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革命挚友鲁易（周恩来的革命挚友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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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革命挚友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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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易，湖南常德人，1900年出生在沅水之滨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他早年留学日本、法国、苏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932年10月，在洪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被俘牺牲。

(一)

鲁易自幼受书香熏陶，1918年考入日本东京的明治大学。明治大学虽以“明治维新”时代的老牌学府著称，但校舍陈旧，师资匮乏，中国留学生到后长达半年之久无法开课。鲁易求知欲旺，每天夹着“三明治”面包，沉浸在图书馆内，一面自修日语，一面广泛涉猎报刊书籍。他开始知道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也读到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思想敏锐，目睹日本帝国主义欺辱中华民族的罪行，激起满腔义愤，特别是1919年5月7日，日本政府为纪念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举行庆典，规定中国学生也要参加。鲁易等留日学生在王若飞的号召下，在宿舍里议定：当日足不出户，集体抗议。对此，学校要给他们处罚。其中大部分人不肯妥协，毅然退学归国，鲁易就是其中的一个。

鲁易学业未成，不想会见家人，归国后滞留北京。此时已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1920年12月15日，鲁易作为最后一批勤工俭学生，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了艰难的求学生涯。在法国期间，鲁易参加了一系列的学生运动，被法国当局抓捕遣返回国。

鲁易被遣返回国后，留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熊雄等，于1922年6月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改为中共旅欧支部)。鲁易与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互相介绍情况，勾通国内与海外信息。1923年春，鲁易等联名致信熊雄，表示要在国内搞军事运动，希望能帮助介绍到广东的军队中去。熊雄接信后，写了一封推荐信，要他们去找粤军中的旧识陈铭枢。结果，鲁易等3人都被录用。不久，开始酝酿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鲁易等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积极推动粤军参加革命。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11月，周恩来从法国回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从粤军调出鲁易，到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不久周恩来兼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转战东江前线。委托鲁易留校主持部务和政治教育。

鲁易与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孙炳文、安体诚等，以基本的革命理论为内容，对不同政党和不同学派的思想采取兼容并包态度，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鲁易为加强政治教育的效果，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如聘邀谭延闿、何香凝、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鲁迅等国共两党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来校演讲，规定各学生队每周至少召开一次政治讨论会，设政治问题箱，由教官开箱收集学生所提问题，在课堂上或校刊上公开回答。针对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组织政治教员编写《政治问答集》，组织学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或广宁、海陆丰等地农民协会作社会调查。此外，政治部根据一些部队的需要，还开设了短期政治训练班，为连队培养见习党代表。

1925年8月，校党代表廖仲恺由于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遭国民党右派杀害。鲁易在动乱中勇挑重担，组织进步师生反击军校内否定三大政策的逆流。他执行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指示，负有党内的秘密使命，在军校大力发展中共组织，增强党的力量。随着共产党员的增加，原中共广东区委直属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由鲁易、聂荣臻担负领导工作。由于他们不怕威胁，巩固了党在军校的阵地，被校内反动分子攻击为“周恩来的亲信”，“支部大权，尽在鲁易、聂荣臻之手”。

接着，周恩来请邵力子推荐，鲁易由政治部秘书升任政治部副主任。鲁易主持工作期间，将政治部下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改为宣传、组织两科，宣传科科长为杨其纲、秘书兼组织科长为聂荣臻，部内只留3名文书办理庶务，其余人员充实政治教官队伍，因而，政治部虽精简，但人员更加精干，适应了全校政治教育的需要。

军校政治工作产生的成效，引起了校长蒋介石的忧虑。他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指使亲信王柏龄、缪斌等组织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专与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鲁易旗帜鲜明地支持左派学生，允许他们通过《黄埔潮》、《青年军人》等刊物，揭露国民党右派打着孙文主义旗帜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他对制造摩擦、寻衅闹事者予以痛斥，保护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中共学生开展革命活动。由于王柏龄以军校教育长的身分公开支持孙文主义学会，鲁易便针锋相对，以政治部负责人的身份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为此，王柏龄上书蒋介石，要求将鲁易调开，否则他就辞职不干。可见，鲁易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的坚决。

(二)

1925年底，由黄埔军校毕业生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扩编，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推荐鲁易去做第二师的党代表。因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当时接近左派，黄埔军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坚决不同意鲁易去第二师。经周恩来力争，蒋介石采取“叫一个反左派控制一个左派”的策略，将鲁易改派第三师任国民党党代表，并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第二师)党代表，他(指蒋介石)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个右派，他就用了鲁易同志为党代表。”

1936年1月，鲁易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移交给从东征前线归来的熊雄，到第三师就职。为了加强第三师的政治工作，他征得熊雄支持，又从军校政治部调来宣传科科长杨其纲、组织科科长王逸常协助他。

第三师系粤军改编，各级军官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比第一、二师少。鲁易团结第一、二师中的共产党员，与所属第七、八、九团的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王逸常一起，形成共产党的核心力量。他们贯彻《国民革命军政训部组织法》，健全各级党代表和政治指导员制度，发展军队中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使各连队设立了党团小组。他们努力开展政治教育，废除繁琐礼节，不准打骂士兵，把这支旧式军阀部队逐步改造成一支革命军队。

蒋介石不能容忍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继续发展，3月20日，他借口“共产党叛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派兵解除了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武装。蒋介石当众宣布：第一军中的“跨党分子”，或是退出共产竟，或是退出国民党，只能有一种选择。面对周围荷枪实弹的士兵，鲁易与蒋先云等站出来，坚定地表示：“头可断，产党员的党籍不可丢!”并庄严宣布：“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革!”当即，鲁易被拘禁于临时监狱。由子周恩来等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强烈反对，蒋介石被迫将他释放。

事后，蒋介石担心第一军“赤化”，无论如何不允许被释放的共产党员返回部队。周恩来、鲁易等大批政治工作干部被排挤出第一军后，在广州大佛寺创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兼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鲁易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兼高级政治部训练班秘书。因周恩来党内工作得多，鲁易协助他主持政治教育，开设了“反吴(佩孚)之意义与政策”、“政治工作方法”、“各省军事政治状况”、“党务工作”等专题，还请鲍罗廷、邓演达等作报告。高级政治训练班是由共产党直接组织的，通过鲁易等人的努力，为即将兴起的北伐战争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才。

(三)

1926年夏，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共两党都向莫斯科中山大学输送了一批干部。鲁易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谭平山批准，到苏联顾问团报名；然后，搭苏联顾问返国的轮船至海参崴，又换乘火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留学生活。

半个月后，当鲁易赶到莫斯科时，中山大学第二期已经开学，他插入第七班学习。这个班专为国共两党培养重要负责干部，共产党方面邓小平、左权、俞秀松、李卓然、朱瑞等，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康泽、郑介民等。学习讨论时，双方观点不尽一致，有时围绕着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及指导思想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鲁易多次介绍国内统一战线内部争论的情况，从批判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入手，驳斥国民党右派言论。在这座设在莫斯科沃尔淇卡大街第16号的四层楼房里，鲁易度过了两个春秋。他不仅学会了俄语，还学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等课程。在这里，他自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著作，思想上有了更多的收获。

就在这两年内，国内形势发全了很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共产党掀起了土地革命战争。鲁易要求投入新的斗争，1928年夏，他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的代表，从苏联回国，由中共中央安排在上海担任中央军事部秘书。他积极协助周恩来工作，曾参与制定《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党员军事化问题》、《中央军事部关于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筹文件，指导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设。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及上海、江苏等地军事负责干部张际春、颜昌颐、邢士贞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紧要关头，鲁易协助周恩来转移干部、处决叛徒，保护了党的机密。此后，中共中央机屡遭特务军警破坏，鲁易由于国民党军队中认识他的黄埔旧人较多，不适宜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于1931年初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四)

1931年3月，鲁易抵达洪湖，协助中央代表夏曦筹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当时，贺龙、邓中夏率红二军团主力在外线作战，国民党军队3万人乘虚对苏区发动了两次军事“围剿”。根据地内只有一支由地方部队编成的新六军。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立即命令鲁易、段德昌、万涛、彭之玉、陈培荫5人，组成前敌委员会，负责一切事宜。鲁易对实际军事斗争是不熟悉的，由于大敌当前，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带领根据地军民投入了战争。

因为敌众我寡，形势仍然很严重，前委于5月间派鲁易秘密去宜昌，设法通过地下交通线告知贺龙，请红军主力部队回援。此时，红二军团因在南下途中遭受很大损失，已改番号为红三军，因此，留在根据地内的新六军亦改为红三军第九师。接着，鲁易便与段德昌、万涛率第九师开赴襄北，打退国民党第四十二师肖之楚部两个团的阻拦，攻占潜江县城，以策应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

9月，红三军主力第七、八师由贺龙、邓中夏、柳克明(直荀)领导，进抵潜江县刘侯集，与第九师会合。在此，鲁易、万涛等按照夏曦的布置，召开会议批评邓中夏等的“南进路线”，指责他们脱离根据地，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并改组了红三军的领导机构。除贺龙仍任军长外，邓中夏的军政委职务交由万涛接替，鲁易接替柳克明的军政治部主任。新成立的前敌委员会，由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各师师长组成，指挥全军行动。由于鲁易对红三军遭受损失的原因缺乏了解，机械贯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对邓中夏作了一些过火的批评。9月28日，在万涛、鲁易主持下，前委又在荆门县刘猴场召开红三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

10月初，国民党军队趁红三军主力尚未返回洪湖，大举进攻洪湖苏区。留在根据地的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致使江南苏区丧失。接着，国民党军队开始进犯洪湖，正好贺龙、万涛、鲁易率红三军赶回，立即投入战斗，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红三军消灭进犯之敌3个团，乘胜反击，将根据地扩大一倍。

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委在监利县周老咀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前段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夏曦用6个小时的发言为自己辩护，认为丢失江南苏区的责任，是红三军主力不应该转到外线作战，第九师更不应该去襄北，对此.包括鲁易在内的到会代表几乎一致地批评夏曦。

鲁易说：“九师去襄北，既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定，又是你夏曦所派遣。”

贺龙说：“九师的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是接三军回洪湖，按照今天的眼光看，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

夏曦对大家的意见置若罔闻，后来干脆“闭目养神”。两天后，中央代表关向应从上海赶到，把整个会上反对夏曦的意见压下去了。关向应传达了中共中央“左”倾领导人的意见，分别找人谈话，鲁易因而放弃了对夏曦的批评，并承认自己“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不坚决”。会上，他还是被选为中共湘鄂西省委监委委员。不久，他被调出红三军，改任彭杨(纪态彭湃、杨殷牺牲而命名)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主任。

夏曦继续推行“左”倾错误，在整个湘鄂西根据地开展了“肃反”运动。由于夏曦根本不信任原来根据地的干部，又将鲁易从红军学校调出来，担任省委肃反委员会负责人。这段时期，鲁易协助夏曦工作，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五)

1932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豫皖鄂三省剿共司令部，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为司令官，纠集10万重兵，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并首先占领襄北苏区。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不顾形势险峻，仍在军事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红军东奔西突，伤亡严重。这时，鲁易被湘鄂西军分会任命为红三军第七师政委，重上前线。

7月，鲁易与师长王一鸣奉命率第七师去襄南打击川军，在京山攻城受挫，损失较重。第七师撤出战斗后，准备向第八、九师靠拢，行至天门县瓦集庙，又与强敌遭遇，鲁易等坚持战斗了7昼夜，待援军赶到，3个师发起猛攻，毙敌2000多人，击落飞机1架。红三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死伤1400多人，退守洪湖苏区。

敌军步步逼近，于8月开始进攻苏区中心地带———洪湖县瞿家湾。在军事会议上，夏曦主张分兵，用两个举头打击敌人，并用最后决定权否定了贺龙转移出去开辟新区的意见。按照部署，第七师和警卫师的一个团留下保卫苏区，以阵地战阻击敌人；第八、九师和警卫师的另一个团跳出包围圈，打算夺回襄北苏区。

第七师被留下后，分兵接口。仍然挡不住如潮的敌军，节节后退，连续丢失了周老咀和瞿家湾，在这种情况下，夏曦仍命令王一鸣、鲁易不能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在狭小的范围内作激烈抵抗。

9月7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朱河，第七师败走江陵。途中，在新沟咀又遭敌重兵围困，一场激战，第七师的的3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先后阵亡。鲁易在掩护夏曦、王一鸣率余部突围后，弹尽被俘。

敌军士兵见鲁易戴着眼镜，一副斯文相，知道是个重要干部，押至设在仙桃镇(今沔阳县城)的前敌指挥部请功。与鲁易同时被捕的马武叛变投敌，供出了鲁易的身份。何成浚闻听抓到了前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曾经在日法苏留过洋的红军将领，喜出望外，连忙差人前去劝降。鲁易大义凛然，不肯屈服。敌人软硬兼施均告无效，称他是受共党麻醉最深分子。何成浚无奈，于10月4日电令“就地处决”。鲁易在仙桃镇就义时，时年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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