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换工作心理（年轻人正在工作中被损耗）

我们为什么而工作？对于上一代人而言，答案大多是为了生存，为了给家里人提供更好的生活；这代年轻人无疑也有生存焦虑，但工作之时，自己的喜好和尊严、自我实现和社会公义，也在思考的水面浮上一级。

今天的文章，来自一名自由创作者 siqi。她和朋友们都会被称作文艺青年，爱读书、写作、绘画……却迫于生活压力，无法全然投入自由创作的世界，有的在大厂当“打勾人”，有的做主播带货，有的一人担一个公号。因为痛苦，他们在认真思考“工作”这件事。

“内卷”和“躺平”成为年轻人描述和抵抗痛苦的热词，有位老板丢下一句话，“你们就是懒”。siqi 的叙述会告诉我们，事实究竟是什么。

文艺青年们的初入工作之痛

撰文：siqi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人类在现代工作理论（最早诞生于 18 世纪）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我们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不断工作的教条看起来这么自然、正常和正义。更具体的是，在关于工作伦理的讨论中，为什么公众和个人都保持沉默？

——摘自《后工作宣言》

阿罗诺维茨等

2021 年 5 月，我从英国一所学校的文化产业研究生毕业，回到北京。回想从大一到研究生毕业的历程，我几乎是在不间断的实习和兼职中度过。但正是这些经历中所缺少的成就感让我意识到，我好像真的无法把自己完全嵌入到现有的职场体系中。

于是我选择了自由创作，靠不稳定的写作、摄影收入为生。与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我的朋友小杨和阿拉登。我和小杨相识于在伦敦一起看艺术电影的聚会，和阿拉登相识于总被称为“乌托邦”的 706 青年空间。她们都出于对收入的考虑，不得不投身于互联网大厂。

现在，阿拉登参与工作一年半，小杨参与工作一年，我放弃职场而为自己工作一年，也许正处于精神层面的痛觉神经最敏感的时候。在这一年里，我们可能是在公司里最不认真工作的人，但同时，也是最认真地思考到底什么是“工作”的人。

01 新工作

“我想说的的是，如果不曾感受过创作的高潮和思想的快乐，这一切仿佛顺理成章。”

——摘自小杨给我的一封回信

2021 年 5 月，小杨在北京转机，我们约在什刹海附近的胡同深处我的住处小聚，她宣布了她马上要入职一家大厂的消息。后来她把自己当时的心态描述为“抱着狡辩和愧疚”。因为在她心里，“做记者，做学术，做艺术，我们应该是这样一群人”。

一个小时后，她要去机场了，目的地是新公司所在的城市。我想送送她，她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知道出去的路吗？”她笑了，“你这是一句双关吗？”

半年后，十一月的一天，我又收到了小杨的消息，“不知道你最近状态是否想要聊天？如果可以则十分感谢，如果暂时不是很在状态就祝你一切都好！”

那段时间的我正和另一朋友一起办一个十分地下的摄影展，因为我的自由撰稿之路走得真的不怎么顺利。我曾联系过实习时的前司，在我一篇稿子都还没发过的时候，他们炸号了。给不同媒体投稿，被拒就已经是很好的结果，毕竟编辑们大多习惯于不回复。为了弥补经验的不足，我自费买最早的航班飞去另一个城市，只为了知道什么叫“现场”，收获的唯一经验是知道了在现场你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本来以为，靠展览宣传一下自己，就可以以拍照的收入弥补写作的亏损。作为资深 INFP（MBTI 十六型人格测试的结果之一，I、N、F、P 分别代表内向、直觉、情感和感知这四个偏向），那次展览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卖力推销自己的两周，但过了一个月后，如果不是因为把办展过程写出来后拿到了稿费，我还赔了不少钱。

展览现场照片

收到了小杨的消息后，我们打了个长长的电话。我了解到，与我的极端不稳定有所不同的，是小杨工作环境的高度秩序化。

小杨入职大厂后的第一件事是军训。一让喊口号，她就开始流泪。她把报数声喊得很大，“就好像有一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喊出那个数字之后，我就直接把脖子往刀上一抹”。

军训还不是全部，战争的话语早已侵入到公司文化的各个角落。知识竞赛会被冠以“XX 战”，培训叫成“训战”，训战的不同阶段叫“营”。如果一个人被淘汰了、离职了，在这里用的词叫“阵亡”。

男人们到了酒局上也像是在干架。他们聊起阿里高管性侵女员工的事件，会说“这个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小杨试图给他们解释，这样的事不能责备女方。但看着对方迷茫又无辜的大眼睛，她就知道，“不好意思，我在饭局上说了一些没有必要的话”。

小杨的同事们同样觉得很累，压力大，但好像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小杨工作时间经常是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十点，下班以后，没什么时间再交朋友。即使有时间也不能交，丰富的业余生活不是在大厂中会受欢迎的品质。仅仅一个月后，每当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区，对着电脑，内心就会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不要碰我，不要碰我”。有时去洗手间，也会突然僵在里面两三个小时，直到下班。

到了晚上，她就靠疯狂画画来找回被钝化掉的感知。有次她大哭着给妈妈打电话说，“我真想当个疯子”。她在情绪不受控的时候骑自行车飙车，结果出了个小车祸，不得不拄两个月的拐。她本来抱着一种浪漫化的心态去了大厂，以为低迷的情绪和强烈的刺激可以让她画出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最后再以一种游戏的、观察者的心态全身而退。但是当她没有办法和周围的任何一个人产生一星半点的能量交换，她才意识到，她把自己想得太强大了。

小杨在刚入职期间的一幅作品，名为 Sin（罪恶）

02 辞职，辞职

去年年底，我的自由职业之路阴差阳错地被打断了。我的新老板是一位比我年龄大不少、也比我有钱得多的男性，他给我和其他朋友非盈利性质的艺术项目提供过一些赞助，我在很长时间里心存感激。我曾跟他提到过我回国后的惨状，让他有活儿的话记得介绍给我，几个月后他跟我说，他从互联网金融领域跨界到了音乐行业，让我给他的一个新的独立音乐媒体写些文章。

我说，“可以，主编是谁，让主编来跟我对接吧”。他才说，“没有主编，你当主编吧”。我惊讶于他这个决定过于草率，又觉得试一试也无妨。这是个完完全全的商业项目，没有什么自我价值的实现可言，不过我以为，我也可以像小杨一样，把大脑分成谋生和创作两个独立运作的部分。

可是艺术家和资本家谈论起文化产业，让我怀疑是不是应该请一位翻译。当我抱怨，“有一个非虚构媒体的月 KPI 是三篇，每篇都要六七千字，能把人累死”。他不以为然，“三篇还多？”我吐槽，“一家头部音乐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低得侮辱人”，他也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合理之处，“供需关系决定的”。我不屑于某些公司打着文化的旗号做电商，内容上从来都透露着猎奇和低俗，他说，“你要是有一百万粉丝，我就不信你放着不带货”。

我有点不明白，他看待文化时如此不屑，为何还要进入这个行业。

我曾被朋友付费支持过的一幅作品

这时候的小杨因腿伤申请了病假，她用这段时间找选题、写文章、给艺术媒体投简历，争取换一份工作。一个多月后，一位主编终于以一种“小朋友，你现在很菜，但是我愿意带你”的态度，为她提供了一份 offer，但也提醒了她，如果无法通过试用期就要走人。与此同时，大厂也开始对她予以重用，要把几千万成交额的核心项目交给她负责。

让小杨犹豫的第一个因素是“稳定”。尽管媒体上频繁出现大厂大规模裁员的新闻，但对小杨所在的岗位来说，至少需要经过直属领导、领导的领导、人力资源部门等多个环节的确认才能裁掉一个人。而在媒体中，小杨发现，并没有明确的绩效标准，仅凭主编一个人的喜爱与否就能决定她的去留。

第二是薪资。我在一些公开的网站上搜索了这家大厂的薪资水平，第一个网站根据用户主动提供的数据统计，经验为 1—2 年员工的平均月薪为 19,925 元；第二个网站根据该企业近一年在各网站发布的公开薪酬统计得出，应届生的平均月薪为 22,400 元。相比之下，这一年中，小杨先后得到过跳槽机会的三家媒体，都是业界十分有名的平台，却只有一家的月薪达到了一万元。

第一个网站的截图

第二个网站的截图

我问过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去大厂，会怎么样？”

她说：“我一定会去的。我太穷了，最大的愿望就是有很多钱，我一定会挣一下试试的。”我知道这里的“很多钱”绝不是为了虚荣，而是小杨曾告诉过我的，“如果我想在北京或上海做自由职业，我父母要不吃不喝才能养得起我”。

但她最终还是决定要辞职。那段时间，她每天花 10 个小时面对 18 张 Excel 表，每张都有 800 行，她根据这些表格来计算和核实不同业务收上来的钱。这一流程听来十分熟悉，因为正是被很多人说有前途、但我好不容易才逃离的本科专业经济学所涉及的。如果每天用两个小时去做这件事，小杨是可以接受的，但十个小时就变成了一种刑罚。她质疑这份工作的意义：“到底是谁发明出了这么一套流程，能让几百个人每天忙到失去意识？有人给公司钱，公司就给他们干活，听起来很简单。但在一个大公司里……是因为公司太大了，才需要这么多人来处理吗？还是说我们人实在太多了，不能让这群人闲着，就要尽可能地把流程复杂化？”

她所疑惑的正是大卫·格雷伯《论狗屁工作现象》开篇中谈到的现象：“凯恩斯早在 1930 年就预测说，到 20 世纪末技术将足够发达，英美等国将实现一周 15 小时工作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预测。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们的确能做到这一点，但这却没能实现。相反，技术被引导的方向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工作得更多。为此，许多相当没用的岗位被创造了出来。有很多人，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一生都在从事他们私下认为毫无必要的工作；这种状况深深损害了人的道德和精神。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痕，却几乎无人谈起。”

在《40% 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Bullshit Jobs）一书中，小杨这样的工作被称为“打勾人”——用复杂的数据来证明某一行为已经发生。而打勾人的职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型组织里的文书作业佐证下述事实：已经完成某些行动，经常被认为比行动本身更重要”。

小杨 2021 年底画的一幅油画作品

此时的我也到了犹豫是否辞职的临界点。

老板想要在他交代给我任务的一个月内，就看到一个“牛逼”的媒体横空出世。第二个月，所谓的独立音乐媒体草率地上线了，他的要求也从“牛逼”到了另一项——涨粉。我无法一个人完成内容、运营、拉赞助等多方面的工作，就跟他要其他作者的稿费预算，或者再多招至少一个人的工资。他说，“就不能不给钱，让他们为了想发而发吗？”以及，“这是一个投资和创业的逻辑，我把这个项目外包给你了，就不再给另外的钱了。你想组建团队，就先用这个项目赚钱”。

卖身给资本家也不是不行，只要给钱够多。但一共只拿两万块钱“投资”我，不给我任何股份，还想让我在两三月内、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让一个垂直领域媒体达到平均阅读量 3000，他甚至以为我能一个人做到日更——如此天马行空的投资方案，明明应拿出两百万以示诚意，而不是两万。是不是在资本家眼里，我们这些穷苦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些很有潜力但持续走低的股票，让他们想要抓住时机抄个底价？

又两个月过去了，所谓的“媒体”阅读量不高，我也丝毫不认为是我的问题。“我能力不行。”“谁行就换谁吧。”“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这么说。然后我想起了他在点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们就是懒”。

03 “流水线女工，对吧。”

恢复了自由撰稿身份后的我，重拾了见证与记录的热情。为了更了解什么是“工作”，二月里的一天，我去见了我的另一个朋友阿拉登。阿拉登在另一家大厂里做抖音带货主播，每周工作六天，每天直播 4—8 个小时。下播后，她还要再看其他人的直播，整理口播的素材。

阿拉登从一所 211 学校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毕业，正式工作之前在《单读》做过实习生，在 706 青年空间办过女性主义相关的活动。她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是在小学做戏剧教育的助教，很有创造性，但社保都是按最低标准交，也没有加班费。后来她换到了线下的教培行业，又在“双减”政策下，8 月份被内部调到了主播岗。现在，她在有一份全职工资的同时，还会有直播时长和卖货的提成。

我跟着阿拉登第一次走进了大厂。那层楼里有 70 多个直播间，每间 8 平米左右。直播间和楼道都没有窗户，用嗡嗡作响的排风扇充当大楼的肺。楼道里堆满纸箱子，纸箱之间的缝隙摆上几张桌子和沙发，就成了办公区。每个直播间里都有一个人对着屏幕滔滔不绝，很少有房间会超过 3 秒钟不出声音。为了激励竞争，她所在的楼道里一共有三个直播组，每个组推销的都是完全一样的产品。

直播间所在楼层平面图

直播间的楼道

直播间的楼道

阿拉登卖的是给幼儿或小学生看的教辅，这些教辅和奶粉、尿不湿一起被归类为“母婴用品”，而不是书籍，也不是“父婴用品”。她毕竟是个女权主义者，不想像其他主播一样把照顾小孩默认为母亲的专职，所以她不说“各位妈妈们”，而是说“家长朋友们”或“宝贝儿们”。上播了，她开始重复一些“别看我长得显小，其实我在学英语上很有经验”、“5 号链接必拍哈”、“点赞到一万我们上一波福利”之类的台词。下播了，她跟我说：“流水线女工，对吧。”

和小杨一样，阿拉登也在考虑辞职。这份工作让她失去了与人的联结感。每天，她都只是对着一个摄像头说话，能得到的回应不过是些一闪而过的留言，以及每一秒都在变化的成交额、在线人数、人均收看市场等数字。摄像头不仅会控制她的身体——在两到四个小时里都无法去厕所；也会控制她的精神——她不得不变成一个情绪发条机器人，前一秒还在低落，下一秒就要高昂，以至于下播之后也很难入睡。观众多的时候能到一两百，少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人，但她也必须对着空气不停地说下去。

在她两场直播的间隙，我们走出公司大楼，晒着马上就要落山的太阳。没有任何风景可看，我们绕着同一个街区走了一圈又一圈。那天我们都在责备自己不够努力。她觉得之前放弃了做戏剧教育的机会来做主播，现在累了倦了又想回去做戏剧教育，是吃不了苦。我觉得我非要为了满足自己的表达欲而不去全职，为了能交更多朋友而不搬去偏僻的地方住，才是吃不了苦。

过了一个月，还没等到辞职，阿拉登就被辞退了。或者换一个更“大厂”的词，她被“优化”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她的绩效排在后两位，但在她看来，是因为她被排班成前一天晚上 12 点下班、第二天早上 8 点上班的时候，她不愿意；领导规定要推的书她觉得不好，就不管推。还有，她曾在学习了很多直播相关的内容后，提出过改良建议，“我们不应该太像一个卖货的直播间，而是应发挥之前的教育经验，有知识性一点”。其实这正是自 6 月 10 日以来爆火的另一家教育类大厂新东方的直播间“东方甄选”的风格，目前其粉丝数已超过 1869.1 万。但当时阿拉登的领导批评她，直播起来太像讲课，没有激情，以及，“我宁愿要听话的，也不要努力的”，“我们不是纯做教育的公司，你要是有情怀你可以去支教”。

促销期间，为了换不同的场景，阿拉登所在的整个组都搬到了仓库直播

刚被“优化”的那几天，阿拉登一会说要去大理，一会又要写做主播的田野笔记。她开始忙于看纪录片放映，在福柯读书会上做演讲，帮朋友拍的毕业电影作品做制片。她每天打卡学英语和读汉娜·阿伦特。偶尔的小聚中，和朋友们讨论一些有关“痛苦”的话题。

有一天我去找阿拉登，参观主播工作留给她的最后一项遗产——隔断间。她为了离公司更近而租了这个隔断间，面积 5 平米左右，有单人床，蓝色的墙纸，没有窗户。有一个皮卡丘的毛绒玩具，一支“木兰花开”女工展上带回来的手工编织玫瑰花，一张埃菲尔铁塔的照片，桌子和地面都堆满了书。这里的房租每月 1750，如果不是因为位于另一个大厂的房补区，还会更便宜些。那段时间她也开始画画，她在日记里写，“无论内心多么悲伤，调色盘总是能在视觉上给情绪减重，就算是用大片大片的蓝色 blue，也不会觉得忧郁 blue”。

阿拉登在无业期间的绘画

一个月过去了，阿拉登最终没有去大理，也没有写田野笔记，她开始去新的公司上班了。还是教培行业，在“鸡娃”聚集的海淀黄庄，这样才能保证工资至少不要降得太多。

但我后来从阿拉登仍在做主播时的一段日记中感受到，任何形式的稳定都可能只是表象：

“2022 年，战争爆发了。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在直播，在吆喝着让大家买东西，重视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未来。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未来？没有人给我点赞，我很着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是不是今天的妆化太浓了？衣服穿太亮了？为什么偏偏在今天滑铁卢了？‘滑铁卢’，这个名称来源于一场战役，而我在安全的防空洞里，我算什么滑铁卢。”

阿拉登做主播时期，被切割的生活计划表

04 是谁在兼济天下？

五月份，小杨又发来了消息。这时我才知道，由于犹豫了太久，上海的疫情爆发了，她无法到位于上海的媒体入职，只好继续留在了大厂。我想起了她写过的一首诗：“我根本分不清哪头是我的家 / 火车北上的时候 / 我身体的水分抽干 / 从夏天的草变成冬天的蛹 / 火车南下的时候 / 涂泥里打滚儿的龟 / 成了一尾放归池水的鱼 / 我是两边的儿女 / 我在一头 / 就彻底忘了另一头 / 我人在一头时 / 梦就在另一头。”

这一年里，根据大厂的安排，小杨被先后派往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最后她终于在一座四线城市找到了一种“舒适感”——因为这里的氛围和景观，最接近于她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小城公务员家庭所在的城市。

小杨的爸爸来到这里看她。那几天小杨每天都要加班到 12 点才回家，这正合她意，她想以自己的劳累来激发出爸爸的愧疚感。她和父母吵架：“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就非要守着那点死工资，不去外面多赚点钱。导致我现在想追求点理想，还得先在大厂干一年。就不能让我这种‘小天才’做我该做的事吗？”而爸爸爱她的方式，用小杨的话说，“和对一个高三学生的爱是一样的。你累，我给你端牛奶；你辛苦，我给你买水果。但他完全不会问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辛苦？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辛苦？”

比换不成工作更糟糕的是，艺术也成了幻灭的对象。小杨最近认识了这个城市里可能是唯一一个做当代艺术的老头，被邀请参加了一个群展。小杨发现，如何把一个艺术作品卖出去，和如何在大厂里做好销售，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说：“他妈的，这辈子都不要再搞‘艺术’这个东西了，它就是用来骗人骗自己的。”

小杨的绘画作品集的封面

我也因为工作进入了新一轮的沮丧期。在内容深度与收入水平成反比的文化行业，我即使把自由撰稿、拍照和做活动的收入都加起来，月平均收入也不及大二时给一家中学生杂志做编辑的实习工资。后来我交不起房租了，去跟父母要钱。那种时刻让我感到羞耻，不是因为他们给不起，是我知道他们从不为我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

有朋友给我下达任务：“你必须每周花一个小时把能找到的编辑都问候一遍，就说你来要饭了。我明天就来催你要饭。”她还让我每写完一句就夸夸自己，“真是个‘小天才’”。“千万别觉得自己不够好，是这个时代没有给我们机会。”她说。

第二天，我开始发朋友圈卖惨要饭。能迈出这一步多亏了长期的耳濡目染——差不多每周，我都会看到朋友圈里有不同的写作者、公益人、艺术家宣告破产。像我这样畏畏缩缩讨要工作机会的，顶多算是要饭届的实习生，老手都是直接发张收款码，“请大家给我打钱”。

但饭还没要来，先要来了两个“爹”。一个“爹”劝我找份稳定工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另一个“爹”说，“这或许正是在成长和沉淀，要思考改变方式方法，或许能更快地看到结果”。我很生气，因为我看来，他们不仅跟我不熟，也不是什么有理想的创作者，更不关注社会上的不平等，那他们凭什么就以为自己能喂我喝鸡汤？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小杨的说法：“我们都在‘穷’时抱着兼济天下的想法。当‘达’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很想去兼济天下了。”

05 以“在场”为抵抗

我们为什么无法有尊严地做有尊严的工作？这可能正是我与小杨、阿拉登分享着的同一种工作之痛。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以为我是一个不被“内卷”所困扰的人。因为我的行动大多出于自发，我面临的压力也从不是为了竞争或者买奢侈品。但实际上，我即使逃脱了雇佣合同，也无法对房价物价的持续上涨、学历的贬值以及远低于全职工作的社会福利视而不见，这些都是间接的压榨。当我尝试想象另一种可能性，却发现自由创作者的退路是大厂中的螺丝钉，大厂螺丝钉的的退路是自由创作者。没有哪里是真正的出口，这仍是一场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机制。

也有人在试图创造缝隙。四月份，我报名过一个名为 CBI 的项目，“CBI”即“创作者基本收入”（Creative Basic Income），由 706 青年空间（大理）发起，“通过向‘创作者’提供基本收入的方式，帮助一些人在短期内不用为生计所困扰，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CBI”的理念来自于“UBI”，即“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 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 提倡在没有条件、资格限制的情况下，每个国民或成员皆可定期向政府或团体组织领取一定金额的金钱，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与最低保障收入有所不同的是，UBI 还可以覆盖由机器取代人工而导致的技术性失业，以及某些行业急剧扩张而另一些行业正在衰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对个人而言，UBI 能够体现对“无偿工作”的认可，如养育小孩、照顾长者、从事家务劳动、志愿服务、无偿艺术创作、文学创作、开发免费软件等。

看起来，这是一种允许躺平的机制，但躺平也是内卷的。CBI 有限的资金来自于私人捐助，尽管该项目对入选者的最终产出没有要求，也不参与任何售卖分成，但仍然会在报名阶段有所筛选。在一次透明化工作讨论会上，负责人提到，他们收到了近一百份报名表，但最终真正能够资助的可能不到 5%。

还有另外一些更光明正大的躺平。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和阿拉登参加了一场线上的“躺平朗读会”，形式是参与者们接力朗读一段以“躺平”为主题的文字，可包括拒绝工作、家庭、上学、婚姻、买房、消费、战争等内容。

阿拉登在第八个登场，读了《十扇窗：伟大的诗歌如何改变世界》中关于“诗歌如何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的段落。但在幕后，她还同时在和我们几个朋友策划朗读前的乐器乱弹表演，以及做第二天工作的 ppt。

阿拉登的房间一角

凌晨一点多，她睡不着了，开始回看大家在朗读会上分享的文本。我问她什么感觉，她说，“就是很好”、“很舒服”。还有，“我找到了一些平衡，我承认自己无法完全过一种闲适的生活，也确实想要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那不意味着对金钱和名望的追求，而意味着“朋友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找我，不至于饿大街。以及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没有能力饱腹的人”。

至于我呢？那天其实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听大家读的内容，我只是想要“在场”。我很清楚，我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朗读会就得到什么醍醐灌顶的启发，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如何工作”之类的宏大问题。但是通过写作、朗读、绘画等任何方式“在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通过仪式的抵抗。

两个星期后，阿拉登所在的小区因出现奥密克戎密接而被封控了，除做核酸以外不能出家门。刚要解封的那天，唐山暴力事件发生了。这一切都再次打破了她的“平衡”。“我们的生命已经不是可以被简单的工作/不工作所定义的，”她写下，“我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拥有诸多好运，我会永远生存在不安全感中，变成彻底的不确定性。”

文中小杨、阿拉登为化名。

图片由受访者及作者提供。

感谢boho、小杨、阿拉登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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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工作”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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