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的记忆100篇（中文78⑲曹布拉回首前尘惟）

□曹布拉

读了陈建新同学的《在工厂读高中》，不由心动，也写了我的学前些许琐事，凑个热闹。

我在大学前的学历，严格地说来只能算小学毕业。六年制的小学，我是读了五年多一点。一年级上学期没有读；一年级下学期是在农村的一二三年级混合班里读了不到两个月。——这似乎有点儿乱，须得理一理。

1959年，我虚龄7岁，大人带我到附近的小学报了名。原以为可以顺利入学了，哪知开学前有老师来家访，有一个邻居嘴欠，向老师举报说：他年纪不到的，没有7周岁。一查，穿帮了，立时取消了我的入学资格，只好在家等待来年。

来年的春节时，有一位在杭州大学读书的叔叔来我家。这位叔叔是我母亲的老师的儿子，烈士遗孤，保送上大学的，周日总来我家玩。其时学校放寒假，他要回老家去过年，随口问我：你想不想去外婆家？

我没有见过外婆，但常从母亲口中听说在黄岩路桥那个地方，有一个无比神奇的外婆家。一听有这样的好机会，登时雀跃不已，缠着母亲要跟叔叔去。

就这样，到了外婆家。本来的计划是，过个十几天，仍由叔叔把我带回杭州。哪知叔叔因故不回杭州，就留在黃岩工作了。

舅舅是高级社社长（相当于生产大队长），不久因不能大胆虚报产量而被“拔”了“白旗”，被捉去劳改。家中没有识字的人将此情况写信告知母亲，如此一来，我便不得不在外婆家长住下来了。

大学同组同学（后排右一）。

当时，大跃进的恶果已开始显现，在全国首个亩产千斤的黄岩县，农户家的口粮很快就糟光了，各家各户的饭锅里已见不到白米饭，取而代之的是萝卜、糠饼、野菜、番薯藤一类。小表弟已三岁多，因营养不良，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我与两个表妹从田间地头挑野菜回来，就一头钻进稻草堆里寻找半瘪的稻谷，用手剥出米粒，每天约可得半酒盅，熬成薄粥给小表弟果腹。村里几乎天天都有出殡的队伍和凄惨的哭声。后来据我母亲说，她是每月都把粮票和钱寄去的，但外婆家从来没有收到过（为了活命，钱粮都被人截走了）。

我在村小学那个一二三年级的混合班里读到清明后，温岭的姨妈派了大表哥把我接去。过了若干天后，澄江的姑夫再把我接去。此后几十年中，姑夫多次重复说：他初见到我时，吓了一跳，说我面黄肌瘦，“好像风吹就要跌倒的样子，用稀饭喂了十多天才养过来”。

大学同学合影，作者为右一。

夏天，母亲来接我回杭州。临行前，特意去找了我读过一个多月的村小的刘老师开出转学证明。因此，回杭州后我顺利转入母亲任教的小学读二年级。看起来在入学年龄上是占了便宜，但实际上有个跟了我一辈子的硬伤由此落下：我没有汉语拼音的童子功，后来只好学五笔字型打字。

现在回想起来，整个小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约居前十左右，至今我能报得出七八个成绩比我好的同学的名字。小学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没有学习的自觉性，尤其厌恶语文，什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类，从来就没有整明白过；对命题作文也比较抵触。大约是到了六年级，才对读书有了一点兴趣。

1965年秋升入初中后，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读书兴趣大涨。我是数学和语文两课的课代表，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并且喜欢上了做作业和考试。课本上的习题，无论老师是否要求，我都在事先全部做过，当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作业时，我已经全部完成了。初一下学期开学不久，教导主任在初一年级选出几名学生，开会，宣布说：从现在开始学校要培养你们跳级，希望你们在学好初一课程的同时，学习初二的课程，只要在学期结束时你们可以通过初二的课程考试，下学期就直接跳到初三年级。学校会给你们开小灶，配最好的老师辅导。并说这是借鉴上海育才中学的经验。

我的年龄在班上本来就是最小的，假如能够跳级，在年龄上不是更占便宜了吗？（现在想来相差一岁两岁的有何意义？那时太幼稚，年纪小就莫名的得意，年纪大就莫名的羞愧。）于是对读书更是上心。可是学年还没有结束，“文革”开始了，全国大乱，考试取消了，同学皆大喜，惟有我一人黯然神伤——初二的课程白学了。

运动了，打来打去，斗来斗去，时间一晃就是两年多。1969年４月初，我作为“老三届”最后一届的“68届初中毕业生”去了黑龙江插队，时年1６周岁。名义上是“初中毕业生”，事实上只读了一学年的初中，不记得有过毕业证书。

如果说，此前我曾有过长大后考理工科大学的梦，此时则完全熄火。赴黑省前，母亲给我在行囊里放了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父亲见了，很不以为然，说：都做农民了，还要这种东西作啥？父亲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完全靠自学成为知识分子，也因此而遭大祸。其时，他已是完全绝望了，觉得没有文化也未必是坏事。

许多年后，我收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去看望初中的班主任林老师。林老师说：“你们这个班里，某某是推荐工农兵读大学的，医科。你嘛！考个大学是没问题的。只是为啥不考个好一点的大学？为啥要读中文系，不考个好一点的专业？”很惋惜的样子。

我说：“林老师，您对我要求也太高了！我拢共就在您手里读了一年的初中。我能考上杭大中文系，已经是很幸运了。”林老师楞了一下，也笑了，说：“这倒是的，也难为你了。”

我当然明白林老师的惋惜何在。在她看来，如果没有“文革”，我顺利地读到高中毕业应该能考上重点大学。这当然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推测。在现实生活中，能否上大学，成绩不是可靠的依据。假如没有“文革”，没有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成绩再好又有何用？就此而言，我，及与我同类型的许多人最终能进入大学学习，主要的还不是个人的努力，而是社会回到正常状态的结果。

所以，我一辈子看重“正常”。

【回音壁】

朱承君：可怜的布拉哥，物质与精神都营养不良啊。看来我是幸运多了，至少小时候能吃饱饭。

任平：我读了，平实但感人。

魏丁：@曹布拉 很早就历劫，大难不凋，必有后福。只要天气正常，总能茁壮生长。谢谢曹大哥。

吕立汉：@曹布拉 我们年级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同学没有经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吧。

陈建华：布拉兄讲的故事，让人鼻子发酸，特别是剥瘪谷烧粥给小表弟吃的细节。那是我们出生的年代，农村，曾有这样的图景。特别认同最后一句，期望“正常”——国家、社会、人。

任晓岗：@曹布拉 布拉兄，我永远记得你笔下那一曲凄厉的唢呐声，回响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凌凌：@曹布拉 65年时兴跳班原来是向上海学习啊，我记得我爸妈也为这个事情讨论过，说要给我跳班。但后来就没有再说起了。

王延荣：布拉兄好。读毕特感佩。我及与我同类型的许多人最终能进入大学学习，主要的还不是个人的努力，而是社会回到正常状态的结果。所以，我一辈子看重“正常”。

吴朝骞：@曹布拉 读大学时，布拉兄是我的学习榜样之一。刚上学不久，寝室里纷纷传说，布拉兄发表了小说，心里很是佩服，觉得读中文系就应该当作家。后来也悄悄地写小说，写诗歌，自己也看不下去了，才停笔。现在还有一些留着，再看看好难为情，那么幼稚的拙劣的编造的故事和诗歌。[捂脸][捂脸][捂脸]。

布拉兄活得透彻。“正常”是非常普通却难以达到的事。一个人一辈子能够正常生活，正常读书，正常工作，正常家庭，正常过一生，何幸之有！看重“正常”，感悟人生！

陈建华：@吴朝骞 欢迎把你偷偷写的小说诗歌拿出来晒晒，相信以你的才情写得一定不会差。[调皮]。

吴朝骞：@陈建华 这不好吧！自己批评自己会进步，被人骂了会伤心的！

陈建新：布拉兄和我差不多同龄，就是因为早读书，挤进了文革前初中行列。但经历比我更艰难。我在那三年里，最大的受难是吃不饱，吃不上白米饭，很长一段时间被逼着吃胡萝卜煮饭，这让我在能够渴望的时候，第一个渴望是吃上白米饭。好在杭州是省会城市，居民供应到1963年就恢复正常，记得1965年还短期取消了粮票。进入青春期，在长身体的时候，尽管肉很少吃到，但是饭能吃饱，记得有一阵子每餐能吃两海碗。读书，小学前四年很正常，我的语文成绩从三年级开始在班级里凸显出来。有一次去少年宫参观一个展览，结束时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让我和另外一个语文成绩突出的女生留下来代表全班写一篇阅后感，我提起钢笔，没和那位女生商量（小学三年级已经感觉到男女有别，平时不和女生说话[偷笑]），就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后来班主任在上课的时间讲，少年宫反馈回来，说你们班的阅后感没一个错别字。[偷笑]。这也算为我那秋涛路小学挣了一点荣誉。

进入初中，我当了语文课代表，然而全套课程我的成绩都是前列，每次考试前，班里的打架王们就一个个和我讲好，把试卷答案抄下来给他们。这让我这个个子中等，力气不大的男生，从未在班里被人欺负过。初中毕业，唯有我是五个优秀，但是班主任竭力让我进工厂，他说会给我最好的单位，所以与高中失之交臂。写《我在工厂读高中》，其实是在心理上补偿我不能上高中的遗憾。

生活中很多同学比我苦多了，哪怕像尚建叶晓芳张玲燕那样也要去农村奋斗，我毕竟在工厂赚工资，不愁吃穿，工作也很轻松。但是，从骨子里我痛恨这样一场动乱，毕竟把我和我的同龄人的正常求学路堵塞了好长一阵。后来实在是老天开眼，让有胆魄的老邓出来收拾残局，让我们少量的幸运儿还能进入大学学习，其实是占了他们60后的学习机会。对此生，是感谢呢，还是不忿，还是痛恨？

赖文洪：还是一个情节我也与曹布拉一样。我对读书兴趣一直是满满的。初中高中时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的课代表我也当过，还是高中班上的学习委员。重点是我也喜欢上了做作业和考试。课本上的习题，无论老师是否要求，我都在事先全部做过，当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作业时，我已经大致完成了。如果曹布拉不说，我还没有想到要说，喜欢做作业喜欢考试。自虐啊。

曹布拉：@赖文洪 喜欢做作业和考试，一是因兴趣产生的乐趣，还有一点虚荣心，因为别无所长，在这一点上可以显摆一下。

赖文洪：@曹布拉 我是为了老师与奶奶的表扬。但是后来发展成“为荣誉而战”！直至今天。

凌凌：@曹布拉 悲惨的童年啊，剥瘪谷煮粥喂表弟的细节太令人心酸了。粮票被人截获我很能理解，我们家兄弟姐妹都是在乡下奶妈家养到3岁再回到自己家里的，我弟弟生于58年，送到乡下奶妈家，那个奶妈也是三天两头要粮票要布票。后来有一次，我外婆和我小阿姨没有打招呼突然去看我弟弟。当时的情景是，奶妈一家都出去了，院子里晒着梅干菜，我弟弟靠在门槛上，从团扁上抓着梅干菜往嘴里送。我外婆抱起我弟弟，他腰都挺不直，整个人就耷拉在我外婆怀里，一岁多的孩子，屁股憋得像个小猪肚。我外婆一阵心酸，抱起我弟弟就回家了。实际上送去的粮票布票都用在了奶妈孩子的身上。我弟弟回城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背都挺不直的，由此我们小时候送他一个外号叫：驼背爷。[流泪]。

相比较来说，路桥区、高桥区的农民生活更悲惨一点，因为那两个区都是典型的水稻区。所以后来出外补鞋子、换破烂的人也是这两个区的人多一些。澄江区要富裕一些，因为黄岩柑橘当年就生长在澄江区，这个区是多种经济区，生活稍好一点。

董小军：底层民众，没有谁能逃过时代尘埃的伤害，与此同时，一个在艰难中不失却希望的坚守者，总能从伤痕中挣脱出来，布拉大哥的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一一点。文中布拉大哥和两个小表妹在稻草堆里捡漏瘪谷子，煮熬稀饭使小表弟得以生存的细节让人动容。

方一新：布拉兄是我们班的大作家，才知道他也有一个坎坷多难的青少年时期，59-60年在黄岩（一提到黄岩，就倍感亲切）外婆家呆过半年，后来竟然到了风一吹就要倒的境地，差点饿死，令人唏嘘不已。确实，那几年饥民遍野，“塗有饿莩”，就全国而言，浙江农村算是好的，比最悲惨的河南等省份要好多了，但仍然如此，大跃进等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布拉兄是69年去黑龙江插队（建设兵团？），到78年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这么长时间，都在黑龙江吗，无法想象，真够辛苦的。

布拉兄初中的班主任林老师，不知是教什么的，应该不是语文老师吧，不然，学中文出身的看不上中文系，说不过去啊。其实在我们读大学的时代，中文还是挺好的系科，在文科里面录取分算高的。

曹布拉：@方一新 林老师也是杭大毕业的，政治系。我那时是她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所以对我要求也特别高。[偷笑]。

方一新：是这样，明白了。如果一切“正常”，林老师心目中的兄应该考取北大，或至少是复旦、南大这样的高校，学理工或当医生。

曹布拉：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小时候到外婆家完全是赶巧了，倒并不是真的吃了特别的苦。而且我毕竟算“杭州客人”，对我还是有格外的照顾的。去黑龙江插队也是自己的选择，因怕留在浙江农村挑担子。

陈建新：浙江毕竟是鱼米之乡，没吃的，怎么找找总还能找到东西吃，不像北方连树皮都找不到了。

陈建华：很大原因放卫星放的，既然打那么多粮食，那按规定缴吧？坐实了“吹牛也上税”，惨痛！

方一新：是的，一方面，吹牛不上税，亩产万斤（包括钱学森都撰文论证过），征收过头，把农民的口粮都收走了；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吃大食堂，让农民放开肚子猛吃，一年的粮食二三个月就吃光了。确实，“吹牛也上税”。[捂脸]。@陈建华

樊诗序：征收过头是主要方面，还有大量的粮食因为大炼钢铁而烂在地里的。1958年是丰年，但丰产不丰收。在农业税取消前，征收的惯例是，早稻收获就须完成全年的征购任务。如果早稻产量低于征购标准。农民就没有了自己的口粮，就得吃“返销粮”（政府按一定额度返回销售给农民）。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超纲要、超双纲的省，但吃返销粮的地方比比皆是。

陈建华：@陈建新 城里人保障供应，也许还能接济乡下亲戚。农村里有工作的感受也不明显，我父亲就说饥饿浮肿都看到，但我们这一带饿死人却没怎么听到。

凌凌：@陈建华 说得没错，城里人是保障供应的，当然我稍微小了一点，对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记忆，我的记忆里面，给我们做饭的大阿姨，说起野菜杂粮来，她都是粗粮细作，说得我们馋涎欲滴。[偷笑].

我们兄弟姐妹的几个奶妈，都是黄岩澄江区的农民，大跃进那几年都很可怜，大哥的奶妈有一天要饭要到了我妈妈的学校，其他几个基本上都是借了钱不还，就和我们家断了关系。我的奶妈也是借钱不还就不来往。后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已经调到工商所工作了，他们夫妻俩来办做生意的证明，说要见见我，好像是一个暑假，那天下午我到了我妈单位，见到一对中年夫妻，但长期不来往，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好像。

最好的是我妹妹的奶妈，我妹妹63年出生，她的奶妈家里条件也很好，一直到现在都和我们家有来往。

赖文洪：我比曹布拉幸运。我虚龄7岁，跟着隔壁邻居的孩子阿平一起由他妈妈带着我们去小学报名。我爸爸是木匠，常年外出。我妈妈是我们家在生产队的主劳力，天天与男社员一样劳动，连送我上学都不能。阿平爸爸是粮站的管理员，妈妈是无业。出发前他妈妈提醒过他，要保密。但是老师一眼就看穿我年龄不足。阿平赶紧补上一句，阿洪比我小一岁。这一下子彻底穿帮了。我嚎啕大哭。哭得老师都心软了，才有数学面试入学的佳话，才有这个班主任语文老师王赛珍。王老师教我到三年级病休了。我的拼音与普通话是王老师教的。从小我用拼音与笔画查字典，现在我仍然用拼音打字。

我出生于1958年4月。我爷爷第二年就死了，饿死了。如果有一碗粥或一颗地瓜南瓜什么的，我爷爷可以活下来。当时不要说有什么粮食，连泥土都吃不到。我妈妈吃观音土才吃了几天吃完了。我想城里人有吃的，只是没有吃饱吃好。

我奶奶告诉我，我每月有一斤米。是上海我奶奶的朋友夹在信里救济我一斤上海粮票。奶奶用大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头撮一撮米，一粒一粒数着二十粒米在火塘里煲成米汤只让我一个人独吃。爷爷说，哪怕我们都饿死了，阿洪也要活下去。

凌凌：老赖小时候这么可怜的啊，心痛一下。[咖啡]。

赖文洪：我爷爷是铁匠，爸爸是木匠，奶奶是裁缝。我们家是手工业。那年月，不允许出工，自留地没有了，又不能开荒。人民公社食堂刚刚結束，家家户户一贫如洗。

凌凌：@赖文洪 按说你们家条件应该还可以的，如果不是不允许出工，你们的生活应该比普通农民要好啊！

赖文洪：61年以后浙江的情况好一点了，因为政府政策松动了，我爸爸又可以出门做木匠了，只是收入要交给生产队记工分。开荒种地可以了，象山人吃番薯、吃南瓜，天天觉得饿，但是饿不死了。我家里又开始存积大米稻谷了。

凌凌：对对对，还允许开荒中自留地。你跟我弟弟同岁啊，58年的小可怜们。我也感觉到我们澄江区，比曹布拉、方一新所说的黄岩其他地区要稍微好一点。

赖文洪：主要是禁止个体做工种地。连河里池塘里摸鱼路边种玉米南瓜都不允许。而公社食堂已经破产，家庭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尚不能建立。

阿朱：我外公56年年初，响应国家号召，离了公职，领了400元退职金回乡下种地。我外婆明智，坚决不回农村，领着三个未成年孩子（最小的三姨还在襁褓中），独自留在丽水县城，靠给人洗衣、补衣、养孩子。但大饥荒来临时，仍然差点饿死，因为没人再请她干活。那段时间就是靠我妈每月寄20元人民币，养活了外婆和三个弟妹。说明在县城里的贫民，如没有亲戚帮扶，也是要饿死人的。

凌凌：我下乡的地方有一个上访专业户，他就是你外公这样的情况，他后来上访，很想把自己的孩子身份改成上山下乡的知青，但上级说没有这个说法。

赖文洪：我爸爸也是你外公那样的情况。我爸爸是地方国营农机厂，60年精简下来的。

凌凌：我表姐60年中专毕业，国家精简下放计划完成得困难，就拿中专毕业生顶缸，他们这一届号称毕业不分配。

阿朱：60年是不得已，我外公是完全自愿，最早奉献。

凌凌：你外公可能属于另外一种情况，那个时候也可能城里收入也不高，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回到乡下以后的，城乡差别会这么大。

阿朱：他以为乡下还是他小时候的乡下。

凌凌：是的，他以为乡下还是他小时候的乡下！

阿朱：但他母亲是在土改中被斗死的地主婆，所以仍不明白他为何选择回乡。他早死了，否则我一定会去问个明白。只能成谜了。

陈建华：你外公选择回乡，可能是缘于祖祖辈辈血液里留存的土地情结，总觉得回老家有块土地饿总饿不死，而且有两年好像物价飞涨，猪肉价格涨了五倍，所以不如归去。

阿朱：@陈建华 外公从小外出在金华县城读书，学历相当于现在的技校。后在温州运输公司任驾驶员兼技师。一生热衷于研究永动机，虽无果仍坚持不懈，直至70高龄在我弟弟这个数学博士的解说下才放弃。不认为他会热爱土地农耕，他早早退职，定有其它原因。

凌凌：我下乡的院子里住着两兄弟，哥哥是药店官——抓中药的，弟弟是坐堂医生。哥哥也是50年代不知道为什么辞职不干当了农民，弟弟依然坐堂医生。后来两家差别很大。

赖文洪：合作化运动，我爷爷的铁匠铺爸爸的木匠铺和家里的20亩水田都合作了。后来人民公社了，吃食堂了。家家户户没有灶了，没有铁锅了，炼钢去了。锄头镰刀也归公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崩溃。

凌凌：@赖文洪 所以你的血液里流淌着你爷爷、你爸爸的血呢，不安于现状，一心创立自己的事业。[强]。

钱志熙：拜读布拉兄大作，少年的生活和求学经历这样的艰苦。真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了！

我1960年正月生的，我堂妹也是那一年出生。也许是次子，还算有点珍贵，父母千方百计找食物养活我。我母亲本来奶水就少，再碰上那时候，实在没有一点奶水。我父亲每起五更，去一个社办奶牛场讨一种我母亲叫“奶溏”的给我喝！还全亏我爸和村里在那里养牛的要好，能偷偷讨到一点。据说我堂妹饿得跟青蛙一样，哭起来只是啊、啊的单声，都说根本养不活了！幸亏第二年食堂散了，不然我们真会饿死。话说回来，那是就是饿死了，自己也不知道！

应沪晨：读大学时，布拉兄是我的上铺。他那传奇般的经历让我们由衷地崇拜。而他又常常谦逊地对待寝室里的几位小字辈，让我们铭记于心。1995年我参加党校中青班学习时，是班里第二年轻者，心里很是得意。2019年参加金华市委党校市管干部培训班时，年纪已是班里的老二，已经能够体会到那种与年轻者相比的无奈的感觉。所幸我没有经历过布拉兄的那种磨难（虽然也有童年时饿昏过去和由乡下外婆领养后，母亲接回时脱形得无法认识的经历），但也由此有了安于现状的心理。相比之下，当年这些年长的同学历经磨难，却更是成就斐然，真令我辈汗颜。

郑广宣：我与布拉同龄，同样只读了一年初中。他是偶然去外婆家上了学，碰上那个饥荒年代，吃了本不该他这个城里人吃的苦。我们家则是两次从城里到乡村。土改时，我母亲还是城镇土改的积极分子，当领导问我母亲，你老家有没有房子，我母亲说有两间房，于是城里的土改就没有我们的份了。土改结束就回了老家。而到了老家，却又没有我们的田地。1958年赶英超美、大办工业、大炼钢铁之时，我们则去了父亲所在的余姚陆埠，又成了居民户。1962年大办农业，又回到老家，就再也动不了了。直到我先参军，后考大学，我弟弟则顶我父亲职进到工厂。

三年困难时期百姓的各种艰辛，自己有过经历，除了吃蕨根粉拉不出，还跟着母亲去挖一种叫毛毛草的野菜，挖来与玉米粉一起做糊糊吃。也看到过农村大食堂大锅烧粥时潽出（漫出）粥汤时，一个壮汉用手掬着锅边的粥汤，连石灰渣、垃圾一起吃进肚里。农村大食堂喝粥时的场景也是很震撼的，吃粥时大部分人家是没有菜的，多是筷子头蘸盐喝粥，好一点的，把盐用油炒一下，如果谁家有芝麻盐，那就算条件好了。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何其难！

任平：大跃进时，没有吃的，父亲又被压低工资，为了我的成长，他卖了不少心爱的书，给我买了钙片，每月一瓶，这是我个子长高的原因。还记得有天晚上我饿了，他拿出几块饼干要我吃下，那时物价飞涨，一块饼干要四元钱！而他工资当时只有20／月。

尚建：看曹布拉学长的回忆，对那三年灾荒的惨象，有了更近距离的恐惧。

已是面黄肌瘦的孩子，每天钻进稻草堆里寻找半瘪的稻谷，为小表弟果腹。太心酸的画面啊！还有钱志熙的堂妹饿得跟青蛙一样，哭起来只是啊、啊的单声；凌凌的弟弟饿成了“驼背爷”……这些描述直接还原了那个严酷的历史场景，不忍卒读。[捂脸]。

那三年灾情，以往只是在文字资料中了解到，今日才知道身边有的同学也曾在这场灾难中受难，让我对自己没有那三年灾荒的记忆，感到有罪恶感一样。[发呆]。

陈建新：@尚建 如果四岁之前的记忆难觅，你大约也只能记得1962年及之后的事情吧？[偷笑][偷笑]。

尚建：也许是吧，一些儿时的记忆只是简单的一个场景，事情过程都是家人的讲述而保留下来的。

陈建新：童年的记忆并非都能找到。我现在竭力寻觅童年记忆，最早似乎只能追寻到1958年，也就是我四周岁左右。也就是几个画面。一个是隔壁一个大房子成了街道食堂，但好像属于四季青公社的食堂，与我家周边的居民无关。第二是被大人抱着，在晚上刚入夜时经过后来我就读的小学的操场，操场上有一个小高炉，远远看过去有一些人在炼铁，有炉火映红这些人的脸。第三是家家户户敲着脸盆在家门口喊叫，说是除四害，赶麻雀。这三个印象之外，就是六七岁时的饥饿记忆。

所以，本年级对那三年饥饿年份，真正有清晰直观记忆的起码是1955年左右出生的。很多大约也只是别人转述的吧。

我对那三年的记忆，除了自己的亲身感受，白米饭吃不上了，每天下午的点心也没了，要忍着饥饿到晚饭点。家里从吃饭不限量，到每人称米蒸饭，到必须有杂粮掺杂煮饭。

还有一个记忆，就是有一阵子每天看到一拨一拨的安徽人讨饭。

这是在我们的饭食还没有受限的时候，是饥荒降临到城市居民之前。看来饥饿首先降临安徽农村。

我1958年的片段记忆，至今没有更年长的人向我解释。但很可能从书本看到的历史，把我这些记忆片段理性化了。

王琳：我的六姨当年被我大舅带出去读技校，但是学校要她去户口所在地开证明，她是地主出身，村里不给开，只得留在松阳叶村。叶村是产粮区，但是粮食都上交了。外婆怕一家人饿死，把她嫁到了大山深处的一个村庄。以前每次去六姨家，要走二十多里的山路。但是山里虽穷，好歹有地瓜吃，不至于饿死。

任平：对困难期间的记忆，是吃包心菜边皮，胡萝卜当饭。所幸周总理嘱咐修订《辞海》，我随父亲去上海吃了一个暑假的好饭菜。毎天看江上的各国轮船，对面苏联领事馆儿童的欢乐嬉戏。

回来后，因为大伯母在食堂帮忙，也去吃了点荤腥。猪头肉是最好的！大伯爱藏书，在他家看了不少旧书旧杂志。知道了南极的几次探险。也领略了旧杂志精彩的设计。省里几位围棋高手都是大伯培养的，也知道了他们的不易。

朱承君：进入忆苦思甜环节：余生也晚，1962年已是饥荒末期，我出生时家里已有能力不让我饿成青蛙状。但有一年稻米不够，经常吃玉米糊，玉米是我父亲去奉化买来，一路挑回家（单趟总有几十里）。吃玉米糊的经验是，必须从中间舀着吃，不会沾碗，故不会浪费。——提供一点佐证。

沈澜：我们饥荒末期出生的人，在娘肚子里没吃饱，好像个子高的不多。而我小哥那一届，大都59年或60年初出生的，妈吃过大食堂的，个子就比我们这一届高很多，男生一米八的比比皆是。

陈建新：不要说你们个子长不高，我从六岁开始进入饥荒年，也影响到拔个。进入青春期恰逢“文革”，吃不到足量的蛋白质，也是长不高的原因之一。我都没超过一米七。[尴尬]。可我儿子一米八三，差了何止一个等级。我们这个等级被称为残疾。

布拉兄少年时期去农村感受大饥荒，其实是上帝让你去感受中国农村的苦难。如果没发生这个偶然性“下放”，你留在杭州，生活会好多了。起码和我一样，不知道那几年农村居然有人饿死。[大哭]。

周羽强：@朱承君 读了新华社记者的忆苦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情景，勾起了我对饥饿时代的一些回忆。作者是1952年生人，我小他两岁1954年出生。1958年大跃进，我有看到小锅炉炼钢铁、全民吃大锅饭的几个画面片断。1960年（我上小学）后，关于饥饿的记忆就连篇了。那时候的孩子真的苦，舔碗都不一定轮到你。

樊诗序：那是一定的。布拉不去乡下，见不到那种场景。那时调运粮食只管城镇，农村基本任其自生自灭。

朱承君：如果我长身体时不去造大寨地，应该比现在再高三五公分吧。我女儿有173公分。@陈建新

陈建华：满足了吧你们，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幸存者且是幸运儿，还去追究能否多长个三五公分作啥？[坏笑]。

凌凌：关于那个年代，我这个56年出生的，没有太多的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吃食堂，我们想吃年糕，但家里不能做。大阿姨把米粉放在饭盒里，加上水，食堂里蒸好以后打开一看，上面一层清水，米粉沉在下面，拿筷子搅拌一下就成了米粉疙瘩，很长时期以来，这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东西。但那个年代肯定整体营养不良。我们家五个兄妹，我二哥54年我56年，我们两个最矮，我妹妹63年，从吃奶开始就是好时代，她最高，1米68。

陈建新：所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几乎不是虚构的。

曹布拉：三年困难时，城市里居民的生活也不易，米饭里要掺入胡萝卜番薯条之类的，有些人营养跟不上浮肿。我父亲虽已落难，但还能享受到一点“特供”：每月有额外的几斤黄豆，白糖和鸡蛋，比一般的市民多少要好一些。但饥饿感是一直挥之不去的。我要不是因为去农村外婆家呆了半年，怎么也想象不出其时无数农民已经在生死线上挣扎了。诚如许多同学所言：相比较他省，浙江的灾情还轻一点，但终究有不少人没有熬过来。因此多年后，我每见那种否认饿死人的言说，总是忍不住要骂一声国骂！

陈建新：感谢改革开放，让我后半辈子能够天天吃肉。[抱拳]。住进了大房子，开上了小汽车。以前看外国电影，乃至日本韩国电影，如果主人公开着小车，总有一丝羡慕之情从心底涌起。现在基本上视而不见，哪怕是豪车。我们毕竟已经过了从小就具有的开车瘾啊。[偷笑]。

郑广宣：1976年，我们部队去陕北征兵，问被批准入伍的新战士为什么当兵，新战士说当兵能吃三年饱饭。我们接兵也看到了陕北的窘况，还有人家只有一条裤子，出门的穿，在家的躺在炕上。那时候陕北生产队分口粮，比如说每人600斤，听起来不错，其实其中有白菜几斤折合一斤粮食，萝卜几斤折合一斤粮食，实际能作为主食的粮食少得可怜。

周羽强：我在余杭镇上长大。我感觉当时当地的农民（乡下人）比镇上的（街上人）要好些，即便“瓜菜代”也能果腹，而城镇仅靠粮票，别无食物。我家兄弟姐妹五人（我老四），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狼吞虎咽地抢食，真的不够吃，吃不饱。由此落下肠胃病，人似豆芽菜，影似毛竹竿。

曹布拉：@周羽强 城市近郊是比较好！挑一担番薯进城，可以卖不少钱。那时杭州四季青的菜农很吃香的。

周羽强：@曹布拉 是的，当时的视野也只是城乡结合部。我小学同班同学中有一些是农村户口的，他们上学时会有番薯、罗汉豆之类的放在书包里，闻到一丝丝食物香味，真让我馋涎欲滴！

也许困难时期我没在农村生活过，没有比较哪方天地更苦，但凭直感，城镇居民也苦不堪言，我们一群屁孩经常结伴去乡下扫荡（偷农民地里的菜），总会有仨瓜俩枣的收获。

陈建华：老辈人说，那时节农村山上野菜都挖光，能吃的观音土也都吃了。我奶奶跟我说，她小叔子吃了拉不出，最后靠手指硬抠抠出来，常常疼得哇哇叫。后来幸而有了“大种百斤粮”政策，田头地角随你种随你收，这才渡过饥荒。奶奶是个很能干的村妇，那时已近六旬，村民形容她刨起地来比男人还厉害，甚至刨得连裤子掉下都来不及拉。[捂脸]。当然那时农村老派妇女都只穿一条无腰免裆裤，只一根自织的裤腰带系着，一行动也容易松塌。

过了几年，“文革”开始，广播里天天喊着打倒刘少奇，奶奶不懂普通话，也不知道刘少奇为何人，只将他名字记成了常用消炎药膏“消治龙”，老说亏得“消治龙”号召大种百斤粮，我们才活过来。当时我听她这么说，吓得不敢吱声。幸而老奶奶小脚，不乱跑也不到处说。

任平：因营养不良得浮肿，肝炎在当时普遍，所以有布拉所说的黄豆，油等补贴。

凌凌：我一个同事的婆婆有一个怪癖，每次同事从食堂里买来供作第二天早点的馒头，转瞬就被他婆婆藏起来了，藏的地方也很怪，大衣柜的某个角落啊什么的，总是让你匪夷所思的地方。他老公解释这是当年没东西吃落下的毛病，终生不能纠正。

任平：@凌凌 很像契诃夫小说的情节。[偷笑]。

张子帆：还有杰克伦敦的小说。

凌凌：不藏别的东西，就藏食物。媳妇杭州人，觉得很不好理解。

陈建华：也可能是下意识的行为。魔幻现实主义。

凌凌：就是那个年代落下的下意识行为，说了没用。她婆婆给她带孩子，大概有一年时间，我们去她家，她会在婆婆不在的时候翻开衣服让我们看看藏起来的食物，真的让你无法想象。问题是，我同事说，她咽不下从衣堆里翻出来的馒头。[捂脸]。

任平：这些细节都是小说的材料，如果有人写的话。可能有心理原因，据弗洛伊德学说。

凌凌：肯定有，只是没有探究，他儿子说是当年饿出来的病。

曹布拉：@凌凌 那个年代的饥饿，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有些就进入了下意识，时不时就会表现出来。

凌凌：@曹布拉 对，可以这样解释。

曹布拉：@凌凌 比如说，我吃饭特别快，狼吞虎咽的，总被老婆数落。这个习惯就是缺衣少食的年代养成的。[偷笑]。

凌凌：@曹布拉 有道理，我二哥吃饭很快如你所说的狼吞虎咽，他还会反刍。不过他的原因说起来是另外一种的可怜。

我大哥是长子长孙，很得我奶奶的宠爱，当年为我大哥，家里请了一个奶妈一个保姆。所有好东西都尽大孙子先吃，我二哥就只能虎口夺食。[偷笑]。

曹布拉：我是在做知青时养成的，知青点里狼多肉少，只有抢。

凌凌：陈建新小时候吃不上好米饭，至今他就吃烧得很干的“硬饭”，也是终生弥补那个年代的遗憾。

吴朝骞：布拉兄，我也是 ，吃饭就像抢来吃一样，大口吃饭、大块吃肉。在老单位吃饭速度快样子急都出了小名。以至于公务接待时，尽量要矜持，否则有损形象。

凌凌：@吴朝骞 理解理解，陈建新吃饭也很快，风卷残云，我有时候就求他吃慢一点，因为在外面吃饭太快了给我压力很大。[呲牙]。

钱志熙：我观察了许多人，60前后出生的，在兄弟姐妹中都是个子最矮的。

凌凌：@钱志熙 不是60年前后，是54年到58年这段时间。

凌凌：我弟弟58年出生，小时候很可怜吧，但到长身体的时候国家经济已经好起来了，所以他总的个头还有1米74，但我二哥只有1.70，我也只有1.60，家里男女分别最矮。

陈建新：个子高低，第一和遗传有关，第二和生长时期的营养状态有关。但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身材高，就是营养好。像我这样，小时候一周才能吃一次荤腥，营养跟不上，尤其是经历了饥饿年代，对身体的成长影响很大

陈建新：都知道吃饭慢一点好，可是养成的习惯很难改。

曹布拉：总之，只有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让中国人吃饱穿暖。

樊诗序：我的师傅是59年的兵，他向我传授抢饭经：首先，早去排前头，先盛先吃。第二，准确判断形势，如果能有二碗，第一碗不盛满，如果能有第三碗，第二碗就一两口，最后一碗拼命压实，满到撞鼻尖。后来不用抢了。每天饭煮好后称一称，然后除以总人数，每人多少，全部过称！称饭的习惯现在还有。

钱志熙：当年生产队聚餐有人就用这个方法。[呲牙]。@樊诗序

陈建华：我家三兄弟，我妈从小用顺口溜鼓励我们吃快饭：“吃得快，做太太；吃得慢，做讨饭（乞丐）！”

樊诗序：非常庆幸没在那个时候像布拉一样下乡体验生活。那时候出版社食堂发明了蒸稀饭和无油菜。还有就是掺了狼萁根粉的馒头。狼萁根采自大观山。东西运到，每位职工发一把刷子一只小凳，全员一起把泥土和外皮刷掉，然后磨成粉加糖加面粉做成馒头……我妈说买刷买凳子买糖的钱用来买粮食都绰绰有余了。

曹布拉：@樊诗序 “文革”中一度也兴起吃“忆苦饭”，各学校单位纷纷采购蒸煮番薯糕、麦麸饼——实际上三年困难时真还吃不到。

任晓岗：@樊诗序 我58年生，养在奉化乡下。据奶奶说也吃狼萁根粉，拉不出，哭出猪叫声。但自己完全没印象了。后来回舟山进了机关幼儿园，吃得好了，个头猛窜，读小学时坐最后一排。然后初高中不知为何营养严重不良（父母亲收入不算低，完全不会安排我们的生活），到高中毕业才1.45米，毕业照站在前排最边沿，比边上最矮的同学还矮了半个头，很可笑的像一个外挂设备。幸运的是分配到食品卖肉，每周可买两次每次三斤带肉的猪骨，营养一下子补进去，入学体检时又窜到1.70米。现在想来，都特么的是命。[捂脸]。

樊诗序：@任晓岗 如果我当年能到食品公司卖肉绝对不会去考大学。丽水城里最牛的人就是一个卖肉的。他烟瘾挺大，上嘴唇永远沾着一枝烟，只有遇到有身份的人才拿下来。顺便抬下从来都眯着的眼皮。他有事上街耳朵上不会少于两枝烟。都是沿途市井百姓送的。是个人都知道群英以下的烟别递给他。我们玩烟壳的行内小孩都爱在他家附近转悠。因为捡到的都是重磅货。

曹布拉：一篇即兴小文引出如此沉重的话题，始料不及，诚惶诚恐。感谢各位同学。[抱拳][抱拳][抱拳]。

金健人：@曹布拉 意犹未尽，期待续篇。

陈建新：希望乘这个毕业四十周年的东风，咱们大家都写一写吧。疫情让咱们不敢聚，就用这本书作为今年这个节点的见证。

作者简介：曹布拉，195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69年4月赴黑龙江省依兰县平原公社插队。1975年底回到杭州，做过各种临时工。1977年为杭州第二人民医院职工。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同年底发表小说。1982年7月毕业后在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87年调杭州市文联任专业创作员。1994年调杭州出版社任总编辑。2000年调杭州师范大学，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校图书馆馆长，学术期刊社社长。2013年退休。写作并出版小说、散文及学术著作20余种。曾任杭州市作协副主席、浙江省作协理事（委员）。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