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的立案标准（卖淫必须是异性）

　 16年前，南京市一酒吧老板以酒吧作为掩护，组织无业男青年向同性恋者提供色情服务，当地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被告人李某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罚金人民币6万元。这一首例组织同性恋卖淫案，惊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同性之间是否属于卖淫行为有了法律上的界定。

被告人李某

2003年，南京市30多岁的李某，经营一家名为“正麒”酒吧，平时顾客很少，盈利也不多。有一次，他和一位姓刘的朋友聊天，讲述了自己的苦恼，没想到，这名刘某一拍大腿说：“要想让你的酒吧赚钱，很简单。”建议他招聘年轻男子到酒吧做“公关先生”，向有特殊爱好的同性恋者提供色情服务。

在四处张贴小广告之后，一些“公关先生”被招进来后，就在酒吧“坐台”和“出台”。所谓“坐台”就是陪客人喝酒聊天，“出台”就是陪客人开房间睡觉，提供性服务。而每个“公关先生”出台都要经过酒吧的同意，在收取客人服务费后，要向酒吧交回一部分。李某和刘某两人就是根据这个来分红。

公关先生招进来以后，刘某又帮助制订了严格的“公关人员”管理制度。

　 当顾客一进门，就会有一个酒吧“领班”凑上前来主动搭讪，这时，一些有特殊嗜好的顾客就会挑选出一个自己中意的，付完钱后就可以带着他离开了。

“公关先生”招来后，酒吧确实吸引了不少的客人。但是 2003年7月，刘某突然不辞而别。于是，李某又安排原先在酒吧工作过的冷某某负责“公关先生”的“出台”“坐台”事宜。

这些“公关先生”年龄都很小，一般都在20岁左右，年龄小的都是十六 七岁，全都是从一些贫穷的地方来打工的。在李某张贴出的招聘小广告中，他们受到“工资万元 提成”的诱惑，觉得这份工作很轻松，赚钱容易，前来应聘。

等这些男孩子们明白，是要付出肉体乃至尊严的代价的时候，有的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赚取不劳而获之财；有的则要坚决退出，李某豢养的几名打手，对不听话的“公关先生”，要求退报名费的进行殴打恐吓。

2003年8月的一天，南京市公安局接到举报：说在市内一个叫“正麒”的酒吧内，有同性之间组织卖淫活动。接到群众举报后，南京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的侦查员们开始化装侦查。

经过几天的侦查，公安人员认为时机成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门而入，先抓获了两个衣冠不整，躺在床上的男人现场抓获。经过讯问，他们已经发生过性关系了。在初步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公安人员进一步出击，抓获了这起案件的组织者及相关涉案人员。经过审讯，揭开了一个利用酒吧作为平台，组织年轻男子向同性恋者提供色情服务的团伙。

被告人李某受审

案件侦查终结以后，南京市公安局以组织卖淫罪向秦淮区人民检察院申请，逮捕李某等人。

但是，遇到了法律上的难题。秦淮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新《刑法》中对组织同性卖淫行为没有明确界定。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刑事法律原则，李某等人的行为难以定罪，就没有批准逮捕，并将其释放。

李某也辩称，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他的辩护人提出：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同性之间的性交易是否构成卖淫，未作明文规定；而根据有关辞典的解释，卖淫是“指妇女出卖肉体”的行为。因此，组织男性从事同性卖淫活动的，不属于组织“卖淫”，不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良好风尚；依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这一案件陷于“罪与无罪”的两难境遇。

被告人受审

　 江苏省高级法院就这一案件的审理，专门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法院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同年10月下旬，作为最高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答复：李某等2名组织同性卖淫者，构成组织卖淫罪，立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管理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组织他人卖淫中的“他人”，主要是指女性，也包括男性。

被告人李某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公关人员”从事金钱与性的交易活动，虽然该交易在同性之间进行，但该行为也属于卖淫行为，也妨害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破坏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因此，李某的行为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条件。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以营利为目的，招募、控制多人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依法应予严惩。被告人李某关于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其辩护人关于卖淫不包括男性之间的性交易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2004年2月17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1.被告人李某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2.被告人李某违法所得一千五百元予以追缴。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某不服，以组织同性卖淫不构成犯罪、量刑过重为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南京市中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不是万能，随着生活的发展，法律会滞后，因此出现这些法律漏洞、法律空白，如何填补。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认为有三种途径：

1、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立法，也就是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把同性恋这种现象考虑进去，做到“有法可依”；

2、通过司法解释来加以规定，最高法、最高检都有权进行司法解释；

3、判例解释，这时当前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比如最高法、最高检制定的指导性案例等，类似本案的判决，一旦经过最高法院确认以后，就可以作为一个判例来对待，以后遇到这样的案例，就直接比照这个判例来进行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