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鲁迅六讲（郜元宝社戏是鲁迅对）

原文作者丨郜元宝

摘编丨安也

《社戏》，是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的最后一篇，大家都很熟悉，中小学语文课本经常会选到这一篇。

《社戏》主要写一群小孩子，写他们幸福的童年。

其实鲁迅很喜欢描写小孩。《呐喊》一共十四篇短篇小说，至少有十一篇写到小孩。但鲁迅笔下的小孩，一般都很悲惨。

《狂人日记》《风波》里的小孩被父母打骂得很凶。《孔乙己》里的学徒被掌柜欺负得很厉害。《药》和《明天》里的小孩都病死了。《阿Q正传》里的小孩当了假洋鬼子的替罪羊，被阿Q骂作“秃驴”。《故乡》里的孩子们饱受小伙伴的分离之苦。闰土的几个孩子更是可怜。

面对这么多不幸的小孩，难怪《狂人日记》最后要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

《呐喊》最后这篇《社戏》，画风大变，大写特写幸福的童年，这大概就是鲁迅本人对“救救孩子”这声呐喊的回应吧。

本文出处：《中国文学课》，陈思和、郜元宝、张新颖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用《社戏》来做《呐喊》的收官之作，真是最恰当不过

一部《呐喊》，是以《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呼喊开篇，再以《社戏》中一群孩子的欢声笑语结束。鲁迅笔下的中国故事，因为《社戏》，就有了一条光明的尾巴。

《呐喊》最后，紧挨着《社戏》，还有《兔和猫》《鸭的喜剧》这两篇，也是写小孩，也是写快乐的童年，显然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三篇鲁迅所署的写作日期，也都是1922年10月。

1922年的《鲁迅日记》丢失了，只有许寿裳的抄稿。这是现代文学史的一段佳话。鲁迅的老同学许寿裳非常崇拜鲁迅，连他的日记都要抄。可惜他只抄到片段，因此看不出这三篇小说的写作时间究竟谁先谁后。

但不管怎样，总之，《社戏》被排在了最后。

《呐喊》，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版。

这或许是因为《社戏》在最后这三篇中确实出类拔萃，《社戏》中孩子们的幸福指数也最高，所以不管《社戏》具体写作时间是否最靠后，用它来做《呐喊》的收官之作，真是最恰当不过了。

但《社戏》也有问题。

这问题就出在它最后的一句话里面——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所谓“那夜似的好豆”，是说《社戏》里那群孩子那天晚上看完戏，回来的路上偷吃了村子里“六一公公”的罗汉豆，大家吃得不亦乐乎，所以豆是好豆，这个确凿无疑。

但戏是不是好戏，就值得商榷了。

不信就请看小说所提供的几个细节。

细节一，看戏的孩子们最喜欢“有名的铁头老生”，但他那一夜并没有“连翻八十四个筋斗”。“我”最想看到的“蛇精”和“黄布衣跳老虎”也未上台。唯一激动孩子们的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小丑被绑在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人用马鞭抽打。仅此而已。

所以孩子们哈欠连天，最后“骂着老旦”，离开戏台。这样的戏，能说是好戏吗？

细节二，“我”的母亲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能看几回”。所以就戏论戏，那天晚上“我”在赵庄看到的戏，不可能是一生当中最好的。

既然如此，为何小说结尾，作者“我”偏偏要说，他再也没有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呢？

这就要看我们如何理解，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到底什么是“好戏”。

对大人来说，评价一出戏好不好，只能看这出戏本身的质量。

鲁迅

但孩子们可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关心的戏不在台上，或主要不在台上，而在看戏的全过程。

从听到演戏的消息开始，那些根本还不知道名目和内容的戏，就已经在孩子们的心里上演了。这是孩子们看戏特有的前奏。

《社戏》的戏台，不在“我”的外祖母家，而在五里之外的赵庄。因此村民们如何合计，如何请戏班子，如何搭戏台，戏班子来了如何排练，如何轰动全村，全省略了。其实这些细节也能带给孩子们极大的兴奋与满足。

对“我”来说，看过戏的小伙伴们“高高兴兴来讲戏”，也让我无限神往。这当然不是神往于具体的戏文，而是似乎已经从远处飘来的“锣鼓的声音”，以及“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的热闹场面。

再有一大开心之事，就是好事多磨，却又得遂所愿。

原来那天晚上，船，这水乡唯一的交通工具，突然特别紧张。外祖母家没雇上船，眼看去不了，几乎绝望了，却终于发生大逆转，村里早出晚归唯一的“航船”居然回来了，而经过小伙伴们一再“写保票”，外祖母和母亲居然同意由他们带“我”去看夜戏了。

这种幸福无法形容，但鲁迅居然把它给形容出来：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

接下来，就是读者熟悉的一去一回的沿路风光，特别是回来的路上大家在月光底下煮罗汉豆吃，以及多少年后仍然无限深长的回味。

这才是社戏真正的内容。这才是社戏的主体和高潮所在。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孩子们的赏心乐事，跟大人们张罗的戏台上那出不知名也并不精彩的戏文，其实关系不大。

所以，并不是大人们张罗的那台戏，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快乐。恰恰相反，是孩子们的快乐，是孩子们自己在台下不知不觉演出的童年的戏剧，赋予台上那出戏以某种意义和美感。

孩子有自己的世界。他们在天地大舞台演出自己的人生戏剧。至于看大人们张罗的简陋无比的戏文，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但要说大人们毫无功劳，也不完全对。

大人们张罗的戏剧虽然简陋，毕竟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由头，孩子们可以借助这个由头，来上演他们自己的戏剧。

大人们的功劳,也就到此为止。如果因为提供了这么一个由头，就说自己给孩子们创造了莫大的幸福，那就太夸张了。

尽管如此，孩子们还是应该特别地感谢三位大人。

首先是六一公公。孩子们回来的路上偷吃了他的罗汉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问孩子们：“豆可中吃吗？”

更了不起的是，他居然关心“昨天的戏可好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许多对孩子的精神世界完全不了解，只晓得忙忙碌碌、怨气冲天的父母们，是肯定提不出来的。

六一公公的两个问题，有助于孩子们再次重温和确认刚刚过去的那些赏心乐事。

其次是外祖母，她见“我”因为没有船去看戏而焦急失望，就非常“气恼”，怪家里人为何不早点把船给雇下。她一直为此絮叨个不停。晚饭时见“我”还在生气，外祖母的安慰也非常到位：“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

如此关注并且理解小孩的心理状态，这就不是一般的外祖母了。

最后是母亲。表面上她对“我”的看戏并不热衷，对“我”的生气更不以为然，甚至让“我”不要“装模作样”的“急得要哭”，免得招外祖母生气。

鲁迅

其实这主要因为是在娘家，作为嫁出去的女儿，母亲也是客人的身份，必须处处小心，不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满足孩子的要求。

但母亲很想让“我”去看戏。一旦得到机会，稍稍犹豫一番，她就同意了孩子们的计划，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让孩子们自己坐航船，去五里之外的赵庄看夜戏。

这可不是一般的母亲所愿意、所敢做的决定。

可以想象，母亲在孩子们出发之后肯定一直在担惊受怕。航船刚回平桥村，“我”就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桥上，等着儿子归来。而且已经是三更了，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就开始站在桥上。母亲虽然“颇有些生气”，但孩子们既然平安回来，她也就没再说什么，“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

换一个母亲，黑暗中在村口的桥上独自等到三更，她接到自己的孩子，第一反应，大概就是抱怨，怪罪，训斥，甚至辱骂吧？但小说中“我”的母亲并不是这样。

“我”的母亲还有一个值得感谢之处，就是她既没有请别的某位大人跟孩子们一起去，也没有亲自陪着孩子去。她宁可自己担惊受怕，也要顺着孩子们的合理的心愿。她没有自以为是地介入孩子们的世界。她尊重孩子们的自主权。

如果那天母亲自己去了，或请某个大人帮助照看孩子们，还会有孩子们那么多的开心之事吗？还会有这篇温暖而美好的小说《社戏》吗？

答案应该是：肯定没有。

为了孩子们的独立，为了孩子们的幸福，有时候，大人们真的不能事事冲在前面，而必须退居幕后，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必要的牺牲。

鲁迅杂文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个意思，应该就是小说《社戏》所要表达的思想吧。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学课》，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郜元宝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宫照华

校对丨李世辉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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