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典的东方快车谋杀（史上改编最成功的东方快车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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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经典的东方快车谋杀

《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导演肯尼思·布拉纳在剧中饰演侦探波洛。

《东方快车谋杀案》

穿越银屏的时空之旅

本刊记者/刘远航

本文首发于总第828期《中国新闻周刊》

1928年末，38岁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乘坐著名的东方快车，经由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到达了她从未踏足过的神秘土地。这位性格天真的侦探小说家刚刚结束了14年的婚姻，仍在努力地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就在同一年，她的作品第一次被改编成默片电影，但写作事业的初步成功并没有给她的个人幸福增添砝码，反而为两人关系的失衡埋下了伏笔。两年前，为了引起丈夫的重视，阿加莎甚至为自己策划了一场离奇的失踪案，消失了11天之久，让当时仍然在世的柯南·道尔也加入了搜寻这位克里斯蒂太太的行列。

这一次，英国的庄园生活让阿加莎感到厌倦，她决定独自登上旅行的洲际列车离开，同时也是为了与那个痛苦的过去告别，试图在陌生的异域找寻一个全新的自我。她原本想要去加勒比海附近的西印度群岛，却在临行前听从了别人的建议，决定去往中东，并将在那里遇到比她小14岁的第二任丈夫。而在6年之后出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比利时侦探波洛同样在老朋友的提议下，从叙利亚上车，登上了与阿加莎方向相反的旅程，并在快车上遇到了一件棘手的谋杀事件。

美国侦探、意大利司机、俄罗斯公主、德国侍女、瑞典妇女……看似不搭界的12名乘客被卷入了这起离奇的富商死亡事件中。实际上，鱼龙混杂的人物身份、旅程沿途的异国情调，如同虚构的天然土壤，装载着奇遇和历险、谋杀与逃亡，也曾吸引过海明威和格林厄姆·格林等小说家。而在阿加莎的这部作品中，层层剥茧之后展露出的不仅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复仇故事，还有法理困境中的复杂人性。

1974年，《东方快车谋杀案》被第一次改编成电影，饰演波洛的阿尔伯特·芬尼当时年仅38岁，每次拍摄都需要化妆成60岁的样子，这部影片却被当时仍然在世的阿加莎看作是她非常满意的一次改编。此后的四十年里，这部小说又数次被搬上银屏和舞台，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中穿行，不断变换和重生。

在2010年的电视版本里，“侦探专业户”大卫·苏切特向观众罕见地展现出了波洛内心的挣扎与妥协。在2001年的美国电影版本中，案件的背景被挪到了21世纪，侦探波洛看起来只有四十岁左右，甚至在中东地区与一位年轻女郎有着情感的纠缠。而在改编于2010年的日本版中，搭载各行各业乘客的那辆快车被剧中角色形容为现代日本的缩影。2017年，最新版本的“东方快车”又一次上路。“跟哈姆雷特一样，波洛的形象在不同演员的扮演中得到了新的阐释。”即将上映的最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导演肯尼思·布拉纳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他也是电影中侦探波洛的扮演者。

“凶手就在我们中间”

“现在，我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否做任何事都得依靠别人。”阿加莎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她为自己订了一个东方快车的二等卧铺车厢，车厢里的另一位乘客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游客，坚持要为阿加莎制订一个精确的旅行计划，但阿加莎婉拒了这位游客的提议。她已经在一个封闭的生活中待了太久，刚刚与第一任丈夫离婚，急需的是一切未知的历险，而不是一场事先安排好的旅行。火车经过的里雅斯特、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几个小时后，便进入到了一个她完全陌生的世界。

一开始，阿加莎感到特别兴奋。“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美，终生难忘。”她在自传里这样回忆道。但很快她就见识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那些蚊子使劲地叮咬我，胳膊上，脖子后面，脚踝和膝盖上，无孔不入。”她出现了发烧和头痛等症状，开始觉得这次旅行是一个错误。

但正是旅行让阿加莎从失败的婚姻中解脱了出来，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得以重启。也正是因为旅行，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两人在1930年结婚，并再一次乘坐东方快车，度过了他们的蜜月旅行。此前，她一度对写作本身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而在此之后，她才真正走上了职业化写作的道路，在1929到1932年间，接连写出了多部代表作品，并开启了新的篇章。1930年，小说《寓所疑案》出版，马普尔小姐开始出场，和波洛共同构成了阿加莎侦探王国中最著名的两位侦探形象。一个是居住在乡下、作风老派的小老太太，一个是身形矮胖、年过六旬的比利时私人侦探，却都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破案能力。

1933年，在如今的伊拉克地区陪同丈夫进行考古挖掘工作的时候，阿加莎开始写作《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次虚构中的谋杀案起因则是来源于另一起真实的绑架案。1932年，曾驾驶飞机横渡大西洋的著名飞行员林白在自家的窗台上发现了一张字条，仅有20个月大的儿子被人掳走，留下了五万美元的赎金要求。绑架的消息震惊了整个美国。当林白终于凑足赎金，等来的却是孩子的尸体。

虚构的阀门由此打开。在阿加莎的小说中，绑架案成为了促成谋杀的直接动因。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绑匪逃离美国，改名换姓，成为了富豪。被绑架幼童的父母等数人，则因自杀或难产，而接连死去。与这个案件相关的12个人对法律失去了信任，决定组成“陪审团”，亲自将逃逸的绑匪绳之以法。

在开始写作《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前，阿加莎已经数次搭乘这趟列车，来往于欧洲与中东之间。1929年，东方快车曾因暴风雪的突然降临，而在土耳其境内停留了六天。1931年12月，阿加莎在乘坐东方快车的途中，也曾遭遇过一次洪水和滑坡，不得不停留了24个小时。这些见闻和经历变成了小说中暴雪天气和旅程中断的灵感来源。

正是这样的意外让穿行的列车在荒无人烟的中途停下来，变成了“密室推理”的现场。没有警察和法官，也没有闯入行凶的外来者，阿加莎屡试不爽的这种叙述模式，暗示着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凶手就在我们中间”。往往就在此时，原本不被人注意的波洛便开始了他的推理分析。不同于形象完美的福尔摩斯，其貌不扬的波洛出现在各个角落，往往能观察到别人都可能忽略的细节。

《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米歇尔·菲佛饰演赫伯德夫人、约翰尼·德普饰演爱德华·雷切特。

陌生电话

1973年初，已经是“推理小说女王”的阿加莎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叫约翰·布拉伯恩，我想把《东方快车谋杀案》改编成电影。”电话那头这样说道。阿加莎有些诧异，她已经八十三岁，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沃灵福德，距离伦敦40英里，改编的事宜都是交由经纪人打理。尽管此前《控方证人》和《无人生还》两部小说的改编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之后米高梅公司对她多部作品的改编让阿加莎本人非常失望，甚至感到愤怒。这时候跟阿加莎提议改编她的小说，几乎不可能让这位声名显赫的侦探小说家同意，更何况要改编的还是阿加莎最著名的作品。

为什么想要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呢？阿加莎没有直接拒绝，这样问道。经纪人跟她提到过，说有个伦敦的制片人想要改编《东方快车谋杀案》，是她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因为我特别喜欢火车。”布拉伯恩直率地给出了回答。这个答案让阿加莎对这个莽撞的年轻人有了一丝亲切感。“火车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几种事物之一。但难过的是，现在已经不再有人把火车看得跟朋友一样亲密了。”她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她年轻的时候，火车曾带她离开了原先封闭的生活，去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于是，阿加莎提议当面细聊，可以约一个时间，一起吃个午饭。“今天可以吗？”电话那头追问道。阿加莎便只好解释道，自己的住处距离伦敦很远，有四十英里呢。“我不在伦敦，就在您家楼下的电话亭这儿呢！”布拉伯恩说道。

不久之后，电影正式开拍，多位影星的加盟让这次改编吸引了广泛的关注。执镜的是《十二怒汉》的导演西德尼·吕美特，英格丽·褒曼饰演其中的瑞典女传教士，除此之外，还有马丁·鲍尔萨姆等一线明星。影片极大地保留了原著的情节和语言特色，台词也很少有改动，被很多人认为是最贴近原著的一次改编。阿尔伯特·芬尼带着非常生硬的口音，但在揭示那些线索的时候，他的声音里有种孩子气的幽默。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节奏有些缓慢，但整体看来，完成度已经很高。

在伦敦的电影首映礼上，阿加莎坐着轮椅出现在了现场，虽然已经八十四岁，看起来仍然精神矍铄。这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一年之后，她便离开了人世。

《东方快车谋杀案》上映后，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已经59岁的英格丽·褒曼最终凭借出色的演出赢得了最佳女配角奖，这是她演艺生涯中的第三座奥斯卡奖杯。

“波洛专业户”

当后来的《大侦探波洛》制片人问起是否对阿加莎感兴趣时，大卫·苏切特坦率地承认自己一本也没有读过。那还是1987年。苏切特更熟悉的是传统文学谱系中的作家，从小便接受了身为妇科学家的父亲的教导，“读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永远不要忘了莎士比亚。”此后，苏切特在剧院工作，曾扮演过奥赛罗和夏洛克。

两年前，苏切特为了赚钱养家，曾参演过侦探剧《人性记录》，在其中扮演波洛的好友贾普探长。苏切特觉得，那可能是他这辈子最糟糕的一次参演经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侦探剧将占据他演艺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自己也将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波洛专业户”。在《人性记录》里扮演侦探波洛的则是影星彼得·乌斯蒂诺夫，他曾出演过多部根据阿加莎作品改编的电影，包括《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等，以扮演波洛而闻名。就这样，两代波洛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完成了“交接”。

对于如何刻画波洛，苏切特却有不同于以往的理解。他拿到了制片人寄来的阿加莎作品，开始细读。他读到的并不是那个有些滑稽的比利时人，或者说，他那好笑的口音和胡子，以及癖好，这些喜剧元素和幽默成分远不是这个侦探的全部。阿尔伯特·芬尼在1974年电影版《东方列车谋杀案》中的表演已经足够精彩，但苏切特觉得自己可以演出不一样的波洛，一个更具有人性深度的侦探。

1988年，系列电视剧《大侦探波洛》开始筹拍，并在次年与观众见面。第一季由10个探案故事组成，每一集都在1个小时以内。从1920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开始，阿加莎以波洛为主角，一共写了33部长篇小说，五十多篇短篇故事和一部戏剧。而大卫·苏切特则从1989年开始，到2013年，将25年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一个角色的扮演之中。

2012年，《大侦探波洛》第十二季开播，第四集便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在这一集里，苏切特贡献了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波洛，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我记得自己在拍摄的过程中一次也没笑过。”苏切特后来在自传《波洛与我》中这样写道。在这一集的结尾，波洛经历了一番艰难的内心挣扎，甚至对为了复仇而精心策划谋杀案的12名乘客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不再是那个总是能轻松破案的侦探，在进退两难之间，他表现出了十足的愤怒，最终却不得不妥协。但即便如此，苏切特依然认为，波洛本人对于以暴制暴是不认同的，无论杀人动机看起来多么正义，暴力的复仇方式都无法获得真正的合理性。而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信奉的是，任何暴力都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2013年，《大侦探波洛》到了第十三季，也终于来到了尾声，波洛在最后一集《帷幕》中去世。拍摄这一幕的时候，还是2012年11月的一个下午。扮演了那么多年的侦探之后，大卫·苏切特感觉自己终于成为了波洛。在这位虚构的角色去世的时候，苏切特觉得自己的一部分也因为他的离世而消亡了。

没有尽头的旅程

2016年，当肯尼思·布拉纳决定将再次翻拍《东方列车谋杀案》的时候，不仅阿加莎的侦探小说已经成为英国文化和文学的一部分，就连很多根据原著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已经成为经典。阿加莎作品的受众依旧广泛，影响深远。“她用有数的条件，结构出大量的谋杀，线索错综复杂，就像编织活儿和挑绷上美妙的经纬组织。这些线条和结构，都是以日常生活作材料。”作家王安忆在一篇文章中对阿加莎的写作这样评价道。

当然，不喜欢阿加莎侦探小说的也大有人在。阅读阿加莎曾是一种流行的风潮，但也有人认为她有些老派和保守，已经过时了，而且她写得太多了，难免有失败的作品。“就像莎士比亚也会遇到这种事情一样，不过，阿加莎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有些作品她自己也不太喜欢。”面对媒体的提问，2017年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导演布拉纳这样说道。

对于波洛，阿加莎本人也有着复杂的态度。大多数时候，她都很喜欢自己笔下的这位著名侦探，但有时候她也会写到波洛的过于自信，甚至有些骄傲。但随着年纪的增加，阿加莎和她笔下的两位侦探形象一同经历着衰老。《纽约时报》在1975年8月发布了一封特别的讣告，宣布了波洛去世的消息。“他常常坐在轮椅上，被人从卧室带到疗养院大厅。他仍然带着假发和假胡子，以此来遮掩住岁月留下的痕迹。衰老本身便是对他的一种冒犯。”讣告这样写道。四个月后，阿加莎本人也离开了人世。在多病的晚年，她也像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总是坐在轮椅上，被人搀扶着从床边缓慢地走向客厅。

此后的四十多年间，虚构世界里的东方快车仍然穿行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之间，和阿加莎的众多作品一样，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和漫画等形式。如今，在很多阿加莎的简介中，都可以看见这样一句介绍，“销量仅次于《圣经》”。在无数次的阅读和改编中，那个比利时侦探仍然蓄着上扬的小胡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却总能在不经意间，为步履匆匆的人们揭开生活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