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

内容提要：中古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虽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存在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诸如文学自觉问题、单线思维问题、学科限制问题，都受到了学界不同程度的质疑随着新出文献的逐渐繁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有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有些方面甚或可以重新书写和建构新出文献中最重要的两类文献是石刻文献(其中最大宗是墓志)和写本文献，这两类文献为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原典文献中古时期的新出文献呈献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推动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进展，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

内容提要：中古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虽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存在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诸如文学自觉问题、单线思维问题、学科限制问题，都受到了学界不同程度的质疑。随着新出文献的逐渐繁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有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有些方面甚或可以重新书写和建构。新出文献中最重要的两类文献是石刻文献(其中最大宗是墓志)和写本文献，这两类文献为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原典文献。中古时期的新出文献呈献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推动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进展。

作者简介：胡可先，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B065)。

中古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书写与建构也已走过百年的历程，对中古文学史研究的问题进行审视，可发现仍然有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尤其是百年文学史编纂的单线思维，使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得不到真正彰显；流行百年的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观念也受到了多层面的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运用新出文献展开中古文学史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新出文献对中古文学史书写和建构的意义在于：新出土的中古墓志呈现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新出土的写本文献是中古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促进中古文学史书写的多元化。

一、中古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审视

(一)文学自觉问题

文学自觉说来源于日本铃木虎雄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该文最早发表于日本的《艺文》1919年10月号，后来收入其《中国诗论史》一书，他的结论是“魏的时代是中国的自觉时代”。1927年，鲁迅先生发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的演讲，提出了“魏晋文学自觉说”，近百年来在中古文学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说：“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526这一论断对20世纪以来的中古文学史研究及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当今的主流文学史著作仍然将文学的自觉视为魏晋文学的重要特征，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绪论》第一节就以“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立目。但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和辨正，认为日本铃木虎雄提出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来也是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不能把它上升为文学史的规律性理论判断，否则会影响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全面认识，也有碍于对中国文学发展全过程和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①。诸位先生的商兑虽然不同意铃木虎雄和鲁迅先生的说法，但往往将论点集中于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挑战、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承载与审美价值的关系的辨析上。

我们现在来看，“文学自觉”说的核心就是鲁迅先生直接归纳的“为艺术而艺术”，其实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魏晋文学的事实，甚至也不符合整个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实际。因为无论是铃木虎雄还是鲁迅，这一说法的时间基点是朝代，如果限于诗赋文体，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道理，而推及文章甚至涵盖整个文学，其偏颇就大了，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学表征和发展演变都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不仅是一些史学著作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很重视文学表现，甚至一些地理著作如《水经注》、佛教著作如《洛阳伽蓝记》，其中都有一些颇具文学性的经典篇章为历代文学选本精选。因此，“文学自觉”说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文体和文学现象，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文学分类学说，将中国古代文章纷繁复杂的类别和特性屏蔽殆尽。“文学自觉”说的流行也与其产生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以后愈演愈烈，以至发展成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这样也就使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的发展实际逐渐偏离。比如关于北朝文学的地位，按照文学自觉说就存在着荒漠化的危机，而新出土石刻文献尤其是墓志表明，北朝文学研究的薄弱局面需要彻底改变。以前的文学研究重经典名家名作，轻应用性文字篇章，这在北朝文学的研究中尤为突出，而北朝墓志作为传记文学的一类，既具文学性，又有社会性，文字质朴，骈散兼融，对隋唐以后文章学发展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将新出土的北朝墓志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加以研究，并以此为中心展开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演变的研究，则会有广阔的前景。

(二)单线思维问题

长期以来，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大多按照时间线索叙述其历史发展脉络和演化进程，但由于时间维度的主导性，空间维度难以得到强调和凸显，这使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得不到真正的呈现②。这一观点已成为21世纪诸多文学史家的共识。这种按照时间线索叙述文学史进程的思维方式，我们称之为“单线思维”。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从1904年林传甲出任京师大学堂文学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以来，已超过百年，文学史著作也由早年的简略发展到后来的繁复，但迄今为止，超过两千部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仍然沿袭着单线思维的方式，即由一个时间线串起一系列作家作品，再加上一些背景的叙述和影响的说明。这样就使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古文学史的研究呈现出诸多偏向：一是重视时间向度，忽视空间维度；二是重视汉族文学史的梳理，忽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讨论；三是重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叙述，忽视女性文学的书写；四是注重书面文献的利用，忽视新出的资料；五是注重文学史研究经典化的共性，忽视文人日常生活的个性。这样的情况不仅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而且文学演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文人群体、文学家族、性别文学等等，都因为脱离了时间主线而不能被包含在内。这样单一性的书写忽视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距离文学的原生状态渐行渐远。

要解决文学史书写和研究中单线思维的问题，就要对上述被忽视的地方加以重视。仅就新出文献而言，可以开拓的空间就很大。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甚至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2]326因此，要开拓文学史研究新境界，首先是挖掘新材料，其次是研究新问题。敦煌新资料的发现引领了一个新的学术潮流，这个潮流延续了一个世纪仍然没有消歇。目前看来，新资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出土文献，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极为丰富，进入21世纪，更是日新月异，尤其是上古的简帛文献、中古的石刻和写本文献，出土不计其数，意义尤为巨大，利用这些文献既有助于文学发生的原生面貌的探索，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更能促进文学研究和历史学、考古学的关联。二是域外文献，中古时期的原始文献流传国外而国内散佚者很多，加以20世纪下半叶一段时间国门关闭，文学史研究对域外文献利用不足。21世纪以来，学者们出国交流更为便利，域外汉籍大量回传、成批影印也有利于促进文学史的多元化研究。三是实物材料。新出资料不仅是文献资料，更多的是实物材料，如新出土的各种文物、图画以及遗址等，很多与文学的发生环境和原生状态有所关联，利用实物材料以印证文学文本，阐述文学现象，能够使文学史研究在文字文献以外得到很好的补充。

(三)学科限制问题

学科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科分类对传统学术研究的限制最明显的方面是文史研究传统的割裂。就一级学科而言，分立中国文学和历史学、考古学等；就二级学科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分开的。这样就使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和学术理念方面失去了历史的支撑，也减少了对古典文献的重视程度，传统的文学、文献和历史一体化的局面被打破，必定给文学史的实证研究造成不利的影响。中国的历朝历代文学都是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产生的，又是通过生活于当时的作家运用创造性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而削弱历史和文献的支撑也必定带来文学史研究的泛化。这样的影响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因为中古文学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仍然是文学与学术不分、文学和历史相联的。诸如文笔之辨的讨论就是基于学术基础上的文学讨论，昭明太子所编的《文选》也是经史子集都包括在内的。学科化倾向就是对学术和文学以及四部统一的传统进行了硬性割裂，由于科学化的影响，文学史著述也就具体而为教材模式，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发展陷入困境，困境的核心在于实用主义的强化和实证研究的减弱。

要纠正文学史研究过于学科化的弊端，就要在研究中处理好文学史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三者的关系应该是：“考古的眼，史学的手，文学的心”，即史学是借助文献史料以描述过去，文学是将生活经历融入想象，考古是力求还原原有的时代风貌；史学要体现社会责任感和思想启蒙，文学要体现人性的情怀和审美的特质，考古要体现新资料对文化的印证和视野的开拓[3]34。文学史的书写既是文学的研究，又是历史的叙述，同时要利用考古发现的原始资料，因而也就最能融合历史、考古和文学。而我们以往的中古文学史编纂与研究在历史、考古和文学的融合方面是很不到位的，文、史和考古之间甚至是有些隔断的，历史变成了划分朝代的单线描述，文学变成了作家作品加上背景影响的知识罗列，而对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更是涉猎甚少，因而在时空拓展方面就带来了很大的局限。

二、墓志：中古文学史内涵的呈现

就中国书写文献的发展而言，汉代是纸简替代的时代，宋代是印刷繁盛的时代，处于其间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石刻就成为最值得重视的一个文献类别。作为石刻大宗的墓志，更是中古文学研究最丰富的宝藏。饶宗颐先生在《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中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4]448-44920世纪以来，中古墓志特别是唐代墓志大量出土，保守估计也不下万方。利用墓志文献研究文学，有助于探索文学史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文学史现象。就墓志本身而言，值得从文本、文体与文学的不同层面进行探讨；就墓志拓展而言，可以研究家族与文学、政治与文学、书法与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联系。比如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直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重视南朝而忽略北朝，但随着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出现了与中国文学史的常态研究反差较大的现象。通过新出土北朝墓志的研究，不仅可以填补北朝文献研究的空缺，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南朝文学重情感和北朝文学重实用的不同文学取向。

(一)新出墓志与文学内涵的蕴蓄

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是当时文人撰写而又镌刻于石上的人物传记。因为各种礼仪制度的影响和风俗习惯的约束，不少墓志表现出程式化的特征，但仍然有很多墓志的文学价值是很高的。相较于传世文献，新出土墓志以原始的实物形态和文字形态反映了唐代家族文化的特点，这样一篇篇活生生的传记展现了生活于3至9世纪的人物群像。下面列举三类特殊的墓志加以说明：

1.诗人墓志

中古时期尤其是唐代墓志中，诗人墓志是其精华所在，也是文学史研究得以凭借的最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和实物载体。诸如大诗人王之涣，在墓志出土之前，人们对他的家世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仕历等几乎一无所知；墓志出土以后，其生平经历就昭然若揭，墓志还记载了他“歌从军，吟出塞，布乎人口”[5]95的影响，不仅是他作为边塞诗人的有力见证，而且是他诗歌影响的最早文献记载。再如近年出土的《韦应物墓志》，撰者是与韦应物同时的著名诗人丘丹。这一墓志不仅对韦应物的家世、生平、科举、婚宦等方面都有详细的叙述，还为大诗人丘丹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线索。又如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女诗人上官婉儿的墓志近年出土，为我们展示了一篇极具文学价值的女性人物传记，墓志运用骈体行文，注重细节描写和曲笔表现，将这位特殊女性的形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有些诗人墓志中还有诗歌创作过程的记载。如新出土《崔文龟墓志》：“大中十二年冬，君始被疾，不果与计偕。明年三月极，四日谓璐曰：‘予之疾不可为也。前十一月时，赋咏题诗云：惆怅春烟暮，流波亦暗随。’是日嗀血，盖有征焉。”“读浮图书，雅得其奥。每自咏曰：‘莲花虽在水，元不湿莲花。但使存真性，何须厌俗家。’旨哉斯言，可以味于人矣。君生平所为古文七十首，赋十首，歌诗八百二十首，书启文志杂述共五十三首。又作《玄居志》十八篇，拟诗人之讽十篇，尚未绝笔。”[6]858墓志收录了崔文龟的“赋咏题诗”和“自咏”诗，并记述其作诗过程，有助于我们对唐诗创作环境的了解。尤其是“自咏”诗，表现他阅读佛教书籍并深得旨趣后的切身体验，将生命之情怀、佛理之参悟融入简短的20字中，形象鲜明，涵蕴深厚，耐人寻味。墓志还记载崔文龟创作古文70首，赋10首，歌诗820首等，可惜都散佚无存。新出土墓志载有诗作并兼述创作过程的诗人墓志还有不少，如《张晔墓志》《卢广墓志》《卢照己墓志》《丁元裕墓志》《崔尚墓志》《王素墓志》《韦志杰墓志》《皇甫映墓志》等等，甚至还有女诗人李澄霞的墓志。这些墓志再现了诗人的生活状态和创作风貌，是我们现在阅读《全唐诗》和《全唐文》这样的大型总集也难获得的。墓志对创作背景和创作环境原生态的表述，也是我们现在编纂的文学史著作所缺乏的。

2.自撰墓志

自撰墓志是一种特殊的墓志文体，是文人自己给自己立传、侧重于自我形象塑造的文章，或叙行迹，或述家世，或抒感慨，或发议论。这样的墓志既是撰者生命本真的映现，也是文学个性的凸显。如新出土《唐乐知君自靖人君室石诗并序，自撰》：“乐知，自谥也。自靖人，自予也。名映，字韬之。玄晏十七代孙。祖父兄皆二千石。贞元癸酉生于蜀。映年七十二，太岁甲申终于洛。十岁而孤，母兄育训；长为儒业，无所成名；壮而纳室，竟无嗣续。因缘从事，仅十五载。邴曼容之贤，禄不过六百石，吾已及之；邓伯道之哲，皇天尚使无儿，何足叹也。依释不佞，奉道不谄，与朋以澹，事长以恭，如斯而已矣。今日幸免毁伤，归全泉下，预于先大夫北廿步，先妣东十三步，兄西十五步，凿深九尺，筑高一寻，旁荫故柏，上植三株，祔茔不敢具三代官讳。诗曰：三乐道常，九思不惑。六极幸免，百行惭德。四大无有大患息，一丘乐化永无极。”[7]259这是皇甫映自撰的墓志铭，其后的诗作实际上就是一篇自挽诗，这样不仅表现出撰者的性格、心理和文才，更是将诗文融为一体。

这些自撰墓志新出土的数量不下十方，如《唐朝议郎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卢载墓志铭并序自撰》《唐故朝议郎检校尚书户部郎中兼襄州别驾上柱国韩昶自为墓志铭并序》《唐太子太保分司东都赠太尉清河崔府君(慎由)墓志自撰》《唐故通议大夫守夔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兴姚府君(勖)墓志》《唐故尚书水部员外郎以著作郎致仕彭城刘府君(复)墓志文》《通议大夫尚书刑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广平刘公(伯刍)自撰志文并序》《唐乐知君自靖人君(皇甫映)室石诗并序》《唐故中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河东薛府君(丹)墓志》《大唐中岳隐居太和先生琅耶王征君(玄宗)口授铭并序》《唐故朝请大夫慈州刺史柱国赐绯鱼袋谢观墓志铭并序》《唐故朝议郎河南府王屋县令上柱国裴珙府君墓志铭并序自撰》[8]。从撰志主体而言，自撰墓志更加凸显家族背景下的个人化倾向，志主、撰者合而为一，更突出创作者的主体性，因此文学性较其他墓志更强；从文体形态而言，自撰墓志是特殊形式的自传文章，往往以情感驱动文笔，侧重于生活叙事和性格刻画；就文化传承而言，自撰墓志侧重于家族背景下自我形象的塑造，也使家族文化传承的表达更具真实感。

3.鸳鸯墓志

鸳鸯墓志，一般是指同一墓穴中埋藏的夫妻二人的两方墓志，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三方墓志，还有个别夫妻墓志属于两篇志文而同刻于一石者。“鸳鸯墓志”之称源自于右任先生的“鸳鸯七志斋”藏石，于先生收藏的七对鸳鸯墓志是北魏时期皇族夫妻的墓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近几十年来，新出土墓志中鸳鸯墓志颇多，截至目前，笔者统计有四百余对，这些墓志的文学价值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因为鸳鸯墓志中的一方是女性墓志，独具女性形象塑造的意义。合葬墓中仅有一方的非鸳鸯墓志，往往对丈夫的事迹记载较为详细，而对妻子的记载非常简略，是作为丈夫的陪衬并与子嗣的介绍连在一起的。而夫妻各自一方的鸳鸯墓志则完全不同，妻子的单独墓志是其整个形象的映现。因为古代社会，女性往往很少从事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故而妻子的墓志侧重于家族、婚姻和琐事的记载，以及对妇德的颂扬，这与丈夫的墓志以仕历和事功为主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鸳鸯墓志较普通墓志而言，独具女性形象塑造的意义，是女性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别。

鸳鸯墓志中有时还出现妻子的墓志是丈夫所撰的情形，对妻子的缅怀情真意切，非常有助于悼亡诗的印证和解读。如韦应物有19首悼亡诗存世，其《出还》诗云：“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入室掩无光，衔哀写虚位。凄凄动幽幔，寂寂惊寒吹。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咨嗟日复老，错莫身如寄。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9]卷六，396新出土韦应物所撰的《元苹墓志》，既表现韦应物自己的感受：“余年过强仕，晚而易伤。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又描写其幼女的表现：“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岁，以其惠淑，偏所恩爱，尝手教书札，口授《千文》。见余哀泣，亦复涕咽。试问知有所失，益不能胜。天乎忍此，夺去如弃。”[10]384这种描写与《出还》诗中的情境不仅可以相互发明，而且更有助于读者探研韦应物悼亡诗的情感底蕴。

还值得注意的是，鸳鸯墓志和自撰墓志也有一定的关联：一是鸳鸯墓志中有一方墓志是自撰墓志，表现了唐代文人对自我形象的塑造，还突出死后世界的想象，这与完全写实的普通墓志是不同的，如薛丹夫妇墓志中《薛丹墓志》属于自撰墓志；二是丈夫自撰墓志与其撰写的妻子墓志出现在同一对鸳鸯墓志中，即如新出土卢载夫妇墓志中《卢载墓志》就是自撰的，而其妻墓志是卢载所撰，这在墓志的叙事抒情方面都更具有独特的价值。

(二)新出墓志与文学背景的呈现

我们再拓展一步来看，通过新出土的中古墓志可以探讨文学史演变进程中的各种背景和联系。因为对中古以前的文学背景研究，仅靠传世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处于抄本传播的时代，文本的不确定性和不全面性对文学背景的了解带来很大困难，加以传世文献有些为当事人篡改，或者在后世流传中失实，这都需要出土文献加以补充，其中墓志是最值得珍视的材料。

1.家族与文学的关系

21世纪以来，文学家族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但以新出土墓志为主要依据进行研究的成果却并不多见。实际上，中古社会重视家族传承，聚族而居，也聚族而葬，因而新出土墓志的重要特点就是家族性，且其中不乏文学家族的墓志。我们试举卢氏家族为例：中古卢氏定著四房，其中三个支系的文学人物出现较为集中：一是阳乌房卢思道一系，出土了卢承福墓志等多方，这样由隋代卢思道到初唐卢藏用直至中晚唐卢拱在文学上的家族影响可以进行清晰的梳理。二是阳乌房卢昌衡一系，出土诗人卢士玫、卢载等墓志七十余方，为我们展示了作为望族的文学家族的缩影。三是尚之房卢羽客一系，出土了大诗人卢纶族系的墓志七方，这些墓志能够解决卢纶的家世、生平以及相关的边塞诗渊源等重要问题。综合卢氏三个支系的新出土墓志，联系该族系人物的文学创作，就能由此典型的个案彰显中古时期文学家族的特点和家族文学的风貌。诸如这样的文学家族颇多，最著者有太原王氏家族、清河崔氏家族、河东薛氏家族、京兆杜氏家族、京兆韦氏家族、弘农杨氏家族、武功姚氏家族等等。

2.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新出土墓志中最为重要的墓志是兼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士大夫阶层的墓志。这样的墓志彰显出中古文学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这里我们列举两方特殊的墓志加以说明。一是《苑咸墓志》。苑咸是李林甫的心腹人物，传世文献对其争议颇多，而新出土《苑咸墓志》则言：“天宝中，有若韦临汝斌、齐太常浣、杨司空绾数公，颇为之名矣。公与之游，有忘形之深，则德行可知也。每接曲江，论文章体要，亦尝代为之文。洎王维、卢象、崔国辅、郑审，偏相属和，当时文士，望风不暇，则文学可知也。右相李林甫在台座廿余年，百工称职，四海会同。公尝左右，实有补焉，则政事可知也。”[11]158将其德行、文学与政事融合在一起，表现其异于史传的另一副面孔，这是墓志表现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集中体现。二是《上官婉儿墓志》。上官婉儿更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女性，而其墓志的出土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位女性在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中的立身行事，而且墓志对唐隆政变前后的政治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厘清了史书记载的一些疑窦；同时对上官婉儿家世的记载非常详尽，突出其父辈和祖辈的政治、学术和文学活动，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可以勾勒出上官氏家族从隋代到唐中宗时期的文学传承情况。

3.书法与文学的关系

新出土墓志是书法与文学融合为一的实物载体，其表现则有多个层面：一是书法家既撰文又书丹的墓志，书法与文学出于同一主体。如诗人《郭虚己墓志》题署：“朝议郎行殿中侍郎使颜真卿撰并书。”[12]211诗人《李岘墓志》题署：“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集贤殿学士上柱国会稽县开国公徐浩撰并书。”[13]220二是文学家撰文、书法家书丹的墓志，不同主体的书法与文学集中于同一墓志。如新出土《王琳墓志》，由徐峤撰文，颜真卿书丹。徐峤既是文学家也是书法家，他为妻子王琳撰志，请当时还较为年轻的书法家颜真卿书丹，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再如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坛领袖的张说的墓志，由当时的文坛冠冕并任工部尚书的张九龄撰文，又由当时八分书名家、朝散大夫中书舍人梁升卿书丹，更是集众美于一体了。三是书法与文学的交互研究。如唐代书坛出现复古的倾向，与唐诗的复古之风和古文运动的发生过程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就诗而言，杜甫有吟咏顾诫奢、李潮、韩择木、蔡有邻八分书的作品多首，称赞诸人的书法渊源李斯、蔡邕，臻于“蛟龙盘拿肉屈强”、“书贵瘦硬方通神”[14]卷一八，1550-1552的境地，从中透露出杜甫的书法观念是崇尚复古并追求正宗，这也是盛唐时期文学艺术复古思潮在杜甫身上的反映。就文而言，书体的复古与文体的复古也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因为墓志的性质，要求其文字与书法都要古朴典雅、简洁得体；另一方面，盛唐以后的墓志逐渐增入散体文句以接近秦汉古文，到了中唐韩愈而臻于极致，这与杜甫所称道的书家追求复古，崇尚李斯、蔡邕，或许有一定的关系。

三、写本：中古文学史书写的载体

写本出现在东汉以后，刻本出现在唐末五代，所谓写本是指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手写和传抄的文献。写本是纸张发明以来一直使用的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新出文献中的中古文学写本以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居多，这些写本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是文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此外就是东瀛回传的写本，其中以日本各机构所藏最为丰富。这些写本有些已经被文学史家所采纳，有些还处于资料整理和汇集的状态。

(一)敦煌写本

20世纪以来的中古文学史研究对敦煌写本文献的研究在写本利用中是最为充分的，尤其以唐五代词和变文研究取得的成就最大。如《云谣集杂曲子》虽然收的都是无名氏词，但其内容丰富，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形象鲜明，被誉为“倚声椎轮大辂”。唐代变文自敦煌莫高窟发现以来，无论是整理校订还是艺术研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使唐代这种文类得以全面生动地呈现于文学史园地之中。但总体来说，有关敦煌写本在文学方面的整理和利用，成就较高的仍在文献层面，代表性成果如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编《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张锡厚编《全敦煌诗》等。诸如《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基于写本的原生状态以确定整理的标准，关注文学的发展以进行叙录的撰写，突出了“写本时代”诗集的特点，是精审的文献整理与深层的诗学探源相结合的示范著作，对唐诗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利用这些成果书写和建构唐五代文学史的标志性论著较少③，甚至在有些文学史著作的编纂中，这些重要的写本文献很少被纳入其中。因此，将敦煌写本文献全面系统地运用于中古文学史研究中，仍然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开拓，而其中重要的文学类别在于诗、词和赋。

就诗而言，敦煌写本的一大宗就是诗歌文献。“从流传情况看，它们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已见于《全唐诗》及其他著作的传世诗歌，另一类是历代不见披载而仅见于敦煌遗书的佚诗。前一类多属知名诗人的作品，为研究者所习知，敦煌本具有校勘和考订的重要价值。后一类则提供了大量崭新的研究资料，其有助于开拓学术研究领域、增长新知的功效尤为巨大。”[15]2项楚先生的《敦煌诗歌导论》初步打下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但总体上看，这类敦煌诗歌仅文人诗歌和王梵志的白话诗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而诸如佛道诗歌、民间诗歌、乡土诗歌，仍然没有在中古文学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因此，这方面的文献应该是21世纪中古文学史建构所应纳入视野的重要内容。

就词而言，唐五代是词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各种因素对词的起源和词体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敦煌写本对词体文学研究的开拓空间颇大，比如佛教音乐对词体的影响。P2714《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第13至16首云：

这娘子，年十八，面目端正如菩萨。高堂妙舍伴夫郎，床上追欢悉罗拽。

不知僧，在夏月，房舍无屋日炙热。有甚椽木施些些，如此福田不可说。(大圣)

这郎君，英聪哲，斜文疏张帽抄薛。共于妻子入洞房，同杯饮燕相噏啜。

不知僧，饥以渴，唇口曹熬生躃烈。若能割减施些些，如此福口不可说。④

很明显，以上四首劝人修行作品都是长短句式，是按照曲谱演唱的，无论从语词还是音乐层面，都体现出词的特性。

再如敦煌歌辞中《五更转》《十二时》，虽然文辞属于齐言诗，但是根据一定的曲调传唱的，应当是诗词演化时期相互影响的作品。与《五更转》相关的是《曲子喜秋天》：

每年七月七，此是受夫日。在处敷座结交伴，献供数千般。今晨连天暮，一心待织女。忽若今夜降凡间，乞取一教言。

二更仰面碧霄天，参次众星笇(遍)。月明黄昏遍州元，星里宾星笇。回心看起，吾得更深九(久)。日落西山睡深沉，将谓是牵牛。

三更女伴近彩楼，顶礼不曾休。佛前灯暗更添油，礼拜再三求。频(贫)女彩楼伴，烧取玉炉灯。不知牵牛在那边，望得眼精穿。

四更换步出门听，直是到街庭。今夜斗不见流星，奔逐向前迎。此时难得见，发却千般愿。无福之人莫怨天，皆是上因缘缘。

五更敷设了，处分总交收。五个恒俄(姮娥)结交楼，那件见牵牛。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黄丁(针)拨镜再梳头，看看到来秋。⑤

这一写本，任半塘先生定名为《五更转》，饶宗颐先生《敦煌曲与乐舞及龟兹乐》以为是《七夕相逢乐》，李小荣先生《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则定为《喜秋天》之词调⑥。这一组曲子词用长短句的形式表现了七夕男女乞巧的民俗，同时将礼佛发愿的佛教情怀融入作品中，这也与以后的文人词有着明显的不同。

就赋而言，传统研究主要关注律赋，以《文苑英华》所收唐赋为主，而敦煌文献中出现的许多俗赋则打开了赋体文学研究的另一视野。尽管如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对这样的赋体类别已有涉及，但在主流文学史著作中，敦煌写本俗赋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敦煌俗赋主要有无名氏的《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秦将赋》《燕子赋》《韩朋赋》《死马赋》《子灵赋》《双六头赋送李参军》《驾行温汤赋》《贰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丑妇赋》《佚名赋》《去三害赋》《茶酒论》《书》，以及文人赋作刘长卿《酒赋》、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敦煌写本之赋至少有四个重要作用：一是呈现了俗赋的新体裁，这种赋体是与传统的文赋、律赋、骈赋等完全不同的；二是从赋的发展路线看，在典雅的赋体文学发展流变的主线之外，民间的通俗赋体创作仍然流行；三是通过俗赋的考察，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文人赋与民间赋交融之后文人创作俗赋的情况；四是敦煌俗赋与小说、变文的相互影响体现出文体交融渗透的意义，较早的变文校录著作如王重民等校录的《敦煌变文集》就收录了《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等俗赋作品。

(二)吐鲁番写本

吐鲁番写本文献涉及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文学艺术、民风世俗得以凭借的最为原始的材料。新出吐鲁番文献中还有不少唐代类书的残片，这些写本残片大多是遗佚的类书片断，也是研究唐代学术与文学关系不可多得的材料。朱玉麒先生甚至将这些残片定义为“碎片模式”：“在整个中古时期，吐鲁番文书不仅具有地域性的意义，更因为它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而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与接受的通性。其‘碎片模式’在中国文学史新范式的创立中，便具有了不容忽视的价值。”[16]194下面我们举三个实例加以说明：

1.薛道衡《典言》残卷可以进一步考察类书与文学的关系

薛道衡主持编纂的《典言》是北朝时期的著名类书，然因久已散佚而不为后世学者所知，吐鲁番出土文书面世后，其中有《典言》残页两纸，弥足珍贵，从中可以看出类书的格局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典言》的正文部分全部用骈文书写，而其注释部分又呈现出用典用事繁复密集的特点。如其所存的残句“周武之牢笼九县”、“汉文之光宅四海”以及“文彊德仁，扇枕而温席；樊鯈丁茂，尝唾而吮痈”、“嗜指心惊，君仲于是返室”等句，明显是骈体。而其叙述部分每句都运用典故，在文句的夹注中将典故的出处标出。“这里也可以看到骈文盛行时期，对于类书编纂的影响。反过来，类书的编纂，对于骈文的隶事与诗文的用典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17]还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先生在20世纪前期曾写过《类书与诗》，称类书是一种太像学术的文学和太像文学的学术，以为初唐时期类书与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从《典言》残卷则可以看出，类书与文学在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就具有紧密联系了，其时类书的表达方式深受骈文影响，而类书繁复的用事又反过来影响骈文，类书对文学的影响在唐以前侧重于文章，唐以后侧重于诗歌。

2.吐鲁番出土的唐诗写本可以考察中古时期西域边陲的诗歌教育和接受情况

吐鲁番出土的唐诗写本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却弥足珍贵。如儿童习字诗残片[18]356，是唐时抄写的隋代岑德润《咏鱼》诗，每字抄写多达三遍，参以吐鲁番及和田地区出土的其他五言诗残卷以及《急就章》《千字文》等蒙学教材，证实中原文学和文化对周边教育具有很高的启蒙价值，也反映出唐代吐鲁番地区以诗歌作为启蒙教育载体的教育方式；再如吐鲁番出土的唐玄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残片[19]，说明诗歌通过唐代帝王的提倡，其影响已经到达了西域，这样的诗歌传播融会了政治与文学，缩短了西域与长安的文化距离。

3.吐鲁番文书非常有助于边塞诗研究的深入

吐鲁番出土的写本文书对唐代边塞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其中所载的多篇家书是研究唐代西域书信文体沿革的重要资料，最典型的是《洪弈家书》[18]16。这是开元七年(719)的写本，记载洪弈在西州于五月一日发向北庭的行程，描述了其时交通阻隔的情况，也书写了当时的心理活动。这些内容不仅本身具有抒情意义和文体价值，同时对于研究唐代边塞诗人的行军路线，以及边塞诗所表现的地理环境都有重要的印证作用。再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马料文卷有关岑参、封常清、李栖筠等人的记载，为唐代边塞诗研究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原始实证材料。

(三)日藏写本

中古写本文献除敦煌和吐鲁番两大宗之外，就要数日本所藏的写本了。尤其到了唐代，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回国也运去了大量的写本书籍，其中不少书籍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而在日本保存下来。如著名的正仓院所藏的《王勃诗序》写本⑦，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对诗文的演变和流布研究也价值巨大。就其文体意义而言，正仓院抄本《王勃诗序》共一卷，收文四十一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由此《王勃诗序》可知，这种题材在王勃的诗文中是独立的。如果追溯这种体裁起源的话，大概要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严文体之辨，梁代萧统的《昭明文选》收录文体就达三十余种，就中国的文体特点来看，《滕王阁序》属于“序”体，确切地说属于“诗序”体。序大体分为“书序”和“赠序”两类，“书序”起源很早，《周易》的《序卦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叙传》以及《诗大序》，都是书序的体裁，这里不展开论述了。“赠序”的起源较迟，古代为赠别所作之序，称为“赠序”，这在唐代较为流行；因为饯别时往往有聚集宴会，故而有“宴序”，也属于“赠序”的一种；有时集体作诗以赠别，集其诗而作序者，称为“诗序”。“诗序”实则兼有“书序”、“赠序”、“宴序”中各自的某一些特点，是三者融合而成的一种文体。唐代以后在编写总集和别集分类时，这些文体往往归入“序”类，没有再作细致的划分。只有正仓院公布的王勃的序文总题为《王勃诗序》，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说明“诗序”是一种文体，但也是唐诗创作过程的一部分，这类诗序是文人的饯别宴会集体作诗结集时撰写的序言。这种文体有别于一般的书序，因为一般的书序仅对书本身进行评价，并不涉及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作品；这种文体也有别于一般的赠序和宴序，因为一般的赠序和宴序不一定要集体写诗而编成诗集，如王维《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韩愈《送孟东野序》、柳宗元《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等。由《王勃诗序》关联到唐代诗序文体，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体在初盛唐时期非常繁盛，但王勃诗序公布了将近一个世纪，而诸多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几无一字涉及。这样的写本文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古文学史编纂中往往被屏蔽于视野之外，在21世纪的文学史编纂和研究中无疑是要加以利用的。

四、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多元叙事

(一)边缘活力：中古文学研究的空间拓展

传统的中古文学史研究注重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学研究，尤其是长安、洛阳等京都文学的研究非常繁盛，而对距离京城很远的地区如南方的湖南、岭南等文学的研究则甚为薄弱，至于地处边远的荒漠和蛮夷地区，研究状态也可以用“荒漠”来描述。实际上，这样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中古时期，中央和地方以至边疆一直处于交融的状态，作为中央的中原地区，尤其是政治、经济也是文学核心的长安和洛阳，体现了文化凝聚的特征，而这样的文化凝聚并不是局部的和单向度的，而是全局的和辐射状的，核心地区以外的边缘活力与文化中心也形成交融和碰撞。因此，中古文学史研究既要注重核心地区的文化凝聚，也要激发中心以外的边缘活力，诸如敦煌的文学写本就体现出边缘的文学活力非常强大。总体而言，因为政治和军事的原因，敦煌在安史之乱前后接受中原的文学传播有很大的差异。安史之乱前，流传到敦煌地区的诗歌甚至是诗集颇多，刘希夷、卢照邻、陈子昂、李白、高适等著名诗人的诗歌写本迄今还可见多种，这些作品与当地文化融合，推动了西域地区文化发展，也激活了中原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安史之乱后，敦煌地区为吐蕃占领，河西走廊被切断，敦煌地区的文化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文学的交流并不像政治和军事那样隔绝和对立。后来，归义军统治敦煌，成为敦煌历史的特殊时期，其文化交流与安史之乱前仍不相同。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中原的文学作品在敦煌地区广泛流传，晚唐诗人韦庄的名篇《秦妇吟》分别有十余种敦煌写本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敦煌民族题材诗歌，不仅延长了兄弟民族交流碰撞的诗史，也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中古时期的民族关系态势及其影响”[20]87。即便是安史之乱以后，敦煌地区的文学和文化发展仍然具有较强的活力，这也是我们研究文学史所不应忽视的。这里重点列举长沙窑、碎叶城、交阯三个实例进行论述。

1.长沙窑

长沙窑出土瓷器所题唐诗是继敦煌文献之后发现的唐人题刻唐诗的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这些诗歌主要题刻在瓷壶的流部之下，也有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或枕面之上。笔者曾在《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一书中对这些唐诗进行过统计著录，总共有105首。这些诗歌都没有诗题，不著作者，体裁有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其中五言诗占据绝对大的比例，大概是诗句简短，便于镌刻之故。诗歌通俗浅显，明白流畅，带有民间文学的特点。我们将这些诗与《全唐诗》中文人作品对照，就会发现这些民间诗歌与文人作品还是有紧密联系的。

长沙窑瓷器题诗的流传情况与一般的唐诗流传渠道是完全不同的。作为诗歌，其流传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而其诗又是题刻在瓷器上的，是依附于瓷器而流传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长沙窑瓷器既是内销瓷，也是外销瓷，其流传的范围应该是相当广泛的。长沙窑瓷器大量唐代题诗的发现，足证当时长沙的诗歌创作也是空前繁荣的。但从流传的文献如《全唐诗》收录的唐诗来看，湖南一带的诗人与诗作是非常少的，除了北方南贬的诗人之外，堪称杰出者唯李群玉一人。这种状况不仅与长安、洛阳的都城诗坛无法比拟，即使与江淮地区的诗歌创作也不能相提并论。个中原因都很值得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人诗歌民间化的情况，这对于我们从动态方面全方位研究唐代文学史有很大的帮助。

2.碎叶城

在唐代西域与边镇的历史上，碎叶尤为重要，唐代于此设立都护府，作为安西四镇之一。作为军事重镇，碎叶自20世纪以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作为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重镇，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才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张广达先生说：“至于胡语文书和图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许多历史时空中已经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没不彰的情节借此而得重显于世。从此，人们研究汉晋以来历史，只要有简牍、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新史料可资参证，人们便会逸出文本记载的范围，不再让自己局限于传世文献……学术研究从此受到文本、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动，气象日新月异。”[21]总序，3碎叶城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城就是最为典型的事例，大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也有“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22]一诗。但长期以来对碎叶城所处之地并不确定，文献记载多有分歧，因而对唐代诗歌难以准确地诠释，对李白出生地的具体位置也难以确定。到了1982年，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八公里的阿克·贝希姆古城遗址发现了汉文的石刻造像，残留文字11行，有“西副都碎叶镇压十姓使上柱国杜怀”等字样。这里的“杜怀”就是唐代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杜怀宝⑧。1997年，又发现残存汉字6行54字的残碑⑨。托克马克这些汉文残碑的发现认定了唐代碎叶古城的确切位置，也为唐代文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无可移易的实证材料。因此，要研究碎叶对文学的影响，也必须逸出文本记载和传世文献的范围，拓展到考古发现所呈现的实物和图像文献。

3.交阯

交州地处当今的越南河内，唐代隶属安南都护府，属于内地。其文士在唐学习和获取科名，与当时的两浙、两广无异，而与新罗、高丽、渤海等不同，往来和仕宦于内地都较为自由。但因为唐代交阯处于边远之地，文学文献保存有限，因此历代没有受到关注。但我们网罗传世文献和新出资料，还是能勾勒出交阯这一唐代东南疆域文人的产生、文学创作和传播情况的。就文人而言，交阯就有本土文人姜公辅、廖有方、杜英策等，流寓文人则有杜审言、沈佺期以及曾为安南都护的高骈等；就作品而言，留存到现在的唐诗也有不少，如杜审言的《旅寓安南》诗：“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22]，可谓是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风物呈现。更为重要的是，2006年1月西安碑林博物馆在西安东郊征集到一方唐代墓志，墓志主人是中唐著名诗人廖有方⑩。这篇墓志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廖有方生平事迹的诸多信息，对于研究诗人的名字与籍贯、科举与仕宦、婚姻与家庭、交游与经历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涉及多个政治事件，有助于我们对中唐政治背景的认识。墓主为交州人，墓志对了解与研究南裔人物在唐代的进身出处、家族迁移等都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二)女性书写：性别文学叙事的另类视角

已有的中古文学史叙事中女性书写这样的性别文学是相当缺乏的，除了像《木兰诗》这样的乐府诗以及像花间词侧重表现女性的生活情感外，并没有像宋代李清照这样的女性文学大家，因此文学史的叙事中，性别文学是相当缺乏的。而新出文献则提供了丰富的性别文学材料，为中古文学史的叙事提供了另类视角，这就是众多女性墓志的出土。这些墓志上起宫廷女性，下至普通妇女，数量繁多，很多墓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甚至还出现了多方女性文人撰写的墓志。

就宫廷女性而言，新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记。无论是政治的沉浮、历史的进退，还是家世的显荣、个人的升降，都通过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现出来。又因为上官婉儿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写作的特殊环境，墓志所用的曲笔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种曲笔和史书叙事的“春秋笔法”相似，是墓志尊体的需要，也是为死者讳的需要，因而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墓志中较为常见，这种“春秋笔法”也表现出超越一般史书的特殊性。同时，墓志书写过程注重文学表现，能够运用骈体构建文章格局，通过细节彰显人物性格，重视锤炼语言文字，成为一篇富有文学内涵的政治人物传记。再如唐代诗人李澄霞墓志，墓志名称为《大唐故淮南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为其夫封言道所撰。墓志记载她涉猎文史并擅长作诗：“到于经史，无不游涉。须有篇会，援笔既成。尝，公主等等侍宴奉上寿。仍令催酒唱歌词，公主随即作歌唱云：‘今宵送故，明旦迎新。满移善积，年来庆臻。院梅开花，袭蕊檐竹。挺翠含筠，二圣欢娱。百福九族，献寿千春。’又于洛城门陪宴，御制洛城新制，君官并和，亦令公主等同作。公主应时奉和云：‘承恩侍奉乐嘉筵。’凡诸敏速皆此类也。”[23]77这段文字呈现出初唐时期宫廷诗创作的具体环境，也说明宫廷女性在朝廷诗歌唱和的场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就普通妇女而言，新出土的妇女墓志是了解女性社会最为原始也最为丰富的文献，要了解中古时期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非读这些墓志不可。同时，这些墓志作为一种文体，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从墓主身份上来说，又有妻、妾、室女、宫女等多种类型，其形象的表现往往会有所不同。妻子墓志注重家风和德行，姬妾的墓志注重姿色和才艺，室女墓志注重情感的表达(室女墓志多为早逝者)。宫女墓志则是特殊的类别，虽然程式化严重，但也不乏文学色彩较浓者。还有特殊的墓志则集姬妾和女道士为一体，如李德裕为其妾所撰《滑台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并序》：“惟尔有绝代之姿，掩于群萃；有因心之孝，合于礼经。其处众也，若芙蓉之出苹萍，随和之映珉砾；其立操也，如昌花之秀深泽，菊英之耀岁寒。仪静体闲，神清意远，固不与时芳并艳，俗态争妍。嗟乎!崖谷之兰，植于庭则易朽；江潭之翠，驯于人则不久。岂天意希奇，芳于近玩，不锺美于凡情?淑景鲜辉，掩阴氛而遂翳；良珪粹质，委埃尘而忽碎。无心所感，况在同心。残月映于轩墀，形容如觌；孤灯临于帷幔，音响疑闻。冥冥下泉，嗟尔何托?”[24]2114志文以第一人称叙事，用骈俪华美的语言赞美了徐盼美艳脱俗、掩于群萃的外貌和良珪粹质、合于礼经的品行，也透露出对徐盼早逝的深沉哀悼之情。

唐代女性文人撰写的墓志很少，笔者所见有三方：一是2001年出版的《偃师杏园唐墓》在其附录中影印了《李全礼墓志》，题署：“妻荥阳郑氏慈柔撰。”[25]290二是《唐代墓志汇编》所载的《何简墓志》，题署：“妻陇西辛氏撰。”[24]1540三是传世文献宋洪迈《容斋五笔》卷二所载的《唐曹因墓铭》[26]，为其妻所撰。《李全礼墓志》文学价值尤高，全篇用散体行文，叙述李全礼一生的事迹非常清晰，并在经历的描述中突出其“潜文不显，武艺优长”的特点。言其武功曰：“陈武事，布军容，鼓角雷震，旌旗彗云。匈奴退散，无伤一人”；绘其形象曰：“身长六尺四寸，素肤青髭”，身材魁梧，面色威严，指挥作战，胜券在握。最后写出自己的哀伤，从中也透露出撰志的缘由：“公无副二，嫡子早亡。奠马引前，孝妇轮后，白日西下，寒云东征，呜呼哀哉，瘗我良人于此下。”这样的墓志情感真挚，文笔晓畅，出于女性之手，在唐代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中，都堪称“景星一见”之作。

(三)家族传承：中古文学谱系的特别建构

研究中古时期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是中古文学史构建的主要内容。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期，重要的文化家族由此形成。这些家族因为势力强大，也左右着朝廷的政治导向，其中还出现了传承数百年的文学世家。到了唐代，由于科举制的兴起，门阀士族的势力有所消减，但重要的士族仍然借助文化传承的优势和科举结盟，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声望和影响，这又以山东士族和关中士族影响最大，而这些较大的文化家族也具有文学传家的特点。

即如关中士族的京兆杜氏，渊源于东汉时期的杜周，到了晋代的杜预，其武功文事都鼎立当时并影响后世。到了唐代，京兆杜氏产生了众多的文学家，其中以杜甫、杜牧两个族系最为显赫。新出土文献中，有关这两个族系的资料很多，直接和间接有关杜甫的墓志多达二十余方，其中杜甫叔父杜并的墓志更为研究大诗人杜审言和杜甫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家世文献。杜牧一系出土了杜佑所撰《密国夫人李氏墓志》、杜佑子杜式方夫妇墓志、杜佑孙杜陟墓以及杜悰长女墓志共五方。之前研究杜甫、杜牧仅仅是以老杜和小杜作为两者的联系，而通过新出土文献，可以从家族谱系传承的角度将两位大诗人结合起来进一步研究。

再如山东士族的太原王氏，影响中古文学发展进程者有三个族系：一是王通、王绩、王勃一系，二是王之涣一系，三是王维、王缙一系。我们以前研究初盛唐文学，并不很注意其家族的传承，而从新出土墓志中，却可以找到这三个族系相互联系和传承的线索。这三个族系共出土墓志二十余方，仅王之涣一族就出土九方，而王之涣夫人李氏墓志就是王缙所撰。在传承过程中还可以看到各族的特点，如《王洛客墓志》记载他与诗人王勃同隐黄颊山的经历，参以大儒文中子王通和诗人东皋子王绩的隐居，后来又有王维的隐居，可以概括出太原王氏这一家族谱系都较为崇尚隐逸的特点。从新出文献的视角研究初盛唐文学演进，太原王氏家族就是一个缩影。

(四)体制演变：文学本位研究的重新审视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编纂所依据的文本主要是总集和别集，尽管这些集部文献是最重要的主流文献，但往往经过了后世文人重新编纂，对诗文体制的定位是模糊的。而出土文献或东瀛回传的新文献能够在文体定位方面提供新的认识，比如日本尾张国真福寺所存唐写卷子本《翰林学士集》原目残卷：

五言侍宴中山诗序一首奉敕制并御诗

五言辽东侍宴临秋同赋临韵应诏并同作三首并御诗

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同赋光韵应诏令同上九首并御诗

五言侍筵延庆殿同赋别题得阿阁凤应诏同上三首并御诗

五言七夕侍宴赋韵得归衣飞机一首应诏

五言侍宴延庆殿集同赋得花间鸟一首应诏并御诗

五言侍宴沙栅宫赋得情一首应诏

五言后池侍宴回文一首应诏

五言奉咏棋应诏并同上六首并御诗

而具体诗题与题署则如：

四言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应令

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行太子右庶子弘文馆学士高阳县开国男臣许敬宗上

《翰林学士集》残卷纸本长701厘米，宽27厘米。日本学者森立之作《解题》称：“是书洵为初唐旧帙，近日诗家罕并其目知者，真天壤间仅存之秘笈，零圭碎譬，尤可宝惜。”该卷背面抄德宗贞元间圆照编《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五。据日本学者研究，此卷书写的时间当在唐德宗以后(11)。

这一诗歌残卷至少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呈现出初唐时期宫廷诗创作的盛况与相关的环境信息；二是每一诗题都标明“四言”或“五言”，清楚地再现了初唐时期诗歌体制的原貌。从这里可以看出，唐诗发展的初期是在重视体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诗歌规范的。这在传世的唐代石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石淙集会诗题刻，每首诗题前明确标明“七言”，现在各种岩洞石刻如桂林朝阳岩的唐代摩崖题诗也是如此。而这些诗歌收入别集或总集中，体制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仅诗歌如此，从新出土的中古石刻尤其是碑志文中，也可以看出文章体制的变化。新出石刻除了正文文字之外，还有特定的题署等内容，这是文章组成的重要部分。但这样的题署在南北朝至初唐时期是非常罕见的，盛唐以后逐渐出现，到了中晚唐时期，题署文字繁复，诸多信息呈现出来。这样的碑版文章的完整体制才是唐代碑志文的真面目，而编纂到作者的别集中，就隐没或删削了这些信息，也就部分泯灭了此类文章的体式特点。而我们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对这一点一直是忽视的。挖掘这些特点才能进一步了解中古文学的民族特色，而这一特色也是西方文体意义上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大类区分所涵盖不了的。对于文体之间的关系，新出资料也提供了很可贵的线索，如就唐代墓志而言，还可以看出有些是铭与诗的结合，有些是序与诗的结合，有些是序与铭的分离，文体的渗透和风格的变化都很明显。

五、结语

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是中古时期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标志，以至于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形成了读书的文学史时代(12)，但这样一个时代也出现了文学史研究的弱点、盲点和歧见。中古时期是文学发展的特定时期，这一时期纸张的发明和书写工具的改变引起了文学形成和传播的巨大变化，又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呈现出写本文献最为繁盛的局面。就写本文献而言，中古时期的写本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东瀛回传写本，这些文献成为中古文学史书写的重要载体。同时，中古时期石刻文献的大量出土，也给这一时段的文学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涵。石刻文献的最大宗是墓志，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是当时人撰写并镌刻于石上的人物传记。对中古文学而言，诗人墓志、自撰墓志和鸳鸯墓志在形象塑造、叙事抒情和创作过程方面有更加细致的呈现；相较于传世文献，新出土墓志更能突出文学背景的呈现，能够以原始的实物形态和文字形态反映唐代家族文化的特点，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士大夫阶层的墓志，则是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集中体现；墓志又是文学和书法的结合体，有时文学思想和书法思想的一致性也能表现文学发展的走向，比如盛唐以后墓志书体的复古与文章的复古是紧密相关的，这也为中唐古文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古文学史书写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要从单线思维转向多元化叙事，要注重文学中心的凝聚与边缘活力的关系，关注中古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以展现文学发展的特殊路径，通过文学家族传承的梳理构建中古文学的家族谱系，加强文学体制演变的研究以对文学本位研究的定位进行重新审视。

注释：

①参看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5-167页。对此说加以辨正者还有刘文勇《“文学自觉说”商兑》，见徐中玉、郭豫适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5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1页；《“文学自觉说”再商兑》，见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编《人文·第三届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东吴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119页。

②参看孙妙凝《构建多维度中华文学史研究图景》，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9日，第2版。该文是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空间维度的中华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相关文学史研究专家的采访。

③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颜廷亮所撰《敦煌文学千年史》，汇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对敦煌文学从形成、发展、繁荣到消亡的变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析，是近年较为罕见的梳理敦煌的专题文学史研究著作。

④根据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校理文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7页。

⑤根据李小荣依S.1497Ⅴ，ⅡⅩ.02147综合校理本，见《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同上，第611页。

⑥参看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同上，第612页。

⑦正仓院抄本《王勃诗序》原卷收录于道坂昭广《正仓院藏〈王勃诗序〉校勘》一书，(香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版。

⑧据俄罗斯汉学家苏普陆年科、鲁博-列斯尼乾克，日本学者林俊雄、加藤九祚、内藤みとり及我国学者周伟洲等撰文解读。参见内藤みとり《吉尔吉斯斯坦发现杜怀宝碑铭》，于志勇译，载《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第102-108页；尚永亮《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39-56页。

⑨参看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出土唐代碑铭及其相关问题》，载《史学集刊》2007年第6期，第76-84页。

⑩参看张安兴《诗人、义士、交趾人廖有方：从一方新出土唐墓志说起》，见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13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9页；胡可先《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37-44页。

(11)参看陈尚君《翰林学士集》前记及附录，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39页。

(12)著名学者王水照先生曾说：“从学术起点而言，我们这一代大都是从文学史开始的，就我自己，也可以说是从《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入门的，而钱(钟书)先生那一代则是从研读大量原典入手，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先天不足’，这个时代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再从面对文献的身份而言，钱先生他们既作为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位鉴赏者，又是一位古典诗文的创作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见王水照《文学史谈往》，载《书城》2008年第9期，第5-12页。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杭州)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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