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给国家交税（架空国家的起点）

最近，薇娅因偷漏税被罚13.41亿元的事，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点，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为什么要给国家交税?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为什么要给国家交税

最近，薇娅因偷漏税被罚13.41亿元的事，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点。

中国有句古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就是说天道是劫富济贫的，而人往往都是劫贫济富的。

我看了这个新闻后，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需要交税的只有辛苦的打工人，而大富豪们反而可以分文不缴，那一个国家会怎样？偷逃税对一个国家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本期视频我们在古、今、中、外里，寻找答案。金主爸爸们扣q上车。

一、中国古人怎么征税？

首先来看我们古人。

汉朝初年，由于国家尚未完成对全国土地的丈量，按土地征税有各种困难，但也不能不征税，于是大汉朝廷就开始征收技术更简便的人头税。

这样的税法，让地方豪强们很高兴，因为汉朝初年的田赋非常低，只用交总田产的三十分之一，所以那些有钱的官僚地主、富商大贾，都愿意大量购买田产。

然而，通过买地富得流油的豪强们，却并没有就此满足，反而还经常隐瞒田产，偷税逃税。并利用手上的特权不断兼并土地。普通百姓没了土地，也就只用交人头税了。

按照汉朝的人头税“算赋”规定，凡是15岁到56岁的成年人每年都要缴纳一算，也就是120钱。在汉惠帝在位期间，为了鼓励生育，朝廷甚至规定女子到了十五岁还没有出嫁的，人头税就要交常人的五倍，即600钱。

由于没钱交税，欠税的农民往往会把自己和自家儿女，卖个地主当家奴，这样一来的恶果，就是汉朝军队招不到人了，军力不断下滑。之前在汉朝与匈奴的长期战争中，为了满足戍边将士的生活条件，提高招募的吸引力，晁错向汉文帝建议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只要愿意为国戍边，朝廷就会给房、给土地，并减免税收。

但是由于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和偷税逃税，老百姓的赋税越来越严重，后来大量的农民为了逃税，纷纷成了依附于地主的家奴，这就使得国家的兵源逐渐枯竭。这些富可敌国的豪强们，不但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甚至还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号称“大姓兵长”。

豪强们隐瞒田地、藏匿资产、偷税漏税、奴役百姓，甚至养私兵的行为，在暗中为东汉末年的乱世“盛”景埋下了伏笔。

到黄巾军之乱时，中央政府连剿匪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能让各地豪强自己募兵抗击黄巾军。

东汉末年的割据混战中，曾经繁华的长安城，因为董卓之乱变成了一座凄惨的人间地狱，城内百姓自相残杀，生吃人肉。两年的时间里，这座大汉曾经最繁华的地方，竟然变成了一座遍地尸骸的死城。

就连一向“心慈手软”、“清心寡欲”的曹老板，也忍不住在《蒿里行》描绘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野地里都是人骨，方圆一千里连只鸡都找不到。

梁启超也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中写道：“东汉初视西汉全盛得三之一，三国视东汉全盛得七之一。

而这一切灾难的起因，都是因为各地诸侯自成体系，不听中央号令。千里之堤毁于蚁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偷逃税行为就是蔑视中央权威的开始。

也正因如此，历代政府眼中，偷税漏税都是眼中钉、肉中刺。每个想要延续政权的统治者，都会想方设法对偷税漏税现象重拳出击。

比如曹老板。

东汉末年，曹操进驻冀州后，觉得以前那套按人头税征税的办法，实在太便宜那些豪强和地主了，于是便推行租调制取代人头税，所谓租调制，是指按照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征收相应田租的制度。

租调制的推行，虽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触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于是他们百般阻挠新税制的推行。

其中有个人叫曹洪，曹操的堂弟，也是三国时期的名将了，他跟随曹操南征北战，不仅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救过曹操的命。居功自傲的曹洪多次拒不缴纳租调，殴打税官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当时曹操手下一个县令叫杨沛，知道这帮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便依法将“上边有人”的不法分子抓进了大牢。曹洪闻讯勃然大怒，立马去找曹操，要求弄死杨沛。

没想到，曹操不但对杨沛毫无责怪之意，反而重用他做了京兆尹，相当于今天首都的市长。

这种统治者与豪强之间的斗争，在往后历朝历代中，仍然不断地上演。然而，由于封建王朝的历史局限性，这些针对豪强们的打击，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

例如北宋的王安石，同样也意识到了豪强逃税对国家的危害，并制定了《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长主持土地丈量，按土壤肥瘠定为5等，再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订税数。但由于方田均税法查出了豪强们隐瞒的土地，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1074年春，宋朝遭遇了罕见的大旱，士大夫们纷纷借题发挥，表示都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不得人心，触怒了“天意”才引发大旱，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还暗中指使百姓闹事，以壮声势。

最终，在地主豪强们气势汹汹的围攻下，王安石被罢免，改革失败了。

其实，历朝历代对偷税漏税的打击，之所以不彻底，并不是没有办法搞他们，只是改革者的对立面，是皇亲国戚，是官僚大臣，是乡野豪绅。

换句话说，其实就是统治阶级自己。

用自己的巴掌，扇自己的脸，怎么可能会下得了狠手呢？

二、外国人怎么征税？

说完古代我们再看国外。

在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君主们靠自己的财产收入生活。而这些财产，往往就是封建制度下君主所直接占有的领地。

到十六世纪前后，随着战争愈发频繁，规模愈发扩大，君主们需要大量金钱支付战争费用，原有的领地收入不够用了，君主们便开始以各种名义向人民收税。

对于国王们的横征暴敛，最不满的，当属新兴的资产阶级。

西方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几乎每一场都和税收增加有关。1556年上台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为了筹措同法国作战的军费，在其属地尼德兰加征羊毛进口税等税收，成为激发人类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尼德兰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独有偶, 1640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也是为了筹措军费以镇压苏格兰人的起义，召开新一届议会，不料却揭开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在君主政权强大的法国，1789年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国王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三级会议，意图征收新税，结果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在革命之后，西方各国变成了一个个近代资产阶级国家，上台后的资产阶级心想，以后可不能再让那帮国王和官僚随意打开自己的钱包了，于是开始了“立宪征税时期”。规定凡开征新税、废除旧税，都必须以不违宪为原则，并经民选的议会审议通过。

同时从这时开始，由于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盈利性收入，逐渐取代了封建时代以土地为主的财产收入，因此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也就从地主变成了各个资本家。

尽管国王与地主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靠压榨剩余价值发家的资本家们，就都会老老实实地纳税吗？显然不会。

薇娅事件出来之后，很多信奉西方体制的人，都引言怪气的说，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美国，那美国国税局（IRS）的武装执法队肯定得出动，薇娅被判刑至少十年起步。因为美国国税局养了一大批武装，在追税的过程中经常拿枪顶别人脑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有一句谚语：“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与交税是永恒的。”

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富人的逃税的手段在太狡诈，美国国税局只能吓唬没有背景的老百姓，拿那些坐在华尔街高楼里的富豪们束手无策。

说到“逃税大户”，就不得不提你滴川皇，无限猖狂。

川普通过内部交易、建立空壳公司等各种手段转移资产，逃税数十亿美金，曾有10年没交过任何所得税的记录。

而前地球首富贝索斯更绝，至今还保持着一项无人打破的世界记录，那就是他在2007年到2011年连续5年报税时，上报的净收入为零， 既然收入都归零了，这么穷，国家还收你税干嘛呀。真是老母猪带胸罩，一套又一套。要我说呀，美国政府还得给贝索斯上个低保，得保护低收入群体的人权啊。

而股神巴菲特，则通过把工资换成股票、债券等税率远低于个人所得税的其他投资，使自己的真实税率，一度降低到只有0.1%的地步。

可能有人会问，美国富豪们那么嚣张，少交的税款那么多，难道政府就不管吗？

在初代华尔街财团中，势力最为庞大的是摩根财团，不仅号称“华尔街的拿破仑”，还控制着美国几十种行业，甚至在1907年时，在金融市场上制造了一场恐慌，迫使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指示财政部拿出2500万美元给摩根财团，相当于让摩根担当了美国央行的角色，出手救市。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摩根逼宫”事件。

为了治一治垄断财团们为富不仁的病，1933年，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方侄子富兰克林·罗斯福召开了一场针对摩根财团的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助理检察官揭露，从1931年—1933年之间，摩根财团的掌门人杰克.摩根没有缴纳任何所得税，摩根的所有20个合伙人在1931年和1932年也分文未缴。

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用“逃税者”来形容杰克•摩根和他的合伙人。在人民愤怒的声讨下，摩根和华尔街跪了。

当年6月，罗斯福趁热打铁，积极支持工会并提高工资，用人民群众的力量与资本家搏斗。此前，富人缴纳的税率只有24%，罗斯福一下就提高到了63%，然后是79%。

于是，美国迎来了黄金时代，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更加平等。

可这种让人民高兴的日子，后来是怎么结束的呢？

这一切都要从二战结束后，发生在瑞士度假村的一场会议说起。

三、美国富人如何逃税？

1947年，一帮西方经济学家聚集在了瑞士日内瓦的朝圣山上，讨论该如何让人类免于战争和暴政，作为刚经历过世界大战的人，他们仍然对纳粹的恐怖统治记忆犹新，并恨乌及乌，恨上了看起来“集权”的苏联。

其中一位经济学家，由此推论出了计划经济是所谓的“通向个人受奴役、受压迫、国家和社会走向极权主义和法西斯的奴役之路。”

他，就是后来人尽皆知的《通往奴役之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

后来，到了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信徒成为了西方国家的领袖，他们开始奉行哈耶克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决定放开国家对经济的干涉，并撤除一切不利于市场竞争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之一，就是对富人们的高税率。

里根实行新自由主义之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达到过70%，里根上台后，个人所得税一降再降，先是降到了50%，之后又降到了28%。

这样的税率，使上中层纳税人在几年中，因少交税而累计得到7490亿美元的好处，而美国收入最低的那10%的人口，纳税额则增加了20%。

这种劫贫济富式的减税政策，一举扭转了美国之前20年贫困下降的趋势，使得美国的贫富差距更加悬殊。1980年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1.8%，到1983年上升到15.2%。

原来，哈耶克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的论断，只是拉大旗画虎皮，借污蔑计划经济造成的民众恐惧，反过来帮助富人收割穷人的钱包。

其实，交税这件事，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的诚信与道德，更是一个国家对于社会道路的选择。

对私有财产极为看重的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富人极其友好的国家，国家鼓励贪婪，鼓励不择手段，先对内养蛊，然后蛊王再去掠夺别人。

在这种类似自然界的“物竞天择”的模式下，强者得到了最大的奖励。

用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话说，美国之所以能引领世界，靠的是一小撮极具创造性和突破性的人，那些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

也正因如此，美国的当权者才会竭尽所能地对富人少征税，好让他们继续为美国带来“繁荣与强盛”，在这次疫情中，美国头部的几个富豪几乎没受太多负面影响，马斯克和贝佐斯的身价反而越涨越高。

也许有人会觉得，凭借着少数头部精英的优势，即使美国在这次疫情中损失了一些“价值”不高的“低端人口”，也不会动摇根基。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如果过于追求效率而损害了公平，从长远来看只会使国家步入万劫不复的衰落深渊。

美国的当权者，原本指望富人们在赚得盆满钵满之后，会扩大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此来回馈社会，却不想，富人们都把钱拿去炒股炒房啦，原本期望中的“涓流效应”并未出现，底层民众们连汤都没喝到，国家的产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帝国的躯壳正日益空虚。

这样的现实，不禁让我想起了《国际歌》里的一句歌词：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个背离了人们，抛弃了自己社会责任的人，不管曾经多么风光，多么呼风唤雨，最终也会反过来被社会所抛弃。

美国已经在“富人奴役穷人之路”上无药可救了，而我们却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先富带动后富”的愿望从来都没有过时，历经岁月的磨洗，它正在成为现实。这同样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责任，去向西方人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哈耶克式谎言可以发生在国外，但绝不被允许出现在中国。

薇娅不是第一个被拿来祭奠“税”刀的“行业第一”，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只要各行业的“第一们”乖乖纳税，国家和老百姓就兴旺发达，反之则是国敝、民衰、富人肥。

各行各业如果能少一些薇娅，多一些张艺兴，纵使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又有何难呢？

我是弃子，再次祝2022年国家强盛、人民有钱呐，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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