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庙号为什么是太祖（为什么说刘邦其实是）

众所周知，刘邦“斩白蛇起义”，开创了两汉四百年江山。这位汉朝开国皇帝的经历很富有传奇性，跟之相关的戏曲作品和民间故事也不少。其中当然有直称其名为刘邦的，但最常见的是“汉高祖”。但如果查阅一下史书的话，却又很容易发现，“高祖”这个称呼，实际上并不严谨。司马迁在《史记》里虽然以《高祖本纪》为名，但却分明写着，“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后来的班固撰写《汉书·高帝纪》时，关于汉代早期的历史往往沿袭《史记》的说法，关于刘邦去世后群臣讨论其名号的一段文字，就几乎照抄司马迁的说法：“群臣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

《史记》与《汉书》的意思很清楚，汉代开国君主刘邦有两个正式称呼，其一是“汉太祖”，其二是“高皇帝”。王力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一书中解释：“封建皇帝在谥号前面还有庙号……举例来说，汉高祖的全号是太祖高皇帝。”由此可见，刘邦的“庙号”是“太祖”而非“高祖”。

那么，什么是“庙号”呢？中国古代的帝王死后，必须在专门的祭祀之庙或在太庙里立室奉祀，在奉祀时不能直接称名，而必须特别追上一个称号，这就是庙号。由于“庙号”是皇帝死后由礼官和大臣根据其在皇族中的世系和功绩议定的，一般在皇帝生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下面会提到）。所以有些电视剧里的皇帝自称“某某祖”、“某某宗”，着实也是滑稽。

刘邦的庙号是“汉太祖”这一点，殆可定论。但“庙号”的起源，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庙号是从汉代才开始使用的（所以刘邦是第一位拥有“庙号”的皇帝）。但是也有人考证，殷商时期的帝王最早使用了庙号，如商王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则称“高宗”。只不过后来的周、秦两代不再使用，而是到了汉代才算是恢复了“庙号”的使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论是“初建”还是“恢复”，汉代初期的庙号制度还不是很规范。比如，汉景帝虽然为刘邦和刘恒（文帝）定了庙号，但他和自己的儿子刘彻（武帝）死后就没有定庙号，直到汉昭帝之后的汉宣帝时才为武帝定下了庙号“世宗”。所以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就常常将庙号和谥号混用，在《高祖本纪》中从刘邦的称呼时而“高祖”，时而“高帝”，没有统一，反而“高祖”这一提法对后世的影响更大。就连明太祖朱元璋建“历代帝王庙”时对刘邦所用的提法也是“汉高祖”了。

相比“庙号”的起始年代的糊涂账，“庙号”所用的“祖”、“宗”二字的出处倒是清楚许多。儒家经典《礼记》明确写着，“祖有功，宗有德。”然而，什么叫“功”，何者又谓“德”，这二字究竟该什么理解，各人看法也不相同。东汉末期的学者应劭提出，“始取天下者曰祖，始治天下者曰宗”。“取天下”与“治天下”当然是“功”与“德”，但加上一个“始”字之后，似乎一朝一代最多也只能容下“一祖一宗”了，即便在当时，这也不符合汉代的实际情况（刘邦庙号太祖，刘秀庙号世祖，两汉的“宗”更多）。所以后世唐代的颜师古就直截了当地说，应劭的说法是错的（“应说非也”）。但是他对应劭对“祖”的解释意见不大，而只认为“宗”不是“始治天下”而是“有德可尊”的意思。这样一来，一个朝代，就不必只限一“宗”了。颜师古是《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的孙子，本人是著名的训诂学家，他的“五世从孙”更是大名鼎鼎的颜真卿。以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其影响所及，清代“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就附和颜师古的看法，认为“宗无定数”。当然也有人不向“学术权威”低头，北宋史学家刘攽就来了一句“颜说非也”。按他的理解，只有“始受命”也就是开国皇帝才称为“太祖”，至于其余皇帝，“有功亦称祖”。这一说法固然能够解释实际存在的一朝有数“祖”现象，但“有功亦称祖”不啻是对《礼记》里“祖有功”一语的循环论证。究竟什么是“功”，依然无从说起。

另一方面，无论“祖宗”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庙号”总归与皇家的宗庙有关。“庙以藏主，列昭穆”。在古代，太庙中受祭祀的帝王祖先在数量是有限制的，周制有“天子七庙”，即太庙中同时受后世祭祀的祖先只能有七个。这七个祖先是最早的开国远祖和最近的六代祖先，合称七庙。 贾谊在《过秦论》所写的“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一句中，七庙被毁（“七庙隳”）的意思就是祖宗太庙被毁，朝代也就灭亡了。正是由于庙的容量有限，不是每一个皇帝死后都能享此“殊荣”，只有生前建有丰功伟绩的君主，其神主牌位才能够进入太庙立室奉祀。西汉十二帝只有四位皇帝有庙号，东汉十三帝也只有七个皇帝有庙号，其原因盖出于此。

自从汉代确立庙号之制以来，历朝历代大体继承，直到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辛亥革命后宣布退位——所以那位瀛台囚徒光绪皇帝就更加不幸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庙号”的封建帝王（清德宗）。之所以说是“大体继承”，是因为并非所有朝代都立庙号。例如，三国时国祚短促的蜀汉就无庙号，所以刘备与刘禅就习惯叫做“先主”、“后主”。说起来，还是日后十六国时期建立汉（前赵）的匈奴族首领刘渊“有良心”。他宣称自己是刘家后代，于是将刘备与刘邦（汉高祖）、刘秀（汉光武帝）一起尊为“三祖”。按《晋书》的记载，刘渊说过，“烈祖有云：‘吾之有将军，如鱼之有水（这是刘备说过的话）。’”据此，刘渊给刘备所追加的庙号，便是“烈祖”了。只不过这个乱世中的汉国（前赵）本身既非正统，其所追尊的刘备庙号，就更加没人当回事了。

在庙号的“祖”、“宗”之中，显而易见“祖”的评判标准要清晰一些。毕竟“开国”就是最大的“功绩”，没有臣子敢对此持有异议。开国皇帝的庙号一般是“太祖”或“高祖”。称“太祖”者如南朝齐太祖（萧道成）、五代后梁太祖（朱温）、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元太祖（即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称“高祖”者为数较少，但也有如唐高祖（李渊）、与五代后晋高祖（石敬塘）、后汉高祖（刘知远）等几个例子。

另外有一些人，生前没有当过皇帝，但是托后世子孙的福，也进了太庙成了某某祖。比如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庙号只是“世祖”，原因就在于他把“高祖”让给了爷爷司马懿，“太祖”让给了父亲司马昭。虽然司马懿父子自从“高平陵政变”消灭了曹爽势力后的确执掌了曹魏的权柄，但到底在法理上不是皇帝（司马昭称晋王）。这种追尊没当过皇帝的祖先为“祖”的风气在后世愈演愈烈。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只”向上追封四代祖先，还认为已经是相当客气，是“仁孝通于天地，不肯冒附名族”的善举。朱元璋也的确有“谦虚”的资本：此前的金代，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以上的金献祖、金昭祖、金景祖、金世祖、金肃宗、金穆宗、金康宗七人，都没有当过皇帝。

在这种“追尊”的风气中登峰造极者是一则笑话。南北朝时期，侯景乱梁。这位“宇宙大将军”篡了梁朝的皇位，自己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城里登基为“大汉”皇帝之后，循例要“立七庙”。侯景本是个粗鄙的武人，怎么记得几代祖宗的名字，便说“我只记得父亲名标，而且他在北方的朔州，魂灵怎么会到这里来受用！”连部下众人听了都暗中发笑。

相比之下，“宗”比“祖”的情况更加复杂。原因也很简单，“宗有德”的标准比“祖有功”更难以界定。以西汉为例，“太宗”文帝开创“文景之治”，“世宗”武帝更是雄才大略。这两位皇帝庙号称“宗”自然理直气壮。宣帝相对逊色，但也不失为一代明君，光武帝时将其尊为“中宗”亦无不可。但后面几位的情况就不对了，汉元帝庙号“高宗”，汉成帝庙号“统宗”，汉平帝庙号“元宗”。这三位皇帝远非明主，这从汉成帝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宠爱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汉宫飞燕）就可见一斑。更不用说，外戚王氏坐大就在此时，最后导致西汉亡国了。由于这个缘故，光武帝中兴汉朝之后，将这三位皇帝的庙号撤去，也算是一种拨乱反正了。

由此可见，在“庙号”制度形成之初，建宗立庙，是否追尊庙号在某种程度上是意味着对已死皇帝政绩行事的评价。但也是由于同样的道理，既然不是每个皇帝死后都可能有庙号，这种在庙号待遇上有所区别的做法，往往招致在位皇帝的反对，因为难以确定自己死后是否能得庙号，而认为这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格格不入，进而采取各种方式要求取消这种庙号上的“不平等”。

于是乎，随着历史的演进，“庙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普及”。南北朝时期，为对死去的皇帝阿谀溢美，庙号称“宗”已经泛滥。唐代以降，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之外（并不全是，比如明朝崇祯皇帝就有庙号），凡是皇帝，绝大部分在其死后都获得庙号，而不再按世系和政绩排位。这也就是清代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所说的，“自李唐始无代不称宗，其滥斯极。”比如明朝的泰昌皇帝在位不过三十几天，堪称“短命皇帝”，自然谈不上什么功绩，却立庙号曰“光宗”。

待到“庙号”发展到清代，更是早已失去了“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的本义。就算是庙号所用之汉字，与君王的实际作为也可以有千里之遥。譬如光绪皇帝，一辈子受制于慈禧太后，又有何德何能可以与远赴万里之外恢复故国的西辽创建者耶律大石共用一个“德宗”庙号呢？幸而宣统帝在1912年宣告逊位，这才终结了已然彻底变味的“庙号”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