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做个好人奈何身边全是渣男（做个好人依然这么有观众缘）

◎陈建新

“好的演员就是让人一秒入戏，看着这胆小怯弱的周秉昆，谁能想到雷佳音还演过勇猛的张小敬呢？”

“咱们就是说能不能出个无旁白版？真的很出戏……”

“节奏缓慢，慢镜头和卡大头也太多了吧……我理解导演估计琢磨了镜头语言，农家院拍得像舞台剧布景搭出来的，清晰直给但是悬浮，年代剧还是好好琢磨剧情和对白吧。”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梁晓声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改编的电视剧上线后，竟然这么“火”，豆瓣评分已达8.1。考虑到它专注于讲述小人物故事，远离当下的焦点话题，且落脚于“做个好人”式的“平民立场”，难称“深刻”，能有如此成绩，殊属不易。

这是写实主义的胜利，还是理想主义的胜利？它证明了“写崇高”“写平民英雄”依然有市场，还是证明了世俗道德的生命力？

我更倾向于认为：影视剧就是影视剧，其功能之一是精神按摩。受欢迎，说明它满足了观众的需求。毕竟，需求是多元的，且不断改变。在今天，分析需求把握需求也是创作者的基本功。

它写的又是一个“面”

《人世间》的故事不复杂，它讲述了东北某省会城市一家人的悲欢离合。

在那座名为“吉春”的老工业城市中，有所谓“光字片”，本是工人临时宿舍，逐渐发展为社区，因缺乏规划而破败不堪，加上居住者社会地位低，形成了“好女不嫁光字片”的“口碑”。老工人周志刚一家便住在这里。

上世纪70年代，周志刚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西南。根据当时政策，每家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市。周家大儿子周秉义（辛柏青饰）下乡，女儿周蓉（宋佳饰）本应留下，但她出于浪漫的理想，追随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冯化城（成泰燊饰）去了贵州乡下，周家小儿子周秉昆（雷佳音饰）则在城里与母亲相依为命。

三个孩子，三种命运。《人世间》的故事一直讲到本世纪，通过上山下乡、知青返城、改革开放、国企改制等重大社会变动，呈现出个体在命运播弄中的艰难与成长。

从框架看，《人世间》属于典型的写实主义，这曾是备受推崇的美学标准。需要注意的是，东西方的写实主义有非常大的不同。

在国外，写实主义一般聚焦于个体，深入刻画主角的精神成长，以反衬时代波澜，涉及人物不过寥寥数人。在国内，写实主义则往往是“群像”，通过展现一个“面”，来呈现个体的取予和浮沉。

很难说两种写法哪个更好，前者可能更深，后者可能更广。

写“面”，与东方传统美学观念有关。中国作者对人的定义是“关系中的人”，不太关注心理描写，勉强写来，也多是理性的部分，但人的心理活动大多是非理性的，所以中国作家写心理，常让读者感到不真实。可若是将人物置于具体环境中，写微妙变化，比如通过动作、语言、表情等来表现内心活动，往往妙趣横生、体贴入微。

《人世间》也不例外。

每个角色都带着对立面上场

《人世间》是通过“对比”来写人的。

大儿子周秉义和小儿子周秉昆便构成了一对矛盾：前者充满责任感，处处想着自己身为大哥的义务；后者则少年轻狂、吊儿郎当，先当锯木工人，因不安心工作离职，他处处等大哥铺路，去酱油厂后才找到了人生方向。

周蓉的两任丈夫也构成了一对矛盾：前夫冯化城是诗人，充满浪漫精神，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安乐，回城后迅速腐化，周蓉被迫去了法国，一待就是十多年，才发现当年被自己拒绝的蔡晓光更可靠。蔡晓光是高干子弟，他的身份无法与周蓉青春时的浪漫精神兼容，一番挫折后，真爱终于超越了一切。

冯化城与周秉义对爱情的态度也构成了一对矛盾：周秉义的女友郝冬梅也出身于高干家庭，插队时，父亲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周秉义宁可放弃入伍机会（当时人人向往），也不愿背叛情感；冯化成则相反，回城后，担心江郎才尽，放弃写作去混社会，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周秉义与曲秀珍、金月姬等亦构成了一对矛盾：曲秀珍、金月姬等从战争年代走来，心中充满革命激情，为理想，她们心甘情愿地上交了独立判断，晚年开始忏悔，重回人间烟火；周秉义则相反，他经历过荒唐岁月，珍重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坚持，后来他当了官，理想主义的一面依然闪光，他拒绝为弟弟（周秉昆）以权谋私，自愿投入到“光字片”的城市改造中。

在《人世间》中，曲秀珍与金月姬、周秉义与曹德宝、孙小宁与郑娟……都构成了一对对矛盾。通过复杂关系，表达出人物的多侧面，这几乎已成创作自觉——不知道该怎么烘托主角时，就再加一个人物。

有趣的是，《人世间》中真正的主角不是毫无缺点的周秉义，而是反复挣扎、性格多变的周秉昆。

主角为什么必须是周秉昆

聚焦于周秉昆，因为他身上附着了创作者的价值理想：平民精神。

作者显然认为，曲秀珍、金月姬式的道德迷狂不值得信任，而周秉义式的“高大全”又太难得，倒是周秉昆这样，天性懦弱，身为“老儿子”，沾染许多坏习气，却因真诚善良，最终修成正果。

周秉昆和浪漫的姐姐周蓉不同，后者看到生活真相后，能再贾余勇，中年留洋，回来后以小说成名，最终当上老板。周秉昆和一身正气的哥哥也不同，后者有惊人的判断力，人生几乎所有选择都正确，虽经挫折，却必然通往“命定的成功”。

周秉昆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像普通人。周秉义、周蓉都爱好读书，恢复高考后上了名校，实现阶层跃迁，周蓉为追求自由，可以不顾一切；周秉义为了责任，可以牺牲一切。他们在文化上早已完成从工人到知识人的转化。而周秉昆始终是普通人，包括后来去杂志社、经商，也都是偶然的结果。

如果说，周秉义更像上世纪70年代，周蓉更像上世纪80年代，周秉昆则更像今天的年轻人——所有捷径都因太多人走过而变成旧路，而每条旧路又如此拥挤，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自己呢？

正是借着周秉昆，创作者传达出自己的思考：做个好人。

所以，曲秀珍、金月姬的忏悔之路，就是回归邻居大妈的慈善；周蓉的浪漫，最终在经商中找到自我；周秉义的一生坚持，化为回报昔日邻居……而周秉昆曾经的徘徊、理想、不甘心，也在“好人”的自嗨中，找到归宿。

为了强调“做个好人”，《人世间》不惜反复强化“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刻板印象，可周秉义、周蓉又分明是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所以才明白作者的苦心：把他们生在贫寒之家，因为出身好的孩子自带免疫力，读书后不会负心。

观众喜欢，就是王道

《人世间》的设定不乏拧巴处，为突出理想主义，加入大量议论，这成了电视剧的一大负累。这些金句多是两极结构，通过正确与错误、太阳与夜晚、理想与现实、乌鸦与鸽子之类对应，营造所谓的“铿锵有力”，不过是将原本灰色的生活，转化成黑白分明。不是陈道明老师的嗓音不优美，而是那些按捺不住的幼稚，依然太幼稚。

不难理解《人世间》的激情。

老东北工业城市以移民为主，更接近小亲情社会。一方面，社区、舆论等对个体约束小，个体自由选择的空间大；另一方面，产业单一，就业难，家庭成员只有组织起来才有竞争力，父辈既拥有绝对权威，又承担着无限责任，子女只有绝对服从，才有机会。

小亲情社会表面重视亲情，其实徒具形式。因无法从根本上掩盖利益冲突，只好强调礼数——父亲要像父亲，大哥要像大哥，子女要明白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竞争小时，小亲情社会易维系，毕竟“大家都一样”。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家庭与家庭的差距拉大，子女婚姻、就业、上学等都成了父辈的责任，而子女难得社会认可，被动依附于父辈，则自我安慰便成为把家庭标准外化成社会标准。于是，“做个好人”得到追捧。可不同人理解的“好”没有差异吗？在常态社会中，当“好人”与“好人”的冲突变成主流时，又该怎么办呢？

解决方案层面的《人世间》有巨大短板，只是相对于传统的宗族社会、彻底的原子态社会，小亲情社会在当下仍有一定普遍性，所以在传播意义上，《人世间》被接受了。人们觉得“真实”，因为情节就安置在类似的环境中，类似人物能在许多观众身边找到。

社会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人世间》式的写作总会以写实主义的名义得到掌声，虽然创作者们早已不再深入基层采风，只是基于对过去的了解，加上合理想象，便完成了创作，而这本是写实主义最反对的创作方式。

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就是事实：做个好人，依然这么有观众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