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美在亚洲的地位（格莱美是否真的有那么重要）

纽约音乐杂志《Fader》邀请了Atoosa Moinzadeh和Myles Tanzer就“格莱美是否真的有那么重要”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

正方Myles Tanzer：是的，格莱美的历史不容忽视。

Daniel J.Boorstin在1960年代就提出过这一观点：所有的颁奖礼都是“伪事件”，它们背后并没有实际意义，其存在是为了制造明星的公众曝光度。因此，如果要强行榨取，那么像格莱美这类大型颁奖礼的最终意义存在于其自身的历史当中：即自1959年起，众多被表彰的艺术家们和这个舞台上值得纪念的每一场表演，如1982年小野洋子在列侬逝世后代其领取年度专辑奖的时刻；1984年Michael Jackson赢得八座格莱美奖杯与2001年Eminem与Elton John的合作表演。如今，每天都有无数的新鲜专辑，拥有光辉历史的格莱美将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推到大众面前，并表彰他们的艺术成就。

纵然，当今的格莱美确实有严重缺陷：有时它不能真正辨别良莠，有时它相当独断。不过，和更广义的“文化”二字一样，它也在不断地自我修正，比如为了满足参赛者的需求，格莱美重新设立了开设奖项的类别，其中包括2012年删去多个女性专属奖项以彰显性别平等的大改。

即使是Frank Ocean这类音乐人公开表示不想参加格莱美评选的行为，也只能凸显这一奖项的重要性。围绕奖项的轶事和争议，终将成为格莱美厚重历史的一部分。

反方Atoosa Moinzadeh：格莱美无视了音乐趋势的变化。

今年，Frank Ocean、Kanye West和Justin Bieber等多名艺人抵制格莱美。Ocean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认为格莱美的整个颁奖机制、提名机制和表演环节都已经过时了。”

纵观格莱美历史，它向来与白人关系更大。Kanye West曾在去年颁奖仪式前发推文说：“格莱美的这么多人中，有几个人听过Future的《March Madness》？？？”2015年Future的专辑《DS2》既讲述政治诉求，又包含club金曲，完全是当年的大热专辑，甚至获得了SNL的首肯，但却未收获任何格莱美提名。年复一年，以说唱领域为主，格莱美的提名和赢家完全不具备这个时代对文化浪潮的代表性。

还有令人跌破眼镜的事：2014年，一位学院评审站出来说，大部分提名都是由专业知识有限的评审选出的。他本人拒绝学院邀请做重金属和古典领域的投票评委，因为他几乎完全不懂这两个流派。然而只要他想就有投票权。知识的空白使得格莱美与现实脱节。

诚然格莱美60年的历史并非完全污浊不堪。“当代都市音乐奖 ”这一类别即是现代化和多元区分的结果，也为Gallant和Anderson Paak这样的艺人创造了得奖的空间。不过问题是如今，音乐行业已进入“后流派”时代，然而格莱美对流派的区分几乎是一场失败。如果两者都提名了David Bowie和Radiohead，那么“最佳摇滚歌曲”和“最佳另类音乐专辑”的区分意义在哪儿？自主发行和免费混音带流行的今天，“专辑”的定义又是什么？这个机制已经老了。

文|《Fader》杂志

译|香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