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童年回忆（我的童年在1990年代）

本文作者布城马丁，同步首发于天袁地访微信公众号。

值此国庆佳节，祝各位读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宏图大展

我的童年是1990年代。那些年，我们在作文里的梗是，爷爷奶奶的童年是灰色的，爸爸妈妈的童年是红色，而我们的童年是金色的。现在想来，最美好的童年是现在是童年，而我们这些生于80后，成长于90年代的老儿童，只有回忆了。

上海人说票子，99%就是指钞票，什么粮票、油票、电影票、杏花楼月饼票；静安面包房票子，话剧票子，脱口秀票子，万变不离其宗。

90年代，见证三代人民币

1991年，笔者入学，恰逢太湖流域洪水捐款，我捏着爸爸妈妈给的钱到学校捐出，好像是五块？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笔小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钞票上那个戴眼镜的叔叔。那是第三套人民币依然流通的日子，人们依然视“大团结”为大钱，反正我是从没有资格拿大团结的。

但此时，一种新的人民币已经开始使用了，四个老人头整齐看向左，这是100块，对于我这种小朋友根本是无法亲近的，我曾经尝试钞票的韧度，说实在的，真的不好撕，好在被及时阻止了。

小一点的50块，戴眼镜的叔叔身边多了真的是戴眼镜的老爷爷和扎头巾的小姐姐。而到了与大团结同样面值的蓝灰色钞票，则只剩下老少配的少数民族头像。当然最常见的还是棕色的五块和红色的一块，两块钱的人民币不知道为啥就是很少用。

也伴随着这套人民币，大家对一张分的定义从十块慢慢上涨到了一百块。而我，终于在过年的时候，九十年代的中后期，终于可以手握一张四个老人头。我曾有本标题为“收获”的小账本，歪歪扭扭地记着收过的压岁钱。在90年代中期，我们家的压岁钱行情还是在五十块以下，但后来记忆中，家长们就再也“不好意思”探底100元以下了。

上高中前，我每月的零花钱只有五块钱，不过也没处花，所以常常能攒起来。那时候60块钱就能存了，还有儿童保险，所以我名下也有好几百大洋，但那时候还不知道有通货膨胀这回事，但94年之后......多么痛的领悟。中学时代花销渐渐多起来，没有了固定的零用钱，父母会时不时接济，但都会记上账本，而每年的压岁钱是一年补仓的唯一好机会，懂的都懂。

1999年，上海人民开始用青皮蛋、黄皮蛋来称呼钞票之后，齐刷刷用不同颜色的毛爷爷来当封面的人民币开始普及开来，短短这十年，我竟然经历了三套人民币。不过，最近二十多年，除了100元的防伪升级之外，就没啥新的人民币发行了。

90年代最难忘的是五毛硬币的发行，原先的五毛是纸币，一毛钱率先改硬币，然后一块钱也有了硬币。那时有个都市传说1994年的1元硬币发行量极小，所以价值大大超过面值，后来又说1996年的1元硬币价值更高。的确，我记得看过的1994年硬币不超过十枚，96年的更是凤毛麟角。那时候花出去的1块钱都要看好年份，给出去一个96年的就好比少了块肉。但还真没听说过谁拿这特殊年份的硬币发了财的。

话说这五毛硬币金灿灿的，是所有硬币里最小的。我当时直呼这是“金币”，所以我但凡收到五毛硬币就和特殊年份的1元硬币一样是不会拿出来花的。后来爸妈实在看不下去，四舍五入把我的那些硬币半买半送地赎买走了。那时，我还真的担心过我囤积的硬币过多会导致中央银行出现硬币供应短缺。每次去超市发现他们找不出零钱，我总觉得是我的过错......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想多了。不过，好像后来民间确实有些丧葬习俗里会大量使用五毛硬币，确实造成了五毛硬币的供应问题。

押瓶费，计划经济的影子

我们的童年里没有见过粮票，油票之类。这些票证在90年代初都已经几乎全部废止了。但我还是去过粮油店，难以忘怀店堂里充斥着富足的气息，米香、油香、酱油香重叠在一起。零拷的食用油从油腻肮脏的管道吐进瓶子里的画面常常就像在眼前。

当时虽然没有票证，但是凡是用玻璃瓶的，无论是啤酒、黄酒还是酱油、汽水都还有押瓶费这回事。90年代初，空汽水瓶竟然可以是亲戚之间流动的类似于硬通货的东西，因为拿空汽水瓶去换就不必付押瓶费了。甚至到90年代末期，去小店帮老爸买瓶烧菜的黄酒还得付押瓶费，用完了可以拿着瓶子和店里发的一块硬纸板片去退——他们也避免有人把不是这儿买的空瓶退给他们，要是丢了这张硬纸片，这瓶基本就折手上了。

而那时，如果要去店里喝一瓶汽水，喝不完是不让带走的，必须瓶留人走，实在是太不方便。后来出了塑料瓶装的各类油、酒、饮料，不知道押瓶费是何时取消的。

不过，在西方国家还是有押瓶费的。比如在德国，塑料瓶汽水会预收瓶子的费用，需要通过正常渠道回收（超市有回收机器）拿回那二三毛，这是为了促进环保。而在美国，有的牛奶公司还在使用传统的玻璃瓶，每个瓶子预收二刀，到超市可以随时退瓶。我们家还躺着两个玻璃瓶，在我眼里它们就是等待兑现的四美元，可能我再攒一个就有动力去把它们兑过去。

从本票到公交卡

90年代，非货币的代币票证最常见的大概是公交本票了。本票据说是本式月票的简称。是取代月票的一种公交车票预售制度。不知道这种东西出现的原因，但大体上也是配合公交整体涨价到位，从以角为单位到元，一张本票一块钱（初期有伍角），普通车可以坐一次。如果是空调车，一开始有一块五，一张本票加一个五毛钱可以搞定，或者两个人扯三张本票。后来变成两块，那就两张本票一个人。上大学后，已经是2004年左右，本票已经不多见了，不过当时，我是系里面每周送同学去静安区某个小区志愿教英语的负责人，车资当然是学校出，可每人发两个钢镚实在太寒碜，也不便携带，毕竟他们是去教书育人的，所以一人两张本票发给同学倒也不曲于礼，而且本票都有编号，出入一目了然，根本不怕有人肥私。不知道今天还有本票这号玩意儿吗？

相对高端一点的出租车票，笔者也见过，不过这种东西实在不方便操作，应用性也不强，也就很快淘汰掉了。后来又出现了储值卡，但也不是每家出租车公司都接受，直到上海公交卡问世。上海公交卡可是一个跨时代的发明。最初的地铁车票为纸质，进站扯一联，出站扯一联，如果扯错了就麻烦了，还得人工检票。后来有了塑料的单程票，但买一程坐一程确实挺麻烦的，所以就有了公交储值卡诞生的必要。

一时间，拥有一张公交卡简直成了上海人的基础配置，但时间已经来到90年代末了。“1999年12月27日，上海公交卡首先在地铁一号线，11条公交线和一个渡口试运营。”记得爸妈带我拿着公交卡试着进站，跳过长长的买票队伍，还是非常潇洒的。

票子印得比面包好

上海的面包房都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喜欢印面包券，无论是比较元老的香特莉、马可波罗，还是后来把这件事情做到最绝的克里斯汀，还是跟着学坏的红宝石和静安面包房，好像各家面包房都意识到票子发得好比面包做得好更重要。面包券好似一种融资手段，以较低价将高面值面包券卖到市场上，而兑现面包券的过程非常漫长，一般来说，对面包房而言是有利的，况且并不是人人爱吃面包，常常有人以更低价卖回面包券，这兜兜转转，就花印票子的钱，简直比做面包还赚钱。

所以啊，但凡面包券发得越多的面包房，这面包是越不值得吃的。前几月听闻马可波罗面包房最后一家店都要关张了，唉，资本游戏玩到最后都是实业吃亏。

另外还有月饼票，这算是跟面包票学坏的，也是肇始于90年代中后期，大行其道于2000年代，然后因为严重内卷而严重丧失市场好评——世人避月饼票唯恐不及。最近十年的中秋国庆，我都不在国内，也不知道月饼票现在是不是依然还在通行。

我们是第一代彩民

今天还能卖的纸质报纸估计就剩下报纸了。95年劳动节，我们家的信箱第一次有了订阅的新民晚报。90年代中期的新民晚报还是一张大报，不过中间好多版财经股票是我决计不要看的。不过，当年股市还是特别红火的，我记得有个亲戚，每天晚上财经新闻就要钻到被子里，然后掏出一个大本把当天的股票价格信息一一抄录，在这段时间里千万不能打扰，那几百只股票的高低价格竟然抄得一丝不苟。

那时候，我也会听几耳朵大盘走势，虽然几乎听不懂，但是也知道股票涨跌对于身边人的影响。股票进入人们的生活是在90年代初，看过电影《股疯》的人大多都不会觉得里面的情节太过离奇。最近十几年先后出现的几次股市小高潮，除了人们疯狂的数量级更加不可限量之外，其实也没有太多新东西。不过90年代后半段引入的一个新东西，却是引起了另一阵疯潮，福利、

刮刮乐很早就有了，基本有个庙会就会有个摊子，小奖轻松可得，大奖闻所未闻。但福利可不一样，记得爸妈拿回家一本装帧精美的上海风光，感觉像个收藏品。那时，电视台直播摇奖，每家每户都特别上心，但渐渐发现这玩意儿中奖率实在有限，就不关注了，我很怀疑那厚厚一沓精装里可能有个把被我们错过的致富良机。想来，我们也是被手把手教起来的第一代彩民啊。有些人等这一沓开完就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博彩生涯，但有些人却迷上了，亲戚里还有这样的彩民，坚持不懈地做着中奖美梦。不过人无完人，谁没点嗜好呢？

说到中奖，又想起90年代特别流行的有奖明信片。明信片有个号码，邮票含在售价中，便宜到可以一沓一沓获得。这个明信片有个中奖率极高的参与奖，每十张明信片必中的尾号奖。奖品是一只塑料的绿色小邮筒钥匙环，或者是印着生肖邮票的钥匙环，这绝对是超前的文创产品，今天绝对能卖个38一个，58一对的，可惜，生得太早了。

有人不喜欢90年代，认为那是个开始讲钱的年代，不可否认金钱会腐蚀一些美好东西，但是正因为大家讲钱，重视钱，社会的各方面成本却下降了，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我们的童年才变得有滋有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