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回纹特征（罗富诚谢红宋代冕服）

摘要：“十二章纹”是古代冕服的典型装饰纹样,象征着特殊的社会等级和文化意涵。由于朝代的更迭,不同朝代的冕服“十二章纹”虽具有同一性,却也不尽相同。文章运用“多重证据法”和“以图证史”等方法,基于对文献典籍和出土文物的研究分析,推断并绘制出宋代“十二章纹”的形象、数量及其在冕服上的分布情况。研究表明,明确宋代“十二章纹”的形象与排列有助于了解宋代的冕服文化,有利于把握古代冕服及其纹样的变化历程和历史脉络。

研究背景

“十二章纹”滥觞于原始时期的图腾文化。戴圣《礼记·明堂位》载:“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周龙章。”在当时,不同部落选取不同的纹样作为身份的象征。西周时期,十二种纹样汇集,形成纹样的组合,即“十二章纹”。《尚书·益稷篇》记载了章纹与服饰的结合:“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而到东汉,范晔《后汉书》载:“天子、三公、九卿……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十二章纹”与服饰结合的章服制度被确定下来,为后世所沿用。从原始时期的图腾文化到封建时期的章服制度,诚如李砚祖教授所说:“纹样的民族性或文化性中仍深深保留着来自远古时代的历史回音。”[1]自史前至明清,“十二章纹”的传承像是中华文明的缩影,在时间的流转与朝代的更迭中,逐渐发生变化。从简陋朴素的史前原始社会,到讲求礼乐的西周奴隶社会,再到“独尊儒术”的汉代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文化上的飞跃,使得“十二章纹”因时损益,产生不同朝代的差异性。此外,历代关于“十二章纹”的记载多以文字为主,而“使用文字来描述事物的时候,意味着大量的信息被高度概括和抽象化”[2]。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即其形象问题,实现其“从文字到图画”的转换。

目前,关于“十二章纹”的研究不可谓不多。高春明[3]和诸葛铠[4]在论述冕服时提及“十二章纹”,分别在各自文章中简单介绍了章纹的基本内涵,并配以未标注朝代的章纹图像。基于彩陶文化和早期史书,彭赟乐[5]分析“十二章纹”,以文字形式描述了其在奴隶社会的形象构成要素。孙机[6]、崔圭顺[7]在各自专著中根据经学典籍、图像壁画和出土物件等多重资料,详细探讨了“十二章纹”汉代至明清的发展演变过程。根据定陵出土的衮服实物,王秀玲[8]确定了明朝“十二章纹”的形象。王秦[9]、兰宇[10]和蔡锐[11]三人的文章主要阐述了“十二章纹”的文化意涵、艺术特征与美学意义,并未过多涉及其具体形象和朝代差异。白雪[12]、孙静[13]基于两唐书等史料分析了唐朝“十二章纹”的形象特征,后者还进行了视觉推演。然而,关于宋代“十二章纹”的研究则较少。历代冕服具有同一性,自秦汉到宋明,汉族政权的冕服一脉相承。宋代服饰与纹样于其间就起着“上承秦汉,下启明清”的作用,章服定制于东汉,隋代将服饰订令,宋令扬弃唐令,明代效仿宋代。因此,研究宋代“十二章纹”有其必要性。此外,宋代是少数除了文字资料外,还有图典可供参考的朝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字多图少”的不足。且宋代除本身的史料外,还可借鉴如明、清等朝代的丰富文献、图典和实物。这都为宋代章纹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依据。综上所述,本文基于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和陈祥道《礼书》,结合多重资料,探究宋代冕服“十二章纹”的形象与排列分布状况。

宋代章纹的形象推断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定衮冕之制后,完整的十二章纹一般绘绣于皇帝衮冕上,宋代亦然。脱脱《宋史·舆服志》载:“衮冕……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而就章纹的形象问题,本文将《新定三礼图》和《礼书》中的图像与相关资料综合比对认为,二书中有七章无明显差异,一脉相承,唯日、月、星辰、龙、宗彝这五章有争议。

1.1 日、月、星辰纹

日、月、星辰,又称“三辰”,取其照临之意。《礼书》中未见此三纹,《三礼图》三辰不在冕服上,而绘制于“太常”旌旗上(图1),原因为何?早期十二章纹存在颇多争议,在讨论冕服章纹时,以马融、孔安国和郑玄为代表的经学大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就三辰而言,郑玄认为“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旂,所谓三辰”[14]。聂崇义在《三礼图》中引述此句,认为“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即尧舜的冕服绘绣十二章纹,到周代则将日、月、星辰三纹画于旌旗上,天子冕服衣裳遂减为九章。且脱脱《宋史·舆服志》载:“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监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聂崇义所进《三礼图》……皆仿虞、周、汉、唐之旧。”聂崇义采纳了郑玄的观点,在考订古礼,编撰《三礼图》时“仿”的“旧”就包括郑玄注疏的《周礼》。因此,聂崇义在《三礼图》衮冕的上衣中仅画五章,与宋《舆服志》中所述八章正好差了日、月、星辰三章。那么,《三礼图》和《舆服志》孰是孰非?《隋书》记载隋炀帝定服制的过程,在讨论衮冕之制时,虞世基上奏认为周代谦逊,不敢在冕服上背负日月,所以将这三章缀于太常旌旗上。他认为如今的冕服应恢复这三辰,三辰象征着帝后的德行,故请重用十二章,得到了隋炀帝的认可。魏征《隋书》载:“周氏执谦,不敢负于日月,所以缀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衮衣,章乃从九。但天子譬日,德在照临,辰为帝位,月主正后,负此三物,合德齐明,自古有之,理应无惑。”自此,“肩挑日月、背负星辰”的章纹分布在隋代确定下来,一直沿用至清代。宋代承袭隋唐服制,所以,太祖赵匡胤在聂崇义进献《三礼图》后,对他嘉许赞赏,但对书中内容并未全然采纳,而是召集有关部门审定,其中就包括衮冕仅用九章的观点。脱脱《宋史·舆服志》载:“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三五人更同参议……拙多所驳正,崇义复引经以释之,悉以下工部尚书窦仪,俾之裁定。”因此,宋代衮冕应如其《舆服志》所载,为十二章。

图1 “太常”旌旗上的“日、月、星辰”三章

Fig.1 The three ornaments "sun,moon and star" in "Tai Chang" banner

虽然《三礼图》中三辰画于旌旗的观点未被采纳,但其形象依然可供参考。图1中纹样简略粗糙,可见日、月纹皆作圆形状,前者采圆状不言而喻,后者为圆,取其满月之意。在日纹内有一只三足鸟纹,头向左,尾朝右。日中三足鸟,即传说中的太阳神鸟——金乌。在月纹中,有一兔手持工具,似在忙碌,其头向左,尾朝右,为神话中的玉兔捣药。星辰则以三颗星为一组,呈三角连线状。

然而同处宋代的高文进在《宝相观音图》中所绘的日、月纹(图2)却与上述有异。图2中纹样刻画细致,日纹以红色为底,内部纹样为二足金乌。月纹以黄色为底,左侧多出一棵树,路面起伏,玉兔于树下捣药。高文进在北宋任翰林待诏和图画院祗候,太宗作画时,他常伴左右。在真宗时期,他还主持玉清昭应宫建设的相关工作。由此可见,高文进时常面见皇上,很可能见到章纹。故其所绘日、月纹具有一定可信度。那么,日、月纹形象究竟如何?

图2 宋代《宝相观音图》之日、月纹

Fig.2 Sun and moon patterns on Baoxiang Guanyin Picture in Song dynasty

就日纹而言,金乌是二足还是三足,学术界早前已有讨论。在研究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上二足金乌的问题时,邢萍[15]纵观史书古籍发现:“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多‘金乌有三足’的记载,但西汉初期之前史料中虽有金乌记载,但无金乌是三足记载。”也就是说,西汉初期对于金乌足数并未点明,后期金乌则为三足。由此,或认为聂崇义沿袭了西汉后期的观点。此外,受宋代章纹影响的明、清两代,日纹金乌皆为三足(图3)。而《宝相观音图》作为绘画作品,受画家主观意识影响,可信度小于《三礼图》。故认为宋代日纹金乌为三足。

图3 明、清两代的日、月纹

Fig.3 Sun and moon patter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就月纹而言,问题在于纹样刻画的细致程度。而造成刻画差异的原因或是创作目的和纹样载体的不同。聂崇义《三礼图》流传至今,是解释中国古代礼制中附有图像较早的古籍。其作用是为宋代效法古礼提供蓝本,以显示赵宋王朝的正统性,是政治的外化表现。书中的图画仅是文字描述的补充形式,所以较简略粗糙。而《宝相观音图》是具有画家主观意志和宗教色彩的绘画作品,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画功的展现,故绘图精致细腻。或是因为“艺术形式在某一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很有可能从一般的普遍性简单形式开始,向复杂形式过渡”[15]。

就星辰而言,星星颗数是主要问题。《三礼图》中,除太常旌旗外,“玉辂”旌旗上的星辰或以两颗星为一组,或以五颗星为一组,呈波浪状(图4)。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16]出土一罕见的彩绘星宿图,图上密布星辰纹样,星星颗数从两颗到数颗不等(图5)。在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的南宋陆信忠《十王图》上也有大量杂乱无章的星辰纹(图6)。而目前,最早的星辰纹见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的唐代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中晋武帝司马炎像(图7),司马炎身着冕服,星辰以三颗组成状。阎立本擅长工艺绘画,在唐高宗时官拜右丞相,故其所绘具有可信度。另外,身居明朝御史、神宗傅师等高位的王圻,其所著《三才图会》《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商汤王像》和清代龙袍中的星辰也都是三星状(图8),这反映出自隋唐以来,章纹的一脉相承。选择三星相连,而非其他颗数,或是因为“三”在古代的特殊意涵。早在春秋时期老子《道德经》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后许慎《说文解字》对“三”的解释,“三,天、地、人之道也”及许多带有“三”的成语,都表明“三”的特殊性。在古代,“三”是礼数,是“礼”的体现。戴圣《礼记》载“卜筮不过三”,王肃云“礼以三成也”,“三”逐渐成为古人的礼制规范。因此,冕服多以三星成纹是文化的象征。至于其他地方、其余颗数的星辰纹,应是起装饰作用。综上,宋代冕服的星辰纹以三星相连应是确史。

图4 “玉辂”星辰纹

Fig.4 Star patterns in "Yu Lu" banner

图5 《绢地彩绘星宿图》及其摹本

Fig.5 Colored Star Painting in the Silk Ground and its copy

图6 《十王图》星辰纹

Fig.6 Star patterns in Ten Kings Painting

图7 《司马炎像》星辰纹

Fig.7 Star patterns in The Statue of Sima Yan

图8 明、清两代的星辰纹

Fig.8 Star patter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2 龙 纹

龙纹,“以龙能变化,取其神”。宋人罗愿在《尔雅翼》中描述过龙的外形:“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三礼图》和《礼书》的龙纹形态与之基本相同,龙身微曲,龙鳞满布,身材如蛇般细长,龙爪刚劲有力且皆绘于龙身左侧。聂崇义所绘龙纹见于衮冕和上公衮冕(图9),陈祥道所绘则在大裘冕、衮冕和十二章服上(图10)。二书的龙纹有两点不同,一是龙行方向,二是龙爪数量。在五幅龙纹中,有四幅皆为龙首于上,龙尾在下的升龙状。而在《三礼图》上公衮冕中,则是相反的降龙状,此其一。其二,《礼书》十二章服的龙爪为四爪,余下则为五爪。

图9 《三礼图》的龙纹

Fig.9 Dragon patterns in Three Rites Book

图10 《礼书》的龙纹

Fig.10 Dragon patterns in Book of Rites

1.2.1 升龙与降龙之分

二书中,四升龙在天子冕服,一降龙在上公衮冕,或是天子为升龙,臣子用降龙的规定。冕服是礼服,为凸显不可随意逾越的礼仪尊卑,早在服饰定制的东汉就已作出规定。范晔《后汉书》载:“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贤仁佐圣,封国受民,黼黻文绣,降龙路车。”冕服具有等级性,不可逾越,不同等级的冕服象征着封建阶层的尊卑。因此,天子之冕服作升龙,臣子只能用降龙,这是“礼”的要求和约束。而就宋代来说,纵观《宋史·舆服志》,从宋太祖建隆元年、仁宗景祐二年、英宗治平二年到徽宗政和元年,再到南宋,凡是升龙的记载都在皇帝冕服上,降龙则在诸臣祭服中。因此,升龙与降龙的差异在于皇帝冕服用升龙,大臣用降龙。

1.2.2 龙爪数量之争

《三礼图》衮冕、上公衮冕的龙纹绘五爪,《礼书》大裘冕和衮冕龙纹为五爪,十二章服则是四爪。北宋皇陵多处龙纹石柱上也存在三爪、四爪、五爪不等的情况[17](图11)。在元丰五年进士郭思所画《戏羊图》(图12)中,一孩童衣着华丽,耳戴圆玉珠饰环,腰束红、蓝、白三色宝石镶嵌之金带饰,最重要的是胸前有蓝青色五爪双龙绣补,可知其身份尊贵。假如宋代五爪龙纹仅皇帝可用,作为进士的郭思不可能不知道这项规定,选择冒着风险在孩童衣服处画五爪龙纹。由此推测,宋代五爪龙纹并非天子专属纹样。但宋徽宗所绘《祥龙石图卷》(图13)中,有三龙遨游于云纹,三龙四肢五爪。效法宋代冕服的明代,其《明宫冠服仪仗图》和明定陵出土衮服龙纹也为五爪(图14),清代亦是如此。据宋濂《元史·舆服志》载,延祐元年冬,仁宗认为近年来“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僣礼费财”且“贵贱有章,益明国制”,于是,为了辨服色、明尊卑而命中书省定服色等第,其中“惟不许服龙凤文(龙谓五爪二角者)”。亦即,关于龙纹和龙爪的规定,已知最早的是元代仁宗时期。在元仁宗前,包括宋代在内,一般龙纹装饰物并无特别的爪数限制,只有冕服上的龙纹必须为五爪。

图11 北宋皇陵石柱龙纹拓片

Fig.11 Dragon pattern rubbings on imperial mausoleum peristele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图12 《戏羊图》龙纹

Fig.12 Dragon patterns in the Playing Sheep Painting

图13 宋徽宗《祥龙石图卷》

Fig.13 Auspicious Dragon Stone Picture Scroll by emperor Huizong of Song dynasty

图14 明代龙纹

Fig.14 Dragon patterns in the Ming dynasty

综上所述,宋代冕服之龙纹当作升龙状,龙爪数为五。

1.3 宗彝纹

宗彝,即虎、蜼,蜼是一种长尾猿猴,“虎取其严猛,蜼取其智”。北宋邢昺注疏,彝是古代盛酒礼器的总称,两晋郭璞注,宋代邢昺《尔雅注疏》载:“别酒尊大小之异名也。彝其总名。彝者,法也,与诸尊为法。”《礼书》也描绘了宋代的六彝,分别是“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即在不同的盛酒容器上绘画或刻印鸡、鸟等纹样或形状。其中,虎彝和蜼彝最古老,早在尧舜时期它们就被视为宗庙彝尊之饰,象征着宗庙社稷,故美其名曰“宗彝”。十二章纹的宗彝就是以虎、蜼为纹样,宋《舆服志》甚至直接以“虎蜼”代称“宗彝”。冕服之宗彝,目前最早的见于《三礼图》冕服上,它们并非以祭器的形式,而是虎、蜼二纹一上一下分别对称存在于冕服袖口两端,虎为走姿,蜼是坐姿(图15)。而《礼书》的虎、蜼则是绘于彝,即祭器上,与酒杯构成整体纹样饰于冕服(图16),其形象模糊不清。

图15 《三礼图》宗彝纹

Fig.15 Zongyi patterns in Three Rites Book

图16 《礼书》宗彝纹

Fig.16 Zongyi patterns in Book of Rites

十二章纹之宗彝指的是虎、蜼二纹,在宋代应是没有异议,问题在于宗彝的样式。《三礼图》虎、蜼单独画于冕服上,而《礼书》的则是置于彝尊里。聂崇义在“衮冕”处写道:“宗彝,古宗庙彝尊名,以虎蜼画于宗彝,因号虎蜼为宗彝。故并画虎蜼为一章。”在“毳冕”处又写道“毳,画虎、蜼,谓宗彝也”,这与郑玄的看法一致。然而,在后面“尊彝图卷”的虎彝中,虎、蜼又是画在彝尊里的(图17)。据此推测,其一,在绘图时,聂认为虎蜼就是宗彝,画宗彝亦即画虎、蜼二纹,而陈则相反,这是两人认知上的差异。其二,可能是宗彝纹在北宋到南宋的变迁中产生了形式的变化,明、清两代也就沿袭了《礼书》中的宗彝形象。

图17 《三礼图》虎彝

Fig.17 Huyi patterns in Three Rites Book

1.4 余下章纹

除上述五章外,还有山、华虫、粉米、火、藻、黼、黻七章。无论是《三礼图》还是《礼书》,余下七章没有明显差异。山纹,“取其人所仰也”,由三座山峰组成,山与山之间倚靠重叠,中间为高山,两侧为小山,且左侧小山略高于右侧,有点透视的效果。华虫,即雉鸡,“取其文也”,或一足站立,一足抬起,或双足站立,头向左侧,目视前方,两翼合拢,尾部有三根羽毛,斜向下垂。粉米,“取其洁,又取其养人也”,呈圆状,外有一圆圈围绕,内部散落几颗象征米粒的小点,实际上小点的数量或许更为密集。火纹,“取其明也”,一圆形火心位于下方,火焰以条状从火心中燃起,火条中间长,两侧短。藻,水草也,“取其文如华虫之义”,纹样以中间一点为圆心,以螺旋状向外发出十二条曲线。黼,与“斧”同,呈斧形,取“金斧断割之义也”,宋代黼纹没有手柄,仅有斧刃,斧尖向左,斧背靠右。黻纹,形如两“己”相背,呈对称样式,“取臣民背恶向善,亦取君臣离合之义”。

综上所述,宋代冕服十二章纹视觉形象如图18所示。

图18 宋代十二章纹推测

Fig.18 Speculation of the twelve ornaments in Song dynasty

十二章纹的排列分布

章纹形象已定,然后是章纹的位次顺序。章纹的排序涉及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冕服形制上衣下裳,章纹依衣裳而饰,那么,何章饰于衣,何章饰于裳。第二,此章饰于上衣何处,彼章饰于下裳何处,这两方面的问题需要厘清。从北宋到南宋三百多年的变迁里,不同皇帝对于章纹位置存在不同理解,加之宋代文献对章纹的记载不多。因此,本文以北宋建隆元年这一时期为例,进行探讨。宋《舆服志》载建隆元年之章纹:“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这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就第二个问题,宋《舆服志》云:“山、龙以下,每章一行,重以为等,每行十二。”其中“山龙以下”,即华虫、火、宗彝三纹;“重以为等”,重复等同的意思,亦即此三纹以“对”的形式呈现;“每章一行,每行十二”也就是说三纹共有三行,每行十二对。显然,仅凭这句记载还不足以解答第二个问题。古代冕服服制与章纹虽“因时损益”,却也沿周之礼,取法汉唐,承袭了冕服的整体样式。因此,宋代章纹的分布还可借鉴相邻朝代的记载。

魏征《隋书》载:“于左右髆上为日月各一,当后领下而为星辰。”亦即,一日、一月分列于左右两肩,星辰位于领背下方。“肩挑日月、背负星辰”成为章服的既定形式,宋代也沿袭之。而与宋代最近的金朝,其《大金集礼》对章纹的数量和排列记载尤为详细:“衮服衣用青罗夹造……正面,日一,月一,昇龙四,山十二,上下襟华虫、火各六对,虎蜼各六对;背面,星一,昇龙四,山十二,华虫、火各十二对,虎蜼各六对……裳一……红罗八幅夹造……藻三十二,粉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该段以正背面分述的形式记载章纹的分布,对于宋代服制是很重要的补充,点明了章纹并非仅限于衣裳正面。其中“上下襟华虫、火各六对”应理解为在左衣襟处,华虫和火各六对,右衣襟亦然。因为,古代汉族服饰以“交领右衽”为典型特征,衣领在前襟相交,左襟盖在上,右襟覆于下,掩向右腋系带。所以,上襟即为左襟,下襟即为右襟,也就是在上衣正面华虫和火合计各十二对。而“虎蜼各六对”应是虎六对十二,蜼六对十二,即宗彝十二,正背面合计二十四。此外,元代冕服制度“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宋制也可参考。宋濂《元史·舆服志》载:“衮龙服……星一、日一、月一、升龙四、复身龙四、山三十八、火四十八、华虫四十八、虎蜼四十八。裳……饰以文绣,凡一十六行,每行藻二、粉米一、黼二、黻二。”比对金、元两代(表1)可知,其他章纹的数量相同,唯山纹有差异,前者山二十四,后者山三十八。再根据宋代“每行十二”推断,山纹数量应采纳金朝的记载,即山正背面各十二,合计二十四。此外,服饰史研究者陈诗宇也在其文章中分析了他的看法[18]。

表1 金、元两代十二章纹数量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the quantity of the twelve ornaments in Jin and Yuan dynasties

综上所述,再结合《三礼图》和《礼书》所绘(图19),推测宋代十二章纹排列分布如下:上衣,日一,于左肩;月一,于右肩;星辰一,于背面领后;山二十四,正背面各十二,于手臂方向袖端处;升龙八,正背面各四,于左右袖口方向袖端处各二;华虫、火、宗彝,正背面各十二对,共四十八,依序沿衣襟处。下裳,藻、粉米、黼、黻共十六行,每行分别为二、一、二、二,横向等距分布于下裳上(图20)。这就解答了“此章饰于上衣何处,彼章饰于下裳何处”的问题。

图19 《三礼图》和《礼书》之衮冕

Fig.19 Gunmian in Three Rites Book and Book of Rites

图20 宋代“十二章纹”排列分布

Fig.20 Arrange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twelve ornaments" in Song dynasty

结语

“十二章纹”作为古代冕服的服饰符号之一,寄托着自原始社会以来的文化内涵,象征着封建社会的尊卑等级意识。“粲然有章,秩然有序”,每一章纹在不同时期都有可能受到当时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发生形象、数量和排列分布上的变化。宋代冕服“十二章纹”在形象上整体与《新定三礼图》相当,但有细节处的差异;在数量上,除“三光垂象表天地”的日、月、星辰三章各为1个以外,其余九章呈现出皆为8的倍数,8、16、24、48个不等的情况;在排列分布上,上衣章纹围绕领褾襈裾呈对称分布,下裳章纹则从左往右依次排列。由此,进一步把握了宋代章纹及冕服的样式。

来源：《丝绸》2021年 第58卷 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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