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圣经第一讲（新旧约全书解构）

西史辨伪：《新旧约全书》解构（上篇）

——《圣经》文本源流辨正（一）

董并生

【西史辨按】：以第一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2019年8月，北京）为标志，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西史辨学术运动对西方伪史为基础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全面揭露，其内容涉及西方古典学（伪古希腊、罗马）、西方的东方学（伪古埃及、巴比伦及苏美尔）、西方的近现代伪史（伪莎士比亚、英国大宪章、美国五月花公约）等，皆呈摧枯拉朽之势。2021年12月4日，在第二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太原）上，董并生先生进一步针对《新旧约全书》的版本源流成说提出全面质疑。新旧约全书及基督教史是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系统地对其进行全面察疑，标志着西史辨学术运动已逐步进入深水区。会后，董并生先生将其报告整理成文，交由西史辨公号首发。该文分上下两篇，这里是上篇，由于篇幅较大，兹分两次连载。

正文

欧洲文明源于“两希”（古希腊与希伯来），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西方历史学“常识”，也是20世纪中国学界的“共识”。“两希”如车之两轮或鸟之两翼，共同构成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源头。

按照成说，《圣经》指《新旧约全书》，包括《旧约》与《新约》两部分。《旧约》主要讲述犹太人的历史故事，犹太教称之为《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文明”的代表作，也是基督教的神圣经典；《新约》主要记述犹太人耶稣及其门徒传教的故事，原创语言主要是希腊语，是基督教的核心经典。欧洲的宗教、历史、文化就植根于这部《新旧约全书》之上，在欧洲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部典籍可以与之相比肩。

本文以《希伯来圣经》（旧约）及基督教《新约》的文本源流辨析为中心，廓清笼罩在这部神学经典文本上的重重迷雾，探究其祖本的真源，同时对代表“两希”之一的希伯来历史的真相略作揭示。

引言：近代欧美学者对《新旧约全书》的解构

经过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的洗礼，欧洲学者开始对基督教的世界观进行全面质疑。尤其在进入19世纪以后，从德国学者开始，涵盖法国、英国及美国，以理性主义及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旧约及新约所述内容进行了全面解构。

当代旧约研究立足于威尔豪森

威尔豪森（Julius Wcllhausen,1844-1918），德国现代圣经学家、东方学家、历史学家。

康乐、简惠美所作威尔豪森《古以色列史》中译者序：“在过去一代人中，没有谁的观点能够如此引人瞩目地改变了旧约研究，此人便是威尔豪森”。[1]这是1912年英语世界的宗教学刊物《圣经世界》（The Biblical World）在引介这位尚在世的德国圣经学和东方学巨擘时所做的评断。此外，同代的社会学奠基人韦伯在《古犹太教》中对威尔豪森也几乎做出了同样的评价，“纵使再怎么偏离的结论，现今所有的旧约研究无不立足于威尔豪森的伟大著作”，威尔豪森“绝妙地”“运用”和“继承”了前人的方法，“并将这些方法带到极为体系化的完美高点”。[2]

实际上，韦伯的看法代表了19世纪末以来诸多相关领域学者对威尔豪森的总体评价：无论是《旧约》、古以色列史、《新约》、伊斯兰教研究，还是在宽泛意义的东方学研究领域，威尔豪森都被视为一位“集大成者”。[3]

威尔豪森的结论

摩西律法的历史并不像通常认定的那样古老，它甚至也不是古代以色列人历史的起点，而后世所见的《摩西五经》是由数个世纪产生的四种不同的主要版本综合而成，因此它真正成型的时间应该比此前认定的时间晚得多——大约出现在“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xile）以后的时代，照此推断，犹太教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一神教应该是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之囚”获释回归迦南后建立的。因此，《摩西五经》及其呈现的律法在严格意义上只是犹太教的起点，与远古以色列人的起源关系不大。

“底本假说”的来源

威尔豪森的这些结论来自于他的“底本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或意译为“五经来源假说”），他本人毫不讳言，此种学说的某些观念最早可追溯至“这一领域历史考订派的划时代前驱”德维特（Martin Lebrecht de Wette,1780-1849），而在德维特之后，又有罗伊斯（Eduard Reuss,1804-1891）、乔治（Leopold George,1811-1873）和维泰克（Wilhelm Vatke,1806-1882）分别进一步推进了相关工作。

最终直接使威尔豪森获得“底本假说”雏形的则是另一位圣经学权威格拉夫（Karl Heinrich Graf,1815-1869）。格拉夫早年提了“格拉夫假说”（Grafian Hypothesis）指出，以色列人的法典和《摩西五经》直到犹大国陨落之后才出现，而后世所见的《摩西五经》直到以斯拉改革之后其权威性才被公众接受。

在“格拉夫假说”的基础上，威尔豪森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摩西五经成书及其来源的立场。[4]威尔豪森的“底本假说”正是对历史上这些五经来源学说的综合和延伸。他认为，《摩西五经》主要是由四个（所谓“J”，“E”，“D”，“P”）不同的来源合成。

“底本假说”概要

在四个主要来源中，“J”据说起源最早，大约产生自公元前10至9世纪的南部犹大国。“J”传统（“Jahwist”的简称，“Jahwist”与“Yahwist”在英德语中写法互通）往往以“雅卫”称呼神，并且与其余传统不同的是，在“J”传统的叙述中，是亚当首先将神称为“雅卫”（《创世纪》），但在其余传统中“雅卫”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出埃及记》。“J”来源中描绘的“雅卫”与凡人关系紧密，他形态多样，人神同形，甚至与亚伯拉罕一起进餐。总的来说，“J”来源的叙述显得最为生动、通俗甚至“世俗”，它构成了《摩西五经》的主要叙述框架。

第二个来源“E”，大约出现在公元前9世纪的北国，它是“Elohist”（神）派别的产物，与“雅卫”形象不同的是，这个传统中的神充满了神秘色彩，他高居天际，不对凡人直接发号施令。“E”来源可以视为对“J”叙述框架的材料补充。

第三个来源“D”（Deuteronomist,申命典派），因为后世普遍认为这一派别创作了《申命记》而得名，申命派的这个传统相对独立，它记叙了大量的布道和训谕，其主体大概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

第四个来源“P”表示“祭司派”（Priest），此派的底本在四种来源中产生最晚，大约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之囚”发生之后。据推测，这一传统主要是由一批被流放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祭司创生，这批祭司根据自己的意图编订和整合了此前的传统底本。又由于在“巴比伦之囚”以后以色列人的传统政治中心已经不复存在，祭司阶层就成为了事实上领导以色列人的领袖，它们试图通过改革宗教祭祀及其仪式来整合和统一以色列民族。[5]

欧洲存在一个“圣经疑古派”

“激进派将《圣经》叙述的准确性确定在流放之后的正典化过程中，甚至更晚的时期（希腊化时代），早于这一时期的《圣经》叙述由于没有可靠的实物或史料证据，被视为虚构而难以对其进行历史的解释。这种观点被称为极端抽象派（Biblical Minimalists），也可以称为圣经研究的‘疑古派’……

“疑古派的主要学者有汤普森、内尔斯・勒姆策（Niels Peter Lemche）、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R.Davies）、基斯・怀特拉姆(Keith W.Whitelam）等。由于汤普森与勒姆策均出自哥本哈根大学，因此该派学者被冠以‘哥本哈根学派’（the Copenhagen School）之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再把《圣经》当作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认为《圣经》的语言根本不是历史的，而是极度文学化、故事化、布道词和诗歌体的，其根本目的是用于道德训诫。”[6]

西方史学界解构犹太古史

约翰・凡・塞特斯（John Van Seters）在丹尼尔・沃尔夫总主编的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的第1卷中，通过对旧约文献资料的分析，对犹太古史进行了全面解构。

他说：“从《创世记》至《列王纪下》的内容相当于一部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叙述所依据的是巴勒斯坦高原上各个部族原有的系列传统，同时也有一些来自外族的神话传奇，它们已经被圣经作者们搜集整合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传说。”[7]

圣经中的犹太古史没有资格成为历史作品

塞特斯研究结论认为，圣经中的犹太古史是若干种不同的故事体系糅合杂烩、层累虚构出来的一个系统。他指出：“这样的一部历史传说无视时代错误，而古代历史学家又任意地对其叙述大加虚构，以至于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他们的记载没有资格成为历史作品。”[8]

大卫王传奇是虚构的作品

大卫王处于“申命记历史”的中心位置，但是它却只包含了一小部分有关大卫王的圣经故事。其中最大的篇幅是关于大卫及其家族的内容，可以称为“传奇”，包括他逐步成长为扫罗王继承者的不同阶段，还有他统治时期以及传位给所罗门的历史。

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它是出于一位几乎与大卫和所罗门同时代的作家之手，以其本人对当时宫廷生活的观察为基础。学者们将它视为记载“近期”事件的历史写作的范例，可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媲美，而且比后者早数百年。

然而，事实上它却是后人对“申命记历史”的增补，其中所包含的许多时代错误说明它属于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4世纪），因此，它是虚构的作品。[9]

“以色列古史”根本不存在

对于通常被视为以色列民族开端的出埃及事件，他们通过考古发掘得出结论：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在埃及，也没有在沙漠中流浪过，更没有发起一场军事运动征服迦南。而且这种怀疑一直持续到巴比伦之囚，认为整个王国时代的历史都不可信，只有巴比伦之囚以后的历史才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菲利普・戴维斯干脆认定所谓的“以色列古史”根本就不存在，并强调应当区分以色列一词的三种不同含义：一是“历史以色列”（historical Israel），并非《圣经》声称的那个民族，而只是一个居住在铁器时代迦南高地的聚落；二是“圣经以色列”（Biblical Israel），实际上从未存在过，它是波斯时期由《圣经》作者所构建的理想化以色列，通过创造一个共同的过去以凝聚后流放的耶路撒冷社群；三是“古代以色列”（ancient Israel），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学者所创造的以色列，在此过程中对前两者进行了综合。[10]在这些怀疑的基础上，他们甚至提出以色列古史能否书写的问题。[11]

18-19世纪英国人开始对耶稣产生怀疑

“在18世纪初期，英国博林布鲁克派（Bolingbroke）的政治学家们就曾私下讨论过，耶稣根本就没有出生过的可能性。这件事，甚至使法国的伏尔泰也感到震惊不已。

沃尔内在他1791年出版的《帝国的灭亡》（Ruins of Empire）一书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怀疑。拿破仑在1808年会晤德国学者维兰德（Wieland）时，不谈论政治或战争方面的问题，却问他是否相信基督历史的真实性。”[12]

18世纪末-19世纪德国人对耶稣提出质疑

“德国哲学家及神学家赫尔德（Herder）在1796年指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基督，与《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基督迥然不同。

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在他1835-1836年出版的《耶稣的生平》（Life of Jesus）中，认为四福音书里面记述的超自然事迹，应该列为神话，同时避免使用这些事迹来叙述耶稣的生平，而要重新写出基督的真正行谊。施特劳斯的这本长篇巨著，使《圣经》批判成为德国思想界的扰动长达一个世代之久。[13]

19世纪法国及英、德学者彻底否定基督的存在

1863年，法国历史学家勒南（Emest Renan）所著的《耶稣的生平》一书，其推理式的论述，使当时广大的群众震惊惶恐。这本书收集了德国对基督教的各种批评，把四福音书的问题公之于整个知识界。

到了19世纪的末叶，卢瓦奇神父（Abbe Loisy）的法国学派对此评论达到了最高潮。因为他极力主张严格分析《新约圣经》的真实性，以至天主教当局觉得非把他和一些‘前进分子’逐出教会不可。同时，皮尔逊（Pierson）、纳贝尔（Naber）、马特斯（Matthas）的荷兰学派，更进一步致力于此一运动，他们处心积虑地去否认耶稣存在的史实。

在德国，阿瑟•德鲁斯（Arthur Drews）将这种否定的主张予以更明确的说明，英国的史密斯（W.B.Smith）和罗伯逊（J.M.Robertson）也发表了类似的否定言论。两个世纪的讨论，结果似乎是推翻了基督存在的可能性。[14]

《新约》保罗书信亦伪作也

20世纪初，日本作家幸德秋水在综述欧美学者对《新约》的质疑时写道：“近时头脑清醒的德、法考证学家，于其热心研究的结果，断定保罗书信十四篇中十篇全是伪作。只有其余四篇在表面上找不出有伪作的证据。甚至关于保罗本人，他的出生年代，活动时期，我们都尚未能弄清楚。勒南的《保罗》、怀特教授的《宗教与科学的战争》（Warfare of Religion and Science）、赖克博士的《文明史》、《美国百科全书》等都这样说。连《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者也认为，‘我们对于使徒的研究，除新约全书所能看到的以外，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典据的知识。’”[15]

以上，我们通过引述的方式，对欧美学者从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对《新旧约全书》的批判与解构历程，进行了一个鸟瞰式的概览。欧美学者对《新旧约全书》的质疑与解构，主要是基于对文本结构的研究，以及结合考古学以及宗教学的资料，对《新旧约全书》进行了全面解构的。这样的研究，无疑动摇了《新旧约全书》的神圣性，值得肯定。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没有触及《新旧约全书》在西方中心论上的历史地位。

在以下的考论过程中，我们试图使用史源学、辨伪学的方法，结合语言学、考古学的证据，通过对《新旧约全书》文本源流的考辨及与传教士中文文献的对照分析，揭示不同于西方学者研究结论的历史真相，以期有助于使人们认清西方中心论的真面目。

上篇 《新旧约》文本源流献疑

《新旧约全书》是什么时候的作品？

《希伯来圣经》（旧约）各篇的出现时间，常见的一种说法认为是公元前1300年-前100年之间[16]，当代圣经学者马克·R.诺顿（Mark R.Norton）认为旧约最古老的部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甚至更早[17]，中国的圣经学者梁工主编的《圣经百科词典》认为，希伯来圣经最早的文本为摩西五经，其成书时间在耶诞400年前[18]，还有人说是公元前的1000年间[19]，具体时间语焉不详。各种说法实际上都没有什么确切的依据，据说其原创语言主要为希伯来语。《新约》各篇的成书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世纪到2世纪间陆续出现，其原创语言主要是希腊语。

关于《希伯来圣经》（正典）所确立的时间，一说认为是在公元70年之后。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圣城耶路撒冷并焚毁了第二圣殿，“一大批以法利赛派为主的文士们，……聚集在亚布内学院里，将流传于世的宗教经书汇编成册，并最终完成了《希伯来圣经》全书的正典过程，即制定出了《希伯来圣经》汇编的标准与规范，并最终圣化这些经卷，规定任何人不得增删、修改。”[20]另一说则主张，是在公元90年左右召开的雅尼亚（Jamnia）会议上确定的。[21]《新约》27卷，一般认为在公元397年迦太基第三次宗教会议上被确定为正典。

然而，上述这些广泛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是西方中心论刻意编造出来的故事，不仅没有什么确切的依据，与其在不同时期及场合所编造的历史故事相互比勘，前后抵牾、相互矛盾之处比比皆是。

《新旧约全书》是如何流传到今天的？

今天所见到最早完整流传至今的《新旧约全书》，是一部拉丁文本印刷品——《谷登堡圣经》，据说这部《谷登堡圣经》是欧洲在公元15世纪引进印刷术之后，所印刷的第一部书籍，而且是金属活字印刷品。[22]

这部印刷品所依据的文本是什么呢？据说是在欧洲中世纪千年黑暗时期唯一被教会认可的标准文本——武加大拉丁文译本；这个武加大拉丁文译本又是其后所有其它语言的《新旧约全书》译本的祖本。[23]

那么，这部武加大拉丁文译本又是怎样的来历呢？据说是一位名叫哲罗姆的教父，受教皇达马苏斯的委托，于382或383年开始翻译的。武加大译本包括新约与旧约全部内容，新约四部福音书来自希腊文原创文本，旧约全部内容来自七十士希腊文译本。[24]

七十士希腊文译本则来自《希伯来圣经》正典，是应亚历山大的统治者托勒密二世的要求，由70余位教士从希伯来文翻译为希腊文的，时间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

《希伯来圣经》正典成书则是在公元70年之后！是的、没有看错，公元前3世纪中叶，依据公元70年之后的《希伯来圣经》正典，翻译出七十士希腊文译本旧约全书。

《希伯来圣经》正典（公元70年后）→

七十士希腊文译本旧约全书（公元前3世纪中叶）→

武加大拉丁文译本（公元4世纪下半叶，旧约译自七十士希腊文译本，新约译自希腊文原本）→

《新旧约全书》印刷版本（15世纪）及新教其他语言文本

这就是圣经文本源流的主干部分。问题是，这样的文本源流可信吗？

一、七十士希腊文《圣经》译本只是一则故事

按照成说，最早的《圣经》文本，就是公元前3世纪的“七十士希腊文《圣经》译本”，早期的拉丁文《圣经》译本，其旧约部分就是译自这个七十士希腊文文本。进而，七十士希腊文文本又是来自希伯来文《圣经正典》。

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时间错位。如上所述，希伯来文《圣经正典》成书时间在公元70年之后，怎么会先有译本、后有原本呢？

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只是后世的一个传说

这则传说是这样的：

根据最初记载于《阿立斯蒂亚书信》（Letter of Aristeas）（大约写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一个传说，《七十士译本》是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是埃及法老王多利买二世非拉铁非斯（Ptolemy Ⅱ Philadelphus，公元前287-247年）为他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委托他人翻译的。犹太人的大祭司以利亚撒负责此事，他从以色列每一支派各挑选了六位学者，总共七十二位，他们到了亚历山大城，用七十二天时间完成了翻译。[25]

这里的多利买二世就是托勒密二世。将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为希腊文，原来是为了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进行陈列！“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语是应托勒密二世之命”的这种说法，出自一封被称为《亚里斯提亚书信》（Letter of Aristeas）的古代信件，其实早有学者指出这封信件是出于伪造。实际上，连故事中所指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本身，也是出于西方中心论对欧洲古典历史的虚构。[26]

《七十士译本》传说的另一版本

另有人伪托2世纪末里昂基督徒主教爱任纽的记载，则是虚构中的虚构。

该故事称：“翻译者有七十人，而且要求每个人单独完成整部希伯来圣经的翻译。结果，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译本居然都是一模一样的[27]。这些超乎寻常的翻译故事自然增加了《七十士译本》（因翻译者的数目而得此名）在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尤其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及后来的基督徒中的权威。”[28]

《七十士译本》的篇目多于《希伯来圣经》？

更有趣的是，《七十士圣经》译本的内容，远远多于《希伯来圣经》正典底本的内容，不仅包括超出新教版本的天主教圣经的内容，甚至包括所谓的《圣经后典》，即次经的内容。

下图是七十士译本中的书卷。前面带有星号的未收入后来的希伯来圣经正典中，但是大部分收入了现在的罗马天主教圣经、希腊东正教圣经和斯拉夫圣经中，而很多新教圣经单独印行这些书卷，称为“次经”。

七十士译本篇目一览

不包含在天主教圣经、希腊圣经和斯拉夫圣经中（也不在次经中）的书卷是：以斯拉续篇上卷（1 Esdras）、玛拿西祷言（Prayer of Manasseh）、马加比三书和马加比四书（3 and 4 Maccabees）、颂歌（Odes）和所罗门诗篇（Psalms of Solomon）。但是希腊东正教圣经和斯拉夫圣经中包含以斯拉续篇上卷、玛拿西祷言、马加比三书。此外，马加比四书也收在希腊圣经的附录中。[29]

一般来说，古代作品包括篇目内容越多，后来叠加的可能性越大，其时代也越晚。征诸犹太教的历史，起初只有某种形式的经商智慧宝典“塔木德”，到了18世纪门德尔松的时代，有了“托拉”（摩西五经）的概念，犹太教圣经正典是19世纪以后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后文详述，此处不赘。

次经故事，内容晚出，一望可知

七十士译本所含超出希伯来圣经篇目的内容晚出。如次经第一篇的《马加比一书》开篇所讲述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其为后世伪托，一望可知。其开篇第一节如下：

“从亚历山大大帝至安提阿古四世的希腊帝国”：1.马其顿人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从基提地出来以后，战胜了波斯人和玛代人的王大流士，遂接续他为王。他先前已统治了希腊。2.他打了很多仗，攻占堡垒，并杀了地上众君王；3.他远征直到地极，掠夺了多国的财物。当全地在他面前默默无言，他就被高举，心高气傲。4.他招募了一支极其精锐的军队，管治各省、列族和诸王，他们便向他进贡。

5.这些事以后，他病倒在床，自觉死期将到，6.于是召集他的臣仆，就是那些当他年幼时与他同桌共食、士起长大的显贵，趁他仍然活着的时候，将国分给他们。7.亚历山大在位十二年就死了。8.于是他的臣仆就各据一方统治。9.在他死后，他们各自加冕称王，他们的子孙世袭多年，在遍地多行不义。

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属于典型的伪史。其最早的版本系中世纪阿拉伯的故事，后来四下流传，被改编成了古希腊的故事。[30]

七十士译本的底本：是犹太圣经正典还是摩西五经？

“因为急于拥有犹太律法书的译本，托勒密命人给耶路撒冷的犹太大祭司以利亚撒（Eleazar）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派72名最优秀的学者到亚历山大，精确地把犹太律法书（摩西五经）翻译成希腊语。这72位学者到达亚历山大后（以色列12个支派中，每个支派选出6名学者），受到盛宴款待及皇室规格的礼遇。然后当权者赐给他们一个位于地中海内的小岛，这个岛离岸一公里远，十分安静，让他们在那里工作。这些学者彼此分工，互相商量，72天就完成了翻译工作。当他们把译本读给当地的一个聚会堂听时，得到了很高的赞誉。实际上，人们认为这一译本太精确了，所以任何人敢对其进行改动都将受到诅咒。”[31]

如上图所见，七十士译本译自希伯来圣经全本，其篇目远远多于希伯来圣经正典；这里又说，托勒密请来72位学者翻译的仅仅是犹太律法书——摩西五经？可见编造故事的人所编造故事时的随意性，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缺乏可信性。

有七十士译本的文本流传至今吗？

据说19世纪中叶德国人于西奈一所废弃的修道院垃圾堆中发现了公元4世纪中叶的一件七十士希腊文圣经的抄本，称之为“西奈抄本”。另外还有一本所谓的“梵蒂冈本”。

这里仅举“西奈抄本”略作说明。“七十士希腊文译本西奈抄本不为世人所知，直到1844年，一位来访的德国学者替申多夫（C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在一堆等待烧毁的垃圾中发现了它。当替申多夫认识到自己发现的是什么时，他设法抢救出了大部分手稿。因为这些手稿极为珍贵，而且几乎是完整的，这两本4世纪的抄本为今天的圣经学者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32]废弃寺院的垃圾堆中，发现几近完整的莎草片文本？这种作派正是西方中心论19世纪时虚构历史采用的典型手法。

“七十士译本”文献不靠谱

据说公元1世纪有一位犹太人约瑟夫斯，他所写的《犹太古史》及《犹太战争》，为圣经之外关于犹太历史的唯一历史文献。

萨克雷《约瑟夫斯评传》导言写道：

“约瑟夫斯在希腊-犹太文献的作者名单中。此类文献的主要代表是被称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的所谓文献；现代学者发现越来越难单列出一种符合该词词义，且值得被称为‘七十士译本’的文献；不过依据比较传统的用法，‘七十士译本’指的是最早的，或者至少是较早的《摩西五经》（Pantateuch）的希腊语译本——大致于公元前250年左右译毕，《圣经》其余的内容也在之后得到翻译。由于残本、片段得到保存，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后来有三种古希腊语译本，即阿奎拉版（Aqulia）、迪奥多信版（Theodotion）和西玛库版（Symmachus）。”[33]

这里大意是说，约瑟夫斯的作品与七十士译本内容雷同，不过较早的内容只有摩西五经，从而暴露了所谓七十子译本文献来历的可疑性。另据西方学者揭露，约瑟夫斯是17世纪初法国神父约瑟夫・斯卡利杰虚构的人物，其实就是斯卡利杰本人，约瑟夫斯就是约瑟夫・斯卡利杰的缩写。而约瑟夫斯的作品《犹太古史》及《犹太战争》，实际上是斯卡利杰编造的伪史。[34]《约瑟夫斯评传》导言所指《圣经》的三种古希腊语译本，即阿奎拉版（Aqulia）、迪奥多信版（Theodotion）和西玛库版实际上是虚中之虚。

如上所述，公元前3世纪七十士希腊文圣经译本的说法矛盾重重，实际上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历史上这个文本的真实存在。

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拉丁文《圣经》译本

欧洲第一部印刷的书籍——《谷登堡圣经》是什么？

现在传世的、我们能够见到最早的《新旧约全书》是一部15世纪印制的、被称为《谷登堡圣经》的印刷品。

“西方印刷业的开端以1456年谷登堡版《圣经》的出现为标志。”换句话说，“谷登堡印制了世界上第一本由活字印术技术制作的书——《圣经》，也叫做《谷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35]

据说，这部1456年所印行的谷登堡版《圣经》以“武加大译本”为底本，目前还有48本流传下来。这本圣经共两册，1282页。每页分两列，一般为42行。有11本现存的圣经印在精致的羊皮纸上，其余37本则印于纸上。

上图为《谷登堡圣经》的一页，内容为诗篇1到4篇。[36]

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术，第一部印刷品就是这部大部头圣经？而且有装饰字母？彩色套印？梵蒂冈标准版本？

《谷登堡圣经》的底本——“武加大译本”

据说，在耶诞4世纪时，欧洲有一位名叫哲罗姆的圣经学者，是一位不可企及的天才。

哲罗姆（Sophronius Eusebius Hieronymus），公元347年出生于达尔马提亚（Dalmatia，今斯洛文尼亚），12岁时，前往罗马学习希腊和罗马的经典著作。大约公元366年受洗，很快就献身于圣经研究。公元377年，在两年的沙漠苦修之后，他在安提阿被按立为神父。382年返回罗马，成为教皇达马苏的私人秘书，并被委派修订当时的圣经拉丁文译本。在罗马期间，哲罗姆也在讲道中批评罗马的神职人员和懒散的修士们，并成为一群富有的罗马妇女的属灵导师。当达马苏于384年去世时，离开罗马，在伯利恒定居，在那里终其一生。也正是在伯利恒，哲罗姆完成了圣经的翻译，于公元419或420年安然离世。

直到哲罗姆的时代，大多数基督徒仍在阅读希腊语圣经。耶稣的时代，希腊语就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新约是用希腊语创作的，当然几乎全部的旧约均通过希腊语译本而为人所知，最早的基督徒们主要是通过最初的七十士译本了解旧约的。到公元4世纪哲罗姆时代，拉丁文在广阔的罗马帝国中使用，所以极需一部优秀的拉丁文圣经译本。虽然此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拉丁文圣经译本，但都相当粗略，一直到热心的哲罗姆翻译出一部优秀的拉丁文圣经。这部圣经被称为武加大译本（Vulgate），因为其译本非常成功，一直作为天主教会的正式圣经，使用了1500多年。[37]

“武加大译本”成书过程

公元382或383年，哲罗姆接受教皇达马苏的委派，开始在罗马翻译圣经。他对希腊语原文圣经进行研究之后，以一部古老的拉丁文译本为基础，并纠正了其中的错误，很快翻译出了四部福音书。

还不确定哲罗姆是否也翻译了新约的其他书卷，但一些学者相信他翻译了。武加大译本中其余的新约书卷另有译者，但哲罗姆的确翻译了旧约的全部内容。起初，仍是以一部古老的拉丁文译本为基础，很快就将诗篇翻译了出来。这一次，他修正了其中与希伯来原文圣经和希腊语七十士译本相悖的内容，但他对这次翻译工作并不满意。此时，他离开罗马，定居在伯利恒。

在伯利恒，哲罗姆又继续翻译诗篇第二稿。这次，他参考奥利金的六经合璧，即把各种不同的希伯来经文和希腊语译本按六栏排版的研读本圣经，使其译文更加精确。随后，在七十士译本的基础上，他开始翻译约伯记，还有被认为出自所罗门的三卷书和历代志。

接着，他丢开七十士译本，尽管七十士译本一直被基督徒看作是神圣旧约的文献，其地位甚至高于希伯来语原文圣经。从那时起，哲罗姆似乎就不再依靠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而是直接根据希伯来圣经翻译剩余的旧约书卷。

还有一些书卷未被正式希伯来圣经接受，但收录在七十士译本中，在对它们进行研究之后，哲罗姆断定这些书卷是荒谬的。虽然他也翻译了一些这种书卷，但他拒绝将这些书卷列入旧约正典，并在引言中将其列为次经。这又是大胆的一步，因为很久以来，这些作品已为大多数基督徒接受为经书。然而后来，人们抄写哲罗姆的圣经译本时，常把引言部分漏掉，于是基督徒继续将这些次经接受为圣经的一部分。直到宗教改革时期，这些被列入正典的作品才再次受到严肃的质疑。[38]

哲罗姆翻译《旧约》的底本从七十士译本转为希伯来文本？

“3世纪左右，拉丁文开始取代希腊文成为更广阔的罗马世界的学习语言，因此急需一个统一的、可靠的文本，以供神学和敬拜之用。为满足这一需要，教皇达马苏一世（Pope Damasus，366-384年）委任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杰出学者哲罗姆承担翻译的工作。哲罗姆最初是以翻译希腊七十士译本开始他的工作，因为许多教会权威，包括奥古斯丁，认为这个译本充满了上帝默示的亮光。

但是后来，他冒着被严厉批评的危险，转向当时在巴勒斯坦正被使用的希伯来文本作为翻译的基础文本。在390年至405年期间，哲罗姆完成了希伯来旧约的拉丁文译本。然而，尽管他转向希伯来原文，他还是深深地依赖于各种希腊版本作为翻译的帮助。这样做的结果是：武加大译本在以希伯来文本为基础的同时，也反映了希腊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的影响。武加大本对于文本的批判的价值在于它为马索拉抄本之前的希伯来圣经提供了证据，尽管由于受到当时已经存在的希腊译本的影响，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已大打折扣。”[39]

按照成说，当时的巴勒斯坦是犹太教流行的地区。犹太教自己的经典是《妥拉》和《塔木德》，现行《圣经》（旧约）的篇目与版本等都是基督教会内部确定的，确定时也没有与犹太教商量，哲罗姆翻译《圣经》怎么可能拿并不存在的巴勒斯坦犹太教当时所使用的希伯来文版本为底本呢？

哲罗姆译本指谬举隅

例如，哲罗姆《约伯书》前言：“当前的翻译没有沿用古代译者的路子，但需要以现在准确的词语，把希伯来原文和阿拉伯原文，甚至还有叙利亚文并置在一起，翻译新的译本。”[40]

我们知道，阿拉伯民族成立之后才有阿拉伯文，阿拉伯文出现在公元7世纪之后，哲罗姆是公元4世纪人，怎能有阿拉伯文供他参考呢？

再如，哲罗姆《多比传》《犹滴传》前言：“由于闪族语与希伯来语极为相近，我得到了我能找到的能够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人的帮助，就某个主题展开一天紧张的工作。我的方法是，在秘书的帮助下，把翻译者用希伯来语讲的内容，用拉丁文解释。”[41]

我们知道，“闪族语”是18世纪以后才有的概念，哲罗姆怎么会使用比自己晚1400年的概念呢？

还有，“早期对武加大译本的反应。起初，公众并没有接受哲罗姆的译本，而还是喜欢他们在敬拜和研习时已经熟悉的译本。有些人对哲罗姆放弃七十士译本感到遗憾。哲罗姆还是谨慎地保留着那些七十士译本中存在的已经成为神学讨论主题的术语，但是批评家们仍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希腊语圣经比古老的希伯来原文圣经更真实。在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的前言中（公元393年），哲罗姆对这些批评家做出了回应：

如果有人感到七十士译本更为满意，那是长期以来我对其所做的订正。我们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新译本，毁坏一个旧译本。如果我们的朋友仔细阅读，他会发现我们的译本更为清晰，因为这一译本并没有经过几次转译而变味，而是直接根据原文翻译，并储存在洁净的容器中，因此保持了原味。”[42]

按：“如果有人感到七十士译本更为满意，那是长期以来我对其所做的订正”，这种说法不成立，因为当时的条件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使评论者广泛读到哲罗姆所订正的文稿。

哲罗姆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9世纪版本的一页[43]

上图右上角的大写字体不是抄者手写体，而是印刷体。我们知道，9世纪的欧洲还没有印刷技术。

“谷登堡印刷术”疑窦重重

一个被指称为15世纪的德国小镇的故事；一位文盲金匠突发奇想，欧洲第一部印刷品出笼；资金少许，个人借款（1600莱茵金币）；改造啤酒设备，小作坊，请一位帮手，彩色套印；19世纪标准：最好的纸张、最好的字模、最好的印油；私印圣经；文本来源不明、事先没有教廷认可、却被指定为教会标准版本……

一件“高大上”的欧洲 “文化”顶级产品。教会上千年搞不定圣经定本问题，被一个文盲金匠借了1600莱茵金币，在短时间内，初次尝试活字印刷，便一字不错地完整印制出来，并被整个基督教世界奉为标准版本！？

谷登堡，何许人也？

谷登堡又译古登堡或古腾堡。一种说法，谷登堡的名字是约翰·根斯弗莱希（Johan Gensfleich，1398-1468）[44]，还有一种说法，其全名叫约翰内斯·古滕贝格·拉登·古登堡（Johann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45]，被称为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家。他住的地方称为谷登堡府（Gutenberghof，又称“犹太山屋”），谷登堡一家的姓氏便是由此而来。[46]

谷登堡的家乡被誉为“金色的美因茨”（Golden Mainz）的奥雷亚莫格塔（Aurea Moguntia）是一个位于美因河岸的带城墙小镇，是中世纪晚期城镇的缩影。街道是一条条泥泞的小路，好一点的会铺上木板，沿小路有一条排污用的明渠。行人必须时时警惕，因为高层可能会直接从窗户往外倒夜壶。美因茨的人口有六千左右，多年来由于接连暴发的黑死病而减少了很多……[47]

谷登堡生平信息的不确定性

长久以来，学术界推断谷登堡的出生年份应为1398年。但是阿尔伯特·卡普（Albert Kapr）在其1996年出版的传记中指出，谷登堡的出生日期为1400年6月24日。谷登堡出生时，父亲年约五十多岁，系美因茨知名商人。古登堡的母亲出身于贵族家庭，年龄比谷登堡的父亲要年轻得多。谷登堡父母均受过良好的教育，也都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古登保到底是在美因茨读的书还是在自己家里接受的教育，这一点后人并不十分清楚，但他很有可能去过教会举办的走读学校，为了出版《圣经》，他一定在什么地方非常认真地学过拉丁文，他也有可能于1418年至1420年间在爱尔福特大学（Erfurt University）进行过深造。[48]

“拉丁语是一门古老且鲜活的语言，去教堂或者上学便意味着要接触这门语言。谷登堡本人应该是小时候学习过这门语言，并且成年以后偶尔会说几句。”[49]

谷登堡是碎片化日耳曼穷乡僻壤的一位半文盲金匠，拉丁文知识，只是推测他在小时候学过，偶尔会说几句。他的生平经历信息，人们所知甚少。

谷登堡的资金来源

1450年，约翰内斯·谷登堡与美因茨金匠、基尔特公会成员约翰·福斯特（Johann Fust）达成了一项协议，以6％的利息借了一笔高达800莱茵金币的贷款。[50]谷登堡把钱投入他的新车间，但很快就违约拖欠利息。[51]两年后，他答应再借给谷登堡800莱茵金币，条件是谷登堡要让他的养子彼得·施沃夫（Peter Schoffer）担任工头。谷登堡同意了，他雇用了施沃夫，福斯特支付了第二笔贷款。[52]

两次借款，共计1600莱茵金币。当时雇佣一位工匠，一年大约需要300多莱茵金币[53]，两次借款仅够支付一位工匠5年的工资。印刷设备开发、金属字模研发、印刷用油墨的研发等，需要几位工匠啊？厂房及设备投资与日常开支又从哪里来？

谷登堡金属活字——“发明”铅字？

谷登堡采用何种金属的活字？“谷登堡或他的员工倒入模具的是什么金属，这是目前另一个未知的问题。”学术界有人猜测：“他可能进行过无数次的尝试，遭遇过无数次的失败，外加进行一些明智的猜测，最终才确定了他的‘活字金属’的构成。……对谷登堡《圣经》印本问世后大约一个世纪铸造的活字的分析显示：铅的含量最高，占82%；锡占9%；质地较软的金属元素锑占6%；其余为微量的铜。由于今天的活字印刷厂仍然使用同样的金属比例铸造活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谷登堡当时曾使用类似的配方。”[54]

铅字金属含量的最佳配比：铅占82%；锡占9%；锑占6%；微量的铜。不知要有经过几百年的摸索，经过多少家企业的竞争，经过多少次失败，才能摸索出以上铅字的最佳配比，谷登堡如何可能做到呢？

谷登堡改造制酒设备“发明”印刷机？

凯瑟琳·哈伯（Katharine Haber）：“谷登堡的的确确发明了一套集传统印刷设备之优势和创新科技为一身的新式印刷设备。……谷登堡将原本用于制酒的木质螺旋压榨机技术和用于造纸及书籍装订的技术融合到自己的印刷设备当中。此外，他还制造出一系列金属活字——先在较软的金属上进行雕刻，再用合金进行锻造——这样就可以在众多纸张和底稿上反复使用。”[55]

印刷机的发明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不是看一看别人的制酒设备，就可以回家简单模仿制造出来的。要将这种制酒设备运用到印刷术中来，“需要解决机械上的问题：首先是要创造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工具，不仅运作起来速度尽可能地快，而且能够得到好的印刷效果，使得墨色平整而均匀地印刷到纸张上，而不把纸张损坏。”[56]

谷登堡“发明”印刷用墨水？

凯瑟琳·哈伯（Katharine Haber）：“谷登堡还发明出一种能够长时间显像的新型墨水。实践证明，谷登堡发明的墨水质量优于以前的所有墨水。”[57]

欧洲古代墨水：锅底灰或油灯头灰等加植物胶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例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58]

掺和“尿液和耳垢”调和粘稠度

据说在谷登堡之前，中世纪用于装饰手抄本墨水的情况：首先用黑色墨水勾勒出图案，就像画漫画书的单张一样；接下来，将中性底漆涂在需要上色的区域，然后填充上各种墨水。[59]“所使用的墨水与现代色漆相似，由悬浮在黏性介质（如蛋清）中的颜料构成，同时掺杂了尿液和耳垢等添加物，以达到所需的稠度、颜色和不透明度。”[60]

发明铅活字，发明印刷机，发明适应于铅活字的墨水，这些发明最少需要几十年上百年行业里几十家企业间不断摸索改进，不断试错才能做到的工艺，不知谷登堡个人如何可能在短时间一次性完成呢？

完成印刷需要的准备工作

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求有非常重要的前期工作。首先是制作木模，以便放置金属板，带有凹进的需要制模的活字印痕的字模；还需要制造出字冲，其底部刻有凸出的字母，以便在字模中冲压成型。因此印刷术需要各种材料，有些是生产所需，有的则是用于制造工具，其中有一些是像生产压力机的木料等相对普通的材料，可是也有一些金属是较难获得的……

而问题最多的还是各种金属：首先是用作铅字的铅，还有做字冲的钢，做字模的铜，做压力机的铁。不同种类的金属，同时又是以各种方式成型的：铅是熔化铸造出来的，铜、钢和铁则是锻造、冲压和锉削而成的。这一简单的事实让人想到，现代印刷术之所以能够诞生，在它的周围必须能够获得这些金属，也必须有人可以将它们成型。换言之，必须存在一个有着各种不同的活动和技能的有利的冶金业环境……[61]

如上所述，美因茨（Golden Mainz）的奥雷亚莫格塔（Aurea Moguntia）是一个位于美因河岸带城墙的小镇，人口大约6000左右，不知是否具备这样的冶金环境呢？

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发明印刷术？

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在其专著《中国之欧洲》一书的前言中，以“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家”为标题，对西方中心论伪造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人的行为进行了揭露。

当初我人在美因茨，……自然没有忘记去Weltmuseum der Druckkunst（世界印刷术博物馆）。我细细观赏了《谷登堡圣经》，甚至还研读了《最后的审判》的残本；……然而，令我感到惊诧莫名的，是我发现当人们离开这座谷登堡博物馆时，却不得不坚信，上述的这位谷登堡正是在美因茨发明了印刷术。离馆前，他们给了我一本40页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谷登堡博物馆馆长阿洛伊斯·鲁佩尔教授（博士）向参观者介绍了正在形成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和国际谷登堡协会。

鲁佩尔教授那本介绍美因茨世界印刷术博物馆的小册子这样写道：

“除了美因茨，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会有世界印刷博物馆。快到1400年时，这位伟大的印刷术的发明者、古老的根斯弗赖施的贵族后代，诞生在谷登堡的府宅里。在这儿，他完成了不朽的发明；1446年，他印制了至今还保留在美因茨谷登堡博物馆的《最后的审判》的残本，这是欧洲最早出现的铅字印刷物；从1452到1455年，他印制了《四十二行圣经》，这是图书印刷术的不朽之作。1468年2月，他溘然长逝，安息在方济各教派的教堂里。在美因茨，让人缅怀这位人类无可比拟的天才的纪念物是永存的：在这儿，耸立着他那宏伟的纪念像，这是伟大的托尔瓦德为更为伟大的谷登堡建造的；在这儿，谷登堡博物馆已建立并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愿意成为全世界所有印刷工的家。

“尽管当谷登堡还是个孩子时东亚就出现了铜字印刷，尽管有人说劳伦斯·扬斯聪·科斯特尔在哈勒姆，或者还有其他人已在谷登堡之前浇铸了金属字母，但美因茨仍是印刷术的家乡，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学者与文化人士都是一致的；赢得世界承认的印刷术是在美因茨被发明，并从美因茨出发，向全世界胜利挺进。”

于是，艾田蒲撰文纠正了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术这一错误说法，不料却遭到了强力反驳。例如，皮埃尔·德·布瓦斯德弗尔先生在当时的《日内瓦日报》上说：“中国人（总是他们！）发明了纸和印刷术”；罗歇·儒德兰先生在《新法兰西杂志》中也说我是“中国狂”，只会“咬（我）奶妈欧洲的乳头”。[62]

有人不愿意承认欧洲印刷术的“木活字”阶段

中国造纸术、印刷术研究专家潘吉星指出：“主张欧洲经历过木活字阶段和受中国技术影响的观点，一度在欧洲受到非难。因为如果此说被大家接受，有些人坚持活字印刷术为欧洲独立发明的观点，就难以维持下去。……

“1420年以前，欧洲没有活字印刷，木活字是从中国引进木版印刷之后出现的，欧洲自身并没有活字印刷技术传统，活字思想和活字技术是中国的产物，在中、欧人员往来频繁的时代，欧洲木活字技术只能来自中国……

“有人不愿意承认欧洲印刷经过木版→木活字→金属活字三个阶段，似乎从木版直接就跳跃到金属活字。他们不承认卡斯塔尔迪和谷腾堡时代的欧洲进行过木活字印刷，说借近代精密设备和工具制造小号西方文木活字的模拟实验均告失败[63]。实验情况或许是如此，但现代这些模拟实验的作者恐怕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制造大号西文木活字无需动用精密设备和工具，而且可以排版印书。事实上，他们的先辈们就这样作了。”[64]

欧洲木版印刷实物举例

现存有年代可查的最早的欧洲木版宗教画，是1423年印的圣克里斯托夫（St．Christoph）与耶稣画像（图269）。此像发现于德国奥格斯堡一修道院图书馆中，当时贴在一手写本封面上，现藏于英国曼彻斯特赖兰兹图书馆（The Bylands Library,Manchester）[65]。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圣克里斯托夫背着手持十字架的年幼耶稣渡水，画面刻两行韵语，其意思是：“无论何时见圣像，均可免遭死亡灾。”这颇有些像佛教印刷品中的经咒那样。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下角还有从中国引进的水车。1400-1450年间，德国、意大利、荷兰及今比利时境内的弗兰德（Flanders）等地盛行木版印刷。这期间列日（Liege）城的德国神甫欣斯贝格（Jean de Hinsberg，1419-1455）及其姊妹在贝萨尼（Bethany）修道院的财产目录中列有“印刷书画用的工具一件”及“印刷图像用的版木9块及其他印刷用的石板14块（Novem printe lignee adimprimendas ymagines cum quatuordecim aliis lapideis printis）”[66]，明确说用版木印刷圣像。[67]

1423年德国木刻单页宗教画圣克里斯托夫与基督渡水图[68]

欧洲最早的活字是“木活字”

木活字是欧洲最早的活字，但它绝对是中国印刷文化的产物，中国活字技术对欧洲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木活字在欧洲的使用上。16世纪瑞士苏黎士大学神学教授兼东方学家特奥多尔·布赫曼（Theodor Buchmann，1500-1564）于1548年发表的作品中认为欧洲活字最初以木制成。他说：在欧洲“最初人们将文字刻在全页大的版木上。但用这种方法相当费工，而且制作费用较高。于是人们便做出木活字，将其逐个拼连起来制版。”[69]

这是欧洲使用木活字印书的重要记载。欧洲早期木活字无疑要用中国的技术方法制作并排版，此外别无他途。布赫曼学术活动时间上距欧洲最初使用活字不过几十年，他的记载应是可信的，反映欧洲早期活字印刷工试制活字时期仿制中国活字的实际情况。木活字是从木雕版过渡到金属活字的桥梁，木活字的使用使欧洲人第一次掌握活字印刷思想。意大利、尼德兰（Nederland）和德国这些木版印刷发达的国家，率先从事木活字印刷。[70]

欧洲人模仿中国人作木活字用来印书的这段历史，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木活字印刷为此后欧洲出现的金属活字印刷奠定了技术基础。[71]

谷登堡生平在中国学者笔下变得“清晰、无疑”

在西方学者那里缺乏明晰生平信息的谷登堡，不知为何，到了中国学者笔下就忽然变得确定无比？

约翰·谷腾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m Gutenberg，1400-1468）生于莱茵河与美因河汇流处的工商业城市美因茨（Mainz），1418-1420年就读于埃福特（Erfurt）大学，因父亡而辍学，回美因茨习金工……

1444-1448年他外出旅行，可能去荷兰、瑞士巴塞尔或意大利威尼斯等地[72]，带着问题作技术考察。1448年回故乡美因茨，……他向本城富商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c.1400-1466）贷款，以所开发技术和设备为抵押，合同五年有效期内利益均分，期满后将本息偿还债主。……

谷腾堡技术生涯中最大成就，是1455年用小号字（20point）出版《四十行圣经》（Fourty-two Line Bible）精装本，版面30.5cm×40.6cm，每版含两页，双面印刷，共1286页，分两册装订。每个印张四边及两页间边栏都有木版刻成的花草图案，木版板框内植字，实际上是集木版与活字版于一身的珍本[73]。这一年合同期满，谷腾堡无力还债，经官府裁决，富斯特拥有印刷厂……[74]

西方学者找不到证据，不得不依靠推测，如上文：“为了出版《圣经》，他一定在什么地方非常认真地学过拉丁文，他也有可能于1418年至1420年间在爱尔福特大学（Erfurt University）进行过深造”，到了中国学者笔下就成了“1418-1420年就读于埃福特（Erfurt）大学”；至于谷登堡的拉丁文知识，西方学者推测：“谷登堡本人应该是小时候学习过这门语言，并且成年以后偶尔会说几句”，在中国学者的叙述中，则默认为在大学中学习拉丁文不证自明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印刷武加大拉丁文圣经，不懂得拉丁文怎么行。这样一来，谷登堡、一个半文盲金匠，就可以被解释为拉丁文学者了。

现存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的实物证据

何以见得谷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有什么依据吗？据说当时留下来三件实物证据。一件是42行圣经，一件是拉丁文语法书，还有一件就是赎罪券。

现存的第一批印刷产品为我们提供了主要的实物证据：赎罪券（即教会出售给教徒以赎其罪的票券），小型拉丁文语法书（donats）以及著名的四十二行圣经，这部约有1300页的著作印行了有100余部。”[75]

说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是19世纪的说法。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出于当时人们的推测，并无确实的证据。“从19世纪开始，出版了数目可观的著述，都试图确定谷腾堡究竟发明了什么，哪些部分真正属于谷腾堡的个人发明，而不是来自他的合作者、他的竞争者乃至他的继任者。对于这个问题，由于目前所有的档案文献和考古材料都相对有限，因此在很多方面需要依靠假设。”[76]

谷登堡圣经底本从哪里来？

按照成说，来自武加大译本。印刷术出现之前，按说只有抄本，然而，抄本的特点是每一本抄本之间都有差异，依照中国文献版本学的原理，必须找到抄本中的善本，再校以不同时期不同抄写者的异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排印时，更需精心校对、一审再审。不经过这样的程序，怎么可能印出好的书籍？古腾堡圣经，没有这些程序，甚至连拉丁文都不懂的工匠们，是怎样制作出被教会长期认可的圣经标准版本来的？

《谷登堡圣经》藏本来历可疑

据称其存世版本最早发现于18世纪，“《谷登堡圣经》也被称作《马萨林圣经》（Mazarin Bible），因为17世纪一位名叫尤里斯•马萨林（Jules Mazarin）的红衣主教于1706年首次发现《谷登堡圣经》。此后，马萨林把他发现的《谷登堡圣经》作为藏品小心放在巴黎保管。”[77]

声称于18世纪初神秘现身的这部《马萨林圣经》，其目的在于通过谷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存在”，来证明圣经版本“渊远流长”。却忘记了，制定圣经标准版本是梵蒂冈的权责，一个没有拉丁文修养的金匠凭借对制酒设备的改造，可以印出具有19世纪工艺水准的大部头圣经？！

现存于世的《谷登堡圣经》有48本。完整印刷的牛皮纸版现存于英国大英博物馆（British Library）、法国国立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地。在美国，几近完整的《谷登堡圣经》由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78]另外，艾田蒲在美因茨印刷术博物馆也见过《谷登堡圣经》藏本。[79]

古登堡《四十二行圣经》存本地域一览

存世谷登堡圣经48，其中羊皮本12，纸质本36。按收藏地域来看，主要是在西欧、北美地区，也有个别在东欧及东亚。其中德国15部，法国4部，英国8部，美国10部，意大利2部，西班牙2部，其余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瑞士、丹麦、波兰及日本各1部。12部羊皮纸印本，德国5部，美国3部，英国2部，法国、意大利各1部。

德国15部：柏林1部（羊皮纸）、哥廷根1部（羊皮纸）、富尔达1部（羊皮纸）、莱比锡3部（其中2部为羊皮纸）、美因茨2部，其余法兰克福、卡塞尔、慕尼黑、斯韦因富特、斯图加特、特里尔、阿莎芬堡各1部。

法国4部：巴黎3部（其中羊皮纸1部）、圣奥梅尔1 部。英国8部：伦敦3部（其中两部为羊皮纸）、剑桥1部、牛津1部、爱丁堡1部、伊顿1部、曼彻斯特1部。美国10部：纽约4部（其中羊皮纸1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部（羊皮纸）、圣马力诺1部（羊皮纸），其余普林斯顿、奥斯汀、剑桥、纽黑文各1部。意大利2部：罗马2部（其中羊皮纸1部）。西班牙2部:布尔戈斯1部、塞维利亚1部。其余，葡萄牙里斯本、奥地利维也纳、比利时蒙斯、瑞士科洛尼、丹麦哥本哈根、波兰佩尔普林及日本东京各1部。[80]

这些存世的印本为什么不在修道院，却都在西方中心论盛行地区的图书馆呢？应该是由欧洲最高宗教机构统一规划、统一制定格式、手工制作，然后分发各地，分别保存，留此存照，证明基督教文献古已有之。探寻这些现存于世界各地的《谷登堡圣经》藏本的来历，是一件有趣的事；大概不会早于大英圣经公会的成立时间（1804年）吧？

《谷登堡圣经》存世48本，每本都不一样？

“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共有48本存世，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每个存本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独一无二的装帧，因此每本都可以被视为孤本。艺术史学家埃伯哈德·柯尼希（Eberhard König）所制名录中按照保存地列出了《四十二行圣经》的各个存本，并以缩写形式写明了资料出处。此外，他也写明了各个存本是否有摹真本。该目录随研究进展不断更新。”[81]

按照常识，印刷品的特点为同一版式批量印刷，这样才能显示出印本的优势。而据称谷登堡圣经的印本存世48本，却每本一个面貌,说是手写部分及插图绘画为另外的制作工艺；那么，谷登堡圣经据说共印了180册，就应该有180种款式了？换句话说，谷登堡印刷品圣经180册，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两册是相同的！

古腾堡印的第一部书是“拉丁文语法书”？

学者们一致认为，谷登堡最终选定的是一本名为《文法艺术》（Ars grammatica）的拉丁文教科书。这本书是罗马帝国末期的文法学家埃利乌斯·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写的，到了谷登堡时代，它已经成为标准的初学者读本。[80]……谷登堡本人应该是小时候学习过这门语言，并且成年以后偶尔会说几句。[81]

谷登堡印刷的第一本书已成为羊皮纸残片，粘在其他作品里，但幸存的50多部印刷残本则揭示了什么是当时的革命性事物，尽管它看起来再普通不过。[82]谷登堡印刷的多纳图斯文法书是一本小书，只有28页，用的是当时欧洲常见的密集的哥特字体（又称“编织”字母）。[83]……谷登堡的多纳图斯文法书里的a不是无限多样的，而是有十个具体的版本。研究古人书法和印刷文本的古文书学家们认为，谷登堡在1450年已经印刷了此书，他的第一本书。[84]

42行圣经流传下来40余部，明显出于19世纪的伪造；小型拉丁文语法书只剩下碎片、更加不可靠，出于证明古腾堡懂拉丁文，要不然如何印刷拉丁文圣经呢？

古腾堡的业绩：印制赎罪券

三件实物，42行圣经及小型拉丁文语法书之外，就剩下赎罪券了。

教皇派遣著名的红衣主教尼古拉斯（Nicholas of Kues，朋友称他库萨努斯[Cusanus]）访问德国。1451年，库萨努斯来到了美因茨。为了筹集必要的资金，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授权库萨努斯销售一种叫作“赎罪券”的宗教工具。赎罪券的授予仅需要一份简单的书面合同，库萨努斯要求美因茨圣雅各修道院的院长迅速准备2000份这样的合同，以备集中销售。[85]但是修道院院长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让内部抄写员来完成这项工作，相反，他委托了谷登堡来印制这2000赎罪券。谷登堡在1454年和1455年印刷了这些赎罪券……[86]

赎罪券是印出来了，并且保存了下来，但并不意味着那就一定是金属活字印刷品。

伏尔泰笔下的谷登堡：雕版印刷，非金属活字也

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写道：“印刷术在同一时期被他们（中国人）所发明，大家知道，这一印刷技术是木板上的一种雕刻版，就像谷登堡在15世纪首次在美因茨使用的那种。”《利特雷辞典》在其“印刷术”条目的开头引用了这段文字。[87]

正如上述伏尔泰明确指出的那样，15世纪谷登堡所采用的为雕版印刷术，则所谓的“发明金属活字”说，显为后世附会无疑。

“谷登堡发明印刷术”的说法出于虚构

作为西方伪史（现代版的西方普世历史）的奠基者，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 年）是那样的得益于印刷术，他对应用这个新技术来“创造历史”，而兴奋不已；以致他忘乎所以地说，是自己所在的荷兰“发明了印刷术”的。（printing was invented in Holland.）

从斯卡利杰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谷登堡发明印刷术”（约1445年）这件事，是很迟才虚构出来的。参见赫塞尔斯著《谷登堡虚构》，副标题是“严格审核有关谷登堡的文件，显示他不是印刷术的发明者”（The Gutenberg Fict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ocuments Relating to Gutenberg, Showing that He was Not the Inventor of Printing）。[88]

17世纪之前欧洲印刷中心在荷兰不在德国

1699年有评论指出：“‘放眼世界，能大批量印书的城市无非只有10个左右。英国有伦敦和牛津；法国有巴黎和里昂；荷兰有阿姆斯特丹、莱顿、鹿特丹、海牙和乌得勒支，此外还有德国的莱比锡，大致就是这些了。’[89]荷兰能拥有五座书城，英国和法国却只是各有两座：这个比例真是很不简单。据说，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有400位印刷商或书商。他们不单是荷兰本地人，还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犹太人。他们当中不乏杰出之士，这些人并不是纯粹为了牟利才做书的；不过，在这一行里也同样有不法之徒。‘阿姆斯特丹有些书商品行不端，干着可怕的造假勾当。’”[90]

由此可见，甚至到了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印刷中心依然是在荷兰，当时在德国以印刷闻名的城镇只有莱比锡，不在美因茨也。

不存在从哲罗姆到谷登堡一成不变的圣经文本

《旧约》有七十士希腊文译本、武加大拉丁文译本、希伯来文本（马索拉抄本）等，有趣的是旧约正典成书距今已经2000余年，各种语言文本数不胜数，然而各种文本之间，其内容并无多大差别，毋宁说是两千余年一成不变。

反观新约，情况大不相同。不仅各种版本互不相同，就连福音书的数量18世纪称有50-100种之多，根本不是四福音书。有人统计，《新约》改窜达几十万处！

美国圣经学者巴特•埃尔曼指出：“我越是研究《新约》的抄本传统，就越理解到这些经文在传抄者手上那几年，是如何被彻底更动过。抄写者不但保存了经文，也更动了经文。当然，现存抄本中所发现的数十万种经文修改……如果说这些经文更动对于经文意义或可导致的神学结论完全没有实质关联，那就错了。”[91]

按照成说，新旧约版本从哲罗姆时代就已经成形，一直到印刷本谷登堡圣经，陈陈相因。然而，从不同抄本的情况来分析，实际上根本没有定型的圣经。单从《新约》来看，其改窜之处就达几十万处！（新约一共多少文字啊？）“尽管说哲罗姆翻译了《圣经》，那也只是一个故事，不是事实。各种随意篡改经文的现象实在太普遍了。”[92]

旧约一成不变，新约改窜万千，两约之间其性格何其不同如是之甚也！

综上所述，从其现存物金属字模成熟、纸张上乘、油墨高级均匀、印刷压力均等、彩色套印、精印精校的42行谷登堡圣经，到声称最早发现于1706年的法国，以及该印本据称被梵蒂冈指定为圣经标准版本的情况来看，这部所谓15世纪欧洲印刷术刚出世就印制出如此高大上的大部头《新旧约全书》的可能性为零。从活字金属印刷工艺的发展规律及15-18世纪欧洲印刷中心地区的分布情况来看，19世纪之前不可能印制出现存《谷登堡圣经》那样准确无误、美轮美奂的套色彩印版圣经。

(未完待续)

[1] 见“Julius Wellhauscn”，in The Biblical World,Vol.39,No.1，1912,p.67。

[2] [德]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4页。

[3] 古代史思想大家莫米利亚诺就曾这样总结威尔豪森，“就我们所知，威尔豪森对《旧约》所做的分析性贡献谈不上开天辟地：他把前人谈过的东西，讲得更清晰、准确和有威信。但他是一位拥有非凡力量的史学家”。见Arnaldo Momigliano,“Religious History Without Frontier：J.Wellhausen,U.Wil-amowitz and E.Schwartz”，in History and Theory，Vol.21（1982）,No.4,p.52。

[4] 关于威尔豪森的学术传承和思想地位，见 William A.Irwin,“The Sig-nificance of Julius Wellhausenin”，in Journal of Bible and Religion,Vol.12（1944），No.3，pp.160-173。

[5] 关于威尔豪森“底本假说”的外文文献汗牛充栋，汉语文献可参阅陈贻绎，“威尔豪森对早期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载于《东方论坛》2013年5期；另见其专著《希伯来语《圣经〉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4页；以及田海华，“威尔豪森的来源批判及其圣经诠释”，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2期。

[6] 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184-185页。

[7] [美]丹尼尔・沃尔夫总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1卷主编[美]安德鲁・菲尔德、格兰特・哈代，陈恒、李尚君、屈伯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11月，上册，第95页。

[8] [美]丹尼尔・沃尔夫总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1卷主编[美]安德鲁・菲尔德、格兰特・哈代，陈恒、李尚君、屈伯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11月，上册第95页。

[9] 详细讨论见 John Van Seters，In Search of History：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History（New Haven/London,1983），277-291；and John Van Seters, The Biblical Saga of King David （Winona Lake,Ind.,2009）。

[10] 参见Philip R.Davies,In Search of‘Ancient Israel’,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2,p.119。

[11] Daniel Block,ed. ,Israel：Ancient Kingdom or Late Inuention? Nashville：B&H Academ-ic,2008；Lester L.Grabbe,ed., Can a‘History of Israel’Be Writen,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

[12]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台湾幼师文化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569页。

[13]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台湾幼师文化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570页。

[14]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台湾幼师文化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570-571页。

[15] [日]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杀论》，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第16页。

[16]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351页。

[17] 马克·R.诺顿《旧约的文本与抄本》，载[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1页。

[18] 梁工主编《圣经百科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671页。

[19] 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第36页。

[20] 张倩红、张少华《犹太人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第70-71页。

[21] 游斌《希伯来圣经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3月，第3、9页。

[22]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263-264页。

[23] 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21-124页。

[24]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3页。

[25] 英文版主编[美]安德鲁・劳斯、中文版主编黄锡木、卓新平《古代经注》第1卷，创世纪1-11章导言，石敏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4页。

[26] 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223-224页。

[27] Irenaeus Adversus Haereses 3.21.2.奥古斯丁也敘述过类似的故事，City of God 18.42。

[28] 英文版主编[美]安德鲁・劳斯、中文版主编黄锡木、卓新平《古代经注》第1卷，创世纪1-11章导言，石敏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4页。

[29]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76页。

[30] 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214-223页。

[31]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74-75页。

[32]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41页。

[33] [英]H.St.约翰・萨克雷《约瑟夫斯评传》导言，陆路译，大象出版社，2019年3月，第5页。

[34] 参看诸玄识、董并生《世界伪史纪年体系来历揭秘》，载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8月，第259页。

[35]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中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15、209页。

[36]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263页。

[37]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0-173页。

[38]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3-175页。

[39]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中译本第144-1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40]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4页。

[41]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5页。

[42]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4页。

[43]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5页。

[44] [法]伯罗斯特《印刷术和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吴旻译，载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43页。

[45]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3页。

[46] John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How Printing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London：Transworld Publishers, 2010）,26,143；Albert Kapr,Johann Gutenberg：The Man and His Invention,trans.Douglas Martin（Brookfield,VT：Scolar Press,1996）, 25-29。

[47] J.C.Russell,“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48,no.3,New Series (1958)：62;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21-25,32-35。参看[英]基思・休斯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邵慧敏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第95-102页。

[48]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09-210页。

[49] H.Rad,“Fifteenth-Century Schoolbooks,”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3,no.1（1939）:37-42。见[英]基思・休斯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邵慧敏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第99页。

[50] E.Burke,“Fust（or Faust）, John,”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An International Work of Reference on the Constitution,Doctrine, Discipline, and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New York：Appleton,1909）,newadvent/cathen/06326b.htm；“Helmasperger's Notarial Instrument,”Gutenberg Digital（SUB Göttingen），accessed March 05, 2014,gutenbergdigital.de/gudi/eframes/helma/frmnot/frmnota.htm。

[51] “Helmasperger's Notarial Instrument”；Man,The Gulenberg Revolution,147-149；Kapr,Johann Gutenberg,153-159。

[52] “Helmasperger's Notarial Instrument”；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 147-149。

[53] [英]基思・休斯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邵慧敏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第97页。

[54] [英]基思・休斯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邵慧敏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第109-110页。

[55]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4页。

[56] [法]伯罗斯特《印刷术和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吴旻译，载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51页。

[57]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5页。

[58]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29页。

[59] Calkins,“Stages of Execution：Procedures of Illumination as Revealed in an Unfinished Book of Hours.”

[60] “Pigment,”Glossary for the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e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accessed October 20,2014,prodigi.bl.uk/illcat/GlossP. asp#pigment；Michael Clarke and Deborah Clarke,“Tempera,”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Art Terms,accessed October 31,2014,oxfordreference. com/view/10.1093/acref/9780199569922.001.0001/acref-9780199569922-e-1658。转引自[英]基思・休斯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邵慧敏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第158-159页。

[61] [法]伯罗斯特《印刷术和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吴旻译，载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45页。

[62] [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上册，前言，第17-20页。

[63] Reed,Talbot Baines.A history of the old English letter foundries.London, 1887。

[64] 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4月，第234-235页。

[65] Oswald J.C.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chap. 24. New York，1928；Oswald J C．《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译，东京：鮎書房，1943年，第365页。

[66] Oswald J C．《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译，东京：鮎書房，1943年，第365页。

[67]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33-434页。

[68] 取自de Vinne（1875），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33页。

[69] Oswald J.C.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s, chap.22.New York，1928；オスワルト，Oswald JC．《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译，东京：鮎書房，1943年，第333-334页。

[70]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35-436页。

[71] 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4月，第235页。

[72] Ibid.,219。

[73] Oswald J.C.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s,chap.2.New York，1928；《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译，东京：鮎書房，1943年，第14-24页。

[74] 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4月，第238-239页。

[75] [法]伯罗斯特《印刷术和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吴旻译，载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43页。

[76] [法]伯罗斯特《印刷术和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吴旻译，载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43页。

[77]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中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6-237页。

[78]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中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6页。

[79] [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上册，前言，第17页。

[80] 参看《古登堡〈四十二行圣经〉存本名录2004（1995）》，载[德]克劳斯-吕迪格·马伊《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附录），洪堃绿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11月，第221-234页。

[81] [德]克劳斯-吕迪格·马伊《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洪堃绿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11月，第221页。

[82]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145-147；H.Rad,“Fifteenth-Century Schoolbooks,”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3,no.1（1939）:37-42。

[83] Mead,“Fifteenth-Century Schoolbooks.”

[84] “Ars Minor [frag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Digital Library（The Trustee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0），arks. princeton. edu/ark:/88435/8c97kq49z.

[85] Frederick Kilgour,The Evolution ofthe Boo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90；Bernhard Bischoff an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Latin Handwriting in the Middle Ages,”in Latin Palaeography：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27-136。

[86]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146。

[87]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154-156；Kapr,Johann Gutenberg,61-64。

[88] Janet Ing,“The Mainz-Indulgences of 1454/5-a Review of Recent Scholarship,”British LibraryJournal 9,no.1（1983）：17。

[89] [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上册，前言，第17-20页。

[90] 参看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91] 记录于1699年的评论，载H.J.瑞辛克：《荷兰三本最古老法文期刊中的英国和英国文学》（H.J.Reesink,L'Angleterre et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dans les trois plus anciens périodiques français de Hollande），1931年，第93页。——原注

[92] [法]保罗・ 阿扎尔《欧洲思想的危机（1680-1715）》，方颂华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7月，第91页。

[93] [美]巴特•埃尔曼《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黄恩林译，三联书店，2013年6月，第217页。

[94]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历史篇：帝国的实相》第7章。

[95] 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22页。

[96]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崬兴、张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第172页。

[97]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崬兴、张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第316-317页。

[98]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崬兴、张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第274页。

[99] 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185页。

[100] [法]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版2008年5刷，中册第4-5页。

[101] [英]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9月，第7-8页。

[102] [美]阿兰・米拉德《〈圣经〉考古大发现》，朱玉华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7-18页。

[103]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张倩红、马丹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1月，第26页。

[104] [英]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上册，第199页。

[105] [美]伯纳德·J.巴姆伯格《犹太文明史话》，肖宪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第170页。

[106] [英]伊恩・布莱克《邻居与敌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前言，王利萃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9月，第3页。

[107]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85页。

[108] Glaude Hagège：《共通语之世界史——关于欧洲诸语言的地政学》，糟谷启介、佐野直子日译本，株式会社白水社，2018年12月发行，第102页。中译文为引者所译。

[109] Glaude Hagège：《共通语之世界史——关于欧洲诸语言的地政学》，糟谷启介、佐野直子日文翻译，株式会社白水社，2018年12月，第102页。中译文为引者所译。

[110] [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0月第1版，2019年11月第9刷，第112-113页。

[111]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23-24页。

[112] 方豪《中西交通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下册，第905-906页。

[113] 方豪《中西交通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下册，第908页。

[114] The Hebraic, or Egyptian hieroglyphic script replaced by the Greek alphabet in the epoch of the XIIIXV century。

[115]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116]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117] We believe the ‘ancient’ Greek to be a relatively recent language - one that must have come to exist in the VIXVII century.

[118]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119]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78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120]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上册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

[121] 详见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理论篇：概念的界说》第2章。

[122]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43-144页。

[123] [美]孟德卫《奇艺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5页。

[124] 诸玄识《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汉字密码”》，载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8月，第39页。

[125] 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10月，第229-230页。

[126]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2页。参看杨平《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载《周易研究》(济南)2013年4期。

[127] [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224-245页。

[128] 阿利克斯：《对〈摩西五经〉的考证》，第117页。

[129] [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224-245页。

[130] [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224-245页。

[131] 傅圣泽在《智慧之巅》中将此论点细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日本中国卷卷4,4,（2），5，页1-220。他实际上是将此作为第四个命题的第二部分提出。

[132] [丹麦]龙柏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47页。

[133] [丹麦]龙柏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52-153页。

[134]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S176.f.340，转引自张西平：《中国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85页。

[135] [丹麦]龙柏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47页。

[136] [美]孟德卫《奇艺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359页。

[137]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中国》，五洲传媒出版社，2001年9月，第16页。

[138] [英]马丁・吉尔伯特《五千年犹太文明史》，蔡永良、袁冰洁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第135-138页。

[139] [英]马丁・吉尔伯特《五千年犹太文明史》，蔡永良、袁冰洁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第135-138页。

[140]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中国》，五洲传媒出版社，2001年9月，第17页。

[141] 犹太十族在崩溃中进入中国；他们在那里被称为Sinous 西奴。——伏尔泰

[142] 耶稣会士伪造文献《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由前耶稣会修士福开神父译成拉丁文，原文稿存梵蒂冈图书馆，登记号42759）。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附录》及[法]伏尔泰《哲学辞典》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10月，第266-283页。

[143] [英]马丁・吉尔伯特《五千年犹太文明史》，蔡永良、袁冰洁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第135-138页。

[144] 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载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册第76页。

[145] 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51-52页。

[146] 张倩红《试论摩西・门德尔松的启蒙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第75页。

[147] 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张倩红《试论摩西・门德尔松的启蒙思想》转引，载《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

[148]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405页。

[149]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崬兴、张蓉中译本第168-169页，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第1版。

[150] 张倩红、张少华《犹太人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第97-98页。

[151] 世界文字研究会编《世界文字图典》日文版，吉川弘文馆平成5年8月，第94页。

[152] 参看诸玄识、董并生《“字母文字优越论”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表现》，见董并生公众号，2019年9月6日。

[153] [丹麦]裴特生《十九世纪语言学史》，钱晋华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4月，第223页。

[154]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10版）下卷，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5月，第507页。

[155] Glaude Hagège：《共通语之世界史——关于欧洲诸语言的地政学》，糟谷启介、佐野直子日文翻译，株式会社白水社，2018年12月发行，第86页。中译文为引者所译。

[156] [英]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册，第522-523页。

[157] [英]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册，第522-523页。

[158] [英]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册，第518-519页。

[159] Sachar,A History of Israel,p.82。

[160] [以色列]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67-70页。

[161] [美]库尔特·舒伯特《犹太史》，颜展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第219-220页。

[162] [以色列]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80-83页。

[163]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喇卫国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6月，第51-54页。

[164] [英]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册，第519页。

[165] [以色列]埃利・巴尔纳维《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纪〉到21世纪》，刘精忠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84页。

[166] 参看[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156页。

[167] 马克·R.诺顿《旧约的文本与抄本》，载[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2页。

[168]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3页。

[169]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1页。

[170] 参见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历史篇：帝国的实相》第7章。

[171] Timothy Hm《死海古卷概说》傅有德、唐茂琴中译本第160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72]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6页。

[173]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2-4页。

[174] 王神荫《死海古卷简介》，载[美]西奥多•H.加斯特英译《死海古卷》曹兴治、莫如喜中译本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510月第1版。

[175]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4-5页。

[176]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8-9页。

[177]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9页。

[178]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110 ［April 1948］3。

[179]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10页。

[180] 陈泽民《死海古卷中译本序》，载[美]西奥多•H.加斯特英译《死海古卷》曹兴治、莫如喜中译本第2页，商务印书馆199510月第1版。

[181] Timothy Hm《死海古卷概说》傅有德、唐茂琴中译本第157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82] Timothy Hm《死海古卷概说》傅有德、唐茂琴中译本第157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83] MICHAEL GRESHKO《举世震惊！圣经博物馆的死海古卷全部为赝品》，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22年3月。

[184] MICHAEL GRESHKO《举世震惊！圣经博物馆的死海古卷全部为赝品》，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22年3月。

[185] MICHAEL GRESHKO《举世震惊！圣经博物馆的死海古卷全部为赝品》，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22年3月。

[186]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中译本第137-1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87]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中译本第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88] [意]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