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说与子同袍而说与子同裳（与子同裳风月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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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向武汉捐赠医疗物资时，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所一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让国人想起盛唐高僧鉴真。再后来四家日本机构联合捐赠防护服，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又让国人记起高中语文教材上的《秦风·无衣》。以华夏文明风度来致意疫情下的中国，日方的友善凭借短短十六字，一时间圈粉无数。

风月同天句，语出日本奈良时代真人元开于公元779年所著的《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唐朝高僧鉴真在扬州大明寺说法，日本沙门荣叡、普照顶礼前来，求鉴真往日本传法。鉴真答道：从前日本国的长屋亲王造一千袭袈裟来布施我国众僧，袈裟缘上绣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于是起身东渡赴日。

而寄来防护服时所引的与子同裳句，历史更为久远，语出中国两千多年前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据流沙河先生考释，这一首是秦军士兵操练时喊的战歌。每段四句喊完，第五句是喊口号，相当于如今下操时喊“一二三四”，于是秦军齐声高呼：“……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声音似乎能穿越时空传到如今。

言语贵在传不言之意。日本人不写完“寄诸佛子”，也不用第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其实倒是希望彼此心有灵犀暗自应和，将“共结来缘”和“与子偕行”的含义补为完璧。一唱三叹、有余不尽，本来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却被一衣带水的邻邦学了个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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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无法举一反三，甚至难以理解“风月同天”“与子同裳”本身的意境，但日本捐来的物资上明白写着的“加油！中国”，却是瞎子在黑暗中也一目了然的正能量。

“加油”语出民国时代的清华大学。在陈岱孙、李方桂等清华学生的回忆录中记载，当时清华学生觉得食堂菜肴油水稀少，于是常常高呼“加油加油”以唤伙计给菜盘里加油。后来在全校运动会上，有人偶然喊出“加油”来为运动员鼓劲，凭借广泛的群众基础，“加油”就成了清华啦啦队的口号。但在1928年之前，没有其他高校或社会舆论使用“加油”一词，当时所用激励口号的是源自欧美的“rah-rah”。

“加油”真正变得流行，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开始的。虽然在1934年的《大公报》报道体育比赛时，仍然看不到加油的口号出现。但在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仁怀县时，宣传队的顺口溜已经唱到：“同志们，快加油，不怕脚痛汗水流，飞到仁怀打白狗，胜利捏在手里头。”

在普遍营养不良、油水稀少的旧中国，“加油”是跟电灯电话一样人人期盼的美好未来，因此也很快成为文艺作家笔下的新话。杜鹏程在《保卫延安》的第三章写到：“杨主任把本本上记的话看了看，说：‘……同志们，加油干哪！’”

多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上，国外观众很少有人明白国人所高呼的“加油”不是“Add Oil”而是 “Go! Go! Go! ”的含义，于是当时《时代》驻京记者西蒙·埃勒根特给出了“（中国）加油”最贴切的英译：“Zhongguo Jiayou! Go China!”

但严谨规范难比约定俗成。十年后的2018年，中式英文“Add Oil”被权威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收录，释义为“expressing encouragement, incitement, or support : go on! go for it!” 既然已被英语世界正式接受，历史不足百年的“加油”，在中国语境里如今更是无所不在。

其实见人有难而施以援手，也并非日本的一家之善，而是文明社会通常所谓的Universal Value。欧美国家寄来的援助物资， 上面也会写着跟中文“加油”类似的口号如“Go! Wuhan!（武汉加油）” “Hold On!（坚持住）”“Cheer Up!（别灰心）”或“Keep Trying!（继续努力）”等等。但为什么不像“风月同天”“与子同裳”一样，能够一击即中国人之心呢？

因为还有文化认同的原因。同样使用汉字的中国和日本之间，与英语国家相比存在更默契、更长久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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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晁衡和仿造长安洛阳建京都奈良的佳话，在中日关系史上已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在12~16世纪之间，诸如书法、水墨画、庭院布局和素食料理这样后来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元素，大多都是在元明时期才从中国传到日本并确定下来的。从与今天直接相关的意义而言，这几百年带来的影响比隋唐时代还要大，即便当时日本输出的更多是倭寇。

江户时代的学者保冈孚一边感叹“崇拜中国的日本是会被瞧不起的”，一边又用汉字在表达着这样的观点。当时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不乏主张极力去除中国痕迹的学者，以彰显日本文化的本位色彩；但也有学者认为此举无异于抓着自己的头发想脱离地球，他们不但不以中国文化为忤，反而自视为华夏文明的真正传承者。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出现了“明亡之后无华夏，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

进入十九世纪，闭关锁国的日本和中国一样遭遇了西方列强的冲击。不同的是中国的洋务运动甚至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八年，但最终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割地赔款。日本不但没有像中国一样越来越沦为殖民地，反而通过成功的现代化转型成为与西方列强并列的世界强国，于是活生生的反差震惊了中国的有识之士。

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革命志士们一边推翻清室建立民国，一边开展新文化运动割自己精神上的辫子——首当其冲即是语言文字。鲁迅要提倡白话文废止文言文，“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胡适要倡新诗而反旧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钱玄同要废除汉字，以世界语复兴中国……而同样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才有未来的，还有从谭嗣同到蔡元培、从吴玉章到陈独秀。

当然不必苛求前人。在挪动一张桌子都可能流血的中国，空前强大的传统让新事物的进入变得无比困难，因此矫枉或者必须过正？在深受旧学熏陶的他们看来，不亡旧文化即亡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文言文退出了历史舞台，简化字也取代了以往的字形，语文的革新有目共睹。旧文化如愿被扫地出门，而中国也竟真的没有亡。

但同时日本的成绩也有目共睹。国情不同，他们现代化转型的阻力更少，也没有朱子八股来限制一代又一代聪明人的头脑。虽然军国主义盛行招致了二战的失败，但似乎并没有阻碍他们在现代化路上前进的步伐。如今的日本不仅有现代的社会制度，还有并未被弃之如敝屣的汉字文化。比如当下最丰富的汉字设计字体其实在日本，当然几乎都是繁体。

至于他们在倒脏水的时候，为什么并没有一起扔掉围棋、茶道、禅宗与和服，原因复杂得能写一座图书馆的书。简单地说，除了幕府和天皇都是日本人、权力的移交比中国满汉交织更简单，另外改革阻力也更小之外，跟日本本身的民族性格也有莫大关联。从向中国派遣使节开始，他们就一直是努力学习的一方；明治维新仍然是努力学习，只是从中国的朱子学阳明学，更多地换成了欧美列强的数学、理化、军事和教育。日本不仅知道要继续学习，而且知道如何在学习时保持自己已有的成就。

即便掉头向西，但学新并不意味着一定弃故。日本学者福永光司年轻时即便被征召入华作战，怀里仍然随时揣着一本《庄子》。历史学家小岛毅上书法课时，学习日文假名的范文是48个字的日本《伊吕波歌》，开头是“花艳香气溢，终有凋落时。”学习汉字的范文则是1000字的中国《千字文》，起始一句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学生小岛毅当时只觉得“怎么看都更加气势恢宏”，“不愧是中国。”

可在中国的课堂上，如今已经没有了《千字文》的踪影，倒是《弟子规》借着复兴国学的名义甚嚣尘上。这样的中国就算完好，然而是当时提倡除旧布新不破不立、“汉字不亡中国必亡”的鲁迅们，心心念念心向往之的吗？鲁迅知道自己变成了表情包网红，可有什么想说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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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就算是新的白话文的诞生，日本也起着常常为人所低估的作用。有多少现代中文词汇来自日文转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中华外都因为日文而诞生，七个字里倒有五个字。不管两千年来多少恩仇风波，日本始终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造成最大影响的国家之一，甚至可以去掉之一。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出访欧美归来后，于《文化的意义》一文中写道：在判定文化程度的标准上，比起科学、哲学来，文艺和艺术才是更正确的衡量标准。犹如一个人的一生，十三岁之后头脑就已经渐渐地比较理性了，但要在趣味上充分发展，却非经历过漫长的岁月不可，而国民或民族也是一样。内藤在将近一百年前就认为，抛却纯粹的科技、物质甚至体制成就而言，日本和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即便一起步不久、一积贫积弱。

内藤描述的理想生活，其意涵近似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述的“诗意地栖居”，比照日本此次捐赠物质的十六字赠语，或者庶几近之。 “山川同域风月同天”，以古之典故喻当下之事，情景相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看似脱口而出的平易之语，每个字落在月球上都可以砸出一个坑。什么是文化软实力？以轻描淡写的短短十六字令千万人衷心诚服，这就是文化软实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以《诗经》中的词句相酬答，本是春秋时期各国往来的通例。《左传》中明确出现的《诗经》篇名，达116篇之多。当时诸国往来，每逢外交场合、社交场合甚至作战，都会互引《诗经》为风雅明礼的表现，而瞠目以对、不知所云者则被视为粗鄙无文。

此次日方以“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相赠，朝野知闻。而其所承袭泱泱大国之古风，一句即跃然纸上。若能得到一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类似回答，自然会闻弦歌而知雅意，明白对方感谢的善意隐在无须废话的下文里，“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但日本被正式提及时，却没有什么木桃琼瑶，而是一句“病毒无情人有情。疫情是一时的，友情是长久的。”

所以这算什么呢？若是用日本当下的方式来表述，就是楚辞源头《越人歌》里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若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而明珠暗投、解人难得、我本将心向明月，统统都是百分百的中国典故。

若以内藤湖南的观点作譬喻，日本就像是一个成熟的健全人，既有为世所知的理性，更有华夏文明造就的风雅——而不像劫后余生的莽昧少年，离理性的差距尚一目了然，遑论理性之上的精致趣味。如今在一套话语体系下，别人情真意切地说着“与子同裳”；而身处另一套话语体系中的自己，明明听起来似曾相识，脑汁绞尽之下却只憋出一句“我靠，是在下输了……”人世间最吊诡的事，莫过于数千年文明赫然在列，却已似尽付东流。

福永光司一生膜拜的典籍《庄子》，《秋水》一篇里有一个“寿陵余子”的寓言：赵国邯郸人走路的姿势潇洒优美，于是燕国寿陵一个年轻人就专门去邯郸学习，结果不仅没能学会邯郸人的步态，连自己原来怎么走路的也忘了，最后只能爬回寿陵去。现在面对蕴涵汉语精华的岂曰无衣和风月同天，感觉既沾亲带故又形同陌路、既仰慕钦佩又如芒在背、既欲言不能又欲哭无泪，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

主要参考：

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

小岛毅《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

流沙河《诗经现场》

大象公会《比赛时为什么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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