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篮十号简介(老韩讲了一个故事)

女篮十号简介(老韩讲了一个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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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大陆上映了一部电影叫《柳堡的故事》。那位阳光潇洒俊逸的副班长不知俘获了多少少女的心;那个甜美多情羞涩质朴的二妹子则成了全国男性青年的梦中情人。

故事说的是,1944年春,宝应县柳堡地区终于解放了。四班副班长李进在村民二妹子家养伤的时候,两个人产生了爱情。囿于部队严格的纪律,他只好忍痛割爱情,毅然随部队南下作战。

五年后已经是连长的李进,在运粮船上与二妹子意外相遇,幸福不期而至,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电影剧本改编自胡石言的小说《柳堡的故事》。据作者坦言,副班长的原型曾经告诉他,去年在苏北宝应休整时,他认识了一个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我们手也不曾拉过,可是很要好。”部队就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很可能从此永别,心里很难过,甚至想到脱离部队,去地方上工作。胡石言问他俩人是否有约定时,他说:“我是要出发打仗的,保不定那一仗吃一颗‘花生米’,牺牲了呢,害她白等。”

那个战士说得很平淡。姑娘爱他,他有些得意。他圆脸映着夕阳,目光炯炯有神地望着竹林深处说:“呵,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他没有说下去,作者也没有问,因为晚点名的哨音响了。

1945年9月,那位侠骨柔肠的小战士在丁蜀山战役中牺牲了。但他的话,却长久地萦绕在作者的耳际。

那是个胜利的时代,大团圆的时代,阴冷的色调是不适宜的。作者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小说发表的时候,李进和二妹子胜利重逢了。

据电影编剧黄宗江回忆说,这个剧本写写停停共花了七年的时间,原因就是触及了红色电影的禁区——革命战士的爱情故事。有人提出在战斗生活中,军人与地方姑娘之间谈恋爱违反了军队纪律,应当予以批评。还有人认为,军事影片中不应当出现谈恋爱的镜头。上述种种意见使改编工作陷入困境,好在当时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周扬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他们。

其实这不是个谈恋爱的故事,而是“不谈恋爱”的故事。因为电影中没有拥抱,没有接吻,没有爱的表白,甚至没有拉手。然而,这部电影的魅力正在于清纯、腼腆、羞涩、含蓄。这部在当时相当罕见的描写军人爱情的影片,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一抹温柔”。

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的作者高如星,1929年出生在晋西的兴县。1944年,14岁的高如星参加了一二O师“战斗剧社”,在吕梁山区活动了六年后,1950年“战斗剧社”接受任务离开吕梁,高如星逐渐走上了歌曲创作的道路。

据专家考证,《九九艳阳天》脱胎于山西民歌《下柳林》,此歌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柳林县金家庄嘉善沟村艺人,根据1940年前后发生在柳林的真人真事而编写的叙事民歌。高如星小学文化,他没进过音乐学院,也没有师从过任何名家,可是他懂合声,会配乐,显然他的音乐天赋是故乡的民歌给的。

影片开始于苏联经典画法模样的树木,房屋和河流,天空布满云朵。那个旋律渐渐响起,终于在战士为田老头修葺房屋的时候响亮起来。许多人或许已经记不清《柳堡的故事》了,这首歌却是忘不掉,战争年代的情歌要么没有,要么就如此深情。

文革期间,高如星被突击审讯,造反派疯狂追逼高如星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高如星拒不认罪,他们就昼夜车轮大战,严刑逼供。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断插进肺里面,他忍住剧烈疼痛,愤怒反驳,说“这是诬陷”。不久,肺部感染化脓,创伤部位发生癌变,发现时已是肺癌晚期。一代音乐天才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尼采说:“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远远走在其他人的前面。能不能发现他们,善待他们,是检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尺。”

《九九艳阳天》是高如星的成名曲,也是他的纪念碑,自此唱遍全国,成为经典: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

   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

   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唱哪

   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想把军来参

   风车呀跟着那个东风转哪

   哥哥惦记着呀小英莲

   风向呀不定那个车难转哪

   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告诉小英莲

   这一去呀翻山又过海呀

   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还

   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

   这一去革命胜利再相见

……

饰演副班长李进的廖有梁有一双神采飞扬的大眼,一张清纯灵气的笑脸,一口略带江南腔的普通话。一件白衬衫、一身旧军装,把那个阳光灿烂、英俊潇洒的“副班长”表现得如此自然纯真。把孩子般的单纯稚气、少年的多愁善感、男人的丰神俊朗、战士的阳刚伟岸聚于一身,而且丝丝入扣。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记住了那个玉树临风般的俊美少年。

那位阳光潇洒俊逸的副班长不知俘获了多少少女的心,七年后的1964年,廖有梁又出演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童阿男。陶玉玲也在该片中,饰演三排长陈喜的妻子春妮。比起战士的恋人“二妹子”,春妮这个角色更加成熟理性。这部电影同样大受欢迎,让陶玉玲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女星之一。

电影界有个专业名词,叫“360度无死角演员”。有些演员因为天生条件好,所以不会受到化妆和灯光的限制。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线下,也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而且镜头无论从哪个角度拍,出来的效果都美不胜收。这样的演员,就是“无死角演员”,陶玉玲就是一位“无死角演员”。

陶玉玲在《柳堡的故事》中。出场的第一个镜头,便牢牢吸引了所有观众的视线。她那嘴角甜甜的笑容,更像蜂蜜一样灌进人们的心田。而她所扮演的二妹子形象,也永远定格在了人们心里。后来她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所扮演的春妮,也不例外。好像只要她微微一笑,观众就会为之沉醉。

柳堡镇地处扬州市北部,是江苏里下河地区的明珠,总面积一百二十平方公里。一曲《九九艳阳天》把“柳堡的故事”唱遍祖国大地。柳堡伴随着故事的传颂,铭刻在亿万人的心里。

电影《女篮五号》也是同年上映的。故事说的是,解放前,田振华是一名出色的职业篮球运动员,他的球技曾博得无数观众的喝彩声。可是有一次他所在的东华队的老板收了一笔贿赂,指定要东华队故意输给一个外国水兵队。田振华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带领队员打赢了这场比赛。然而比赛结束后,他也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球队。老板还让流氓打伤了田振华,又强迫田振华的情人,也是自己的女儿林洁嫁给了有钱人。十八年过去了,田振华苦尽甜来,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篮球队指导。有一天,他在自己的队员中,发现了一张圆圆的、美丽的脸,这张脸是那么亲切而熟悉。原来,这个圆脸、美丽的姑娘正是林洁的女儿林小洁。田振华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篮球运动员,但她对体育运动却有着一定的偏见。田振华决定要帮助她,让她改变想法,一心一意地打球。小洁在一次球赛中受了重伤,住进了医院,林洁赶来探望女儿。田振华、林洁这一对久别的苦难情侣终于见面了,十八年来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十八年来双方的误会彻底解开了,新的、幸福的生活正在期待着他们。小洁被选为国家代表队的队员,她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职业,决定要终生献身体育事业。

《女篮五号》插曲《青春闪光》估计很少有人记得了:

绿色的田野金色的河流到处都飞扬着欢乐的歌声嘿,快藏起离别的忧伤快鼓起前进的翅膀趁着这奔驰的列车投入到生活的波浪啊……

《女篮五号》主人公林小洁的原型是前国家女子篮球队的5号球员杨洁。扮演林小洁的曹其纬当时是中国女排国家队队员。曹其纬的爷爷曹汝霖,曾作为袁世凯政府的代表之一,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帮助曹其纬卸去思想包袱的,是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他在看望国家女排队员时,对曹其纬的一席话,让她如释重负。

饰演林小洁之母的林洁是曾经的“影后”秦怡,秦怡如今虽已九十六岁高龄,依然美艳绝伦。头发染得黄黄的,宛若少女一般风情万种。

饰演《女篮5号》田指导的是刘琼。刘琼身高一米八六,天生一副运动员的身材,可他原本念的却是上海法学院,与文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刘琼的父亲曾留学日本,与辛亥革命元老黄兴过从甚密,曾对爱子寄予厚望。然而刘琼从学生时代就喜欢戏剧。机缘巧合地,还在念书时就结识了联华影业的大明星金焰。热爱运动的金焰工作之余一直去法学院的操场打篮球。就这样,在篮球场上,身兼篮球迷与影迷的刘琼与偶像金焰熟识了。

出于对电影的极大热爱,刘琼大学还没毕业,就经金焰介绍加入“联华”。同年进联华影业公司任演员,相继拍摄了《大路》《小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联华交响曲·陌生人》《自由天地》《艺海风光·电影城》等影片。

1957年,《女篮五号》由“体育迷”谢晋独立执导后,业内人士一致推荐刘琼为男主角,秦怡为女主角。刘琼不负众望,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颇具绅士风度又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殚精竭力的时代典型……

如果在建国初期(1949-1955),这个题材恐怕是很难投入拍摄的,显然,它不属于工农兵电影的范畴。相反,你看这副照片上人物的衣着和神情,说明这部片子是一部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电影”。但是,1956年却为影片的问世提供了种种可能。

因此,《女篮5号》的问世,是宏观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生活环境、观众需求环境等外部因素,与谢晋自身创作特长、兴趣爱好等内部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产物。

谢晋一直把刘琼视作兄长。不仅刘琼比谢晋年长十岁;从出道的年龄来说,刘琼也要比谢晋早得多。刘琼参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联华影片公司孙瑜导演的《大路》,那时他才二十一岁,而谢晋参拍第一部影片《哑妻》的时候已是二十五岁了。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谢晋都称刘琼为老大哥。

刘琼不愧为“影帝”的称号,他在饰演田振华时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使角色一身正气,大义凛然。

若干年后,当谢晋筹拍彩色宽银幕影片《牧马人》时,再一次想到刘琼,请他在影片中饰演旅居美国的华侨企业家——许景由,这是他们老哥俩的再度合作……

后记:

陶玉玲特别爱笑,然而如此乐观的她却在二十年间三次遭遇癌症。1993年,陶玉玲在体检时,查出了口腔上颚恶性肿瘤,按常规需从面部动刀切除肿瘤,要毁容甚至摘除眼睛。大夫最终分两次为她成功实施了口腔内手术,摘除了上颚,安装上了假上颚。此后的一个多月,陶玉玲无法说话与进食,口腔功能几乎全部丧失,她只好通过书写与人交流。

《琵琶记》有语:“福无双降犹难信,祸不单行却是真。”接着,从无不良习惯的她又在体检时查出肺癌,上身又被拉了长长的一刀。后来她又被查出基底细胞癌,再次被推进手术室,脸上又被缝了八针……

病痛的反复折磨一般人很难承受,更何况在第一次患癌期间,爱人黄国林也被查出结肠癌……她的后半生始终走在抗癌的路上。

廖有梁拍完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后,与武汉军区的一个舞蹈演员结了婚,并很快有了一个儿子。然而不幸的是,伴随着中国那场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的他厄运横来、大难临头,不得不为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政治问题”承担罪责,不断地写检查、挨批斗、被下放,最终被从部队转业到上海青年话剧团。而那位舞蹈演员的妻子却无端指责抱怨,唯一的儿子也天天冷言冷语相向。妻子很快就与他离婚携子远走美国,从那以后,廖有梁就一个人待在上海,孤苦伶仃。

离婚后廖有梁没有再婚。据战友刘鸿声回忆:廖有梁的家在长风公园附近,只有两间房,没有任何装修,简直就是一个“垃圾桶”。卧室里是一张行军床,床上有一根扁担。他说如果晚上肝区疼(肝癌)的话,就拼命用扁担顶住背,会好许多。冰箱里一般只有一些酱菜和腐乳,唯一亮眼的是房间正中间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当年在南京军区话剧团时英姿飒爽的照片,一张是儿子廖小海的满月照。

他越来越老,人很瘦,牙也掉了,肝也不好。有人回忆晚年的廖有梁,皮肤黝黑,看上去贫弱不堪。戴着一副不合适的大眼镜,穿着很大的棉衣,却是烟不离口。看到有人注目他吸烟,慢吞吞地说:“烟是好东西,是生命的燃料。酒是汽油,烟是柴火。都是好东西。”

晚年时,上海市政府分了一套住房给他,然而在装潢时被人骗去好几万块钱。后来他一病不起,新房子没有住过一天。1999年4月在医院病逝时才六十一岁,临走时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

谢晋,在中国电影界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可是,命运却偏偏“捉弄”他:谢晋和妻子徐大雯非近亲结合,可他们的四个儿女中,三个却是低能儿。

谢导子女中,唯有长子谢衍事业有成,后来也成为导演。然而谢衍因患肝癌已于2014年猝然离世,年仅五十九岁。

秦怡也有个智力低下的儿子,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挫折。这个儿子十六岁时发病,五十九岁时去世,秦怡整整照顾了他四十三年。(作者 韩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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