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70载山河已无恙（风雨兼程70年1958）

1958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苏联提出在15年内在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主席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也提出中国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产品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后来，这一口号不断修改,不断把赶超时间提前。因此可以说，从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发动，到1960年底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为止，前后跨越三个年头的“大跃进”运动是当时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交互作用的产物。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严重失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大肆泛滥，给我们的国家和广大人民带来了切肤之痛。1958年至1962年实施的“二五”计划全面失败，成为历史上绩效最差的一个五年计划，有一半左右的指标完成不足10%。我们党早已领导全国人民纠正了“大跃进”的“左”倾错误，走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然而，深入探讨并汲取这场运动的历史教训，仍然且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北露天“大会战”

1958年11月6日至11月30日，鹤岗市5万余人分别在北大岭和兴安台，以“大会战”的形式，剥离70万土方，建成了北大岭、兴安台两座大型露天煤矿。

全市所有单位都参加了“会战”，各单位按所在地分工，北部单位参加北大岭露天“会战”，南部单位参加兴安台露天“会战”。白发苍苍的老人，十几岁的小学生，就连外地来鹤岗公出、探亲的客人，也都参加了“会战”。人们在劳动中不要报酬，不计时间，提出了“要红旗，不要工资”“多产原煤炼钢铁，共产主义早来到”等口号，昼夜奋战。

这次“会战”是在整风运动告一段落、人民公社已建立起来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参加“会战”的单位均按军队序列编制，处级单位编成团，科级单位编成营，以下按连、排、班排列。市委第一书记梁成义是总司令，南北战区各有战区司令。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天气，涌现出赤膊上阵、土篮挑三对、全家齐上阵等事迹。

11月6日，两个露天分别举行了开工典礼。施工现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战地指挥部下达开工命令，顿时，现场欢呼声一片。首先由地质和测量人员用经纬仪、罗盘、皮尺、测绳等进行放线，确定施工边界和各单位所承担的区域范围。然后是一片人海挥动铁镐，开始挖土方。

在现场建有临时工棚子，用以办公和休息，每天24小时不分昼夜施工。有很多人完全吃住在工地，多少天也不回家，有的几天几夜不睡觉。广播喇叭不断播出“战地新闻”和参战人员写的诗文稿，都是些当时流行的“豪言壮语”。市京剧团、文工团及各单位的业余演出团体，在工地现场演出，以快板、山东快书等形式歌颂施工中的先进事迹。如某某人与某某人在晚上挑灯夜战，比赛挑土篮子，广播喇叭里就播道：“就好像张飞夜战马超。”在挑土篮子比赛中，有的人挑三对装满土的土篮，最多也有挑四对的。当时，对模范人物称谓都是冠以古代英雄人物的名字，年长者被称为“老黄忠”，年轻的被称为“小罗成”，女的被称作“穆桂英”。

在25天中，南北两个工地，写出数万首顺口溜似的诗歌。不但工人、农民写诗，小学生也写诗。兴山小学12岁的杨玉学一人就写了80多首。出现了夫妻、姑嫂、母女、父子赛诗、比干劲的事例。

在工地上也投入了少量工程机械设备，如绞车、拖拉机等，还有杠杆、滑轮等原始的简单机械。虽然有绞车，但是缺少铁轨，只好用木方子代替轨道。矿车走过后，经常压坏，不断维修。在工地上，原始的办法和现代的办法都能看到。

北大岭露天所处位置的原始地貌是沼泽地，上面是一层“草垡子”，再往下是沙土层，再向下则是岩石。随着施工深度的加大，硬度也不断增大。因此，只采用原始的人工挖法，难以奏效。于是，提倡技术革新，采用放大炮的办法代替人工挖土方。放炮时，警戒人员头戴柳条帽，臂戴红袖标，手持杏黄旗，边吹哨边请施工人员撤离。

中小学统统停课参加会战。冯来元当时是鹤岗三中的学生，也参加了北大岭露天“会战”。鹤岗三中号称“青年近卫营”，每个学年是一个连，一个班级是一个排。当时只有13岁的冯来元也和大人一样挑土篮，后来又和一个同学共同抬一个大筐，每次都装满了一筐土。干了大约两周，累得精疲力竭。再后来他得到老师照顾，负责送饭，其它时间写战地报道。那时吃的不错，大约每4个小时开一次饭，不限量随便吃，也不收钱。主食有馒头、花卷、油条、麻花、面包等，副食都是大锅炖菜，加点肉片，多数是萝卜汤、甩袖汤。

在“会战”期间，有600多人火线入党、入团，有很多少年儿童在工地上戴上红领巾。人们所焕发出来的劳动热情和对党对新中国的热爱，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截至11月30日，北大岭露天开出300米长、100米宽的一条沟，底部见到煤层露头，遂宣告建成露天矿。因为不是正规设计，没有形成剥离台阶。当见到煤时，立即有人前来照像。挖出几土篮子煤后，就向指挥部报捷，人们欢呼雀跃。

露天矿“建成”时，矿务局运输处已将铁路铺进去，在槽下也投放少量电铲和皮带运输机等设备。

1958年12月2日上午，北大岭露天矿举行建成投产仪式。中共合江地委第二书记、合江专署专员赵去非专程前来参加投产仪式并剪彩。在他剪彩的前面是一列装满煤炭的火车，剪完彩后，列车一声长鸣，徐徐开出，人们欢呼雀跃，鞭炮齐鸣。鹤岗市委第一书记梁成义讲话，代表中共鹤岗市委向参加“会战”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然后，赵去非和梁成义挥锹同大家一起劳动。黑龙江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整个剪彩仪式的纪录片。

当天下午，在南战区，举行了兴安台露天矿建成投产仪式，同样是一片热烈场面。

据《鹤岗矿务局志》记载：兴安台露天矿“至1960年末，共剥岩141万立方米，产煤70万吨”。《鹤岗矿务局志》还记载：这个露天矿在1961年初，经煤炭部批准可以继续小规模生产，能力定在30万吨/年，至1963年停止。

北大岭露天矿虽然在“大跃进”年代剪彩时，只是一个雏形，其产量还不及兴安台露天矿，但是却为以后的正规开发打下了一定基础。自剪彩后，就转入专业队伍施工阶段，由矿务局矿建公司在原基础上继续施工。1960年2月，鹤岗矿务局委托沈阳煤矿设计院对这座露天矿进行了初步设计，1962年补充地质报告，1964年又进一步进行精查补充，确定生产能力为60万吨/年。经过几年边设计边施工，至1966年6月30日正式移交投产。至投产前，已形成5个剥岩工作面，总长3700米，两个采煤工作面，总长1900米。同时完成铁路、车站、通信、排土场等工程。

十万复转官兵进军北大荒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3月20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1958年3至5月间，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包括机关、部队、军事院校的转业军人81500余人，连同随行家属和部队非军籍人员，总计约十万人进军北大荒。其中，预一师、预七师5000余人，分别从原驻地四川省江津县和河南省安阳市出发，来到鹤岗萝北县创建农场。途经鹤岗时，一些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和学校学生前往火车站迎送。整列整列的官兵和随军家属，场面颇为壮观。

在开发鹤岗境内荒原的复转军人大军中，有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有身经百战的师、团、营级指挥员，有战斗英雄，有南泥湾大生产中三五九旅的著名劳动模范。其中也有不少的伤残军人。他们置个人得失、伤痛于不顾，为开发荒原、变北大荒为北大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海被誉为三五九旅的“活李逵”。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时任三五九旅营长的刘海率部创造了全营日开荒36亩的最高纪录。1958年，时任预七师上校团长的刘海又率部转战萝北荒原，创建了预七师农场。他是二等甲级伤残，却置个人伤痛于不顾，全身心投入到艰苦的创业中。他亲自踏查荒原，确定场址，身先士卒地盖房修路，使部队在荒原上很快就站稳了脚跟。当年，全场开荒5万亩，春播2万亩，产粮135万斤，盖起泥草房5万平方米，实现了“边开荒，边建场，边积累”的奋斗目标。刘海回忆说：“预七师转业到萝北时有军官762人，士兵443人，家属小孩1272人，共计2477人。预一师也有2000多人。萝北一下子增加5000多人需要安排住宿，困难很大。很多单位腾出办公室、会议室，不少居民倒出住房或火炕。这也不够住，于是，有些官兵索性就在路边支起帐篷，或干脆住在农家苞米楼子上面。”

预一师农场场长王玉海带领30多人的先遣小分队，于1958年4月30日到达萝北县凤翔镇打前站，为未来的农场选择地点，为大部队的到来选择宿营地。同年5月，他率部到达延兴，创业战斗如火如荼地展开。王玉海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哪里最艰险，哪里最困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当年，全场开荒12865亩，播种9986亩，捕鱼1.2万斤，烧砖8.7万块，烧石灰30吨。为后来农场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十万转业官兵的行列中，还有一位英雄豪杰人物——陈勤，在解放厦门战役中曾荣立特等功，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自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来，我军共涌现10位舍身堵枪眼的战斗英雄，陈勤是其中之一。陈勤来到北大荒后，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1958年10月，中共合江地委与合江农垦局党委决定把萝北县境内的预一师农场、预七师农场和萝北农场等4个农场，同21个农村高级合作社、32个青年垦荒村、点合并，组成一个政企合一的三级制国营农场——萝北农场，隶属于合江农垦局与合江地区双重领导。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萝北农场又称萝北人民公社，是“政、社、场”合一的体制。

搞“一市一社”试点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省领导谈话时，他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纷纷效仿着办起了人民公社。当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全国便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率先实行农村公社化的河南，又一鼓作气地在城市也建立了人民公社。到1958年9月底，河南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482个人民公社。

在黑龙江省鹤岗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步子之所以迈得相对早些、快些，有两个方面情况：一方面，鹤岗市委有积极性；另一方面，省里也打算在鹤岗搞试点。当年的一些文件和文字记录中，都反映出市委对“市矿两套人马”很有想法，认为“机构不统一，力量不集中，在许多问题上，还是不易解决”。

1958年8月底，省委政研室刘仲甫打来电话，让鹤岗考虑“在鹤岗这样的单一性生产城市里是否可以试建一市一社”。合江地委也叫鹤岗市委研究一下试建公社问题。中共鹤岗市委“经过研究讨论，一致同意这样做。”于是，1958年9月1日，市委即组成参观学习团，由市委常委李华民带队去河南焦作市和郑州市参观学习建社经验。并在9月初的市二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以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为主要议题之一展开了大讨论，提出了建立鹤岗人民公社的方案。方案报上去后，在省委全体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在总结讲话中谈到了“城市公社可以试办”的问题，并同意在鹤岗搞试点。

从1958年9月12日开始，鹤岗在以煤炭为主的东山区和以机关、商业为主的新街基区进行试点。同时，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鹤岗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9月16日，召开了全市各党委、总支书记、宣传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通报了试点和全市建社准备工作情况，对下步工作作了部署。截至到9月29日，各区按照公社形式先后成立9个经济区。9月30日，宣告鹤岗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当天下午，在矿工俱乐部召开了鹤岗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会上，市委第一书记梁成义作了政治报告。会议选举梁成义、李华民、王杰等46人为鹤岗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委员，通过了决议。

为了巩固发展人民公社，1958年10月，市委派赵德本、李桂森两人到河北省徐水县和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参观访问，回来后形成了汇报大纲。通过传达学习两地的经验，使大家“觉得浑身增添了力量”。其中，两地在“文化生活上，最突出、最感动人的是到处都是街头诗、街头漫画”。如锯麦诗：“往年收麦用手拔，今年收麦用锯拉，一个麦粒煮一锅，一个玉米装一车。”这种顺口溜似的诗歌创作，很快就在鹤岗形成热潮。

鹤岗市委关于建立人民公社工作的一份报告材料中写道：“在建社过程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已在全市城区组织了26130名家庭妇女参加了劳动生产，占城区能够劳动妇女的82.5%。她们所参加的生产，主要是煤炭工业的露天、运输、煤矿厂和大搞焦炭。据三个矿的统计，参加这部分生产的占妇女参加劳动总人数的90%。其余10%参加了街道组织的编筐、编席、缝纫、刺绣工厂和公共食堂、托儿所的工作。许多妇女主动腾出自己的房子建食堂和托儿所。”

许多“老鹤岗”都能记得当年拆小灶并大灶、办大食堂的情景，委实折腾了好一阵子。

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现了许多问题，使“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泛滥起来，造成了严重后果。通过一次次实地调查，后来，国家领导人逐步认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开始降温。

鹤岗人民公社从建立到结束历时三年整。1961年1月22日，鹤岗市召开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市长、副市长。大会之后，各分社改称为区人民委员会，并成立区党委。1961年9月，矿务局与市人委机关正式分开。

鹤岗矿务局恢复机构以后，对大跃进时期铺开的庞大摊子进行了大力整顿，关停了盲目建立起来的小高炉、小炼焦窑，废止了盲目乱开的小井、小露天。并对“大跃进”时期大量采用的职工进行了精简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