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磊获奖完整版（八月对我是一种病）

题记：张大磊，男，1982年生，导演，处女作是《八月》。这起点不低，今年的第53届台湾金马奖上，《八月》爆冷拿下最佳影片，嘉宾宣布获奖时，张大磊毫无准备，嘴里还嚼着一块口香糖。

对张大磊而言，他希望观众看到的《八月》是场白日梦。

2008年，张大磊从国外念完大学回内蒙，回家第一件事，是去姥姥家吃饭。

那时，姥姥已经80多岁，腿脚不好，瘫痪在床。张大磊对这个熟悉的地方暂且还有点陌生，有点手足无措，就愣在房间里，看着他母亲用一个小勺子，一勺一勺给老人喂饭。

在那瞬间，他好像突然听到模糊的音乐，还有火车鸣笛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就像他小时候听过的一样。

那一瞬间，他和过去有了联系。

1994年夏天，姥姥的母亲也同样卧病在床，上小学的张大磊愣在房间里，看着姥姥扶着她母亲的背，一勺一勺把搅成糊的饭喂到老人嘴里。

时隔十四年，恍若隔世。这简直像做了一场白日梦了，由此，他决心拍一部电影。

对张大磊而言，他希望观众看到的《八月》是场白日梦。

电影里也真的有一场，男主角是个12岁的小男孩，他总是梦到大人杀羊，从羊肚子里掏出柔软的小石子。

这是关于家乡的梦。在他理解“籍贯”这个词之前，一直对家乡存在某种幻想。他的父辈们家乡在河北蓟县，现在归天津管辖，是个农村，他从没回去过。但他总梦到太阳很烈，地面发白，在河边有好多长辈们围着，他是一个小孩，就站在人堆前头，看一个人为了迎接他而杀羊。

2012年，《八月》剧本的第一稿完成。最初，他给电影取名为《昙花》，因为1994年，他母亲在院子里养过一株昙花，那年好开了10朵。昙花一现，但开起来真的好看，正如他白日梦里的90年代，美好，浪漫，短暂。

2017年，《八月》上映。接受采访时，张大磊对我说《八月》对他而言，其实是一种病。患病之后，他必须拍出来，把这个病去掉，才能继续去做后面的事。

《八月》的主人公是一个12岁的小少年，名叫晓雷。在晓雷小升初毕业的那个暑假，制片厂改制，工人下岗，小孩百无聊赖，大人心乱如麻——这其实就是张大磊的童年，他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大院里长大。

1994年之前，电影大都由这些国企制片厂拍摄。除内蒙之外，还有北影、峨影、西安电影制片厂等等，在当时都很有名。国家给一些指标，比如一年拍几部，电影人们就像工人们一样，按着指标完成任务。

张大磊爸爸是剪辑师，家就在制片厂集体家属楼，这楼名为赫鲁晓夫，一听有苏联血统，其实方方正正，是标准的中国制造。

那时制片厂也算国企，有一条龙服务，大院里除了家属楼，还有幼儿园，食堂，电影院，花园，运动场等等。跟普通国企比较不同的是，制片厂里四处都是废胶片，院里挖了一个非常大的坑，跟垃圾坑一样，用来烧胶片。

张大磊记得，胶片在这里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某些可爱的角色。

比如住户们会拿废胶片做门帘，小孩子们拿着胶片玩，有时候他们把冲印好的胶片泡在水里，看着它变色；有时也把胶片缠成一个卷，从中间拉出来，做成一根棍子模样互相打闹。那时候还有很多附近的人来院里捡胶片，因为冲洗用了含银的成分，他们会捡一大筐，拿回去提取里面的银。

制片厂电影院每天都会放电影，不要钱，免费看。可以这么说，实在没事儿干的小孩才去看电影，有事干的小孩都去干别的，打游戏之类。对于这里，电影是常态，实在没地方去了，就去电影院待会儿。

电影有时是外面正在上映的，有时候是拿过来翻译或审查的内参片（当时的内参片大都是欧洲电影、艺术电影），张大磊第一次看库布里克，就是在制片厂里。不只是看，拍摄和生产电影，他小时候也都见过。拍戏的时候，演员就住在院里，摄影棚也是开放的，能溜进去围观。

但小时候哪懂这些？电影看不懂，拍是更不懂，只跟着家长去凑热闹罢了。大了再回想，人生里要做什么事，也许冥冥中就有安排了。

跟电影里一样，现实中张大磊的父亲也是个剪辑师。他喜欢电影，往宽了说，喜欢几乎所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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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片厂的年代，得到片源并不容易，不像现在盗版DVD遍地，那时只能靠录像带。每次父亲或者他的朋友拿到了片源，就带到张大磊家做翻录。翻录是需要时间的，他们便一边翻录，一边看，一边讨论。张大磊偶尔站在旁边听，听不懂，大概有些印象。

我问起时，他记起四年级有一次旁听，他们讨论的是张艺谋的《菊豆》，那时父亲刚成为剪辑师不久。

最初进厂的时候，他本来被分到录音车间，剪辑是后来才接触到的。父亲很喜欢，便开始在家自学，也没人教，靠的是一套录像带：那是非常老式的讲座，一个女讲师穿着中山装，站在一块老式绿色幕布前，讲什么是剪辑，什么是蒙太奇，父亲就摸出小本，边听边做笔记。

这是张大磊最佩服他的一点——父亲一直果断地决定着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在我看来，这大概也是父子最相似的一点。

电影里，晓雷没考上重点中学三中，张大磊则更甚，补习了一年才考上高中。在初中补习班，他第一次接触了摇滚乐，一发不可收拾。高一读了半年之后就辍学，和朋友组建GRUNGE风格摇滚乐队，并独立制作地下专辑。

很快，他发现自己对摇滚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了，决定换一个环境，正好碰到机会，进入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学习。要跟音乐保持距离，但是还是要学一些什么，就学了电影。

关于这对父子的果断，我总想起在某篇采访里看到的一件事：大一，张大磊坚相信好电影一定是先锋的、符号化的、天马行空的。老师让拍短片表现自己的心情，他就找一间四周墙壁都贴满海报的仓库，拿着小DV在地上打了四个滚。

张大磊看起来是个害羞的人。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不自觉用手挡住身体，叉着手，或是撑在前面。但他做事很生，《老炮儿》里讲说生瓜蛋子，就是这种“生”。

拍《八月》之前，张大磊用自己的钱、家里的钱，做了一个尝试性的短片。他没跟谁商量，就那么开拍了。父亲看到了他在做什么，很自然的支持他，从头到尾两个人也没提到钱的事。

真拍起来，钱是很大的问题。张大磊一直在找投资，一直也没找到。之前说《八月》是一种病，从2008年患上，到2015年夏天，这个病已经快到了晚期，没有别的办法，必须要治愈它。

父亲看到了这一点，他相信一个人的选择是有原因的，他不明白，但要尊重。他便开口说，用自己的钱拍吧，先拍完，治好了那就继续，如果治不好，再想想办法，也许做点别的什么。

张大磊和父亲，好像是不说话的。

他们都是电影工作者，但在一起不聊电影。张大磊说，父亲对《八月》一直很支持，那不是制片人对于导演的支持，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支持。就像电影里，父亲教儿子游泳，他站在泳池边说，“你要夹住双臂，记着，一定要使劲夹住，这样才不至于被潮水吞没。”

于是《八月》的拍摄完全是自掏腰包，家里的钱，自己的钱，朋友的钱。完成之后，张大磊感到自己病好了。

父子一起看过，也讲了一些感受，但最终的结果，就是互相尊重。

张大磊说，父亲对这部电影也许谈不上喜欢，两人各有各的美学态度和观念，而且除了电影工作者这个身份之外，他还是父亲，还要考虑到他的生存，考虑到生活的现实。

电影里，晓雷在父亲离开后，拍全家福时候虚抱住了他。正如《八月》片尾，出现一行字幕：“仅此片献给我们的父辈”。

在张大磊看来，他们真是比我们坚强，要顺应时代，要改变自己，还那么从容，每一分钟都在努力生活。

今年三月，《八月》的取景地，张大磊长大的地方，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被夷为平地。制片厂从93、94年开始瓦解，职工发不出工资，拍电影要自己找投资，后来又经过改制，到现在终于彻底消失，连同父子俩前二三十年的生活一起。

如中电影里歌中唱到“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

至此，《八月》又多了一层意义，留住好时光。

（采写/鸭子 摄像/海东 摄影/克里木 剪辑/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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