，将歌词里的痛苦抹去，使我相信悲痛不仅是可以忍受的，悲痛也是甜蜜的”。心灵可以被禁锢，身体可以被压迫，歌声却不可以被压抑。黑人文化传统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音乐。莫里森通过这些文本的细节，提供了佩特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在抵抗白人文化时，坚守黑人文化价值，拒绝彻底的迷失。

任何两种文化的碰撞，都是相互拉锯和磨合的过程。佩特拉只是选择了一个不可调和的极端。

托尼·莫里森

莫里森一直在探寻如何在一个被白人文化主导和影响的世界里写作。“摧毁它那件种族主义的紧身衣”是我认为最精彩的答案。1993年，瑞典文学院在授予莫里森诺贝尔文学奖时称赞她“以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充满诗意为特征的小说中，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这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白人社会中黑人的生存困境，是在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尊严和立场。黑人小孩从《最蓝的眼睛》里走出来之后，在《秀拉》《所罗门之歌》等作品里建立自信，追求自我。

其实文化偏见无时不在，它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之间，它也存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阶级群体之间。无论面临怎样的话语环境，保持对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不能不断接近完美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