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大抵是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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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大抵是逼出来的)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好文章,大抵是逼出来的——这样的结论源自众多古代文化大咖。

先看看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凡具备中等学历的国人,没有未读过司马迁的,也没有不熟悉上述一番话的。司马迁这里列举的“拘”“厄”“逐”“囚”等逆境,无一不可归纳为生命的大逼迫。换句话说,也正是这种逼迫,造就了一批发愤著书的“倜傥非常”之辈。

当然也有与逆境无关的。

也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老子传》中,谈到《道德经》的诞生过程,如是描述: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诚然,老子的《道德经》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积累。只是他生性散淡,没有把它当作紧迫事来办。想想,倘若没有尹喜在关键时刻的“逼迫”,这部足以代表中华文化高度的《道德经》,恐怕也将随着老子的隐遁而湮灭。

试再举一例,主角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此公的创作压力,与司马迁列举的逆境不同,与老子遭函谷关守官的“强索”也不同,小部分源自外界,大部分出自内心。

宋人范公偁的《过庭录》记述:

韩魏公在相为“昼锦堂”,欧公记之“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韩公得之爱赏。后数日,欧复遣介,别以本至,曰:“前有未是,可换此本。”韩再三玩之,无异前者,但于“仕宦”“富贵”后各添一“而”字,文义尤畅。

至和二年(1055年),韩琦在老家相州建了昼锦堂。西楚霸王项羽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昼锦”是反其意而用之。也不仅仅是光宗耀祖、扬眉吐气,他还考虑到百姓的需求,把昼锦堂变成乡亲聚集游乐的场所,借以促进民间的文化交流。他特请欧阳修为昼锦堂作一篇纪念文章。欧阳修爽快地应承了,尽心尽意撰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韩琦读后,大为快慰,这哪里是普通的楼堂散记,分明是对昼锦堂主的千秋定评!文章巨子,其名不虚!谁知数日后,欧阳修又派人送来一稿,传话说前篇有不足之处,请以此稿为准。韩琦好奇,想看看究竟修改了哪些地方。看了几遍,拿原稿比着读,才发现仅仅在首句“仕宦”“富贵”二词后面,各添了一个“而”字,变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仔细吟味,一个“而”字,使声调更加抑扬,词义越发丰赡。

欧阳修为了一个虚词“而”字煞费周章,都是叫名声逼的。韩魏公昼锦堂的芳名,加上欧阳修本人文坛领袖的威名,无时无刻,不在对他实行“紧逼”。

又据《宋人轶事汇编》:“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从前的老师已在他的生活中隐退了,当时敢自称为他先生的人,还没有出现。然而,后起之秀,如苏轼、苏辙兄弟,正如鲲鹏展翅,抟扶摇而上,是万万小觑不得的。更何况,江山代有才人出,焉知二苏之后,会不会涌现出更多更具才华的孺子?每每想到这里,欧阳修就觉得,千载前古人的目光,千载后来者的目光,总是如空中的尘土一样,落下来,落下来,落在他书写过的每一页、每一行上。

欧阳修提倡“穷而后工”,窃以为,他所谓的“穷”,并非单指物质的贫困或运途的坎坷,也泛指精神、意志上的穷思毕精、穷心剧力。终其一生,欧阳修本人就是穷而后工的典范,他对文学艺术的追求,绝对称得上是兀兀穷年,穷思竭想,语不惊人死不休。

(作者:卞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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