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好词好句（张爱玲自我追寻及自我困囿）

张爱玲《倾城之恋》，花城出版社，1934年

张爱玲与《倾城之恋》之间有一种奇特、复杂的关系。她与白流苏、范柳原同样被命运、家庭抛置在中西新旧交错的“夹缝”之中，因而去寻求一个更为完整、成熟的“自我”，既是主观需要，也是客观必然。张爱玲将其本人的“自我”追寻，有意无意地投射在流苏与柳原身上。然而，他们在《倾城之恋》结局中的那种相对的“自我”圆满，张爱玲在现实世界中并未寻到。她太溺爱既定的自己，也太眷恋其所生活的殖民城市、畸形年代，情愿“困囿”于其中。故其“自我”形态中，充满了残缺、矛盾、执拗与虚无，小处精致绚烂，大处支离茫然。

一 引言

与张爱玲同期的另一部代表作《金锁记》相比，《倾城之恋》写得逼促紧迫，远没有前者那么从容，这或许和小说的取材有关。《金锁记》的素材来自李鸿章孙辈中李国熊、李国煦一家，距自己的家庭已经较远，由于痛痒的不相关，《金锁记》中便少有作者主观的生硬介入与评论，任由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去演绎故事、雕镂命运、铺排结局。而《倾城之恋》中，不但“倾城”战事为张爱玲亲历，且内容上也多方渗透了其自身及家庭的影子。换言之，就《金锁记》来说，张爱玲更多的是个旁观者，但在《倾城之恋》的故事原型中，她是个被丝丝缠绕的局内人。于是，作者之于《倾城之恋》的“介入感”相当强，无论是小说里的多处议论，还是其后的回顾文章，都能看出这一点。

但这同时也说明，在张爱玲与《倾城之恋》之间，有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关系。比如小说主人公白流苏与范柳原，都带着相当明显的“弃人”特征，而张爱玲本人也有曾被放逐、中断学业，涉世未深、自谋生路的经历。这种相似的人生境遇，使张爱玲本人的“自我”追寻，很可能有意无意地投射在《倾城之恋》之中，投射在小说主人公之上。如此，张爱玲的人生主题（追寻“自我”）就与《倾城之恋》的主题有了某种奇特的关联。研究这种复杂联系，既能对《倾城之恋》有更深入、丰富的理解，也能走进张爱玲幽深的内心、探究她隐微的“自我”。

二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自我”投射

白流苏与范柳原，皆被命运、家族放逐于动荡、过渡的“夹缝”时代，都具有某种孤苦无依、无根流浪的特征。他们的人生境遇，决定了其对追寻、确证“自我”的本能性需要。在这一点上，张爱玲与她笔下的人物境遇相通。她的“被抛”于“夹缝”也是双重的：空间维度上被家庭弃逐于这“乱世”之一隅，时间维度上被命运抛置在这个“夹缝”般的年代。

张爱玲出生于传统旧家族，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已不断落破，“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她的弟弟张子静的总结是，“相对于我母亲的西化，我父亲是完全中国的”。父亲张志沂是畸形的旧人，“自私、专横、又暴虐”，施与她旧式教育。另一面，漂亮、西洋范的母亲与姑姑，则是洋派的新女性，为张爱玲请家教、学画图、学英文、学钢琴，又进入贵族化的教会学校上海圣玛利亚女中。所以，张爱玲父母分别代表中西不同的文化元素，通过类似拔河的方式，对她施加影响。父母离婚、父亲再娶使张爱玲失去了往昔的优越生活，她甚至差些因病丧命，被迫逃去投靠生母。作为新女性的母亲，自食其力尚且支绌，无力兼顾张爱玲，在经济的重压下，母女亲情也渐次淡漠、冰凉。她只能拼命学习，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欧战转去港大。当19岁的张爱玲奔赴香港之时，她就已诀别了家庭，拜别了亲人，在这个“夹缝”式的时代，开始了离人般的流浪。

然而，香港陷落的“倾城”之战，又湮灭了她文凭的希望，命运捉弄其北上返沪，独闯十里洋场。当张爱玲以其见闻为背景创作《倾城之恋》的时候，在人物建构上，她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人生体验、求索，或直接或艺术化地投射到人物身上。大体上说，张爱玲与白流苏有更多的相似经历，而与范柳原的相似则更多是精神性的，如那种被放逐后的孤独感、飘零感。这在《倾城之恋》的许多细节上都有体现，试先论白流苏。

流苏及白公馆有许多张爱玲及其家庭的影子。她说“流苏与流苏的家，那样的古中国的碎片，现社会里还是到处有”，又说自己“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所谓“遗老遗少”与“病态”，很大程度上便是新旧交替时期古老传统的“碎片”所致。白公馆里三哥四嫂与流苏反目，说白了主要缘于“钱”：哥嫂把流苏的钱盘光后，“当面锣，对面鼓”地挤兑、驱逐她；其母亦从经济角度考虑让她回去给前夫奔丧；金钱让骨肉血亲之间机关算尽、冷酷无情。与流苏相类似的情形，张爱玲在自己家里早已见惯：金钱如何让父母、父女反目成仇，又如何再让母女情薄恩凉；其父母离婚便夹杂着许多“钱”的因素，而张爱玲与母亲的疏离，“钱”亦是主因。

白流苏被范柳原巧使手段调来香港，她虽然感受到柳原的真心，但为何迟迟不愿敞开自己呢？因为她看出，自己的境遇顶多是姘居的情妇。张爱玲熟悉这样的姘居，说姘居的女人“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白流苏即是如此，她反抗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的地位；她要找到“自我”，就不能接受这种“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的关系状态；她对自己的固守、对柳原的疑忌，体现了张爱玲言及的“自私者”的一面。

《倾城之恋》中流苏在向母亲求助无果后，恍惚间有种奇特的感觉：“又是多年前，她还只十来岁的时候，看了戏出来，在倾盆大雨中和家人挤散了。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这个细节，明显带着张爱玲小时候“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的个人体验。象征白流苏感悟人间心灵隔绝的这个场景，正是张爱玲曾经孤零一人与陌生街道、陌生人相对时的惶惑、隔膜体验的移植。

如果说张爱玲与白流苏比较形似的话，那么与范柳原之间则颇多神似。

首先，就是他们观察中国的视角。当1943年6月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投稿的时候，编者在按语中称赞张爱玲，“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张爱玲生于遗老家庭，有其旧的一面，但长期接受并心仪西式教育，是其新的一面；父亲代表旧，母亲代表新，自然容易让张爱玲对旧的疏远、新的（西式）亲近，用较为新派、西化的眼光，转而回看已经陌生化的旧国家、旧社会、旧民族。这一点，和范柳原站在洋化立场上对“中国情调”的浓厚兴趣，颇为相似。毕竟，每个人都有确证“自我”的本能需求，而无论张爱玲抑或范柳原，能确证他们的现实土壤也只有中国。对于从中国（文化）外部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观察中国的效果，张爱玲有过评述，其间当然也夹杂了她个人的经验：

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罢！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罢。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

范柳原显然不是那种“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的华侨，他“撞着了现实”，却始终执着地寻找属于中国的“自我”。他如“我们”一样，要去“明了”，要去寻觅真正让自己“靠得住”的东西。

其次，《倾城之恋》还有两个重要细节，和张爱玲直接相关。其一，范柳原把流苏从香港饭店领到浅水湾的一堵墙下，对流苏说了这样的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此话明显透露出，柳原对文明的幻灭感、危机感。而这一点，其实正是张爱玲本人感受的嫁接。她在《传奇再版的话》中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里的“破坏”“浮华”“荒凉”“威胁”与柳原的感慨，遥相呼应。

另外，在范柳原通过电话和流苏夜谈《诗经》的时候，柳原讲了他对“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看法——“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是由我们所支配的”。其实，该诗句张爱玲最是喜欢，“柳原的话，其实是张爱玲对这首诗的又一解释”，体现着她自己对人世无常、身不由己的感怀。试想张爱玲的前半生，“逃离我父亲的家，不能去伦敦大学入学，香港大学辍学，圣约翰大学辍学，和胡兰成的缥缈情缘……从她青春时代开始，每一阶段的理想追求，几乎都是‘未完成’”。这种感悟，与范柳原长年孤独漂泊于异国他乡的“无常”体验相通。

总之，张爱玲对那个旧物崩坏、新物滋生的“夹缝”时代有一定的自觉，她对这个时代的人们与民族传统的关系，也有过自己的思考：“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

可见，张爱玲在周围的人身上，发现了普遍的“被抛弃”感，其中，亦包括她自己。但人性总不甘心于“被抛弃”，总想去“证实自己的存在”，去“抓住一点真实，最基本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要求助于“新物”和“将来”便显得虚幻缥缈，在“旧物”——古老的记忆——中去追寻可能更为实在。此言，包含着《倾城之恋》真正的、更深层的主题——“证实自己的存在”。该主题，从逻辑上说，先是张爱玲自己的，其后才通过有意无意的方式映射给范柳原和白流苏。

那么，张爱玲如何来“证实自己”，且“证实”得如何呢？

三 穿越“凡人”“饮食”书写中的张爱玲魅惑

张爱玲文字的一大独异之处，在于书写极端“大时代”里的凡人俗事, 《倾城之恋》亦是如此。新时期以来张爱玲的地位擢升、声名显赫即与此密不可分，以至被不少方家抬到了生活哲学的高度。不过，在这种文学书写的独特视角、别样魅力背后，是否折射着张爱玲自己思考人生、认识世界的重重魅惑，亦是个需要再探的话题。

张爱玲在《烬馀录》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有名的文字：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幺？事实是如此。

整段话的重心落在了“饮食男女”和“兽性生活”，似乎人生唯有这些才够根本，即所谓人性真谛，其他的都成了“浮文”。张爱玲所经历的事件是真实的，但可惜其观察对象仅仅是殖民地都市的部分小市民及一所殖民地高校的大学生。其视域所及，仅是完整事件中的一个碎片，且不免还被张爱玲独特的眼光所“剪裁”。

这个典型的例子中，几乎凝结着张爱玲一切值得肯定和质疑的方面。俗话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个人的识见往往不过是“一叶”，是否能论定“天下”可谓难说。首先，“一叶”毕竟局限，所以要尽量扩展阅历、经验与智识，从“一叶”到“多叶”，将加大其论定“天下秋”的砝码，否则易犯“井底之蛙”式的谬误。其次，每“一叶”都有其普遍的一面与特殊的一面。要一叶知秋，只能就其普遍的一面而言；若从其特殊、个别的方面着眼，大概只能论定此“一叶”或“数叶”而已。毕竟天下之大，“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亦是常态。

张爱玲生长、生活的上海与香港，是一个处于东方与西方、前现代社会与帝国主义之间极为特殊的“一叶”。此前的文学史由于凸显大时代的“飞扬”，对这“一叶”的实景描摹得不够周全。于是，张爱玲笔下所谓的凡人、饮食、安稳、苍凉，就构成了对这“一叶”的新奇、鲜活的补充，并似乎也能折射动荡乱世之中市民日常世界的一小段光谱。这已经是张爱玲非凡的贡献了，她用自己的天分才情，杰出地表现了这“一叶”的积极性可能。然而，她却不满足，她要跨过这“一叶”的边界，偏要借此评说人类、论定文明、判别古往今来。如此，就不仅要吃力，而且会犯错了。

正如上面的那段论述。人类身上的“饮食”“兽性”固然重要，然而：其一，它们基本但不根本，正如人要吃饭才能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具体到香港陷落的历史空间，“饮食”与“兽性”的凸显，恰恰源于战争的压榨，而战争绝非人们的生活日常，并且香港殖民地小市民的特性，也不能等同于国人或人类。因为，在张爱玲感慨“饮食男女”的同时、同地，多少进步文化人因为抗战救亡而千里辗转、惊险逃离。在他们的身上，不是没有“饮食”“兽性”，而是没有驻留于此。他们所承载着的民族、文化、家国的分量与意义，对于连西洋“壁画，交响曲”都“觉得吃力”的张爱玲而言，恐怕要沉重得喘不过气了吧。因而，张爱玲所谓的这些“浮文”，恰恰可能是其自身理解力的界碑。毕竟，她的风格是，对其兴趣之外的事，一律漠不关心。其二，“饮食”“兽性”的意义在莺歌燕舞与虎狼成群的时代并不相同。歌舞升平的时候，大谈“饮食”“兽性”在“民生”的大旗之下，似乎无伤大雅；但虎狼成群之时，更迫切、重要的似乎是那些为了更普遍、更高阶的“民生”创造前提的抗争，若此时还只盯着“饮食”“兽性”，只怕有沦亡之虞。不过，这对张爱玲来说也许无所谓，因为就算是被殖民，市民们还是会有“饮食”“兽性”——仍旧被她说中。其三，“饮食”“兽性”亦有其前提。家国不存，一己的“饮食”“兽性”只怕也难保；即便有之，主人与奴隶的“饮食”“兽性”也会迥然不同。

总之，张爱玲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倔强的浮夸：总要把自己从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对象那里的敏锐发现普遍化与恒久化。其结果，自然会出现种种以偏概全、偷换概念、逻辑扭曲、简单武断的弊病，只不过穿着华丽修辞、俏皮机智的外衣。又如那段关于“凡人”“苍凉”的评说：

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乍一看，似乎还有些群众史观的味道，关键在于，用谁来填充这个“凡人”。张爱玲用沪港小市民填充了“凡人”，这相较于“工农兵”，实在只是中华民族极为特殊的一小撮，而且由于长期生活在列强殖民的桥头堡，本身就是病态的。张爱玲所把握的只是个别，却总想把它美化成正道与真谛。而真正广大、普遍地负荷着中国的农村与农民，她并不懂得，且畏于去懂。同样，张爱玲关于人生“飞扬与安稳”的议论，被无数人言传乐道，还奉之为独特的人生哲学。从细小处看，论述精致俏皮，思想上闪烁着犀利与智慧，但这些小机智何尝经得起大处的推敲？她站在沪港这样一个畸形、浮华的“夹缝”场域，只能为同样无根而小众的市民描摹浮世悲欢。然而在这里，既没有那个时代的本质，也不是鲜活中国的真相，仍旧犯了“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毛病。

当然，年少成名是非多，在种种批评、指责和流言的旋涡中，张爱玲为自己辩护，亦是本能的需要。她要通过写作及这些辩护来确证“自我”的存在与合理性。不过，这样的辩护，越辩越显露其“自我”的羸弱。然而，她执拗于此，并以之为刚强。

再如，张爱玲在《造人》中探讨人性。她眼中的“人性”是反自然的，而所谓“自然”的定义源于她笔下某种特例。比如，她说自然作风是惊人的浪费，一条鱼产下的几百万鱼子，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侥幸存活，借此来类比人，并发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我们也要这样地浪费我们的骨血呢？文明人是相当值钱的动物，喂养，教养，处处需要巨大的耗费。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张爱玲惯用这种偷换概念的小聪明，用不失俏皮可爱而又温雅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很容易让不较真的读者麻痹。首先，鱼的特例是否能真的类比于人？其次，自我牺牲的美德等于“本能的仁爱”，因而等于兽性，等于家畜，所以自我牺牲不值得称道。反倒是自私、任性、个人主义，看起来好像缺乏“人性”，但因为它们“反自然”，是那种本能仁爱、兽性之善的反动，所以反而是比较“人性”的。在这种扭曲的逻辑下，张爱玲完成了对自私、放恣、拒绝自我牺牲的强辩。众所周知，张爱玲不喜欢小孩，不愿生小孩，更惧怕养小孩，对人生的责任义务几乎有本能地逃避，偏要用这些冠冕堂皇、牵强附会的说辞来辩解。又没有直说，打着擦边球，还带着含蓄，给那些同情、宽宥或有着相近心思的人以充分的辩护空间——又是修辞的巧妙，又披着华丽魅惑的外衣。

四 张爱玲的两重“倾城之恋”及其“自我”

从“倾城”的视角看张爱玲，在其人生的“文本”里，其实她也曾有着自己的“倾城之恋”，而且是两重。

（一）与上海

柯灵说，“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上海彻底倾陷的几年，反而是成全她的唯一窗口，看来，张爱玲和这个她生长于斯、乐居于斯、绽放于斯的大都市之间，形成了某种类似“倾城之恋”的关系。如果说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主观的精神形态总要被他（她）能与之产生信息交换的客观环境所雕镂，那么张爱玲几乎纯然是上海的。这里有她最主要的人生经验，上海既丰富了她，也限定了她。

1953年以前，张爱玲除了曾去天津小住和港大读书外，都住在上海，并且“在张爱玲的记忆中，上海是永远和平安定的一角”。不过，上海的“和平安定”相对于整个中国的狼烟四起而言，具有极大的虚假性，正如别人质问的那样，“（张爱玲和苏青）他们有没有看到遍地烽火，大多数的人都不能聊生呢”。其实，她知道一些上海近代高压生活中的畸形。比如她观察上海，“新旧思想交流，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颇占优势”，这契合乱世的特征；越是乱世，伦理道德体系崩散，人性越趋于自然状态；越是乱世，生存环境愈加险恶，人们便只考虑自己，“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上海固然是中国近代最繁华的大都市，但从宏阔长远的视野观之，其存在不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反倒是为了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因为，其一，它是作为殖民者剥削中国的“前哨”而存在的；其二，殖民地一旦现代化就会获得抗拒殖民剥削的力量。研究者早已指出，对于广大内地及农村而言，“大城市中心的发展像是一个肿瘤，中国正在吃它的苦”。香港倾陷的经历，给张爱玲一个开阔自己的契机，可她的记忆却偏偏拘囿于其固有视角的“剪裁”——“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因为她觉得“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张爱玲的视域不仅被上海限制，还长期被其父母用半封闭式的闺秀生活圈在家中。她一直有专职保姆伺候，连一块手帕都没折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外出必有汽车接送，她却不记得汽车和号码，更不认识路。张爱玲也在《天才梦》中，写出了自己待人接物上的缺陷。其实，对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家小姐而言，此种情形不足为奇。但对于志在“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的张爱玲而言，仅领略这一小部分的生活，大概是不够的。比如，张爱玲曾与胡兰成来到松台山，看见新兵操练，她惊骇并扯胡兰成衣袖回步，竟说：“他们都是大人呀，怎么在做这样可怕的儿戏！”总之，在有些方面，张爱玲对世事有深刻观察、绝妙描写，但在另一些方面，她又显出令人讶异的幼稚天真，这不能不归因于其狭窄的生活和贫乏的阅历。

从上海给予她的生活经验中，张爱玲用自己的聪敏、早慧，很年轻就总结出一套感受世界、剪裁生活的认知方式。并且，经历上的不幸与“挫击，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耽溺”。这样的个性，更加强了她对既定认知方式的固守。认知内容方面，张爱玲眼中的“凡人”，只限于这些病态半殖民都市里的小市民，她感知到的生活，也只是这一小撮市民的衣食住行、喜乐哀愁。

这几个方面的结合，似乎注定了她与上海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无论绽放还是凋零。对此，张子静也深有体会，“我姐姐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大多完成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她最灿烂、饱满——创作上或感情上——的生活，也是在上海度过的。但是，让她深受挫击，终而心灵萎谢的，也是这个‘近代高压生活’的大都会”。

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里说过，“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我不禁要想，一面是可以续唱市民传奇的陈腔而国家被唱完了，一面是要把这些市民传奇及其土壤一并摧毁的民族新生的洪流，张爱玲会怎么选？也许这样的可能是有的：她会理直气壮地选择前者，因为，她声称只有在这里才有普通的“凡人”、才有放恣的爱情、才有人生的安稳、才有生活的底子、才有“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更何况，在那个半殖民的乱世一隅，张爱玲却“正在阔气”之中。

不过，这种殖民地“毒瘤”型城市的存留与否，由不得个人来左右。哪些老调必须唱完，哪些新调必然来临，自有其历史的逻辑。但在另一面，面对旧调子不能再唱之时如何自处，张爱玲已经做出了选择——出走。只可惜，她与那片畸形的土壤已然共存共生：无论留下和出走都意味着失去“自我”（旧我）；留下来就必须重建一个“新我”，她果断拒斥；而漂流于异国他乡也注定了“自我”的凋零。

张爱玲是上海的，按理说也是中国的，但却仅在上海属于中国的逻辑上，她才是中国的。若把中国分为上海及上海之外，谁更能代表中国呢？这个历史的叩问决定了张爱玲的尴尬和悲剧：她是中国（上海）的，然而她又惧怕和拒斥着更广大的中国；她所坚守的只是一个畸形的、夹缝的、过渡的存在物，注定要被革除，可是她却执拗地将其视为历史的真相。如此，岂能真正找到作为中国人的“自我”。所以创作上，她似乎注定了彼时彼刻的刹那光华，而在人生的漫漫旅途，又注定了恒久的无根漂泊与迷惘。我时常觉得，张爱玲是中西新旧“夹缝”时代里，畸形的半殖民地土壤上，滋养着的一朵行将绝迹的富贵兰，在这三世十方的匆匆一瞬里盛开，绽放着她娇嫩、精致、美幻、蛊惑的一抹艳色。她把“自我”融化进天地的一隅，然而这一隅既不是天地，也没有“自我”。正如半殖民地终究要在历史洪流中被明天的“自我”所替换一样，张爱玲所要找寻的凡人、安稳、广大、素朴，在更为普遍真实的层面而言，本就不在这里——她把贫瘠镜像为肥沃。

（二）与胡兰成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为白流苏、范柳原的“自我”追寻，通过婚姻给了一个较圆满的结局。难道现实中的张爱玲就不需要“自我”安稳，不想要长相厮守的婚姻？张爱玲让白流苏在“倾城”中溶解了她与柳原之间的心墙，而她能否在大时代的“倾国倾城”中找到自己的柳原，寻到更高、更完整的“自我”。

张爱玲认准了胡兰成，并缔结了婚姻，出于她内心的需要与渴望。她给胡兰成的信中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婚书上，她写下“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他写下“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旁写“炎樱为媒证”。只可惜，匆匆而至的结局，使所谓“懂得”“慈悲”“静好”“安稳”成了绝妙的讽刺。

他们的婚姻很奇特，奇特到连当事人都觉得不像婚姻，“虽结了婚，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他们只有公寓没有家，聚少离多，这种周期性的鹊桥相会，倒像是她笔下的“姘居生活”，从中国式的眼光来看，“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姘居里有情感、有依恋、有需要、有爱悦，却少有奉献、迁就与牺牲。这样的关系中，张爱玲固守着自己，“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改变反倒是罪过；契合她心思的，她喜悦而顺从；不契合的，“她一点委屈受不得”。总归不大像真挚的婚恋那样，在执着地相互磨合、煎熬中改变着，把对方的韶华、个性镂刻到自己的灵魂中。

真正的婚恋，当然也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经济方面的生存与温饱，精神方面的信任、依靠以及心灵的交流、倾诉。如同“懂得”“慈悲”“静好”“安稳”一样，人人都需要、想要。然而，太爱自己的人，已经没有多余的爱再给别人。自私到不愿“煎熬”“执着”“磨合”“改变”，又怎能真的把两颗心变成一颗，结出无限信任和灵魂欣悦的果实？偏偏在这一点上，胡兰成更是犹有过之。张爱玲面临的难题和她笔下的白流苏一样，却比流苏程度更深，其做派和其愿望分明是一对悖论。她对于胡兰成，一方面自愿“低到尘埃”并欢喜到“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对我这样百依百顺”，另一方面却也并不因为胡兰成的“缘故改变她的主意”。其中，透着张爱玲特有的孩子般的执拗。张爱玲说自己“在大处是非常地自私”，然而，恰恰正是自私，羁绊住了“自己（我）”。她在《倾城之恋》中的感慨，“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不就是张胡二人绝妙的写照吗？张爱玲说她喜欢写男女之间的爱情，因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更放恣”，可能是“她觉得人在恋爱中最能流露真性”吧，可惜这种真性流露的“放恣”不一定能让爱情开花结果，过度了、任性了，反倒会成为自己的牢笼。

所以，张爱玲可以让香港的陷落成全白流苏、范柳原的“倾城之恋”，却无法在茫茫的真实世界与现实历史中认清自己、洞察别人。比如，汪伪政权的倾覆与抗战的胜利，所造成的她与胡兰成的“倾城（甚至是倾国）之恋”，却只有苦涩的结局。因为，对于“自我封闭”“自卫自私”“自我耽溺”的张爱玲而言，对于她那脆弱、有限的“他者之爱”而言，更绝情寡义的胡兰成，才是她致命且遥不可恋的“倾城”。果真，连张爱玲自己也说，“我将只是萎谢了”。

张爱玲早年曾叹息，她“最恨”的就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对独立的职业女性有种种向往，觉得自己就足以成就“自我”。实则，人既是社会的人，自身的需求都无法在自己之内就全部获取，一个完整的“自我”是坚持自己与放下自己的辩证，只能在与他者的交往、交换关系中完善和确证。彼时的张爱玲，正处于人生最春风得意的岁月，对她仅有的那点人生经验有沉溺般的珍爱，并据此倔强地观察社会、认识世界。她的矛盾在于：不是不想获得爱情、婚姻和“自我”，但既无力拓宽、改变既定的自己，又无法认清哪个才是“对的人”！

胡兰成评范柳原，“世界是荒凉的，并且太沉重了，他的机智与风趣只是萤火虫的微蓝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其实，拿此语来形容他们自己，岂非更为贴切？或者以小悲欢为全世界，或者投机并鼓吹、粉饰这投机，便是他们的微光。

也许，对于张爱玲这么复杂、微妙的对象，她自己的妙笔已经颇为允洽了：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筒，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五 结语及反思：张爱玲的自我“困囿”与我们

张爱玲的“自我”被困囿在中西新旧之间的“夹缝”，既是造化弄人，也是自我选择。她一方面爱读西洋文学，如“萧伯纳、赫克斯莱（赫胥黎）、桑茂戒芒（毛姆），及劳伦斯的作品”；另一方面始终对中国的小说、戏曲保持浓厚的兴趣，且能评判它们的精妙，认为《红楼梦》《西游记》当然比《战争与和平》《浮士德》要好。她一方面觉得汉民族的文化“壮阔无私，活泼喜乐”，还说过“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另一方面“爱玲论人，总是把聪明放在第一”，这多少与中国的“三不朽”传统相悖。

张爱玲看过朝鲜崔承喜的舞蹈，感慨道“倒底是我们东方的东西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也许就是与生命进行沟通时的“隔”与“不隔”，“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中国文明就是能直见性命，所以无隔”。但在处世待人方面，她“却颇合乎‘外国人’脾气”。对待人情、金钱，不像中国传统那样人人相欠，却如AA制一般清楚明白：“爱玲却是两讫，凡事像刀截的分明，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她姑姑分房同居，两人锱铢必较……她与炎樱难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点心，亦必先言明谁付账。”对待时间，也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被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脾气”。

张爱玲身上的“夹缝感”，也常常体现为许多不易调和的矛盾，比如与不可能决裂的过去相决裂。胡兰成曾用过“莲花身”来比喻她。张爱玲不爱父母、不喜学校、不恋童年、不念旧情，无慈悲心、无布施心、心狠手辣、自私计较……以上这些特征，更加剧了张爱玲在中西新旧家庭、道德、为人处世方面的撕裂感、迷惘感。那些故作潇洒，看似已与过去道别，实际上这些贫困、郁暗的阅历经验却如此的挥之不去。因为，这么决然地不爱父母、不喜学校、不恋童年、不念旧情，和眷恋它们在逻辑根柢上相通——为过去的时空所围困。

综上，少年张爱玲被家庭遗弃，好在还能赴港就学，当时代再次把她从香港放逐回沪之时，写作，作为青年张爱玲几乎唯一的特长，不仅是她“谋生的技能，更是她走出封闭心灵，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主要方式”。所以，在自我封闭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碰撞、激荡（主要凭借写作）中，张爱玲去追寻一个更为健全、成熟的“自我”，不仅仅是主观的需要，也是客观的必然。诞生于此背景之上的《倾城之恋》，也就成了一个奇特的文本：它成就了张爱玲，也画下了她走不出的界限；它显示了张爱玲思路的独特、创作的优长，也在有意无意间碰触了她一生都难以突围的主题。张爱玲与《倾城之恋》之间有一种意味深长又千丝万缕的缠绕，这种缠绕，既增添了《倾城之恋》的魅力，也为走进张爱玲自身独辟了一条“蹊径”。通过这条“蹊径”，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多么倔强地眷恋其内心的封闭世界。为生存计，打开窗户望一望，满足于市民公寓生活的小景，那远方世界的未知，她畏于洞晓；不早也不晚，只在约定的那一刻，打开一条门缝，把稿酬收进来，把稿子塞出去——这便是她与外在世界交往的典型象征。

在张爱玲的“自我”里，一面是机智聪敏、才情灵性、犀利精妙，同时又自我耽溺、自怜自赏、放恣任性、执拗倔强，另一面是虚无、支离、错杂、悖论、残缺、迷惘与孤独。在她身上，二者的关系：不是前者否定了后者，相反，恰恰是前者造就了后者。因而，张爱玲俏皮、精致、犀利，但无法真正的深邃、悠远与阔大；她倔强而任性、幼稚而刚强、聪明而支离，小处娇艳绚烂、大处困囿茫然。然而，对于张爱玲，对于被抛置在中西新旧、繁华苍凉“夹缝”之中的张爱玲，那些她已呈现的——就足够了！因为，她只可能这样。

张爱玲尚且如此，世上才智、阅历尚不及她的，更大有人在。在为革命洪流所冲刷干净的土地上，重又建立的常态社会里，市民们是渐次加多的，到如今已成为主流。并且，要紧的是，知识分子也成了市民。所以，张爱玲行情骤涨，大受欢迎，甚至被“伟大”了起来。原因可能是，她不仅专注写饮食男女，而且站在“饮食”与“兽性”的立场上去写他们。如今的和平年代，市民们都成了饮食男女，沉重的大叙事已经面目可憎，“饮食”与“兽性”反倒亲切、可爱。张爱玲的姑姑不是问过她吗，“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一身俗骨”。其实，要害就在这个“俗”字上，这是和平岁月现代市民生活的审美与圣言。当知识者越来越市民化的今日，在“俗”的桥梁上，他们从张爱玲身上找到了自己：认同张爱玲就是认同自己，认同自己也就自然倾向于认同张爱玲。那些据此鼓吹其伟大或追认其为自身代言人的人，要么对那段痛彻伟大的历史懵懂乏知，要么因某种意识形态的障目而痛痒无关，要么在以今律古的怪诞逻辑中另陷囚牢。以今日常态历史之安稳非议昨日病态历史之飞扬，亦是当下某些人可悲的健忘症与矫情病；抑或者，张爱玲之名，已被他们盗用为自我庸俗的挡箭牌或护身符。这种矫情和盗用，不但暴露其自身的虚弱，也在捧杀中糟蹋了张爱玲。张爱玲这枚试金石，试出的是我们自己的成色。

张爱玲自有她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点确切无疑。但越过了恰当、贴切的边界，摒除其时代的语境，过高地将其捧起（普遍化），甚至树立为（市民化）芸芸众生的当代英雄。这种现象，只不过是时过境迁后，在战争、革命、抗争、血火所开辟的土地上，莺歌燕舞得久了，忘却或不敢正视其实前者恰恰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开始变得撒娇：小聪慧天然地欣赏小精致，把自己困囿于张爱玲。

文/袁少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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