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原著解说全剧（白鹿原的创作过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忠实在街头吃小吃。

1986年在西蒋村陈忠实祖居老屋，右起：张月赓，蒙万夫，陈忠实。

1988年在太白山参加长篇小说研讨会，右一为陈忠实。

1985年秋天，陈忠实写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受这个多少有点“历史性”的题材的启示，萌生了写长篇小说的念头。他酝酿中的长篇小说，不是他多年来习惯所写的现实题材，而是现代历史题材。创作题材上的巨大转向，与陈忠实思考创作突破问题时获得的启示有关。这一时期，我国文坛兴起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不少作家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经过现代新文化革命的洗礼和冲击，传统文化特别是某些“文化的根”确实有所断裂。陈忠实当时没有写过“寻根”作品，但他对“寻根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极有兴趣也极为关注。“礼失求诸野”，方法不错，但是陈忠实很快发现，“寻根文学”发展的方向有了问题，一些人后来越“寻”越远，离开了现实生活。

陈忠实认为，民族文化之根应该寻找，但这个根不应该在深山老林和荒蛮野人那里，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此时，他在《世界文学》1985年第4期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大师、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中篇小说《人间王国》，还读到同期杂志配发的林一安写的评论《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的寻踪者》，这是一篇介绍拉美作家的创作特点特别是卡彭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陈忠实读后不仅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而且对他最富有启示意义的，是卡彭铁尔艺术探索的传奇性历程。

卡彭铁尔创作之初，受到欧洲文坛各种流派尤其是超现实主义的极大影响。1928年，他远涉重洋来到超现实主义“革命中心”的法国，“但是八年漫长的岁月却仅仅吝啬地给予卡彭铁尔写出几篇不知所云的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灵感’”。卡彭铁尔在失望之余，意识到自己以及其他拉美青年作家若要有所作为，必须彻底改变创作方向，“拉丁美洲本土以及她那古朴敦厚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文化才具有巨大的迷人魅力，才是创作的源泉”。

卡彭铁尔回到古巴之后，立即遍访拉美各国。1943年，又深入海地这个拉美唯一的黑人国家，深为所迷，经过五年多的呕心沥血，写出了别开生面的《人间王国》。作品于1949年发表后，在拉美引起巨大反响，并在欧美文学界受到热烈欢迎，被小说史家称为“标志着拉丁美洲作家从此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卡彭铁尔对陈忠实启示最深的一点，是陈忠实对自己乡村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陈忠实有相当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他曾经说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不下于柳青；但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主要是当代的农村生活。他感觉自己对于乡村的生活知道得太狭窄了，只知当下，不知以往，遑论未来。他意识到，对于一个试图从农村生活方面描写中国人生活历程的作家来说，自己对这块土地的了解还是太浮浅了。

从卡彭铁尔进入海地这一文学事件中，陈忠实体悟到必须把目光再从外国大师那里切换到自己民族的生存现实和文化土壤上，回归本源，才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关注本土，也能产生好作品和大作品，也能创作出令世人瞩目的不朽之作。而此时文艺思潮中盛行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也对陈忠实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他把卡彭铁尔进入海地、“寻根文学”和“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三者融会贯通，发现它们有共通的文学和文化指向。

1986年至1987年，他去西安周边的蓝田、长安两个县查阅县志，还查阅了咸宁（明清与长安县并为陕西西安府治，民国并入长安县）县志，查阅地方党史及有关文史资料。选择长安、咸宁和蓝田这三个县了解其历史，陈忠实有一个基本考虑，那就是这三个县紧紧包围着西安。西安是古都，曾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他认为，不同时代的文化首先辐射到的，必然是距离它最近的土地，那么这块土地上必然积淀着异常深厚的传统文化。

查访过程中，不经意间还获得了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就是在这种踏勘、访谈和读史的过程中，陈忠实新的长篇小说的胚胎渐渐生成，并渐渐发育丰满起来，而地理上的白鹿原也进入他的艺术构思之中，并成为未来作品中人物活动中心。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就是以蓝田县清末举人牛兆濂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白灵也有原型，原型是白鹿原上的人，是从党史回忆录里找出来的；田小娥则是从蓝田县志的节妇烈女卷阅读中萌发历史思考而创造出来的。

史志里的一些材料让陈忠实震撼。1927年农民运动席卷中国一些省份，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湖南农民运动闹得很凶，陕西关中的农民运动其实也很厉害，仅蓝田一个县就有800多个村子建立了农会组织。陈忠实看到这个历史资料后很感慨：“陕西要是有个毛泽东写个《陕西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么造成整个农民运动影响的可能就不是湖南而是关中了。”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令陈忠实思考，陕西关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封建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也是经济形态相对落后、历史文化沉积最深最重的地方，人很守旧，新思想很难传播，怎么会爆发如此普遍的以革命为名义的农民运动呢？

他读牛兆濂主编的《蓝田县志》，发现二十多卷县志中，有四五卷记载的是蓝田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事迹和名字。这些事迹没有女人的真实名字，只是以夫姓和自家的姓合起来称呼，如刘王氏；事迹也无非就是这样一类：刘王氏十五岁出嫁、十六岁生孩子、十七岁丧夫，然后抚养孩子，伺候公婆，终老没有改嫁，死时乡人给挂了个贞节牌匾。有几卷没有记载任何事迹，只是把贞妇烈女们的名字一个个编了进去。陈忠实心中既悲哀也震撼：这些鲜活的生命活得是多么委屈啊！他萌生了要写田小娥这么一个人物的创作冲动，这个人物不是接受了现代思潮的影响，也不是受到了某种主义的启迪，只是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她要按人的生存需要、人的生命本质去追求她所应该获得的。这个人物应该具有典型意义。

在陈忠实构想的未来的长篇小说中，最早冒出来的一个人物，就是后来小说中的朱先生，一个儒者甚至是大儒，这样的人物是“耕读传家”的乡土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导师，但是限于生活经验，他对写这个人物只有一些抽象的概念化的想象，缺乏活生生的性格和生活把握。正是在史志的翻阅中，他心中的朱先生渐渐地立了起来，活了起来。

朱先生的原型是主编《蓝田县志》的牛兆濂，清末举人，人称牛才子。现实中的牛家与陈家一北一南隔灞河相望，距离很近，陈忠实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晚上父亲与他一起剥玉米，就给他讲过很多牛先生的故事。牛才子是当时乡里出名的“神童”，传说很多。关于这个人物，陈忠实回忆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乡村社会，对一个富有文化知识的人的理解，全部归为神秘的卜筮问卦方面的传说。他听父亲讲，谁家丢了牛，找牛才子一问，牛才子一掐算，然后按其所说去找，牛就找着了。陈忠实很想把牛才子这样的儒者写到作品中去，但感觉最没有把握。牛兆濂主编的县志客观纪事，不加评价，只有几处写了类似编者按的批注表达了观点。陈忠实就是从那几处批注中，感觉和把握到了老先生的某些心脉和气质，感觉写这个老先生有把握了。这是他查阅县志另外的一大收获。

1987年，陈忠实完成了长篇小说的构思和结构，计划三年完成。他考虑写两稿，第一稿草稿，拉出一个大架子，写出主要情节走向和人物设置；第二稿正式稿，细致写，精心塑造人物和结构情节，语言上仔细推敲，争取一次完成，几十万字不想写了再修改再抄第二遍。

1988年4月1日，农历戊辰年二月十五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了《白鹿原》的第一行字。漫长的《白鹿原》创作开始了。当他在《白鹿原》的草稿本上写下第一行字时，“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草稿陈忠实写得很从容，坐在沙发上，把一个大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很舒服地写，一点儿也不急。7月和8月，因故中断写作两个月。9月再动笔，到次年1月，草稿完成，约40万字，实际用了八个月时间。当年4月开始写第二稿即正式稿，这一稿打算用两年完成。他写得很认真，心里也很踏实，因为有草稿在。开始写得还算顺利，写完第十一章，陈忠实遇到了一个坎，不知为什么，第十二章写不下去了。陈忠实说，是“遇到了结构安排上的一个障碍”。此时，已经到了夏天，天气热了。

8月，酷热难耐。陈忠实在夏天常用的凉水泡脚降温法似乎也不起作用了，他的心烦躁不安，《白鹿原》第十二章怎么写都感觉不对，笔下滞涩。灞桥区文化馆馆长、作家李君利与陈忠实是乡党兼文友，关系比较密切，闻知陈忠实这种情况，他邀请陈忠实到自己位于洪庆镇郭李村的老家窑洞中去写作，窑洞冬暖夏凉，而且清静。陈忠实一听，欣然前往。李君利与夫人周改群把陈忠实的吃住等生活安排好，摒绝一切干扰，留下陈忠实在那里写作。与世隔绝的环境，凉爽的土窑洞，使陈忠实渐渐进入无他也忘我的创作心境。在这里近一月，他完成了《白鹿原》第十二章的创作。

还在李君利老家窑洞写作的时候，无人知道陈忠实躲在这里创作，那时通信也不方便，家里人只知道陈忠实在乡下写作，具体在哪里，也不清楚，单位过了多时才联系到他。这一年下半年，因单位工作忙，陈忠实几乎没动笔。

1990年，春节前后，陈忠实把之前写成的十二章又温习了一遍，他抓紧时间写了几章。1991年，又重新温习前面写的内容，然后重新接上写。“1991年从年头到年尾除了高考期间为孩子上学耽误了一两个月，这一年干了一年实活，到春节前四五天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如果把《白鹿原》归入特定的年代，那它无论怎么看，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虽然此作复稿是于1992年1月写完，但这部作品的起根发苗或称孕育是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间也是80年代，《白鹿原》的思想、人物、故事以及艺术上的种种追求都在80年代已然形成。

1990年10月24日，陈忠实在致何启治的信中谈到《白鹿原》的创作，说“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这里谈到两个“全部”，一是“全部”的“生活储备”，二是“全部”的“艺术”“能力”。其实，还应该再加一个，那就是“全部的艺术勇气”。没有“全部的艺术勇气”，是不能把《白鹿原》最初的艺术理想坚持到底的。

《白鹿原》“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在1991年完成的。由于现实生活的风云激荡，他更强化了对历史和生活的一些认识。正如他所言：“生活不仅可以提供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纠正作家的某些偏见。”

1991年9月19日，陈忠实致信白烨，对白烨为他中篇小说集《夭折》写的序表示满意和感谢。信中说到，“您对我的创作的总体把握和感觉也切中实际，尤其是您所感到的新变”。“鉴于此，我更坚定信心写长篇了，且不管结局如何；依您对《兰袍》以及《地窖》的评说，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您有话说的，因为在我看来，正在吭哧的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远非《兰袍》等作品所能比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兰袍》要深刻也要冷峻一些了……”

关于创作，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经验。陈忠实关于创作特别是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蒸馍理论”，意思是说：创作像蒸馍一样，蒸馍是揉好面，做成蒸馍，放到锅里蒸，未蒸熟前不能揭锅盖，一揭锅盖就跑了气，馍就蒸不好或成夹生的了；创作也是这样，心中构思酝酿了一部作品，不要给人说，要憋住气写，这样写出的作品情绪饱满，中途一给人说就跑了气，三说两不说，气泄完，写起来不仅没劲，可能最后也不想再写了。

1990年10月24日，陈忠实在致何启治的信中谈的一些话，可以作为“蒸馍理论”的注解：“朱盛昌（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主编）同志曾两次来信约稿，我都回复了。他第二次信主要约长篇，大约是从陕西去北京的作家口中得知的消息，我已应诺，希望能在贵刊先与读者见面，然后再作修改，最后出书。关于长篇的内容，我只是说了几句概要的话。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

创作与作者的感情、情绪大有关系，创作过程中需要饱满的感情和情绪，感情、情绪不断释放，写出来的作品气韵肯定不足，往往面目苍白。陈忠实写《白鹿原》，显然是鼓足劲憋足气要蒸一锅好馍，他总体上是把锅盖捂得严严的，但是锅盖总有那么一两点漏气的地方，锅里的气压太大，这个锅也不妨漏出一点气。他在这里给白烨说的这个“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兰袍》要深刻也要冷峻一些了”，算是漏出的一点点气，从中也可以见到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思想上是如何把握的。

历时四年，1991年深冬，在陈忠实即将跨上五十岁这一年的冬天，小说中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了最后的归宿。陈忠实在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终于迎来了1949年。白鹿原解放了，书写《白鹿原》故事的陈忠实也终于解放了。

这一天是农历辛未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92年1月29日。写完以鹿子霖的死亡作最后结局的一段，画上表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他从小竹凳上欠起身，移坐到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仿佛从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

1992年3月2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室副主任高贤均和《当代》编辑洪清波到西安拿走《白鹿原》手稿。4月16日，高贤均致信陈忠实：“我们在成都待了十来天，昨天晚上刚回到北京。在成都开始拜读大作，只是由于活动太多，直到昨天在火车上才读完。感觉非常好，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干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思想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白鹿原》将给那些相信只要有思想和想象力便能创作的作家们上一堂很好的写作课。衷心祝贺您成功!”

读了高贤均的信，50岁的陈忠实欣喜若狂，在自家的沙发上跃起伏下，连吼带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