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弃疾的语录（从辛弃疾的一首词）

顾炎武故居

大儒顾炎武以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广为人知，其品节与学问也都让人崇敬，但他也曾“武”断辛弃疾。

在他的著作《日知录》中曾对南宋名臣辛弃疾有过一段议论，看过这段议论的人颇觉不舒服。

——因为，顾以为辛弃疾晚年有变节归金的想法。

我们先看看他的这段议论：

辛幼安词：“小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此非用姜伯约事也。《吴志》：“太史慈，东莱黄人也。后立功于孙策，曹公闻其名，遗慈书，以箧封之。发省无所道，但贮当归。”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耳。观其与陈同甫酒后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顾炎武先从一句辛词谈起。他说，辛弃疾词中有一句“小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他认为这句词用的不是蜀汉姜维的典，而是东吴太史慈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顾炎武举的是《吴志》中的一个小故事——

太史慈是东莱黄县人，他的家乡属曹魏（称汉可能更确切）所辖。太史慈后来为孙策立下战功。曹操听到他的名之后，就寄去一个匣子，太史慈打开后没见书信，只见里面装着一种叫当归的药材。——很明显，这是曹氏暗示太史慈，你原是北方人，“当归”北方。

要得出什么结论呢？顾炎武说的很含蓄。他讲，辛弃疾久在南宋做官，没被重用，晚年常有潦倒沦落飘零之感，因此通过那句含有“当归”的词，可以看出“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耳”。

“廉颇思赵”这个典故其实很浅显的——廉颇为人所害，被迫离赵至魏，但到了魏后也遭猜忌而不被重用。廉颇在魏住了很长时间，还是心念故国，想着再为赵国所用。

这话实际上就很明了了，顾大思想家认为从金国反正至宋的辛弃疾晚年又想回到金国去。

接着，怕结论单薄，又抛出了“观其与陈同甫酒后之言”这一证据，来加强论证。

——辛弃疾酒后和陈同甫到底说了什么？这个放在后面再讲。

我们要说的是：顾炎武错了。

从引论到立论再到结论都错了。

他的这段话，包含了因言兴罪、断章取义、类比失当、道听途说等等不当，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因此辛公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顾是罪莫大焉！——当然，好在后世学人有独立的判断。

江西铅山的辛弃疾雕像

02误读原因之一：顾炎武对“故人今有寄当归”的理解属断章取义。

查此句出《瑞鹧鸪·京口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原词如下：

声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与愿违。山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又寄当归。何人可觅安心法，有客来观杜德机。却笑使君那得似，清江万顷白鸥飞。

从整体来看，这首词表达的是一种行与藏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想要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渴望归隐。

上片紧紧围绕着“行与藏”展开。大致意思是，年轻时就不慕虚名，老来渴望归隐而又不得。出仕干什么呢？出了仕就被人称作山草了，而深藏地下、隐于泉林时，才被人尊敬地叫做远志——更何况老友们现今又呼唤我归隐呢？

“老去行藏与愿违”乃词眼，既使不顾背景，这首诗也未流露出任何思北、思金之意。

那么加上背景呢——就更能看出顾炎武的拘泥偏颇了。

这首词为辛弃疾知镇江时所作，时年六十六岁，齿暮体病。他此时被起用与韩侂胄北伐有关。

这个韩侂胄是一时权臣。他先是打压，以结党之名罢免了辛弃疾；当羽翼丰满后，又起用老臣，为其站台。

而辛弃疾之所以不爱惜羽毛，再次出山，只不过想借韩侂胄北伐之机，在“杜德机”（生命将终）之前抓住最后一丝机会，以实现其心心念念而不忘的“恢复”夙愿。

当然，他又一次失望了，宁宗皇帝昧暗不敏，韩侂胄刚愎自用。他还是有职无权的“老从臣”（谢枋得语）罢了！于是辛弃疾顿生退意。

但是，他退，能退到哪里？北归于金？那里有他的“故人”吗？不，那里只有他的“敌人”！

那么“故人”在哪？在江南，在信州，在铅山，那里有他带湖庄园被焚后的鹅湖新居，“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顾炎武的误读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是不看语境，死磕典故。

所以辛启泰在《书顾亭林论稼轩词后》指出：

公词中“故人今有寄当归”句，与苏长公“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句，意正相同。当归故事，特泛用以对远志，非指金言也。”

而拾遗在《“故人今有寄当归”——横山斋读书劄记之三》中讲得更详尽：

他（指顾炎武）错误的由来，首先是对典故的死用。他看到“小草旧曾思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之词，便拘泥于曹操寄给太史慈当归的事，死死地与辛弃疾联系起来，因而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而且拾遗还举出辛弃疾同时期的词作以论证顾的错误：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可以看出辛的坚持与无奈——这里用了“廉颇老矣”，难道也有“思赵（金）”意吗？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这首词表面上赞美孙权，其实以“生子当如孙仲谋”做结，是暗讽宁宗皇帝的儒懦。这，只是怒其不争，含背宋归金之意么？

最重要的是，在另一首《瑞鹧鸪》（京口有怀山中故人）中，辛弃疾这样写道：“偷闲定向山中老，此意须教鹤辈知。”这就和那一首《瑞鹧鸪》互相印证，稼轩意在归隐，而非归乡——何况，他南渡之后才有妻室儿女，结交的朋友几乎全为南方人，加之父母早殁，亲族无征，在完颜氏统治下的金国的故乡哪有什么故人存在？所以他的“当归”只能是“山中”，是鹅湖。

顾炎武显然既未从此作的上下文中，也未从辛词的整体面目中去理解“当归”这一典故。从而一叶而障己目。

难怪拾遗感叹道：“博洽如亭林先生，犹有此小失，可见读书匪易！”

镇江北固山

03误读原因之二：顾炎武的这段议论，又以辛弃疾与陈同甫的酒后对话为证，属轻信“稗说”。

“酒后对话”出自赵溍的《养疴漫笔》。原文如下：

稼轩帅淮时，同甫与时落落，家甚贫，访稼轩于治所，相与谈天下事。酒酣，稼轩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钱塘非帝王居：断牛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于斋中。同甫夜思：“稼轩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误，将杀我以灭口。”遂盗其骏马而逃。月余，同甫致书稼轩，微露其意，假十万缗以济贫，稼轩如数与之。

故事的大体意思是，陈同甫（名亮）去访辛弃疾，大谈国家形势。辛喝醉了，说金灭宋该怎么打，宋灭金该如何做——类似现在的沙盘推演。又说，杭州不该做宋都，如何如何。

喝完酒，陈同甫躺在辛家的床上，越想越怕。他想，辛弃疾性格深藏不露，酒醒了想想自己说了那么多大逆不道的话，一定会杀了我灭口的，所以干脆偷了辛家的马，逃了。

过了一月多，他又写信给辛弃疾，是试探也是威胁，说想借十万缗钱周济穷人，结果辛弃疾真的给了他。故事就完了。

《养疴漫笔》的作者赵溍，为南宋末叶人，与文天祥、谢枋得大致同时代。而这则故事在坊间也流传已久，以致于现在还为某些自媒体作者所津津乐道，能为顾炎武获知当属正常。

可是，这则故事假到不能再假了——悦华就寻思，精于学术的亭林先生稍加考证不就知这是道听途说的“稗官野史”吗？

首先，辛弃疾一生未曾帅淮。他在晚年曾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元代郭霄凤在《江湖纪闻》中记了刘过与辛弃疾微服夜访娼楼的故事，也讲发生在“稼轩帅淮时”。邓广铭先生在《辛稼轩年谱》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右文凡有数误：稼轩一生未曾帅淮，其识拔改之（刘过字改之，笔者按）事在晚年帅浙东时。

如果“帅淮”即是“帅浙东”的话，更不可能有陈辛的这次相会。因为陈同甫已于辛弃疾帅浙东（1203年）前9年（1194年）去世！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六《陈亮传》：

（陈亮）绍熙四年（1193）举进士，上亲擢之第一，授建康军节度判官，次年卒。

其次，人物的性格不符合历史真实。

从对辛弃疾和陈同甫的评价上看，两个人都很“刚”。

辛弃疾是山东人，20多岁即南渡归宋，性行豪迈，重义气，不善掩藏。

他起用为福州知府时，宋光宗在制书里这样说：“益平豪爽之气，而见温粹之容，朕心嘉焉。”可见他的“豪爽”连皇帝都头疼。辛弃疾在朝中屡次遭打压，恐怕这是朝廷要给个这个桀骜不驯的北来之臣先来几百杀威棒以祛除他的“野性”吧。

宋末元初人周密在《浩然斋意抄》中评价道：“诸君有义气如幼安者，百尺楼头岂不能分半席乎。”

辛弃疾曾写信给朋友周孚，劝他痛忍臧否（评价时人好坏）。周孚明白，这其实是辛弃疾在自我抑制。但——“辛戒小人以‘且痛忍臧否’，不知是可忍乎？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周孚为弃疾平生知己，这种“宁逆人也”不正是评价辛弃疾么？

如此豪爽义气的人物在赵溍笔下，却成了一个“沉重寡言”的人，那种阴鸷，堪比野史里的曹操，以致让陈同甫不寒而栗，连夜逃走。这，可能吗？

其实同辛弃疾比，陈同甫亮则更“刚”。在孝宗朝曾以太学生的身份六次当朝上书，论“恢复大计”，又“伏阙论宰相非才”，简直是个初生牛犊。

他曾写《自赞》：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且说当今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自称“龙虎”，古今罕见。

明代诤臣方孝孺评价他：“士大夫厌厌无气，有言责者不敢吐一词，况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为狂，则以为妄！”这种“狂妄”，少有前人来者。

所以很难想象这个睥睨王侯，纵论天下，以龙虎自许的人，会使出敲诈朋友十万缗钱的手段来！这种猥琐、卑劣的形象不属于陈同甫！

辛启泰在《书顾亭林论稼轩词后》文中也为辛陈辩诬道：

夫南北利害，不出形势事机二者，乃同父环视钱塘，辄谓其城可灌，而不以为忌，忠敏（辛弃疾谥号，笔者按）醉言，可执之以为口实乎？即令语涉非义，为友者亦惟有曲原之，直责之而已，妄疑其杀己，与阴利其贿己，皆非所以为同父也。且忠敏于当时利害无不慷慨直言危论于君友之前，何有于酒后哉？甚矣，小人之厚诬君子也！

此言切中肯綮。

可以小结一下了——如果说顾炎武把“当归”理解成“当归北方金国”，是拘泥于旧典，为不知文之误的话，那么他援引辛陈醉语，则犯了不知人之错。

南京秦淮河畔的辛弃疾像

04误读的深层原因是长期以来南宋朝野对辛弃疾的“污名化”相关。

古学人治学严谨，讲求实证，想顾炎武不会不知。那他为什么会相信旧典，道听途说，把辛弃疾理解成一个怀有二心、思归北国的人物了呢？悦华以为，这同长期以来南宋朝野对辛弃疾的妖魔化相关。

众所周知，辛弃疾是“反正人”的身份，自金国渡江南归，属岳飞式的人物。朝廷对“反正人”是顾忌提防的，而王公大臣又视科举经历为为官正途，对于辛弃疾这种出身绿林草莽的英雄好汉在骨子里是看不起的。这是其一。

其二，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己任，年轻时动辄“美芹十献”，强边防，建军队；年老时又对权臣韩侘胄的冒进各种反对。总之，处处与苟且偷安、软弱无能的南宋小朝廷的对金政策相牴牾。这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当然让朝廷反感，因而处处被打压，这，与陈同甫的遭际也是一样的。

其三，辛弃疾为官地方时，雷厉风行，政策激进，有时施政不按常理出牌，不合官场的规矩，也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与上司（比如他宪闽时的闽帅林枅）不谐，有的政策推行也遭到吏民的反对（比如湖南安抚使任上时推行榷酒法）。

其四，辛弃疾性情豪爽，慷慨好义，出手豪阔。比如，他曾出钱厚葬同僚，还想出钱为陆游建房舍，等等。这些义举在当时官僚眼中被视为是“露富”的傻缺行为，也被心理阴暗的人所怀疑。

如此等等，使得朝野上下把他当作一个“异类”对待，从而衔恨之，厚诬之，打压之。

看看当时朝廷上下与对他所加的罪名就知道了：

在湖南安抚使任上创制飞虎军，有人评价：“辛卿又竭一路民力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周必大《书稿》卷十）

大儒陆九渊视他为庸吏，尽极讽刺挖苦之能事：“明不足以得事之实而奸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权势得以为之制……正士见疑，忠言不入……”（陆九渊《象山集》卷五）

至于“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残酷贪饕，奸赃狼籍”“交结时相，敢为贪酷”“赃汙恣横，唯嗜杀戮，累遭白简，恬不少悛……为国家军民之害”“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

这里不一一标明出处了，如果不讲这些评语所指为辛弃疾，恐怕大家以为会指称高俅、秦桧之流吧！

这些泼在辛弃疾身上的脏水，历百年而淋漓未干——不仅存在于在西湖的楼堂馆所里吃饱了闲磕牙的南宋官员那里，也存在于一些拿肉麻当有趣的文人的笔记中。这些段子有有意的嘲讽也有无意的加害——从当朝流至后世，绵延宋元而不绝。

江清白鸥飞

也算收尾

在这个自媒体盛行的时代，一些沉渣又在泛起，读书不求甚解，写文只求流量。以蔑视崇高，毁谤英雄来博人眼球，比比皆是，令人悲哀。

狂妄、凶暴、阴鸷、贪赃、奢靡，甚至好色成性，是一些“正人君子”对辛弃疾所贴的标签。

就拿陈辛醉话这个故事说，里面几乎全是谤语。论钱塘形势，陈亮夜奔，稼轩出钱不就是以上刻板印象的集中体现么？

总之，顾炎武之“武”断辛弃疾，正好说明顾的因袭旧说，成见作怪。因为这种成见，他才误解典故，误用稗说，误其为人，误其做事。

不想百年流毒今又现。一些颠覆我们认知的，关于辛弃疾的小段子为某些知道分子所津津乐道，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不满。这篇文章就算是为辛弃疾“去污名化”的第一篇吧。

想辛弃疾泉下有知，他会不会把顾炎武误认作陆九渊呢？

他会不会临水照镜，看着自己的一身妖怪装束，喟然长叹，默默沉吟天凉好个秋呢？

参考资料：01.《辛稼轩年谱》（增订本），邓广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02.《“故人今有寄当归”——横山斋读书劄记之三》，拾遗，《宁夏文学》1964年03.《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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