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的历史文化解释(姚风: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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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风,生于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葡文系毕业,后获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交部工作,后移居澳门;曾任澳门文化局副局长,现为澳门大学葡文系教授。出版多部诗集和学术著作,并译有《在水中热爱火焰》《未来是一个清晨》《我的心迟到了》等。曾获“柔刚诗歌奖”“澳门文学奖”等奖项,以及葡萄牙总统颁授“圣地亚哥宝剑勋章”。曾为何多苓在内的多位艺术家担任策展人;曾举办摄影展和个人艺术展。威廉斯堡大桥
清晨,漫步纽约威廉斯堡大桥
远处的摩天大楼沐浴着晨光
春笋一般朝着天空生长
多少人正从梦中醒来
“我梦见了遗忘小姐,
她修改了我的梦境”
墙上的巨幅涂鸦
用梦幻的色彩涂抹着这样的句子
有人在桥上晨跑,有人在遛狗
有人乘火车往返于每天的起点与终点
护桥栏的铁丝网上
挂着各式各样的连心锁
这么多锁,一定多过钥匙和密码
人行道的地面上
三个汉字如此醒目:去洗澡
赫德逊河口像巨大的浴池
翻滚着碧波
我饮故我在
酒,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但可以搁置
在水中点火,一阵灼热
鱼群游向更深处
一次次举起杯盏,一面白旗
时光的难民在原地抵达了彼岸
地平线消失了
笼子长出翅膀,飞向了天空
天地如此辽阔
我饮故我在
岂能辜负明月与大海的欢舞
登临至六十五度的桅杆
我们才不是异乡人
不为欢庆,只为唤醒遗忘
在纯粹的酩酊中忘记
把爱情与死亡拧在一起的
一个个“然而”与“但是”
虎年写虎
——写于壬寅年初一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西格里夫·萨松
壬寅年带来老虎
我们画虎,写虎,说虎
狐假虎威,彼此祝福
但我们心中并没有猛虎
因此有了更多的羔羊
花园里的蔷薇也十分孤独
更孤独的
是动物园里的老虎
禁阻的铁栏
紧扣着它的身躯
早已替代了皮毛的斑斓
这被判以无期徒刑的猛兽
在欢庆的鞭炮声中
不知道如何度过它的本命年
不知道何时回归山林
更不知道
何时回到我们的心中
最南端的海
来到大陆的最南端
大海已是另一个大海
你转过身,用湛蓝的目光打量我
然后走向一只船
但你最终独自向前走去
在水平线的尽头
纵身跃上蓝天
而我跳进水里,一直游
游至水变成海
在浪涛间我饮下大剂量的蓝
来洗涤我的身心
我要呕出郁积的阴影、喧嚣和尘埃
云的意义
绝不是羊群
没有谁可以放牧你
作为天空的领主
你只会不羁地奔走和书写
你的字典里
没有“边界”这个词
你写下瞬息万变的文字
告诉我须臾的意义
你让我倾听蓝色的空无
让我安静下来
有时候,你让一朵云飞进我的眼睛
你用这朵云看着我,好像我也是天空
你以雷鸣和闪电
反复告诫我人间尚存的不公和苦难
你铺开洁白的桌布
呼唤天上的父亲人和众神共进晚餐
你会化为水来到我的唇间
溢满即将枯竭的心
你打开所有的窗子
让我在四壁画满你的肖像
阳光
太阳的腰间,皮毛柔软而斑斓
在此,我用我的手
找到你的手
每一只手都有完整而柔软的手指
它们一起劳作,直到阴影降临
“未来是一个清晨”
未来是更大的命运
开始于昨天
每一滴水都流向未来
每一个活在今天的人
都在为未来做准备
当我们流下眼泪
那是大海
在远方拍打我们的面颊
未来是一个清晨
树木结满鸟鸣
大地玫瑰盛开
我们在每一滴露珠里
微笑着奔跑
穿过黑夜的门槛
注:“未来是一个清晨”为笔者翻译的葡萄牙女诗人索菲娅·安德雷森的诗句。
沙与漠
1 我松开手
手里没有一粒沙子
只有沙漠
2 沙漠不是失败
打开的书,只有骨骸
没有尽头
3 只有人是人的尽头
为了抵达
必须在石窟里凿亮黑暗
4 我六十年的眼睛
装不下这无边的荒凉
因此我欢喜
尽管明天我还要退回
那张悬在四十三层楼的床上
5 太阳在葡萄干里
张开甜甜的嘴唇
我也张开嘴
向卖葡萄干的老汉
要了一杯水
6 用沙子
往身体里装满沙子
身体微不足道
只是皮囊
7 谁是我?
你走到神的面前
静默里
有无限而唯一的回答
在无限的石头里
你拾起一块你的石头
8 没有水
那就啜饮眼泪
而眼泪舍不得流下来
被蒸发的悲伤
甚至找不到天上的云
9 到处都是光
我无法躲进我的阴影
10 我矮了下来
让夕阳代替我的头颅
最后的燃烧中
有灰烬和一个新的清晨
11 我们去了玉门关
走在我们前面的
有王之焕、霍去病、班超.....
没有人记得还有姚金贵
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将军
他只是戍边的士卒
12 你告诉我一个秘密
所有的鱼都闭上了眼睛
或者说
每一粒沙子都有沙漠
13 从飞机的舷窗俯视
群山仍在奔跑
你们依旧年少
浑身披着一层新雪
14 走进沙漠深处
就戴上了最辽阔的镣铐
关押空无的看守
有一张看不尽的脸
15 没有墓地
也不知墓碑为何物
或许我们
就是正在行走的墓碑
16 沙漠是无用的敌人吗
在我居住的城市
建筑工地的沙子又涨价了
17 每一颗沙粒,每一块石头
都是不一样的
沙漠不屑抄袭自己
18 我爱这些枯黄的草
也更加相信那些不存的花朵
低飞的麻雀
姚 风
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上小学三年级,年底的某一天,我们正在上课,班主任翟老师把我叫出去,说是去见两个人。在班主任的办公室,见到两个斯斯文文的人,他们没有说明来意,只是简单问了我有关家庭情况的几个问题。不久后,我就收到通知,我被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录取,要去那里学习西班牙语,从此,我的命运被改变了。
命运让我走近西班牙,和它的语言结缘。在政治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学习外语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放眼教室里悬挂的世界地图,除了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等几个屈指可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加上几个友好的非洲国家,我们的敌人的确不少,不是帝国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要不就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修正主义的爪牙,那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难。
然而,我们对西班牙知道得很少,在外语学校七年的时间里,我不知道塞万提斯是谁,也没有人讲过《堂·吉诃德》,更不知道洛尔迦。我们用的教材都是中国老师按照时代的要求自己编写印制的,打字油印,内容大多是地主、资本家如何压迫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如何奋起反抗之类。要死记硬背的词汇无外乎是“地主”“解放前”“解放后”“工人”“农民”“剥削”“压迫”等等。在这短时间,我接触的诗歌是稀少的,熟悉的诗歌大多是毛泽东诗词和豪情万丈的革命诗歌,偶然读到了郭小川,顿觉一股清流在流淌。
七年的西班牙语学习之后,我们并没有机会使用外语为解放全人类而工作,我们全体下放到北京的郊区农村……这期间,恢复了高考,我得以幸运地考进大学学习葡萄牙语。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葡萄牙语文学的研究工作,其实根本谈不上研究,青涩的我甚至还没有跨进文学研究的门槛,不过当时研究所名家云集,我竟然与柳鸣九、吕同六、郭宏安等人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同在一个研究室,有幸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受益匪浅。在这段时间,我真正开始接触诗歌,涂抹过几首不敢示人的肤浅之作,同时开始翻译诗歌。我偶然收到一本葡萄牙古本江基金会寄来的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的诗选,题为《可以栖居的心》,我如获至宝——他那以奇特的想象力去唤醒词语的纯粹抒情和给我带来巨大的惊喜,于是开始翻译这本诗集。1989年,这本双语版的诗集在澳门出版并在里斯本举办了发行仪式,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和已在里斯本工作的我一起参加了发行仪式。
1987年,我得到机会赴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工作,这令人羡慕的工作对我来说却是无趣的,生活也单调乏味,因此我结识了一些葡萄牙诗人,胡乱写了几首葡文诗歌,没想到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后来越写越多,最后他们还帮我出版了一本葡文诗集。现在看来,这些诗作无非是揉入了一些中国元素,符合老外对中国的想象而已,到现在只有那首《鱼化石》还算喜欢,其它的都无足挂齿。不过,我至今保持着用葡文写作的习惯,在一家葡文开设了“诗文与摄影”的专栏,今年初在巴西出版的一本葡文诗集收录了一部分在专栏上发表的文字和摄影作品。
1992年我移居澳门之后,忙于生计,但间隙间还用中葡文写过一些诗歌,也出版过一本很抒情的诗集《瞬间的旅行》,里面残留着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对我的影响,然而我基本上是与内地诗歌界绝缘的,没有任何交流,一些大名鼎鼎的诗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广州的几个诗人,我们一起创办了《中西诗歌》,与内地诗坛有了更多的接触。从2003年开始,我的诗歌变化很大,写出了《老马》《植物人》《狼来了》等至今我还觉得满意的作品,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我的转变,也许是我性格中的一些因素、生活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更多诗人作品的阅读促成了这种转变,虽然我喜欢我现在的这种诗歌姿态,但我知道这样的姿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需要改变一下,向更高更远的地方凝望,更好的诗歌一定在远方,在更高的地方。
如果不写诗,我不是现在的我,诗歌于我是个传奇,是个意外,或者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事。在庸常的生活中,诗歌是我最好的精神伴侣,是我参与心灵生活最活跃的方式,也是我观察事物并体验生存之意义的途径。诗歌让我在黑夜看见更多的星辰,在清晨看见更多的花朵,在人群中看见了人。对一个诗人来说,看并且看见是重要的。
米沃什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需要诗人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其实做一个完整的人是很难的,社会进程的发展并未带来人性根本的改变,人的局限性依旧束缚着每一个人。我们追求真实,但当我们走近真实时,却没有勇气去呈现。因此,我在诗歌里没有写过夜莺,但写过麻雀,我赞美它们在人间低飞,但不会飞进笼子,在笼子里它们面对嗟来之食只会绝食而亡,它们的这种精神足以蔑视很多匍匐的人类。
相信那些不存的时间
——姚风诗歌阅读札记
冯 娜
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生前反复强调自己谁也不是,他是“无人”“一个不存在的小镇的郊外”;然而,他又面对世界宣称“我的心略大于宇宙”;如此具有艺术张力的生命追索和心灵实践,我认为用以形容佩索阿的中文译者姚风也尤为合适。
作为译者的姚风,跨越佩索阿炽热的火焰、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白色上面的白”、安德雷森“未来的清晨”……广为人知。姚风译作等身,多年来,他在中文和葡萄牙文的双语世界中穿梭,并愿意投入生命的热情和持之以恒的劳作,长期通过诗歌和艺术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也因之获得过葡萄牙总统颁授的“圣地亚哥宝剑勋章”。
译者、大学教授、策展人、诗刊编辑、艺术家、外交官……姚风身上叠加着丰富而多元的文化身份,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分身”让他拥有比常人更广阔的生活半径、生命阅历和文化视阈,能够获得“我的心略大于宇宙”的觉知和可能。另一种意义上,作为诗人的姚风被有意无意遮蔽了;但这种“遮蔽”对于一个诗人并不一定是坏事,它意外地接近了一种“无人”之境,让诗人在“不存在的小镇的郊外”看见了世界。他开口,他要讲述的并不全然是“我”的故事,更是这个世界上众多异名者的生涯。
对于姚风这样拥有多重社会身份的诗人,这个世界的入口并不唯一。他曾说“翻译诗歌,译者必须对诗的语言表现出敏感,他所塑造的诗人,不应是在译文中彻底死亡的人,而是要考虑如何使作者‘像一个诗人’继续在译文中生存,而不是急于宣判他的死亡和自己的‘诞生’。”我想,长期的翻译工作教会了诗人姚风如何保持敏感和克制,不去逾越作者、译者、读者之间心灵的契约;也让他成为一个深入的、具有审慎气质的读者。一个优秀的诗人首先是一个敏锐、深刻的读者,他在各种各样频率的心灵碰撞中发现自己、理解他者,并复活自己对母语的感知。“无论在什么地方,祖国都无法避免/祖国是一种习惯”(《在罗勒大街16号吃早餐》);“我在母语之外漂泊/我不得不用余生来学习”(《在母语之外漂泊》)……姚风的诸多诗歌记述了他的足履所到之处,也指涉了他心灵的居所;他远远不是“澳门诗人姚风”,而是真正集世界性和现代性为一身的诗人。澳门或者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阿姆斯特丹、芭堤雅、太原、里斯本、安德拉德故居、北京……都只是漂浮在大海之上的某个不存在的郊外,是诗人姚风深度翻阅世界的一扇扇窗子。除却那些变幻起伏的风景物事,他更关注文化意义上的地理气候;他在汉语中重新体认了这种必须用“余生来学习”的文化的重量,它不仅是空间的,更是时间中沉积、一代代人共同塑造的。诗人姚风自觉地背负起这重量,他深谙一个诗人的恐惧,是“活到老都没有获得精神的力量”(《芭堤雅》),也对“从未跟我谈起历史”(《南京》)的幸存者和罹难者的后代忧心忡忡。姚风在诗中大量使用反讽,却无法戏谑地面对世态;他用大海“甚至不需要/如此高级的人类”这类充满训诫的警句彰显自己的立场;也在“把乌鸦养在笼子里/子子孙孙喂下去”(《白鸦》)的绝望中试图获得拯救的力量。岁月的施洗后他无法说出他曾历经沧桑,但“心中的镜子越擦越亮”(《欢聚》)。周游过世界众多地域的诗人姚风,没有丝毫狭隘的民族观和文化观,在跨文化跨种族的视野中,他关心的是人类整体的命运和处境,他关注个体的生命如何存在、又该如何获得历史和时代的回响。在《永远活着》《一个人的世界》《在圣玛丽娅医院》《遗物》这类诗中,他平实地谈论生死和内心的阴影,在具象、普遍的情境中窥探生命的孱弱和强健,也部分地超越了个体对永生或死亡的惊惶和疑惧。姚风的写作自有一种诚实、老成的力量,他重视细节的审度,也不故作精神的洁癖。最重要的是,他始终朝向的是面对人类文明的写作。这样的文化格局和品格追求塑造了姚风诗歌风格稳健、题材丰赡的整体风貌。他的口语纯正、沉稳,口吻果断、硬朗;短诗居多,干净利落,即便有强烈、激越的感情也被统摄于智性的克制和现代文明的教养之中。
——诗人姚风身上确实展现了“诗歌是一种教养”。在《大海真的不需要这些东西》《玉龙雪山》《自由行》等诗作中,能深刻感受到诗人所扬弃、所拒绝、所愤慨和惋惜的现实行径,但诗人并非愤世嫉俗地控诉和宣泄,而是以简洁、锋利的书写向世界投去冷峻而意味深长的一瞥,这一瞥让人正襟危坐,不敢造次。在芜杂纷繁的当代社会,特别是新世纪以降的网络时代,现代诗曾一度迷失于泥沙俱下、狂欢式的现代话语场域中。世俗化、同质化、混沌、交杂的现代性充斥着社会,姚风这样的声音是稀有的、建构优雅的现代性的一种努力。而优雅的现代性的确立并非一日之功,它需要人之为人的觉醒与良知;需要社会整体的教养与文明。姚风自诩“我,一个已在恐惧中学习半生的人”(《镜海》),无论这半生中的恐惧是来源于敬畏还是疑虑,它让诗人保持了得体的分寸感和矜重的风度。在现实生活中,姚风待人接物自然、真诚,朋友们称他为“风雅绅士”;同时他也不会过分热络,对周遭保持着适宜的疏离感又不觉其冷漠。我深信诗歌引领人的心灵是通往至善至美的求索,如果一个人不能在诗歌中健全自我的人格和智识,那他的写作是可疑的。在我看来,姚风是少有的知行合一的诗人。也许他内心早已将诗歌作为尺度,恪守着诗歌的教养以及自我人格完善的要求,这样的诗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将显露出他独特的风格和志趣。数十年的写作中,姚风保持着可靠的一惯性,他的诗歌指向清晰、立场鲜明,在思辨和反思中一路深掘。
他的近作《云的意义,及其沙与漠》(组诗)佐证了姚风诗歌持重的一惯性,浸透着思想者的气息。“这被判以无期徒刑的猛兽/在欢庆的鞭炮声中/不知道如何度过它的本命年/不知道何时回归山林/更不知道/何时回到我们的心中”(《虎年写虎》)“只有人是人的尽头/为了抵达/必须在石窟里凿亮黑暗”(《沙与漠》)......这样充满哲思的诗句俯拾皆是。充满悖论的诘问和思辨可视为姚风写作的一个重要向度,他曾经在一首流传甚广的诗歌《白夜》中写到:“我的心中充满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甚至那些声音/也像一块块黑布/蒙住了我的眼睛/我渴望光明,永远的光明/我对一位欧洲女诗人/诉说了我的苦闷和希望/她告诉我/在她那个寒冷的国家/许多人因为漫长的光明/不是精神失常 就是自杀”。这首诗的口吻是如此平静如此让人心惊,姚风的笔下很少奇崛聱牙的事物,他书写日常中的漩涡,就像生命中的潜流,可以吞噬你的未知事物往往埋藏在寻常又深不见底的幽暗处。姚风的诗歌一直努力辨识并揭示着那些来自黑暗、阴影中的声音,这让他必须得始终清醒、保持警惕。坚持这样的写作是艰难的,特别是在面对“这么多锁,一定多过钥匙和密码”(《威廉斯堡大桥》)的时刻,该如何挑选自己内心那把钥匙和密码,是对一个诗人的考验。博尔赫斯曾说,“人会逐渐同他的遭遇混为一体;从长远来说,人就是他的处境。”所以,从长远来看,诗人内心的钥匙也许很重大,它关乎一个诗人如何生存于他所处的时代,又是如何在写作中处理他的时代。姚风选择了“不为欢庆,只为唤醒遗忘”,同时也就选择了“一个个‘然而’与‘但是’”(《我饮故我在》)。诗歌就是唤醒,就是感遇和转折。可以欢庆,在看到“每一只手都有完整而柔软的手指”(《阳光》)的时候;可以酩酊大醉,“要呕出郁积的阴影、喧嚣和尘埃”(《最南端的海》);更多的是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悲悯和爱意,去体恤和同情,“你以雷鸣和闪电/反复告诫我人间尚存的不公和苦难”(《云的意义》)。
在生活于18世纪的本雅明看来,世界上有两种会讲故事的人,一种是在漫长、精彩的游历中见多识广、搜罗众多异闻奇事的水手,所谓“远行者必会讲故事”;另一种是虽躬耕于方寸之地,却熟谙乡邻掌故、对当地传说轶事了如指掌的农夫。在舟车不便的过去时代,这两种讲故事的人各怀绝技、各有千秋。然而,在当下,两者所长并非不可兼得,一个人可以像水手一样游历八方、博闻强识,也可以像农夫一样安居一隅、人情风物了然于心。他们是讲故事的人中的佼佼者,姚风就是这样的人。他从青年时代开始游历世界,至今仍未停下脚步,他的近作中我们看见威廉堡大桥、翻滚着碧波的赫德逊河、中国大陆的最南端......路途太远,水手要仔细甄选他行囊里的物什,诗人姚风也是。在混杂着不同文化、文明、观念、经验的风景和阴影中,诗人怎样处理现实的复杂性和碎片化完全取决于诗人心性和精神的长久锤炼。“一次次举起杯盏,一面白旗/时光的难民在原地抵达了彼岸/地平线消失了/笼子长出翅膀,飞向了天空/天地如此辽阔”(《我饮故我在》),诗人超越了那曾经局限并囚禁着人们的阴霾,真正抵达了无垠之境。“我梦见了遗忘小姐/她修改了我的梦境”(《威廉斯堡大桥》),这是诗人片刻走神的小憩,他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路人甲并没有什么不同,和他曾经写过的身份模糊的穷人、黑压压乌泱泱的观众、征服珠穆朗玛峰的人、那些繁杂剧目中“打酱油”的过客、一只盘旋的苍蝇、水族馆里的鱼并没有什么不同。生命在这里完成了对自身和他者的观照,也卸下了对历史记忆、母语、文化承担的重负;此时无人,诗人沐浴着温暖、宽和的时间和生命之光。
姚风的近作像是一个风霜历尽,返回故乡的水手,他在老树下农夫一样独坐,静看风云起落,思想着云的意义,也触碰到“完整而柔软”的清晨。他的诗句变得温厚澄明、返璞归真,像寻找到少年时珍爱的礼物,带给人惊喜。更让人惊喜的是以短制见长的姚风写下了18小节的《沙与漠》。“我六十年的眼睛/装不下这无边的荒凉/因此我欢喜/尽管明天我还要退回/那张悬在四十三层楼的床上”,诗人在这里“暴露”了时间给予他的馈赠。一个生活过半个多世纪、游历过大半个世界的人是怎样领受时间、参悟生命的呢?《沙与漠》是一首生命之诗,“用沙子/往身体里装满沙子/身体微不足道/只是皮囊”,这是远行人的喟叹,沙子曾灌满他的身体,让他变得疲惫,但最终他会看透肉体的真相,一切都会融入大漠之中。而与大漠有关、那些留名于世的人:王之涣、霍去病、班超、姚金贵......诗人历数着他们的名字,心中或许涌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叹慨。然而,他笔锋一转,“走进沙漠深处/就戴上了最辽阔的镣铐/关押空无的看守/有一张看不尽的脸”,诗人姚风的笔力依然凌冽,他深知沙与漠、人与人群、世事与历史,无法截然分开却会相互淹没。“每一颗沙粒,每一块石头/都是不一样的/沙漠不屑抄袭自己”,这是诗人斩钉截铁的宣言,也是拥有六十年眼睛的诗人对生命和存在的确信。
出生于17世纪末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曾有一本诗集叫做《沙与沫》,他曾写到:“他们在觉醒的时候对我说:‘你和你所居住的世界,只不过是无边海洋的无边沙岸上的一粒沙子。’在梦里我对他们说:‘我就是那无边的海洋,大千世界只不过是我的沙岸上的沙粒。’”这“一沙一世界”的悠远譬喻与数个世纪后姚风的《沙与漠》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姚风写下了时间,他曾经不相信、不屑于、不允许自己停留的一切,在时间中更深沉地启示着诗人。他在诗的尾声近似抒情地写到,“我爱这些枯黄的草/也更加相信那些不存的花朵”。“不存的花朵”,就是佩索阿那“不存在的小镇的郊外”,它是诗人无限的追寻,略大于宇宙的心灵。某种意义上,这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不谋而合的:宇宙中从来不存在时间,时间就是运动。
在不存的时间里,诗人仿佛通晓了宇宙的奥秘,“谁是我?/你走到神的面前/静默里/有无限而唯一的回答/在无限的石头里/你拾起一块你的石头”。我知道,诗人姚风并不会满足于这无限而唯一的回答,他拾起了自己的石头,他还要去往沙漠的更深远处。
选自《草堂》2022年第9期
编辑:王傲霏,二审:牛莉,终审:金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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