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感谢恩师（怀念我鄱阳街小学恩师们）

怀念我鄱阳街小学恩师们

1 难忘的第一个恩师——高小班主任刘玉兰

每当走过现在汉口大名鼎鼎的鄱阳街小学，我都会忍不住停下脉脉含情凝望。

90年代初拍下的母校31小大门教学楼

在我读书时，鄱阳街小学叫做汉口三十一小学。门口那栋标志性的大楼，当时就耸立着（现在改建装修后似乎变得高大上了一些）。我们的教室在三楼。大楼侧后是一个比篮球场大不了多少的操场，操场右手有几间平房，住着一些教师。后院当时还有一排平房，好像是教研室。我妹妹她们一年级也在那里占了一间上课。

我转到三十一小读高小的那年（1953年）冬天，“大寒”的前几天，汉口气温陡降，北风呼啸，天气奇寒。鹅毛大雪不停地下了多日，街道上厚厚的积雪很快凝成了冰块。我看见大人们用洋镐在中山大道挖开大块的冰块，足有半尺厚。

那年头大部分市民生活条件还谈不上“温饱”了。天一冷，冻手、冻脚、冻耳朵的孩子特别多。哪怕穿棉鞋（祖母怕我冻着让我带去换上的）上课，脚都会冻得生疼。我们使劲地跌着脚取暖，也无济于事。

可就在这种天气里，我们正好要在教室里进行期末考试。我记得，那天砚盘上的水成了冰，连墨都捱不动了。坐在前排的小女生有人都冻哭了。

忽然，我们的班主任刘玉兰老师仿佛天使般、捧着一盆熊熊的炭火到来了。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兴奋的小声欢呼，对于平日都把我们像自家儿女看待的刘老师，大家都觉得既然天这么冷，她会这样的。

她在前排放下火盆，后然马上转身又下楼去了。不一会，刘老师又端来一盆！原来她就住在学校。火，是她在自家用自家的板碳生的，火盆是她临时用家里的脸盆盛上灰临时“赶制”的。

每个孩子都感觉到了教室里明显而又特殊的温暖舒适！

那年头我的感觉是，每个老师皆如同父母般亲切。我们是二班，一班班主任柳老师也是这样在孩子们口中传颂。柳老师更年轻，长得也漂亮，天热时穿着长裙。而刘老师开始看上去并不美，就像一个武汉很多见的主妇一样，说话声音也大。但是用不了多久，学生就会把她当作母亲一样尊敬，给人留下的全是美丽和亲切的记忆。

我说过，当时一般孩子读书很少像我这样是六岁多就开始的，我属于年龄小，是小个子、小聪明、小调皮。我不属于那些喜欢打架惹祸的那一类男孩，却属于上课喜欢讲话、听讲爱打野、做小动作的那一类。如果套用现在“扰乱社会秩序”的格式，我恐怕属于扰乱课堂秩序的“惯犯”。但是偏偏我的学习成绩又很好，这让老师对我恨爱参半。不过，我居然从未受到过让我难堪的惩罚。

刘玉兰老师也和五女中附小的老师采用了一样的措施，让我和一个模范女孩王小珠（化名）——就是每个班都有的、最讨老师喜欢的那种——同桌，以减少了我对别人的妨碍。

31小校内：我们的教室在左栋三楼。大楼侧后就是个比篮球场大不了多少的操场

记得操场照片左手还有一栋三层楼房与几间平房，住着一些教师。从这张照片看左边那栋（只有一点点）好像就是。当时后院还有一排平房，好像是教研室。我妹妹她们一年级也在那里上课。照片中操场通向鄱阳街的小门（正中偏右）也还清楚可见。

1954年，武汉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江汉关水位最高涨到29.73米。那年武汉人民在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

我可是作为一个小学生天天亲眼目睹的。

我们上学路经的中山大道、天津路、合作路、鄱阳街，以及我们放学常故意串绕的黄陂路、兰陵路和这边的北京路，满街都散落着黄泥。这是汽车、人力板车运泥土往江边加强堤防时漏下来的。那年大雨几乎没断过，每条马路也变得和乡间一样泥泞。我甚至以为，这些道路永远也不可能干净如初了。

尽管洪水一天天高涨，但市内一切生活照常，人心和物价一样，十分稳定。学校离江边不到一百米，但是我们家长们每天都放心地让我们自己去上学。显然谁都相信政府肯定能战胜洪水，绝不会重演1931年的惨剧。

不过我们都听话，除了学校带我们去参观过一次，我们自己从未到江边去“看热闹”。

1954年防汛汉口场面

那些军民在堤上，泥脚腿、泥双臂，很多人赤膊上身，手捧着盛满泥石的竹编簸箕，排成长长“接龙带”的画面深刻印在了我的心中！

刘老师给我们讲述了1931年（她嘴里说的是民国二十年）武汉水位28.28米被淹水的故事，并让我们从心里相信：在新社会，武汉人防汛必胜。

她拿来一张漫画要我们临摹。

画中是两条拟人化的鱼在仰看着武汉关大楼：“小鱼说：‘妈妈，你不是说，大水来了，带我们去游“民众乐园”的吗？’

大鱼叹气说：‘孩子，那是1931年的事，现在不行了。’”

当时这张宣传漫画街上看到过多次。同学都喜欢临摹，我也画过几张，和同学们在鄱阳街散发。

我们听说了几次洪水如同猛兽冲刷江堤，武汉军人和筑堤工人挽着手、站在齐胸的水中组成人墙、保护江堤的故事。我们幼小的心里对他们肃然起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危机感。

54年水位一度达到29.73米，但武汉战洪的胜利就这么豪迈地载入了史册，让世界刮目，让武汉人终生自豪。

1954年的武汉军民防汛大军

那年头，班上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不多，不少孩子都是家中“祖祖辈辈”的第一个“读书人”。有些同学家里做作业的地方都没有。不少同学家长在做工，不能按时回家。同样，班上学习成绩也是参差不齐的。下午三四点放学后，男孩们便在街上“野”。好一些的，打球、到江边玩。糟糕的，打架、骂人，偷小贩的东西吃。

可刘老师办法多了，她连孩子们课余都不放任。我想：这是因为每个同学在她心里都是她的孩子。这个大学者们也许会不屑一顾、视作卑微的小学教师，以她呕心沥血的那种赤诚、那份爱心投身教育，是没有什么难倒她的。这也许就是我至今不把某些“教育家”放在眼里的缘故吧！高级别的“大师”们，你们差太远了！

刘老师把全班按住处、成绩（好中差搭配）分成了六七个“学习小组”，放学后集中在有条件的同学家里做作业。但有三个小组没有条件，她就将两个放在教室，一个放在她自己家里（她家就在学校楼下，是十来个平米的单间），揭了床单，让同学们并排趴在木床板上写字。

开始时，我被分到一个女生云集的小组，放学后去王小珠家“学习”。我极为愤怒，因为与这么多女生一组，让我很没面子，而我家里本来是有很好的学习条件的。

我找到刘老师申述，但是她回答说，需要我做到三条，就让我换组：第一，帮好两个女生（她们都大我四五岁，比我高一个头）学习；第二，今后上课不讲话、不做小动作；第三，跟王小珠的舅舅（一位我终生不忘的、我最早的音乐启蒙老师）学会一个节目（她已说好了），参加学校的六一儿童节演出。

我们听老师的话，向来都是超过听家长的。几个月后，我完成了所有三条。

王小珠的舅舅是武汉一师（位于赵家条）毕业的音乐老师，在他的耐心帮教下，我初步学会了简谱识谱。加上我自己家里良好的音乐条件，这几月，居然我得到了让我终身享用的进步。

王小珠的舅舅后来又到三十一小，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排练冼星海的《太行山上》二部合唱，以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等十几首歌曲，我都是在低音部。我们全班竟都爱上了唱歌。我也是此时初次体验了“和声”和“对位”。

几十年后，我听说王小珠成了武汉音乐学院的教授。

那年，我们年级被好几次安排到少年宫演唱。还由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后，在少儿节目时间播放。记得有一个歌由高我们一年级的、原三十小（北京路小学）的谢芳（当时她已经进了20中）领唱，她后来可是闻名世界的电影演员。

我父亲见我喜欢唱歌，便亲自给我讲了当年《太行山上》的诞生经过，我那时还小，不懂得我的家庭曾经那么幸运，怎么这歌作者冼星海原来是爸爸的朋友？只觉得好玩，爸爸“有板眼”！于是我就和同学一起看了《夜半歌声》，虽然吓得一年不敢一个人独自过夜，却迷上了盛家伦的歌声，于是父亲下班后亲自教我唱了这里面的所有插曲。1955年年六一儿童节时，我还在学校操场举行的联欢会上，独唱了苏联歌曲《坦克车手》和冼星海为《夜半歌声》谱写的插曲《热血》。

刘玉兰老师兑现诺言，让我“自立门户”，组织了一个全部都是男生的学习小组。

我们的新学习小组就设在我家（汉口公新里六号），被我们自命为“莫让伊斯基学习小组”。 莫让伊斯基是俄国科学家，据说比美国莱特兄弟要先发明飞机。我们做完作业后，就兴高采烈地一起制作起飞机模型来（为孩子们预备的成套的材料是我父亲买来的）。做好了，就到江滩上去试飞。那成功的喜悦让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了不起。

不过因“资金有限”，而当时成套材料又很贵，我们后来就没做模型飞机了。

但我们创造的欲望停不下来，便量体裁衣：先是用钢丝锯、三夹板来做中国地图拼图，这一成果很快受到班主任刘老师、地理艾老师的当众表扬。后来我们又做了很多房屋、船的模型，手工剪纸模型，每个人发挥自己特长，有的绘制各省地图，有的做石刻，我们还自制风筝到江边放飞，风筝做得很成功，我们在线放完后，用到处捡来的烟盒和天上的风筝一次又一次熟练地“打电话”……

量变终于升级为质变！不久，我亲手制作了幻灯机、显微镜、折光镜（潜望镜）等对大人来说技术含量都不算低的一些实用工具。

我的祖母最疼我，她把公新里六号二楼的一整间（冼星海原来在此工作过、父亲编辑《大家唱》的）房间（大约50多平米）腾出来，让我把制作的各种东西摆成展览状，请来老师、同学、戴文琦表哥、乡下来的亲戚同乡和同龄人，一本正经参观。我的童年在创造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也许正是我的小学，为我最终究成为多个企业青睐的开发型、创新型、顶梁型工程师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我还制作了不少连老集邮者都看得上的“紧绷透明”的邮票本！还在画家姑父（张振铎）和姑母曾竹冰教诲下，学会了自己划好玻璃片，在上绘制幻灯片……素描基础也得益匪浅，特别是姑父教授的“质感”要害，对我后来帮助极大。

不过我们主要还是围绕着学课的。当时在地理艾老师鼓励下，我又提前自学世界地理，绘制了全本的《二战后世界地图》，又让我的地理知识受益终生。

我们对学习充满兴趣，我不懂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只要分担我这其中一项都那么难？这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做的事，还不包括我们大量的书籍阅读！

2 当“坏”孩子遇到刘玉兰老师

还是在大防汛那年，刘老师给我们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讲了都江堰的故事，讲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我们听得如醉如痴。让我对历史的兴趣大涨，甚至阅读起林汉达先生的《东周列国志新编》来。

也就是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我们班兴起了孩子们互相交换书籍阅读的热潮。我读了一批少儿书籍，从张天翼的《秃秃大王》到翻译小说《维嘉.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在家里》等，印象很深。

进一步，我姑父李行夫不放过机会启发我和表弟，古典文学名著成了我高小的阅读上瘾书籍，至今还能背得《水浒》的回目和一百单八将的“石碣天文”！姑父带着我们有节奏地背颂着回目，围着家里的八仙桌“游行”玩。至今老母回忆起这画面都充满愉快。

那时我也爱上了集邮，除了我学会自制精美的邮票本，还对收集邮票发生了浓厚兴趣。我记得为了要收齐“纪1到纪30、特1到特13”以及“纪20错版”我挖空心思，当然主要靠我父亲的背后支持和投入，我渐渐达到目的。

在吉庆街的汇通路与崇善路之间有条巷子，进巷右手一家石库门房子一楼有个玩邮票的高手，我们都称他“秘密位址”，可以到他那里选择自己需要的邮票，拿自己多的“调”(第3声，汉口方言：交换）。

舍得下本钱一些，就到交通路旧书店（后来好像变成外文书店）门口的一个邮票摊子，叫做“断指嘠”（少一个指甲）的那里，一般都可以找到，但是因为贵，得慢慢来。

我的两个同班同学，一个据说是兰陵路袁世凯后人的邻居邹文（化名），另一个是我们“莫让伊斯基学习小组”的、毛笔字写得比我好的周湘（化名）也经常和我在上海路邮局门口或者“断指嘠”那里相遇，他们邮票实力不如我。但周湘的大楷字写得很有笔力，我比不上他，便有些嫉妒。他呢，更加使劲要全面超越我，我们在悄悄较劲。

我们还一起去逛过两次周围的书店，特别是去了江汉路的新华书店。

男孩好动，能够创造性地学习，也能创造性地破坏？不过可以用来交换阅读的书毕竟有限，哪里去借呢？当时的阅读环境的确难比今日。

不久，他们两个的语文成绩忽然突飞猛进，我发现，他和另几个同学语文课的问题回答变得完美无缺，特别是“时代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几个教学要素很正规，连刘老师都有些吃惊。

周湘开始在我面前炫耀，嘲笑我。不经意间，他拿了一本书在我面前晃着炫耀。我一眼看到，是一本教师用的语文教学参考书，而更让我一眼看到吃惊的是：书背后没有盖章！

偷的书店的？

我觉得蹊跷，在一次和老师谈话时，我不经意讲出了这个秘密。哪晓得当天放学后，周湘约了那几个同学在半路等我，要和我算账，说是我“告状”，要教训我。

我当时不懂什么是告密，只是解释说我不是有意说出去的（其实多少有点受嫉妒心驱使）。不过那天我们并没有打架。可能周湘只是为了吓唬我。况且他比我大两岁，也更懂得社会上的名堂，多少理会“适可而止”、“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经典。他临走时留下狠话，假如刘老师对他“有么事”，他会搬“湖南伢子”带人来和我算账。

湖南伢子是当时汉口名噪一时的街头霸王，膀大腰圆，连大人都敢揍。说真的，我听后很害怕。更生怕那些人会侵犯刘老师。

不料，此事后来竟风平浪静、无声无息。他们几个居然都公开拿出那本书放到桌上来看了。就是教师专用的参考书。

又过了几天后，我才听一个同学告诉我，原来刘老师和他们谈话后，自己一个人到新华书店去交款买下了这几本书，送给了他们。

我们则很快把不快都忘了，又和好如初。又一起沉浸在无穷的、让人愉快的课外活动中。

回忆起来，到我们毕业时，我们班开展的小皮球、乒乓球、绘画、歌咏、旅游、阅读……不知留下了多少丰富美好的记忆，至今想起来，如同陈醇之香不去，让人不舍、难忘。

我敬爱的刘老师，写这篇会议时，她应是九十多高龄了。我想对她说：刘老师，请原谅我从没去看望过您！但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您！因为你指导我走上热爱知识的道路，让我度过了丰富多彩的童年。

3 艾老师和刘方老师

和刘玉兰老师一样，至今在我脑中能清晰地再现他们的音容身姿的老师，还有许多。

小学的记忆并不都是单纯和愉快，在年幼的心里，也留下过很多困惑和不解。我的老师不是圣人。可是，我的心里只记得了他们神圣的一面。

艾老师，她教过我们很多课，数学、地理、美术、音乐。我记得她很漂亮，有些像上官云珠。走进教室时一手托着讲义夹，粉笔盒、尺子都放在上面，很像佛教寺庙里常见的一个姿态。

孩子们觉得她走进教室时太美了，经常议论。周湘推测说，艾老师肯定以前当过“戏子”。

“艾老师，你以前当过戏子吗？”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没有。”艾老师答完，忍不住“扑哧”地笑出了声。

我数学好，为了保住领跑地位，出于虚荣心，五年级时，我便提前做六年级才学的文字题。有一次，我遇到做不出来的了，正好看见了艾老师，便去问她。艾老师帮我讲解得很清楚，让我知道怎样去分析文字题的含义，她教我的假设思维，现在想起来，就是代数学的思维方法了，在当时让我思路大开，受益匪浅。

“这些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要先把现在的课学好。”她笑着对我说。

我学好了呀！我心里有点不服气。

有次，她在下课后叫我一个人去她教研室。这下，我以为犯了什么错误，心里忐忑不安地去了。

她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叫我坐下，拿出我的地理作业本在桌上打开，问道：“这幅广西省地图，是你自己画的吗？”

我说：“是的，是用您教的打九宫格方法画的。”

“怎么？”她得意地回过头对房里的其他几个老师说，“我说的他能画得到这么好吧！”她又车过身对我说：“画得真好，画得很准，地图就要这么画，颜色也填得好。但地图不能打满分，你自己说，我给你打多少分呢？”

“九十八分。”我贪心地说。一遍偷看站在一旁同样微笑着的刘方老师。

“好！”她答应了我，写上了98：“但是你以后还要继续这么认真地画。”她盯着我说。

我忍住内心的狂喜。一般有个70分就算得到“充分肯定”了！从此，我对地理兴趣大增。前面说过的制作中国地理拼图外，我又找我的表哥（秋哥）提前学画二战后世界地图。我因此有了不错的地图知识，一直记忆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

不料，一个假期后，我们回到学校里，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艾老师从学校（前面照片操场左边那栋）三楼跌下到操场，不幸去世！

我们难过极了。

那年月，不解的事情很多。关于她的死因，也有很多截然不同的说法。

但是，在我心里一生都供奉着她。我要用鲁迅先生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那句话献给她：

“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刘方老师也教过我们的地理，教过自然、历史。教自然课时，他亲自放学后带我们到江边去拣石头，教我们认识花岗石、长石和云母（真没想到，我长大后参加工作最早到的地点就是丹巴云母矿，面对大渡河滩铺满的大片云母，我的脑中跳出的是刘方老师给我看的第一片云母的图像）。当时，十一二岁的孩子，甭提多高兴了。

不过，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给我们上历史课。

每当讲到帝国主义入侵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慷慨激昂起来，整个课堂气氛也变得庄严。在一次讲到十九路军上海抗战时，他竟当堂泣不成声。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觉得老师哭很可笑。他却没有在意。他平静下来后，便开始讲他当年参加抗战的故事，很快让我们入了迷。

刘方老师曾经是国军中的高射炮兵。从他口音听来，好像是川军的。他说，一次他对来视察的法国顾问回答说，做完瞄准动作要3到5秒，法国顾问听完哈哈大笑，然后斥道：“你太会吹牛了，连我们法国人都要8秒钟。”他的上师便跟着呵斥他，然后命他们演示一盘。结果他们3秒中就完成了动作。法国人激动得跳到工事里，握住他的手说：“太棒了，我们法国人……要……8秒钟。”

写到这里，他的音容相态都冲过我满含泪水的眼眶跳到我眼前。

从这以后，我们都盼望上他的课，并且要求他“讲快点”，好留点时间讲抗日的故事。他便给我们讲上海淞沪抗战，讲武汉保卫战，讲湘江之战，讲到失利、讲到中国人牺牲时，全班同学和他一起失声流泪。他在学生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宛如一个民族英雄。

不过有些事情是我当时的年龄无法理解的。大约是1954年底，一天，我们看见十几个教师被集中在操场上，刘方老师也在其中。他看见了我们——这些往日受过他鼓励和教诲的小学生们，很尴尬地低下了头。我们则都很难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很希望能有机会遇到领导，好去告诉他们，刘方老师肯定是个好人，因为他把抗日战士的爱憎深深植入了我们孩子的心里。

从此，刘方老师在三十一小消失了。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但说真的，我至今都很想念他。尽管我不知道后来他的结局是什么。但是，他永远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教给我强烈的爱国情操的好老师。

这里我想起胡风先生的一句话：童年是一朵鲜花，它给我留下芳香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