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宋四家的书法家是哪几位（书法中的宋四家）

关于宋四家的座次排名和人选问题，应该排为苏、黄、米、蔡，还是蔡、苏、米、黄，还有苏、黄、米、蔡的蔡是指蔡襄还是蔡京，历来争议颇多，似乎已演绎成书史甚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公案，这从诸多讲述中国历史之谜的书籍中均将此收为宋代的一桩历史疑案这一现象即可以看出来。曹宝霖在其研究的早期曾经倾向于蔡京说；仅过三四年他的观点即彻底转变，认定为蔡襄说无疑；而在1999年出版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中，曹先生更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南宋对本朝书家即所谓宋四家已有苏、黄、米、蔡的座次排定，这个顺序一直延续至今。……宋四家的排名依据，本身就兼顾了艺术和非艺术的两大因素……这是一个综合权衡的结果。或许首先由某人提出，而为社会所认同。但既然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就不应该怀疑其合理性和公正性。”应当说，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认同。早在1984年，水赉佑即已著文对宋四家的书史疑案进行了全面的考论，并且通过翔实的史料对蔡京说进行了驳难，从而肯定了蔡襄说的历史真实性和公正性。

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砚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以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字学亦有风气，仆谓君谟之书犹欧公之诗也。绣江出示此卷，遂附识之，以质之知此中三昧者。至元辛卯二月廿有四日大梁王芝释题于宝墨斋。（《西清札记》卷一）

从宋末元初人王芝的这段题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宋四家当指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四人无疑。这段文字是目前见到的最早关于宋四家的历史文献资料，《苏黄米蔡》文中所言“最早解释宋四家的是明初的王绂”，当为错论。至元辛卯年即1291年，距元世祖灭南宋仅有十二年时间，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宋四家的提法早在南宋就已经约定俗成了。只是从王芝的这段题跋中我们尚不能确定的是座次排名，究竟是苏、黄、米、蔡或是蔡、苏、米、黄抑或其他，而这也恰好给后来涌出的诸多争议留下一定的口实。元人宇文公谅（1333年进士）在《跋〈蔡端明书寒蝉赋〉》中再次提及宋四家：“先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为四大家。”而元人许有壬（1286~1364年）更是将宋四家排列为蔡、苏、黄、米，如果从简称角度来看，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排定座次的资料，倒颇让人意外。他的《跋张子湖寄马会叔侍郎三帖》云：

唐以书取士，书以法晋，故多造精妙。宋人不及唐者，不独人不专习，大抵法唐欲泝洄至晋而有未至焉。李建中后，蔡、苏、黄、米皆名家。南渡称张子湖。朱子称其不把持，爱放纵九原，不可作，无从一问，不知书法果如斯而已乎？是三帖皆与同年鹤山马公者也，吾同年刘寿翁不能忘情者有以哉。（元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十二）

如此看来，在南宋和元代中期以前，宋四家的提法只有四人之名实而无座次的论定，即四个人是确定的，但次序比较混乱，没有固定排法，故其座次的排列最早也要迟至元末明初这段时间。明初人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首先对苏黄米蔡宋四家的名实与座次提出质疑：“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后来附和者皆同此说，大抵不悖。比如明代张丑、孙鑛，清代朱和羹、郑燮，近人潘伯鹰等，这些观点的立论依据均祖述王绂，均无什么特别的根据，“并没有列举什么材料，而只是以生活年代先后来解释苏、黄、米、蔡的”。王绂的质疑比王芝至少迟100年，比元人宇文公谅、许有壬也要迟很多年，但是从两人的叙述看，南宋并未排定四人座次，只有四家名实，故王绂及后世的诸多质疑就只能是拳头打在棉花上，没有着落的，此其一。其次光依年龄先后为驳难依据则完全不能令人信服。当然，也有根据年龄大小来为蔡襄鸣不平的声音，同样也是出现在明代初期。陈璧《蔡君谟十帖真迹》跋云：“在宋号善书者，苏、黄、米、蔡为首。俗评以君谟居三公之末，殊不知君谟用笔有前代意，优劣自可判也。己未四月，陈文东拜观。”有人更明确地将蔡襄置于首位。这种按照年龄来重新论定座次的做法亦不符宋人原意，也很牵强。倒是像明代王世贞从书法角度所发的言论对于驳难他议具有力度：“唯蔡忠惠奕奕神令，得晋人笔，名所以冠四家，不虚也。”这种维持宋人原判的声音自明初以后不断响起，阵容最大，如明人王直、杨慎、焦竑、潘之淙、徐火勃、盛时泰、于策、赵崡，清人汪由敦、梁廷枬、陈邦彦、钱泳、梁章钜、姚广平、杨恩寿，近人张伯驹等。

纵言之，从现有材料看来，宋四家之说在南宋已有此说，只是未有座次排定，元代时宋四家的提法一直沿用旧说。而苏黄米蔡座次的排定大约是在元末明初。宋四家之蔡的的确确应为蔡襄。对宋四家提出质疑起始于明代，后附说寥寥，终究未成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