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四条屏 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四条屏

郁达夫比鲁迅小三岁，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鲁迅同事，1928至1929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相与过从甚密，感情甚笃，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四条屏 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四条屏?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四条屏 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四条屏

郁达夫比鲁迅小三岁，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鲁迅同事，1928至1929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相与过从甚密，感情甚笃。

郁达夫因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参加“左联”，主编左翼刊物而为国民政府当局所忌恨。同时，上海稻粱昂贵，居大不易，一段时间，郁达夫因“北新书局版税不送来，已陷绝粮的境地”。另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注重叶落归根、狐死首丘。政治、经济、观念原因交织，郁达夫遂于1933年春离开上海回到浙江富阳故里，不久又移居杭州，并拟定居。他的夫人王映霞请鲁迅写书法留作纪念，鲁迅便为其书写了这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933年12月30日鲁迅日记：

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

此诗原无标题，1934年7月20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八期上，刊载了署名“高疆”的《今人诗话》一文，其中提到鲁迅的这首七律，加了诗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因袭至后。定稿时，改“遐”为“假”，改“风沙”为“风波”。这首七律写在郁达夫迁杭半年之后，很有些马后炮的意思，很可能写诗之前，鲁迅曾口头劝阻过郁达夫，后来才形诸于诗。

王映霞特别作过说明，鲁迅送字幅时，诗并没有标题。“因为我绝对不会把写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标题的诗，去挂在自家客厅的墙上，那不是成了自我嘲讽了吗？”王映霞推测，“想来，姓高的人是到过我家，见而抄去，任意添上诗题的”。

诗中列举了四位与杭州有关的古人：钱王（钱镠）、伍相（伍子胥）、岳飞、林逋，以此苦口婆心劝阻郁达夫和王映霞移家杭州——不要像伍子胥和岳飞那样对当局的统治存有幻想，落得悲惨的下场。鲁迅同时奉劝郁达夫夫妇不要过“平楚日和”“小山香满”的生活，而应该在“风波浩荡”的广阔世界行吟，那里足够一展才华。这番规劝和忠告非常恳切，朋友之间的赤诚之心可见。

王映霞后来忆述了书法的创作经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郁达夫和我一起去看鲁迅时，我对鲁迅说：“大先生，我们搬到杭州半年多了，你应该送一样东西给我，留作纪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说完，我就拿出四张事先带来的虎皮笺交给鲁迅。当然我知道鲁迅是会答应我们的请求的，但我怕他忙，一时给忘了，所以特地把纸笺带去，放在鲁迅处比较保险。果然，鲁迅第二天就写了上面提到的那首诗。后来是郁达夫去取回来的。（《王映霞自传》，岳麓书社2017年12月版）

鲁迅日记中所说的“四幅一律”，就是把一首律诗分写在四张宣纸上，每张纸写两句诗。这是鲁迅所有书法作品中唯一的“四条屏”，必属精品无疑，足见鲁迅与郁达夫相交之深，用郁达夫自己的话说，“我和鲁迅是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来的朋友”。

但是郁达夫并没有接受鲁迅的劝告，他于当年鲁迅写此诗之前，4月的春雨潇潇中举家迁到杭州居住，并举债购进了杭州场官弄63号南侧一块空地，亲自设计，于1936年春建成一座典型的中式平房别墅，雅称“风雨茅庐”。

一个星期六的夜晚，郁达夫邀请老朋友孙百刚做客新落成的“风雨茅庐”，孙百刚“到门口一看：气势相当豪华。两扇大铁门敞开着，一条水泥通道一直通进去。”“风雨茅庐”四字是郁达夫所拟，房屋横额由著名学人马君武题写。孙百刚觉得此四字太萧索些，但将此话咽住，没说出来。（孙百刚《郁达夫外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事实上，郁达夫的一生就像这个不太吉利的宅名一般，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直至客死异乡。

郁达夫取上鲁迅的书法后，先到上海河南路上的裱画店裱好，又配上四屏条的镜框，带到杭州，起先挂在租屋的楼下客厅里，等“风雨茅庐”落成，就挂在新居的客厅里，那天，孙百刚也看到了：“客厅一边挂的就是鲁迅写的那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七律，写在四张虎皮笺上，配上四个乌木镜框。”

孙百刚还看到了郁达夫的大书房：“三面沿壁，排列着落地高大书架，密密层层地放着将近六、七千册的中、英、日、德、法各国文字的书籍。……真是坐拥书城，洋洋大观了。”

“风雨茅庐”中有郁达夫三万余册图书（王映霞称有二万余册），可惜因日寇的侵略损失殆尽，在《敌我之间》一文中，郁达夫把这事与老母亲和胞兄的惨死、爱人的离异相提并论，痛惜不已，原文是：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有一种说法是，郁达夫的藏书被他在日本的同学、日寇侵入杭州的统帅矶谷廉介悉数席卷而去。此说尚难找到确证，但日寇入侵杭州是郁达夫藏书和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墨迹散失的罪魁祸首，是毋庸置疑的。

非常可惜的是，郁达夫藏书没有留下书目，鲁迅所书唯一的四条屏也连一幅照片都没能留下。有文章称，2015年开放的“风雨茅庐”东壁有四个大镜框，是鲁迅亲笔手书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这是误把史料记载作为现状进行了想当然的描述。

不得不说，鲁迅的眼光还是很有历史纵深感的。由于被杭州的官僚政客包围，以及其他复杂的因素，郁达夫移居杭州后，过得很不如意，最后妻离子散，不得不孤身一人闯荡南洋，抗战胜利前夕又被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苏门答腊，令人不胜唏嘘。

（作者：薛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