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为什么外放郭松龄（义正辞严舌战记）

1943年7月，皖江抗日根据地已巩固地扎根在长江中游的皖中大江两岸，日伪数次集中兵力“扫荡”，均以失败告终国民党顽固派安徽桂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断纠集兵力向新四军第七师所属各部挑衅进犯，他们和日伪由暗中勾结到公开合兵，企图打垮新四军第七师，摧毁这块经浴血奋战数年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张作霖为什么外放郭松龄?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张作霖为什么外放郭松龄

1943年7月，皖江抗日根据地已巩固地扎根在长江中游的皖中大江两岸，日伪数次集中兵力“扫荡”，均以失败告终。国民党顽固派安徽桂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断纠集兵力向新四军第七师所属各部挑衅进犯，他们和日伪由暗中勾结到公开合兵，企图打垮新四军第七师，摧毁这块经浴血奋战数年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

面对复杂的局势，新四军第七师所属各部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抓住时机，予以有力还击。本文所记载的故事，就是一代名将张云逸在新四军第七师还击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历史片段。

这是7月的一天中午，蝉鸣深树，热浪袭人，骄阳似火。在山峦起伏的巢南一个山村的大树下，扶疏的树影中坐着四五个人。有的穿着褪了色的灰军装，谈笑自若，气宇不凡；有的穿着崭新的纺绸褂裤，神态萎靡，坐立不安。这正是新四军张云逸副军长等，在接见国民党安徽桂系原古河行政公署专员赵凤藻派来的代表。

赵凤藻为什么要派心腹涉险深入七师内地求见新四军高级将领呢?原来前几天他带领一帮乌合之众的顽军，进犯新四军驻地，不仅没有占得半点便宜，独子赵保顺夫妇反被新四军俘虏。虽然紧急增派重兵，并勾结伪军同时出动，企图夹击新四军巢北部队，结果像没头苍蝇一样扑空，疲于奔命，一无所获。

黔驴技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毕竟爱子心切，只得硬着头皮卑躬屈膝，委派心腹下属找新四军高级将领谈判，哀求释放他的宝贝儿子夫妇。

“敝军唐突，误入贵军防地，请您谅解。”穿绸褂裤的赵凤藻心愎陪着笑脸解释。

“赵专员一再表示歉意，请贵军宽容。”另一个国民党桂系代表接着说。

“哈哈，这就不对了!你军驻古河一带，怎么一下子去了那么多人，进攻巢湖北我部巢湖支队，你们明知巢北是我军防地，却不宣而战，远距离奔袭。第一次打了那么个仗，第二天你们又和伪军勾结，出动大批部队，两面夹攻巢支。然而自绝于人民的人是必将失败的，广大抗日军民站在我们一边，你们理所当然除了丢下俘虏只能一无所获!”张云逸副军长理直气壮地驳斥。

国民党桂系代表就像被无形的手击打着耳光，理屈词穷，窘态难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阵难耐的沉默过后，另一代表顾不得擦去额上豆大的汗珠，惶惶然站起来，唯唯喏喏地说：“是的，是的，总之是我方欠妥，赵专员说，只要贵军放人，愿先给贵军十挺机枪，100支步枪，一万发子弹。至于别的什么条件，请阁下提出，我们回去转告，遵照办理。”

“条件?什么条件?!我们是抗日部队，大敌当前，只要共同抗日，枪口对外，我们就是朋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告诉赵凤藻，问他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从民族大义出发，为民族大义着想，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只要他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我们就能成为真正的友军。至于我军对待俘虏，一不会虐待，二不会滥杀无辜，除对人民罪大恶极者外，一般都会宽大处理!”

张副军长激动地站了起来，气宇轩昂，慷慨陈词，挥动的手臂勃发着横扫千军的力度。

赵凤藻的代表们听着张副军长的言谈，小心翼翼，惶恐不安，渐渐地既感到羞愧又感到心悦诚服，连连躬身施礼：“贵军信义卓著举世闻名，真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佩服佩服!”

张副军长神色凝重，不紧不慢地说：“一切重在行动，我们早已领教过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说的好听言辞，暗下里却背信弃义，认敌为友，人民反对，我们也不答应!”

国民党两个代表非常尴尬，欲言又止。稍停，一个代表小心试探着问：“听阁下的意思，只要今后赵专员不冒犯贵军，一心抗日，就可放人?”

张副军长早已成竹在胸，大义凛然地回答：“是的，抗日是中国人共同的神圣职责，只要人家以民族大义为重，枪口一致对外，还有何仇恨?”

“好!我们一定遵照办理，何时放人是否可以请阁下明示?”国民党的一代表好像担心张云逸会反悔，连忙接过话头，同时心中也在嘀咕：一点东西都不要，无条件放人，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张云逸睿智的目光看透了对方的心思，微微一笑，郑重其事地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至于放人的具体事宜，由巢湖支队三大队李参谋长负责办理，三日后即可办毕。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回去后还是要和赵凤藻言明：第一，抗日要真心诚意，我们等着看行动；第二，今后日伪和顽方若进犯我军，请他在可能的情况下，事先和我们通个信。我们知道赵部也是在执行蒋介石之流的密令，不得已而为之。对他这方面的苦衷我们能够理解，也会谅解，但事先通个信比不宣而战就很能说明问题的真象，其他方面请赵凤藻好自为之。”

两个国民党代表一方面为张副军长的深明大义所感动，一方面也为此行的目的顺利实现而庆幸，连忙答道：“当然!当然!阁下高风忠言，义薄云天，我们一定如实转告，相信赵专员会妥善办理，见诸今后行动。”

一个多小时的谈判，顺利结束。日影西斜，太阳的势力在减退，风也似乎给人们送来一丝凉爽。张云逸命令部下送走了赵凤藻的两个代表。他又派人找来巢湖支队参谋长李元等人，听了大家的情况汇报，询问了一些情况，对今后的抗击日伪、反顽斗争作了具体指示。

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张云逸翻身上马，警卫员们紧随其后，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踏碎了山野的宁静，如同擂响向敌人进攻的战斗鼓点，直奔七师师部而去。不日，满面羞惭的赵保顺夫妇如期平安地回到翘首以盼的赵凤藻身边。

赵凤藻及其下属同僚皆为张云逸为抗日明大义、讲团结的精神所震撼打动。从此以后，他们着实在大部分情况下履行诺言。新四军团结抗日的义举在安徽国民党桂系军队中悄悄地迅速地传开……

张云逸同志：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1892年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师参谋长。1929年12月，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军长、参谋长。

1931年春任河西总指挥部参谋长，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1933年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后任红军总司令部兼第1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和作战部部长。参加长征。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卢沟桥抗战爆发后，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参与领导新四军编组、集中、展开等工作。1939年5月，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代理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兼任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后兼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2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曾被选为中共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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