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封锁全程抓凶手（参谋长夫妇被土匪杀害）

在开国大典前，毛泽东忙于建国大事，下面送来报告请示，除了需要马上处理的外，有些文件就没有时间及时阅示了。

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在1949年8月10日上报的关于东阳事件的检讨，毛泽东8月22日才看到。

这份检讨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一边抽烟，一边思考，越想越觉得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他拿起笔来，在这份报告后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华中局、华南分局、二野前委、西北局、一野前委：

浙江省委这一检讨很值得注意，务请你们加以研究，避免重犯错误。这一报告的写法也是很新鲜的。

毛泽东8月22日

浙江是蒋介石的故乡，也是国民党势力最强大的省份之一。杭州解放后，三野第7兵团驻浙江。省委书记是华东军区和三野副政委兼第7兵团政委谭震林。

一个大兵团驻一个面积并不大的浙江省，威慑力够大的了。可浙江的匪患与周边省份相比，仅次于福建。据1949年8月的统计，土匪数量是4.3万名。

匪特武装曾一度占领了潜县县城。至于县城被围攻、区乡政府被端掉的事件，则屡屡发生。

为什么会出现大军驻境而匪患猖獗的反常现象呢？因为7兵团承担着解放舟山，进而解放台湾的重任，不可能抽出兵力投入剿匪。

剿匪主要依靠地方武装，这就出现了前方风卷残云，后方阵阵乌云的情况。

甚至在8月3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华东乃至全国的匪特杀害我军高级干部的东阳事件。

华东军区后勤部参谋长李厚坤奉命赴福建第10兵团主持后勤工作。当时从南京到福州没有铁路，而海上为国民党军队所控制，所以只能走公路。

另外，因福建无力解决10兵团的弹药和给养，有赖后方提供，公路成为保障供给的重要交通线，李厚坤此行也有同时考察交通线的任务。

他于1949年8月1日从南京启程，带了两台车，一台吉普车，载其一家三口（妻子葛玉芳、2岁的儿子李新国），保姆、警卫员，加上司机共6人；

还有一台大卡车跟随，车上载一个武装警卫排及军区政治部的两名干部。从这个安排来看，华东军区后勤部对沿途的土匪是警惕的。

3日中午，李厚坤一行到达嵊县，在县大队吃饭、午休后，约在17时上路，准备当天赶到金华。

李厚坤烈士

车过长（乐）东（阳）公路的仰档岭，因路况太差，大卡车跟不上吉普车，距离越拉越远，而吉普车也不等大卡车，径直向前。

20时，吉普车来到东阳县胡村一公路桥头，被木头路障所阻。车被迫停下，从附近平房走出两个人索要“买路钱”。李厚坤大声吼道：“凭什么要钱？”两人啥也没说，退了回去。

一会儿，一排子弹向吉普车打来，葛玉芳当场牺牲。子弹是从四五百米远的地方打来的，匪徒有三四十名。

载着武装警卫的卡车赶到，警卫排依托附近一独立小屋向匪徒还击，双方对峙了约1小时，匪徒枪声停息。

警卫排一个班就近占领了一个山包，一个班原地看守车辆。突然，西面、北面的山头上枪声大作，显然，他们被土匪包围了。

李厚坤见北山上的一挺机枪对我威胁最大，决定先解决北山之敌，带领10余人匍匐向北山摸去，途中中弹牺牲……

4日凌晨，警卫排让吉普车司机开车回返，向东阳县委报告，并请求派兵支援。

5日，金华分区派一个营赶到胡村，找到了李厚坤夫妇的遗体，其随行人员中，另有1人负伤，2人被俘（含李厚坤年仅2岁的儿子李新国），7人失踪。

后来查明，李厚坤一行在嵊县吃饭休息时，土匪已探清其行踪，预先设下埋伏。目的不仅是要“买路钱”，而且要“打死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宣扬胜利，鼓舞士气”。

关于东阳事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资料就这么多。这中间有许多断链的地方。

在对土匪的暴行愤慨之余，我们可以反思许多问题。从嵊县出发时间是17时，也就是说要夜间赶路，而土匪的特点是昼伏夜出，为什么要对着土匪的这个长处去呢？

在山路路况差的情况下，吉普车为什么径自前进而不等警卫排呢？相当麻痹呀！

在警卫排赶到后，中间并非没有掩护首长突围的机会，为什么一直恋战呢？也许是战术素养问题，也许是轻敌思想，认为消灭了这些小毛贼再走也不迟。

今天的读者也许还会问，4日东阳县委接到报警后，为什么不马上派人救援？为什么不通知区、乡政府就近援救？金华分区的一个营为什么一天之后才赶到？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了解当时的情况。1949年6月底至8月中旬这段时间，东阳县委、县政府可以说是自身难保，许多区政府甚至要四处躲藏，哪有能力去援救你？

东阳及邻近的义乌、嵊县、诸暨、磐安等县都是二野12军35师在5月上旬解放的，一解放就随即成立了各县人民政府。

35师自从安徽枞阳渡江作战以来，即展开了沿徽（州）杭（州）公路的“千里追击战”，半个月的时间就解放了皖、浙两省从徽州至江浦的16座城市。

此间，国民党军队已如惊弓之鸟，兵败如山倒，我军则如狂飙突进，秋风扫落叶，一个是拼命地逃，一个是拼命地追。

似乎已经不是打的问题，而是变成了一场赛跑。我一个连打敌一个团，一个营打敌一个师，不费什么劲就拿下来了。

35师军务科长狄循和干部科干事刘新增两人带一个警卫排，只打了一枪，凭借气势和智慧，一下就让两个团的敌人放下了武器。

这么大的战绩，不过受到表扬而已，连个三等功都立不上。因为此类事太普遍了。

解放义乌、东阳等县城可谓兵不血刃。

103团迫使国民党的金华火车站站长派出军列，冒充国民党中央军堂而皇之地开到义乌。县里的国民党官员组织军乐队欢迎，不料来的竟是解放军。

义乌的欢迎是一场误会，东阳的“欢迎”则是迫不得已。

国民党的县长王恺澄“老老实实”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交了权。但是，什么事来得太容易了，往往会有后患。

东阳解放时，当地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以及恶霸土匪都被吓蒙了，加上大军压境，所以暂时很老实；

而驻在东阳的35师将要进军西南，不过是暂时就地休整，当然不可能就地剿匪。

当时，县、区两级人民政府是新建立的，原国民党的乡、保、甲三级乡村政权仍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二野的35师撤走了，三野的部队又没有来，主力部队空虚，本已被吓蒙了敌人便回过神来了。

原国民党的末代县长王恺澄又开始半公开半秘密地发号施令，乡、保长们对他言听计从，一口一个“王县长”，对共产党政府反而釆取敷衍的态度。

一般老百姓呢？由于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我政府工作人员避之唯恐不远。农民中一些了解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也不敢公开与我接近。

相反，恶霸地主、返乡的反动军官、宪兵、特务十分活跃，各种谣言满天飞。

不过几天时间，形势迅速恶化，一些恶霸、惯匪、旧政权官员和返乡的军、警、特、散兵游勇，纷纷打出“反共”旗号，拉起匪特队伍，找国民党末代县长王恺澄加封。

王恺澄公开向各乡征粮派款，以资助匪特武装。共产党的湖溪区政府在乡下根本待不住了，县委不得不下令撤到横店，同时撤到横店的还有其他四个区政府。

磐安县的县大队也撤到了这里。当地干部的家属在乡下受到匪特威胁，也纷纷逃到横店。

县委发现横店也不安全，又让这些失去住所的干部全部撤到东阳县城。

这就是当时东阳的情况，县政府只能龟缩在县城里，区政府成了事实上的“流亡政府”，东躲西藏，连自身的安全都保证不了。

邻县磐安更惨，县大队本是保卫本县安全的武装，竟然要躲到东阳县来，可见土匪是何等猖獗。

8月10日，谭震林在给中央的关于东阳事件的检讨中，坦承了三大错误。

报告中说：对俘虏处理得很粗糙，除一部分精干者补入部队外，大批的就地遣散，造成成群结队沿途抢劫，许多无法回家者则散落乡间为散匪等。这是浙江匪特来源之一。

如果我各野战军不为当时困难所屈，对俘虏不急即遣散，仍经过审讯过程有组织遣散，此害可免。

同时我入浙各军，由于连续作战所牵制，未能及时展开清剿，以致给残敌以喘息整顿的时机。7月大军南去，残敌遂向我攻击，造成一时被动。

此外，将部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工作也做得不及时。浙江迟到8月份才开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使工作遭到了不少损失。

在新区，依靠一支主力部队来整顿地方武装，清剿散匪，巩固政权，是不可少的步骤。

这里其实指出了三个错误：一是对俘虏处理粗糙；二是只顾进军忽视了剿匪；三是主力部队地方化失之太晚。

联系东阳事件和匪患情况，再看浙江省委的检讨和毛泽东的批示，就会有更直观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

比如，对俘虏处理粗糙、只管进军不管剿匪，会出现什么样的恶果？那就是我新生政权根本站不住脚。

再看部分主力地方化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剿匪和打开地方工作局面的一个关键，舍不得将部分主力地方化，或者地方化进行得慢了，土匪就会有恃无恐。

所以毛泽东要说“务请你们加以研究，避免重犯错误。”

从主观上看，华东军区领导人的经历及搭配等方面的区别，也是当时华东对剿匪工作没有高度重视的一个原因。

四野首长林彪在东北的初期吃过土匪的大亏，血的教训让他明白，不剿灭土匪，就没有巩固的后方，政权不稳，包括土改在内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就无法进行。

支前工作就做不好，部队在前方打大仗，匪特在后面打黑枪，仗也打不好。

所以，他几乎形成了一个习惯，每解放一个省，至少留下一个军给省军区指挥剿匪，而且舍得将部分主力地方化，每省不少于4个师。

实际主持政治工作的华中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是一位农村工作专家，曾经创造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经验，开创了华中、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土改新局面。

在领导老解放区的土改和开辟新解放区的斗争中，他没少和土匪打交道。

淮海战役他在中原局负责后勤工作，深知后方的稳固是前线胜利的基础，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剿匪问题上，林、邓的配合相当默契。

华东的情况不一样，淮海战役基本是依托老解放区打的，因此对土匪的危害感受不如东北那样深刻。

陈、粟是什么世面都见过的人，但陈毅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在上海市，粟裕要集中精力准备解放舟山群岛进而准备解放台湾。

在毛主席批示下达后，华东军区和浙江省对剿匪高度重视，各部队开展了整训，层层进行动员。

按照军区的第一阶段剿匪命令，35军负责浙江剿匪，实行地方化。

还是以浙江东阳为例。话接前头，金华军分区派出的一个营到胡村后，找到李厚坤夫妇的遗体、收拢警卫排战士后就撤离了。

李厚坤的警卫员和保姆见首长夫妻双双牺牲，唯一的孩子又被土匪掳去，心急如焚，请求救回孩子，但他们的任务止于解围，且情况不明，力量有限，爱莫能助。

约10天后，听说义乌县城驻有野战军，便赶往义乌求助。

这天，三男一女急匆匆来到团部，拿出军区政治部的介绍信，证明他们中两人是军区政治部干部，另两位分别是李厚坤参谋长的警卫员和保姆。

他们诉说了李厚坤遇害和儿子李新国被土匪掳走的情况，请求部队救出李新国，为烈士保住这根独苗。

罗晴涛与其他团首长一起研究后，一面向上请示，一面派作战参谋黄同起带二营前往胡村，寻找李新国。

此时，华东军区第一次剿匪会议刚刚结束，35军的任务已经明确，上级批准了团里的计划，并命令313团移防东阳县城，负责东阳及周边地区的剿匪。

313团经过侦察和听取地方介绍，很快基本摸清了匪情：

东阳有大小股匪28股，约3000人，邻县跨县境到东阳活动的股匪有7股，1000余人。二者合计共4000余人，难怪能够撵着区政府到处跑了。

伏击杀害李厚坤参谋长的股匪是嵊县的“反共忠义救国军敌后第5纵队”，匪首名叫安我华，具体执行者是匪中队长卢保成。

安我华是嵊县安国乡（今绿溪乡）人，兄弟5人，他排行老五，故又名“安老小”。

他年轻时因家族纠纷而杀人外逃，当上了国民党宪兵、又参加了军统。抗战初，他任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第1团团长。

曾在江苏无锡鞋山阻击我东进抗日的新四军管文蔚部，使我遭到较大损失。

1943年他奉命以“忠义救国军嵊县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家乡，拉起“忠义救国军”第5团。

他独霸一方，不打日本人，专打新四军，被他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过往客商达100余名。

但他不满足于当地头蛇，一心要在反共中出人头地，把他的第5团拉到浙西，与大名鼎鼎的粟裕所部搞摩擦。新四军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将其歼灭。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率部参与接收上海，着实发了一笔横财。

不久，其部被国民党改编为交警大队，拉到苏北进攻解放区，在如皋被我歼灭，安我华只身逃脱到南京，任交警总局参议。

杭州解放前夕，他逃到定海，特务头子毛森保荐他到特务训练班受训，结业后被委任为少将参议，令其带领6名特务携电台潜回已

经解放了的嵊县，发展敌后土匪武装。他依靠其三哥安茂荣、四哥安剑平等，拉起土匪队伍，为重整昔日其第5团的威风.

他将部队命名为“反共忠义救国军敌后第5纵队”，下辖参谋部、政治部、经理部、行动总队、情报总站以及两个支队，共有匪徒300余人，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卡宾枪和手枪数10支。

且说313团2营来到胡村之后，第一个任务是救出李新国。部队大造声势，张贴标语，宣传群众，声明不救出小孩儿决不收兵。

安我华一看正规军来了，知道硬抗不是对手，便派人把李新国送了回来。

烈士的遗孤被救岀来了，部队就大张旗鼓地开走了。安我华以为解放军只是为孩子而来，孩子已到手，就会像以往大军过境一样。

可这一次他失算了，2营大张旗鼓地开拔，是故意做给他看的。目的是引诱其出来集中，好聚而歼之。

2营走后，安我华果然将一个支队拉回胡村，没想到2营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将这个支队基本歼灭。吃了亏的安我华誓言“要活捉几个共军，以解心头之恨”。

然而，剿匪部队已经不给他解恨的机会了。浙江军区把嵊县、东阳、诸暨列为重点剿匪区，一下投入了3个主力团。

313团驻东阳，104师的312团、310团分别驻嵊县、诸暨，并且成立了统一的剿匪指挥部。

主力一来，地方政权的腰杆子就硬了。前面那些被土匪逼得东躲西藏的区政府的干部，现在也穿上军装回来了。

县里组成了军地联合的剿匪指挥部，剿匪部队也吸收地方干部参与工作。主力部队一个营配县大队一部分，另配人武部、公安局和区干部各2人，这样就做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主力部队有战斗力，但对当地的情况不熟悉，而且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与当地人语言不通，地方干部参加进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地方干部有了主力部队撑腰，工作就有底气了。

如此军地联合，首先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部队的武装保卫下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剿匪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安稳的日子。

部队官兵大搞助民劳动，扶危济困，用实际行动回答群众提出的“乡下看不到你们的人”和“你们共产党今天是不是变了”的问题。

群众一旦与部队心心相通，匪特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谓“东阳自卫大队”（80余人）“湖溪自卫大队”（99人）“南马中队”（32人）等股匪纷纷被迫投降。

好了，我们还是来重点关注杀害我李厚坤参谋长的匪首安我华。

其匪部最有战斗力、最心狠手辣的是所谓行动总队，由其族亲安小男率领，一共15人，人称“15大盗”。

在我不断的清剿中，已被击毙2名，被俘2名，洗手不干的1名，还剩10名。1949年11月12日，安小男的行动总队逃到了嵊县雷岩山村。

雷岩山村地势险要，说是一个村，其实只有3户人家。村子建在高高的雷岩山上，村后是一块巨大的岩石——雷岩，只有上下两个通道。

313团得到情报后，派1营的一个排在嵊县长乐中队的引导下，1个便衣班沿着从雷岩山流下的小溪悄悄攀登上山顶。

另外1个班从通道接近村庄，形成了包围圈，然后突然冲进房屋，匪猝不及防，安小男等10人被活捉，自此“15大盗”彻底覆灭。

安我华遭此打击后，将匪部化整为零，让其副指挥何守干带义乌籍匪徒回义乌，让其参谋长张震带一股匪徒去嵊北，自己带一股在嵊县、东阳交接处潜伏。

转眼就要到1950年元旦了，安我华想让手下匪徒好好聚次餐，以鼓舞士气，跑到东白、梓溪两乡，向老百姓勒索猪、牛、羊、鸡，被我情报人员侦知。

部队立即赶去清剿，安我华闻讯，放弃了勒索计划，仓皇而逃，我军只抓到少数掉队匪徒。

在东阳这边没捞到油水，安我华决定窜回嵊县偷袭长乐镇。路过胡村，也就是他杀害李厚坤参谋长的地方，侦知我驻胡村的一个连正召开群众大会，住处只有少数人员留守。

他临时决定偷袭一把。因为我哨兵麻痹，被其摸掉，他亲自端着机枪扫射，留守人员仓促组织反击。战斗结果，我牺牲7人，负伤10余人，匪被毙4名，负伤8名。

安我华虽然占了便宜，但从此摆不脱追兵，经常吃不上饭，睡不成觉，手下只剩下指挥部的20余人了。

1月9日傍晚，安我华逃到了诸暨县廖宅村，看追兵没有过来，于是在这里饱餐了一顿。

他察看了一下周围地形，见村子四面环山，觉得很安全，便找了一幢五开间的大房子，与匪徒们一起倒头便睡。

由于10多天没有睡个正经觉，匪徒们都睡得很死。安我华不知道，他逃到廖宅村的情报早已被我联合剿指所掌握。

金华军分区警备团和嵊县、东阳、诸暨三县军民联防队已经将廖宅村死死包围。

10日凌晨时分，在安我华从梦中惊醒时，发现已经被解放军堵在房子里，他连声命令“突围”，但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在一片乌黑的枪口面前，他除了乖乖地当俘虏，连自杀也没有机会了。

此战，除其侄子小匪首安志荣1人逃逸外，安我华及其指挥部人员全部被生擒。

看了东阳的剿匪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我们会更加明了毛泽东在浙江省委报告上的批示的全国性指导意义，会牢牢记住浙江省委检讨中的一句话：

“在新区，依靠一支主力部队来整顿地方武装，清剿散匪，巩固政权，是不可少的步骤。”

不可少，反过来说，就是少了不行。当年林彪在东北认识到了这个道理，现在浙江和华东也认识到了这个道理。这是一条用鲜血换来的道理。

毛泽东在浙江省委工作报告上的批示中所要求避免重犯的三个错误，其中一个是部分野战军的地方化失之过晚。这个问题在四明山体现得非常明显。

浙江东部的四明山，处于余姚、慈溪、鄆县、嵊县、新昌、奉化、上虞等7个县的交界处。

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

这里曾是所谓“唐诗之路”的必经之地，经会稽山至天台山，四明山则处于中心的位置，历代的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

但是自民初以来，四明山的土匪多如牛毛，臭名遍江南。

四明山又是浙江的革命摇篮之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新四军就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从这里走岀了一个主力师（后编为20军60师），留下来的一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2纵队。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2纵队跋山涉水

余姚的四明山镇，曾经是我三、五支队的中心。1949年5月，我浙东解放军下山配合南下大军接管城市。正好，你走我来，你进城市我占山，匪特武装乘机全面控制了四明山。

浙东解放军从山上下来配合南下大军进城，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的需要，没有熟悉地方情况的同志配合，城市的政权就接管不好。

但接管城市之后，应及时将部分野战军地方化，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执行剿匪和维护治安的任务。

浙江的问题在于，在5至8月4个月的时间里，没有野战军实行地方化。就在这段时间里，匪特势力蓬勃发展，在四明山区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建立起伪政权。

浙江是出国民党大人物的地方，尤以四明山周围出的大人物多。蒋介石是奉化人，自不待说，国民党浙江省的末代省主席周岩就是嵊县上东区人。

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下野”后，回到奉化溪口老家，频频召见各路军地要员，其中一个重要事项就是落实他的《应变计划》。

周岩是蒋介石的亲信，让他在非常时期接替陈仪任浙江省主席，自然当有一分厚望。

此时，浙江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安得猛士兮守故乡”？蒋介石当然不会指望他能守住故乡，而是要他认真落实应变计划，在共产党的后方开展游击战。

在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之下，周岩更不敢怠慢，要求各县市党部都必须保存地下组织，留一两名绝对可靠的委员潜伏下来，指挥落实《应变计划》；

并且马上重建浙江保安部队，成立了“浙江绥靖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把全省划分为5个重点敌后游击区，四明山乃其中之一。

周岩的家乡是嵊县上东区，所以上东区理所当然地成为重点（四明山）中的重点。

这里是四明山东南嵊县、新昌、奉化三县交界处，山重水复，地形复杂，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但当年我四明山游击队在这块地方却很难有立足之地。

为什么呢？土匪武装和恶霸地主武装勾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反动统治网络。

浙江土匪以“嵊县帮”最臭名昭著，拦路抢劫、绑票勒赎，其手段之残忍，剜心剥皮，骇人听闻。

照说，“嵊县帮”就在蒋介石和周岩的家乡一带活动，应该剿呀！不对。

第一，“嵊县帮”虽然残忍霸道，但绝不会去损害蒋介石和周岩家族的利益；第二，诚如蒋介石所说，他一生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共产党。与其剿匪，不如养匪剿共，为我所用。

于是，土匪武装与乡、保武装穿上了连裆裤。抗战初期，周岩的母亲去世，吊孝要用白布，他用竹筏以运送白布为掩护，运来了一大批枪支弹药。

上东乡每个青壮年人均1支枪，10发子弹。这么多武装掌握在恶霸土匪手里，与新四军作对。

1949年5月3日，浙江省会杭州解放，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一个个仓皇岀逃，或坐船逃往舟山群岛，或跟随败退的国民党军队逃往福建，但嵊县的反动派却颇有处变不惊的风度。

按照周岩的应变方案，每个县党部留一两个委员潜伏下来就可以了，而嵊县的国民党官员基本都留了下来。为啥？他们自认为有与共产党抗衡的资本。

杭州解放后，嵊县县党部书记邢熙平、县长袁雄杰和参议长操家政共同主持召开应变会议，到会的有浙江保安总队第1团3营营长竺洪挺等28个匪首。

会议决定建立城区、崇仁、长乐、四明、三界等五个区署，并任命了区长。其中四明区区氏由竺洪挺兼任。

竺洪挺把区署设在了上东乡，大量贮存粮食和武器弹药，抓紧招兵买马，把手下的4个连扩充成4个大队。

已逃到舟山的周岩得知后大喜，任命竺洪挺为“忠义反共救国军”四明山游击纵队副司令。

国民党浙东行署主任、中将海防司令俞济民看到昔日的部下如此有出息，又委以“忠义救国军”四明山游击副司令。

竺洪挺上有周岩、俞济民撑腰，下有上东乡的恶霸地主支持，一时成为四明山的一霸，我们上章讲到的匪首安我华等人也跑来向他朝拜。

5月22日嵊县解放，县长兼“民众自卫总队长”袁雄杰、副总队长刘建钧逃出县城，与县党部书记长邢熙平、参议长操家政等一起跑到上东区，投靠竺洪挺。

这些县官们不得不放下身段，把部队统统交给竺洪挺指挥，其手下人马一下增加到3000余名。

竺洪挺一下子人多势众，一心要把以上东乡为中心的四明区建成“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模范。

他以四明区区长的名义横征暴敛不说，还打着“保卫家乡”的旗号，下了一条“征兵令”：

凡16岁至50岁的男子一概参加壮丁队（每人发步枪1支，子弹10发），一人不从，全家遭殃。

高峰村有人不愿参加，那好，先烧了他们的房子再说！他说到做到，真的把人家的房子烧了。还不干？那就再烧，又派人去村里放了一次火。

有个贫农叫米兴华，不想当壮丁，竺洪挺让人硬把他捆了去。他走了，家里人没饭吃怎么办呢？好办，媳妇被一名惯匪霸占去了，妹妹呢，赏赐给一个中队长当了老婆。

黄溪岑村的俞宝珠更惨，财产包括家禽、家畜被洗劫一空不说，全家女的一律被强奸，男的要么杀死，要么被打成了残疾。

四明山的匪患严重，浙江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浙江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在一份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中说：

“浙江全省虽已解放，但革命秩序尚未建立，群众尚未发动，土匪遍地，特务横行，城乡交通阻滞，经济不能流通”。

当时，35军已确定要地方化。第一步是师兼军分区。其中104师兼绍兴军分区，担负四明山、天目山、诸暨东的剿匪任务。

当时的绍兴有土匪约2万人，成立了3个县署、20多个区署和100多个乡政府。1个师剿匪根本不够用，华东军区增派21军62师一部参加绍兴地区剿匪。

四明山的剿匪任务，以104师312团为主，由县大队等地方武装配合完成。

1949年7月7日，嵊县县大队告诉312团：根据情报，有一股40多人的土匪驻在上东区的金庭乡金庭观村。

团里马上报告给师里，师长方明胜把团长王兆兴、政委董涛叫来研究，命令他们派部队与地方武装一起前往清剿。这是部队进入四明山的首战，一定要打好。

方明胜

应该说312团对这次清剿战斗也很重视，一共40多名匪徒，派出了由3营1个加强连（4个排）150余人。

另加上嵊县县大队的2个中队，新昌县大队的1个中队，还有一支起义不久的部队——安喜老大队，总兵力近400人，统一由3营吴副营长指挥。

在兵力上形成了9：1的优势，9个打1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且看：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意图，剿匪部队没有直奔上东，而是绕道新昌，提前开晚饭，连夜分三路向金庭乡出发。

为防止匪徒逃跑，要求三路部队按预定方案，先抢占周围的制高点。

10日拂晓，抢占制高点十分顺利，但三路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向金庭观合拢，却发现自己已分别被土匪包围了。相互联系中断，靠拢已不可能，只好各自突围。

突围战斗一直打到下午，嵊县县大队和安喜老大队在接到撤退命令时后路还没有被堵死，所以从原路安全撤出；

3营加强连的3个排被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所有出路都被土匪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火力封锁。

好在毕竟是野战军的正规部队，有战斗经验，在两次突围被顶回来的情况下，第三次改变突围方向，杀出一条血路，突了出来。

加强连的另1个排与新昌县大队1中队的两个排在一起，因县大队大多是刚入伍的新战士，缺乏战斗经验，突围不成，只好固守，战至下午3时，只剩下一个小山头了。

但干部战士英勇顽强，硬是守到了天黑。天黑后，分散突围，大部突出，少数被俘。

此战我损失惨重，牺牲官兵45人，约占参战人员的1/8。匪患平息后，人民政府在香炉峰下建立了一座纪念碑，碑上镌刻着45位烈士的英名。这是后话。

本来想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结果是土匪胜利，我军失败。怎么会这样呢？直接原因是情报失误。

金庭观村是不是有40余名土匪呢？是。但金庭观周围有多少土匪呢？1000多，加上壮丁队，共有2000多。听县大队一说，312团也不核实，不补充侦察，就这么轻信了。

当时，匪首竺洪挺就在金庭观附近的济渡村的老家里，我加强连的1个排与新昌县大队的两个排到达济渡村桥头时，被匪哨兵发现，匪哨兵被我打伤后带伤跑回报告了竺洪挺。

竺洪挺率部撤往香炉峰和七里坑一带，以其主力4个大队设下包围圈。你准备包围金庭观，人家又包围了你。简单点说，就这么回事。

情报不准是失败的主因，但如果再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情报不准呢？这就不是那么好回答了。

从事后调查的情况看，提供上述错误或者说片面情报的人并非土匪的奸细，是个普通老百姓，只不过他只看到了金庭观的40名土匪而已。

他不是情报员，更没有受过侦察训练，要求他提供全面情况那是不可能的。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耳不聪，目不明，要被动挨打的。那如何改变这种的状况呢？

地方化要“化”到老百姓中去

我军剿匪受挫，是因为没有情报来源，与此相反，包括四明山在内的绍兴土匪建有100多个情报站，信息相当灵通。

在情报来源上，我剿匪部队与匪特是严重的不对等。咋办呢？发展情报员，建立情报站呗！

这是必须的，但生活在匪窝里的人民长期接受反动宣传，行动受到严格控制，谁愿给你当情报员呢？

在312团总结教训时，浙江军区对地方化工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前后抽调5000余名干部下乡，35军再次派出1700余名干部下乡，共组成120多个武工队，分别到20个县工作。

104师党委认真分析了金庭战斗失利的原因，经请示军部同意，师长方明胜离开绍兴，亲率312团到四明山剿匪。

1949年9月14日，师长兼分区司令员方明胜带领312团从绍兴开到了嵊县，当即召开军地联席剿匪会议。

前一段竺洪挺等匣首所以猖狂，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剿匪主力部队虽然来了，但驻扎在绍兴，离得远。

你从远处来清剿，他有时间做准备，胜则坐大，败则逃遁，他认准了你是过山风，刮一阵就会回去；

同时，由于我没有发动匪区群众，他在匪区可以自由活动。

既然竺洪挺以上东区为根据地，那我们就住到他的根据地去。会上决定，留县大队第1中队在县城城东剿匪，阻断竺洪挺向北流窜之路。

县大队的另外两个中队跟随312团行动，住到匪区去。

这样行吗？会不会把土匪惊跑了？这就是剿匪与打正规战的区别。

要消灭一股敌人，打正规战要力求全歼，不使敌人逃跑，打成击溃战就是失败，而剿匪就不同，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不要说没有那么多兵力把画区围得水泄不通，就算围死了，土匪混在群众中，你也抓不到。

部队住到匪区去，不是要一下就剿灭土匪，而是要通过发动群众断他的根，土匪一旦失去巢穴，就好消灭了。

不错，他会流窜，但我们不怕他流窜。第一他流窜不远，只能在他熟悉的地方转，即使他流窜到别处，周围地区都派了武工队，他站不住脚就又会转回来。

群众要真正发动起来，说到底就得让群众得到实惠。保卫群众安全，使之不受土匪烧杀抢掠，这是一种实惠，但这还不够。

当时基层乡、保政权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别看乡、保长官不大，但权不小。

以征粮为例，名义上计亩征粮，可新中国成立前从来都是田少的多征，田多的少征，甚至不征。

为啥？乡、保长大多是地主，一方面把自己田亩数隐瞒不报，群众称之为“黑田”，另一方面把自己该征的部分转嫁到普通农户身上。

共产党来了也得征粮，这些乡、保长们就来个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拿着旧账本催收，甚至更加疯狂地把自己该交公粮数字硬压给普通农户，以此挑动群众对共产党的不满。

有群众反映，共产党要的比国民党还多。不改变这种严重倒置的征粮负担，不仅群众得不到实惠，而且会影响党的威信，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当时因土地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工作组需要做细致的摸底工作，查清各家各户的真实田亩，然后发动群众查黑田，做到合理负担。

在土地改革之前，能够在征粮中大体做到合理负担，就是农民得到的最大经济实惠。

在竺洪挺的老巢上东区，考虑到群众受匪特盘剥严重，征粮适度减少。群众得到了实惠，跟工作队就一条心了。农会建立起来了，民兵队也建立起来了。旧乡、保长变老实了，

土匪的密探一个个被揭发出来，情报站变瘫痪了。剿匪部队白天与群众一起劳动，晚上与民兵一起巡逻放哨，变得耳聪目明了。

一名群众从土匪的情妇口中探听到土匪一个分队的藏身处，立即报告部队，剿匪部队来了瓮中捉鳖，击毙土匪2名，活捉其分队长和匪徒4名，缴获长短枪8支。

这个分队长经教育后，又领着剿匪部队挖出土匪埋藏的机枪1挺，迫击炮弹13箱，炸药10箱。

就这么今天抓你一个分队，明天灭你一个中队，你竺洪挺的匪徒再多，也经不起这么被歼灭的。

针对土匪昼伏夜出的特点，312团专门组成若干夜战分队，白天睡觉，晚上在民兵的带领下出击。

竺洪挺手下的第1联乡总队总队长、恶霸赵雪珍，独立大队大队长陈文槐，其亲信“土皇帝”竺桂招等先后被击毙。

大队长王源泉、王唐法等被迫投降，国民党县长、“反共民众自卫总队总队长”袁雄杰见势不妙，只身逃出四明山，跑到了台湾。只有竺洪挺带着十来个亲信还在山林里挺着。

眼看挺不下去了，他命令分散隐蔽，自己只带了两个最信任的勤务兵单独行动，规定任何时候不可主动与他联系，以防被出卖或无意暴露其行踪。

上东毕竟是竺洪挺的老巢，他居然藏得无影无踪了。然而，他最信任的两个勤务兵中的一个为立功赎罪，向我提供了他将往晋溪村其姐夫家过夜的情报。

我剿匪小分队和民兵悄悄将其包围，喊话令其投降，竺洪挺口里喊“我投降，我投降”，却冷不丁开枪打伤我战士一名，企图逃跑，被一阵乱枪击毙。

随后，上东的另一股匪“嵊（县）新（昌）东反共自卫支队”亦被歼灭，匪首操家政被击毙。至此，四明山东南部上东地区的股匪全部被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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