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是什么（NGO在第三世界扮演什么角色）

为什么要“拯救达尔富尔”

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在首都华盛顿

达尔富尔这个名字本来很陌生，那么遥远，与它没有任何瓜葛。第一次接触它是几年前在纽约的地铁里，站台上到处张贴着“拯救达尔富尔！”、“制止屠杀！”的“大字报”，地铁站台被涂鸦、广告、海报妆点得面目全非。达尔富尔到也没有特别显著夺目，只因为提到了中国，才吸引了我的眼球。有几张“大字报”要求中国停止支持苏丹，不然就抵制2008奥运。我一头雾水，不知这个天方夜谭的地方怎么会扯上中国。后来，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拯救达尔富尔”竟出了唱片专辑，“制止达尔富尔暴力”印上了文化衫。新闻报道、电视广告更频繁提及。美国大、中、小学校园也纷纷给达尔富尔募捐，到后来，干脆有人登门征集捐款了。看来无法回避这个是非之地，它在美国传媒上的曝光率，几乎赶上伊拉克了。但我毕竟对苏丹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要想弄清楚达尔富尔大屠杀是怎么回事，可没那么容易。但却产生了不相干的疑问：伊拉克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好，美国怎么又热心起苏丹了呢？

一、

达尔富尔辩论会海报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的无知得到些启蒙，懵懂的意识也开了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个达尔富尔辩论会，邀请著名非洲专家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场，与人权活动家、前克林顿政府外交官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锋，辩论达尔富尔暴力的根源、以及外部干预的后果。带着补补课的心思，我早早到场，发现偌大礼堂的上下两层早坐得满满当当，观众达五六百人之多，纽约竟会有这么多人对苏丹感兴趣？辩论一开场就火药味十足，不像很多辩论会或演讲赛那样，双方并不较真，只表现一下口才、练练嘴皮子而已。而这两位针锋相对，充满敌意。首先发言的是普伦德加斯特，他先发制人，指责对方诽谤，抱怨说自己被妖魔成新殖民者，在美国犹太人的操纵下，对非洲实施再殖民。听众开始以为他在讲笑话，活跃下气氛，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但很快意识到，两位辩者已积怨甚深，才剑拔弩张，相互攻讦起来。

哥大考因大礼堂

普伦德加斯特接着控诉道，苏丹政府暗中支持金戈威德武装民兵（Janjaweed，阿拉伯裔游牧武装），自2003年起大规模屠杀达尔富尔南部土著黑人，夺去了近40万人的生命。政府军与民兵烧杀抢掠平民，强奸妇女，劫持、射杀联合国人道救援人员，罪恶滔天，鬼神不容。他本人曾在苏丹致力于人道救济，于是现身说法，生动描述了土著非洲人如何水深火热，受尽政府军和阿拉伯人的凌辱，凄惨非言语所能述及。言语间流涕欷歔，不能自已。反方马姆达尼教授一身印度打扮，演讲略带印度口音。他乃出生于乌干达的第三代印度移民，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现为美国非洲研究界最有成就的学者。他不紧不慢，一字一句罗列大量数据，质疑正方声称的屠杀人数：“所谓40万人遭屠戮，不过是各种统计渠道中的一种说法而已。联合国与非盟维和部队统计约有10万人死亡，也有机构说大概12.5万人或者7万人死亡的”。死亡原因就更复杂了，根据他本人的材料，大概有70%的人死于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毋庸置疑，当地人是由于多种因素致死的。最让死亡数字扑朔迷离的，是达尔富尔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迁徙常误算为减员，只有当地人了解身边的情况。那么，浮夸死亡人数对谁有利呢？显然是西方媒体、以及普伦德加斯特所代表的非政府人道组织——拯救达尔富尔联盟（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大量非政府组织（NGO）对危机夸大其词，虚报死亡数字，渲染残暴程度，为了拉到更多基金会的支持和大众捐款。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一道，还试图把美国政府拖入达尔富尔乱局，营造国际冲突新热点。因此，这是一场媒体的战争，一场NGO的战争！

普伦德加斯特在辩论会场

马姆达尼言辞激烈，语惊四座。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听众才如梦初醒，报以热烈的掌声。正方普伦德加斯特有点挂不住了，争辩道：“我们不要再纠缠于数字和细节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达尔富尔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genocide），苏丹政府与阿拉伯人灭绝土著基督徒的暴行已昭然若揭！”这一旗帜鲜明的论断与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一致，布什早在2004年就宣布达尔富尔事件为“大屠杀” (holocaust)。联合国的态度稍缓和些，选用了迂回一些的词汇——“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这些“术语”背后，有一整套话语政治机制。“二战”后，纳粹屠犹暴行大白于天下，关于大屠杀的叙述，也渐渐发展成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G. Finkelstein）戏称的“大屠杀产业”。生产出许多与屠杀相关的词汇：holocaust（大屠杀），genocide（集体屠杀）, atrocity（暴行）, massacre（屠杀）等。屠犹为最高级别，用定冠词加大写字母“the Holocaust”作专属名词，为人类屠杀的判断标尺。其他屠杀则依规模、程度向下排列。至于如何判定怎样的规模、什么程度的屠杀为“genocide”,“atrocity”或“massacre”，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政府认定达尔富尔局势仅次于屠犹，批评联合国干预迟缓、无力，威胁要采取单边行动。可见，“拯救联盟”的运作奏效了。而联合国的判断沿袭了1945年纽伦堡审判的遗产，所谓“战争罪”(War Crime）即为镇压抵抗而采取的屠杀或其他残酷手段；“反人道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则指以清除整个民族为目的的大屠杀。2005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决议，起诉达尔富尔战争罪犯，以反人道罪名送海牙国际法庭。但不同意使用“大屠杀”一词来裁断当地局势。其实，联合国与美国的态度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达尔富尔大屠杀

另外，马姆达尼所说的“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创建于2004年，由位于华盛顿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与“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协会”（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联合发起，网罗了180多个宗教、政治和人权团体，聚敛巨额赞助，游说美国政府和联合国，敦促武力干涉达尔富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伊利·威赛尔（Elie Wiesel）是主要策划人，在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常组织游行、集会和募集。据说，“拯救联盟”仅2006年就花去1500万美元在游说活动上，却不肯直接援助达尔富尔难民。正是有这样的背景，辩论正方才一开始先声夺人，说马姆达尼污蔑他受美国犹太人操纵。

马姆达尼教授

二、

马姆达尼反驳达尔富尔局势是“集体屠杀”，指出早在1989年，西方媒体曾以更耸人听闻的言辞“holocaust”（大屠杀）形容达尔富尔，在道义谴责之外，暗含深刻的文化偏见：未开化的苏丹政府还在屠杀自己的人民，阿拉伯人正灭绝第三世界土著基督徒。这分明在召唤：美国应该领导一次后现代十字军东征。但真实情况是，部族间发生了流血冲突。症结应归于英国常年的殖民统治，英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长达70多年的统治，使苏丹部族间积怨、仇恨、甚至相残。在1978年苏丹发现石油后，各种西方势力又来插手、离间部族关系，利用分歧瓜分势力范围，争夺资源。终于在2004年非洲联盟的维和与外交斡旋下，达尔富尔出现了难得的缓和气氛，有望走向着和平与稳定。西方从外部的干预只会让局势更复杂，只有非洲国家以政治方式解决本地问题才有前途。

普伦德加斯特毫不退让，反唇相讥：我们不要奢谈历史了，还是说说具体解决方案吧。最近我与奥巴马总统面谈过，希望政府采取强硬手段，介入苏丹冲突。也请在座诸位给总统写信，敦促政府大胆作为，惩治苏丹总统巴希尔(Omar Hassan al-Bashir)等战争罪犯。请记住，自从美国人创造性地使用“大屠杀”一词之后，很多苏丹人的生命因外部干预而得救，大规模奸淫也被制止。美国必须在国际人道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中国政府也须认识到，它在达尔富尔的利益与美国一致，应该与美国积极合作。

苏丹总统巴希尔 Omar Hassan al Bashir

普伦德加斯特并不顾忌美国干预是否需要联合国授权，似乎他代表的非政府组织能说服总统奥巴马就足够了。难道美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NGO要代行联合国之责吗？众所周知，美国扮演的角色早已不是一般区域性民族国家。“二战”后，虽然《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维持国际秩序的干涉权，但联合国虚弱无力，干涉上乏善可陈。“冷战”一结束，干涉权就被重新塑造为全球一体化的开路先锋，由世界上仅存的唯一超级强国操作实施。直到此时，干涉才有了实际内容，意义也凸显出来。当然，它背离了传统国际秩序遵循的原则——根据国家间订立条约或依国际法协调主权与超主权的关系，实现主权国家间的合作与协同。今天的干涉权是为应对紧急事态和例外状况而建立起来的警察制度。[1] 无论联合国授权与否，美国仍可以让国际警察功能合法化，因为不须援引条约或国际法，只借助道德工具或“国际共识”即可。参照哈特（Michael Hardt）与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的观点，普遍价值使国际警察权力合法化。[2] 但作为主权国家，美国行使警察职责时，无法避免面临身份上的尴尬，即民族国家的排他性与超国家管辖的普遍性时常龃龉不合。作为主权的美国首先是自利的，它如何裁断怎样的干涉是正义的？如何决定谁的行为是为和平的呢？这一矛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已暴露出来，因此它需要一个介质，或一种机制能呼唤、启动对外干涉，使单边行动获得普遍价值的认同，化解国家自利的嫌疑。非政府组织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堪当此任，它们完善了警察国家全球干涉的道德机制，也塑造了它特有的主权与超主权双重品性，为全球帝国的形成铺路搭桥。

《帝国》

三、

哈特认为，与许多人权NGO及其参与者的主观意愿相悖，他们发动的没有硝烟、没有暴力、没有边界的“正义战争”，后果往往与传统战争同样野蛮。[3] 回溯NGO发迹的历程，虽然很早以前就有名目繁多的NGO、行业联合会，但成就人权NGO今日辉煌的却是“冷战”的终结。在1980年代，西方人权组织抨击前苏联的人权状况，颁发人权奖项，声援持不同政见的俄国知识分子如萨哈洛夫、索尔仁尼琴等，直至戈尔巴乔夫邀请国际特赦组织到莫斯科共商大计。不久，苏联解体，接着整个苏东阵营垮台，人权运动随之风起云涌。巴尔干国家一个跟一个分崩离析，人权大于主权的高调，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奏响自由、民主的挽歌。柏林墙倒塌了，“铁幕”隔开的欧洲打通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北约”东扩，填充着“后冷战”的欧洲经济与军事的真空。与此同时，装备了强大通讯手段的西方各大媒体，也跟随世界新秩序的扩张，抢占了 “不设防”的意识形态“空城”——共产主义烈火燃尽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这时，媒体、NGO、宗教团体联手，共同使用一个否定词“非”—政府（non-governmental）来界定自己，它们不听命于政府，与国家机器的抗争正是其生命力的源泉。像中世纪教会或传教，通过话语或命名将敌手界定为善的匮乏，把敌人钉死在邪恶的耻辱柱上。媒体、NGO透过全球通讯网络，生产、复制着人权、正义、暴政、屠杀、殉难与邪恶等道德话语，操纵着世界各地人们对彼此交往与和解想象的意义与向度。

达尔富尔危机

例如，东欧阵营刚解体，科索沃阿族穆斯林就趁机与基督教塞族分裂，人权组织即把部族冲突演绎成斯大林式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南联盟政府被指为“施害者”，阿族穆斯林被定义为“受害者”。自此，南联盟的罪行不断升级为“集体屠杀”和“大屠杀”，直至“国际社会”发动战争，灭掉了“邪恶暴政”。如今，东欧各国已纷纷加入北约，欧洲不再有共产主义威胁了，“文明冲突”却迫在眉睫。“9.11”后的两场对穆斯林的征战之后，达尔富尔遂成“国际热点”。人权组织适时转换价值标准，把部族冲突对号入座，换成穆斯林对基督徒的大屠杀。其实，达尔富尔族群与信仰的划分重叠交错，无法套用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冲突”模式。当涉及中国问题时，国际舆论报道新疆“东突”穆斯林的调调，显然不是“文明冲突”模式，又回到“冷战思维”上去了。毕竟东亚与西方抗衡的基调不是宗教信仰，这里意识形态冷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人权NGO虽然宣称无差别地人道关怀，对所有弱者无私援助。但据我观察，国际NGO并非超然物外，它们炒作冲突的热点或人道灾难很有选择性。媒体对危机的描述、解读，也颇带倾向性。如苏丹发现石油之前，部族冲突无人问津，当它成为产油国后，国际石油公司岂能容得中国染指。于是，能源竞争被表述为人道危机，只要苏丹政府一天不臣服，中国不卷铺盖让路，“达尔富尔大屠杀”就不会结束。那么，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如何运行？它们与警察国家怎样协同干涉目标国家呢？

达尔富尔青年

哈特与奈格里指出，今日帝国干涉不再以武力为开端，而首先使用它的道德工具——非政府组织；作为帝国这一全球权力关系构成的生态政治机器，NGO总先行权力一步，象征性地生产敌人，给它们命名（如恐怖主义、专制政府等），然后启动国际社会的预警系统，进行道德干涉，为将来的军事干涉扫清道路，最终才把实际解决的任务交给国家这一“世俗”权力。[4] 他们论及的“帝国”概念不是一个实体，无法以实证的方法找到植根于政治与经济现实中的对应物。而指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权力网络，或者说一种正在形成中的生态政治、经济和制度系统，美国在其中扮演“警察”的角色。从达尔富尔个案观察，NGO的运作首先预设一个人道危机，以国际舆论围剿苏丹政府。民间方式对付不了“冥顽不化”的寡头政府，于是丛林法则就有了合法依据。然后，NGO与媒体联手游说“警察国家”动用“正义的暴力”打击“邪恶的暴力”。米勒舍维奇、萨达姆都被惩戒，以儆效尤，苏丹总统还敢以身试法？人权组织越来越不耐烦，敦促奥巴马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如果没有基地组织缠身，苏丹也许就被列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了。

四、

在哥大考因（Cowin）大礼堂里，达尔富尔辩论的气氛愈加紧张、压抑，普伦德加斯特不断变换坐姿、手势，以眼光与台下互动，想把会场调动起来。反方马姆达尼专心倾听对方讲话，埋头记录。轮到自己时，起身离座，走到舞台远端一小讲台后面，慢条斯理读起稿来。语调抑扬顿挫的莎士比亚英语，与印度民族服装相映成趣。“正方应该澄清一对概念，即‘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与‘司法正义’（criminal justice）不同。”马姆达尼说，苏丹政府宣称代表国民，以政治方式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而NGO自称代表受害者，以惩戒苏丹总统和屠杀元凶为诉求。非洲联盟把达尔富尔冲突视为内战，多年来谈判、妥协、利益再分配、甚至动用武力，催生出各方能接受的政治方案，在非洲区域共同体内实现和平。而NGO则淡化苏丹人的政治身份，用抽象的“受害者”和“施害者”来划分人群，把共同体内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民间司法诉讼——达尔富尔受害者状告杀人犯巴希尔。原本背景复杂的部族倾轧，被简约为大屠杀了。人权组织的网站上，充斥着强奸、嗜血、肢解的影像和煽情，可谓“暴力的色情”，却不说明冲突的历史、或当地信仰与种族交错缠绕的渊源。为什么非洲人与国际NGO看问题的角度竟如此不同？马姆达尼以自己的儿子为例，把问题解释得妙趣横生。

苏丹达尔富尔

马姆达尼的儿子上美国一所中学，天天忙着“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却对伊拉克的血腥恐怖漠不关心。父亲多次问儿子，伊拉克被屠杀的人数不比达尔富尔少呀，为什么不拯救一下伊拉克呢？儿子语焉不详，父亲就问他的同学和家长，同样也说不清楚。只觉得伊拉克牵扯的头绪太多，剪不断理还乱，不如达尔富尔虽遥不可及，却简单明了——人道危机，容易把握。他继续探究周围人的深层意识，道出了个中缘由。伊拉克对于美国人来说，关涉公民义务，毕竟伊拉克乱局由美国肇始。在电视前观看伊拉克爆炸、死伤画面时，美国人内心深处隐隐愧疚。战争的巨额费用也须由每个纳税人分担，自己的儿女也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美国百姓不愿谈及伊拉克人道危机，因为它太切近、太现实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达尔富尔与他们只有抽象的“人与人”关系，或曰“人道关怀”。捐赠乃自上而下的施舍，既满足了优越感，又可以把自己想像为拯救英雄。所以宁愿捐款给“拯救运动”，既合理避税，又回避了与己相关的义务感和负疚感。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面对同一现实困境时，当事人与局外人难有共识。当事人不能不考虑自身与环境的依存关系，要么担当共同体的义务，要么逃避责任，但一定会带着“主体意识”去选择政治立场。而局外人则倾向于理想化的道德态度，指指点点，不计后果，所以苏丹政府才会与NGO对立，这在维和行动上充分体现了出来。2007年以前，由非盟维和部队维持达尔富尔秩序，局势渐趋缓和。后来联合国介入，高级指挥官的位置被少数白人取代，而地面上出生入死的士兵仍全部是非洲人。西方人谋划一个个美好的和平蓝图，执行的却是当地人。一旦维和计划出现麻烦，西方人进退自如，随时甩掉包袱抽身离去。当地人就没有这份从容了，只好面对干预的后果，收拾烂摊子。

苏丹金戈威德武装民兵

那么，NGO苦心孤诣的拯救运动就没有主体意识吗？运动背后有怎样的原动力？乐善好施的外表之下有没有其他动机？陈词滥调的“阴谋论”往往说，NGO实际上暗中为美国等西方政府效力。但指责某个国家或势力指使NGO到世界某地颠覆政府，往往是捕风捉影。首先，NGO所获得的资助与支持早已不是一对一的简单方式。其次，国际NGO不产生于某个特定民族或地域，也不专门服务于个别政府，它们不仅消解第三世界国家主权，也对抗西方大国主权，其行动范围没有界限，流动、绵延。以赛亚·伯林曾说：一切价值、目的都内在于特定社会或民族有机体的独特历史之中。[5] 而NGO的使命却是捍卫所有人的权力，不需任何民族或文化语境做依托，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NGO-非政府组织

五、

“冷战”结束以前，人们只关注大国政治和联合国的协调作用。而当今世界，大国已经不能完全说明国际潮流的走向。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一体化时代，国家与NGO之间的平衡逆转了，原本弱势的NGO一面抱怨国家机器的暴力，一面又嘲笑主权政府在国际上力不从心，跃跃欲试，要取而代之。今天的世界霸主也得顾忌舆论导向与人权鼓噪，世界格局与博弈规则正逐渐改变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奠定已三百多年的民族国家体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仍沿用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锁定主权实体去寻找为其国家意志效力的鹰犬，就无法理解当下NGO和媒体的运作。应该注意到，全球化时代存在一种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结合了政治与经济力量、支配和吸纳一切异质性因素的权力网络。传统主权建立在封闭的空间之上，而这一权力却把空间视为开放的、无差别和无限绵延的。它不断扩展、更新，欲将整个地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你想寻找它的基地和首脑，却发现它居无定所，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不像传统权力那样靠暴力开疆拓土，它主张依赖广泛共识渗透到所有文明空间。国际资本是它的物质形态，其主体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循环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的永恒轮回。跨国企业凭借资本无孔不入的流动，不仅生产出商品，更在全世界生产着生产者与消费者，把他们锻造成全球化生态政治的行动主体，不断加入到生产循环之中。积累、再积累，资本的链条把欲望与社会关系、肉体与灵魂连接成整体。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奠定民族国家基础_1648)

国际资本把地球开发为“世界市场”，对各国能源、劳动力、加工和物流等环节，按效率的逻辑重新配置。不仅整合世界领土和人口，它还让民族国家沦为简单工具，仅仅记录和统计跨国企业驱动下的商品、资金和人口流动。[6] 劳务、能源、技术被调配到不同的市场和用途上，于是，绵延的国际生产线标识出高端知识经济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张资本生态的世界地图勾勒出来。如果“不文明”的主权政府对国内市场干预，还想按传统模式开发能源，以国界为限搞国民经济，就破坏了资本全球化的规矩——发展中国家贡献廉价劳力和能源、发达国家控制技术和资金。其后果，国际资本启动NGO这个利器，透过名目繁多的基金会赞助或研究开发项目，驱动NGO按设定的目标执行资本的强力意志。非政府组织先以民间游说、集会抗议、金钱诱惑，围堵政府屈从生产的“工具理性”和消费的“大众民主”。仍顽固不化者，则被冠以种种恶名：“保守”、“愚昧”和“专制”或“人权状况恶劣”，媒体与NGO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呼唤警察国家武力干涉。因此，由NGO和警察国家两驾马车为全球资本统治保驾护航。

如果沿用传统批判方式揭露NGO为某国际财团效力，会无功而返。财团与NGO并不直接发生单向的雇佣关系。国际大财团常年向各类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或世界银行等）捐款，名目往往是崇高的目标，如人权、脱贫或环境保护等。基金会则把捐款按目标分类、重新组合，在大量的资助申请中寻找合适的NGO。NGO一般也有自己的使命，一旦得到基金会资助，会在履行使命的过程中向基金会汇报，与之谈判磨合、达成共识。但有一个前提不需要讨论，那就是无论实现什么崇高目标，都须推动资本化和自由市场化。资本经过基金会复杂、“科学”的处理后，已经模糊了它与NGO的因果关联，使两者关系交织在一个多向度、复杂层叠的微观权力网中。警察国家也不像传统帝国那样炫耀财富和武力，军事和政治优势已不能说明霸权的真正含义。美国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道德优越感，透过好莱坞和CNN，山姆大叔获得了“仁慈、博爱、平等和尊重”的“自由帝国”形象。世界霸权围猎、追逐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资本，还有炙手可热的道德资本，马克思笔下描绘的资本拜物形象，早已披上人道主义的盛装华服。

六、

达尔富尔辩论已接近尾声，双方进入听众提问阶段。会场气氛不能再用剑拔弩张来形容，简直就是持兵挺刃、赤膊上阵了。提问的人特别多，在观众席通道排起长长的两队。提问先自报家门，几乎都是从苏丹来美留学或避难的年轻人。他们对马姆达尼破口大骂，说他撒谎、妖言惑众、苏丹政府的走狗，骂他庇护罪犯、伤害受难者等。每个提问者都讲自己的创伤经历，个个见证屠杀、奸淫和残暴。他们出离愤怒，指责教授奢谈历史，简直到了冷血的地步。有个苏丹学生问：一个印度人有什么资格谈论达尔富尔？言外之意只有苏丹人和美国人、受害者与拯救者有权发言。主持人觉得太难堪了，站起来宣布，会场不得有人身攻击和谩骂，要尊重讲话人，也给自己留点尊严。马姆达尼从容起身，走向讲台回应道：让我吃惊的是，达尔富尔受害者与屠犹幸存者竟如此不同。犹太人让人们永远记住历史，而这里自诩受害的人却要求忘却历史。割断与过去、地域和记忆的联系，抽空历史与文化语境，抽象谈论暴力与伤害，搞的是命名政治！通过命名“大屠杀”、“种族灭绝”来诱发外部干预，以所谓“道德暴力”去消灭“邪恶暴力”，这种做法很危险，对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当地人不负责任。这话意存讽刺，这帮苏丹留学生多在人权组织的帮助下来美，已充当各种“拯救”运动的生力军。

苏丹金戈威德武装民兵

在全球化时代，仍以共同的历史、集体记忆或血脉相连来界定一个民族，已经越来越苍白无力了。因为资本是这样一种机制，它需要异质性的“他者”——即依赖传统维系认同的区域共同体，这样它才能跨越内与外的疆界，不断征服他者，接受外界环境的滋养；在内与外的区分、我与他的相互转化中，资本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利润增值，外界的他者成为资本的基本因素。[7] 但这个过程又是悖谬的，资本一旦接触到异域就使之归化，迫使“前现代”民族国家采用资本的方式生产，推行消费文明，“进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可当这片土接受资本文明，整合进资本生产的链条中时，资本的疆域虽然扩展了，但新领地却不再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他者”了。[8] 当下风靡全球的吸血鬼电影就像全球化寓言，吸血鬼到处猎袭活人，吸干他们的新鲜血液，进补自己的活力。被吸血致死的人又变会成新吸血鬼，与老吸血鬼一道寻觅新目标，直到世界上剩下最后一个人。1964年美、意合拍的影片《地球上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on Earth）就是讲这样一个故事，最后一个活人与无数僵尸搏斗，最后取得胜利，拯救了地球。资本对异质性力量总是既冲突又依赖，靠豪饮他者的鲜血来平息征服新领地的贪欲。资本的本性是积累与扩张，而这一本性恰好给自己掘下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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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达尔富尔冲突背景大事记

1820年 奥斯曼帝国统治苏丹。

1882年 英国入侵。

1899年 英国与埃及共同统治苏丹。

1956年 苏丹独立，以喀土穆为中心建立了北部阿拉伯族为主导的政府。

1962年 苏丹喀土穆政府与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南部分裂势力发生内战。

1972年 签署亚的斯亚贝巴和平协议，苏丹南部自治，出现随后11年和平。

1978年 苏丹南部发现石油。

1983年 南北战争又起。

1989年 通过政变，“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控制了国家。

1993年 巴希尔成为苏丹总统

1997年 美国以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对苏丹实施经济制裁。

1998年 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美军对苏丹首都喀土穆实施导弹袭击。

1999年 苏丹开始出口石油。

2003年 达尔富尔的南部黑人组成 “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等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同时，金戈威德武装民兵劫掠南部黑人。大批难民涌向乍得。

2004年 美国宣布达尔富尔局势为“大屠杀”，联合国则控其为“反人道罪”。非盟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

2005年 苏丹政府与苏丹解放运动签署全面和平协定，南北冲突结束。联合国安 理会投票促达尔富尔战争罪嫌犯送海牙国际法庭受审。

2006年 苏丹政府与“苏丹解放运动”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但“正义与平等运动”反对该协议，冲突继续。

2007年 非盟维和部队被袭击，五人被打死，非盟开始向联合国寻求支援。联合国与非盟联合组建2.6万多人的维和部队，士兵主要是非洲人，少数军官是白人。美国对苏丹实施新制裁，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强硬手段制止“大屠杀”。

2008年 西方媒体把中国举办奥运会与达尔富尔局势联系起来，鼓噪杯葛中国奥运。达尔富尔地区石油资源争夺加剧，南北对峙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约翰.霍姆斯称，五年来的冲突，夺去了达尔富尔30万人的生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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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帝国》杨建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9页。

[2] 同上，第18页。

[3] 同上，第42-3页。

[4] 同上，第42-4页。

[5] 伯林【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09页。

[6] 哈特和奈格里，第38页。

[7] 同上，第262页。

[8] 同上，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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