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一二九运动情况（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真相是如何浮出水面的）

文/王凡

稍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记住发生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还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概括得最为精辟。他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运动是伟大的，发动领导者却语焉不详

的确，如果我们沿着一二九运动的脉络往下读中国的历史，就会清晰地看到:正是这场伟大的运动，激励起全民族的抗日热忱和勇气，大批的知识分子融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并成为尔后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栋梁。

从许多经历者的回顾中，从《青春之歌》一类文学作品中，大家了解了青年学生的斗志昂扬，运动场面的惊天动地。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策动的?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在运作，这个领导集体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则语焉不详。

◆告全国人民书。

恰因历史的留白，导致长久以来，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没多少关系；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为谁的问题上，歧异纷纭……

在运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观点中，将领导层定位最高最广的是毛泽东，他在1939年的讲话中说“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再次是共产党的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必须说明的是，毛泽东这里说的，不仅是指以1935年12月9日、16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的请愿示威为标志的一二九运动，而是包括从狭义一二九运动、民族解放先锋队组建发展、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荡及数省的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救亡运动，是一个被大大泛化了的概念。因此，直接领导者亦被扩大到中共北方局、上海以及各地的党组织。这种概括，显然没有解答发生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是如何酝酿策动、真正的领导集体由哪些人组成等具体问题。

关于中共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衍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才把他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示威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于光远回忆说，“一二九”时期有句名言，叫作“华北之大，已安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他印象里就出自陈伯达的手笔。

作为中共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亲口回忆，显然不只单单披露了他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自己赶到北平参加运动，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当时担任学生联合会秘书的姚依林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并未得到来自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具体指示。他说“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

◆北京大学学生黄敬在电车上讲演。

其三是后面开出的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入了由北平市学联党团掌控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辗转传递过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还有一种把北方局的领导具体化到刘少奇的说法，就与事实更远了。刘少奇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后，于 1936年春季才作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离开陕北前往天津的。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

既然中共北方局没有对运动作出过什么指示，那么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党组织，就只能从北平市地下党组织方面进行稽索。可此刻我们才发现，1935年前后北平市的中共组织情况，又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且在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共领导机构是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

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不足两百字：“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销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上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政治波折，但在1961年因病去世。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保持低调。

了解了上述事实后，对1935年期间北平市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只那么寥寥几笔，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11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有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此时当年清华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学生会执行主席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与会人员名单。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对中共党史相当熟悉，他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来人走后，胡文斌随即给原全国人大常委谷景生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不久，谷景生家里也接到了团中央的邀请通知。下午3点就要开会了，谷景生的秘书12点半才取到请柬，负责会议筹备的团中央有关人员一再向秘书解释，说以前确实不知道谷老。

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他讲得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运动的步步铺垫，其间党内的激烈纷争，以及他作为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活动等细节都没有提。

虽说接到邀请实属偶然，但谷景生是有备而去，此前他经反复斟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的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稿成后就让秘书送给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

在《人民日报》，稿子经过总编辑范敬宜的手，被安排在“文件·报告·回忆录”专栏。在《北京日报》，稿子交到了“北京人物”专栏。专栏主编看了，感到了这第一手材料首次披露的价值，但他吃不准“这种叙述准确可靠吗，有什么依据呢？”毕竟，谷景生的名字对他是太陌生了。秘书告以谷景生确系当时的北平市临委书记，《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有记载。专栏主编马上找来了相关的书籍，看到了本节前面援引的文字。他决定立即发，并拟了300余字的编者按。

◆谷景生

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登出后，立即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报》《北京青年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谷家门前的寂静，被纷至沓来的采访打破。

参加座谈会的李昌、韩天石等人，也都让自己的秘书打电话，说明在此前确实不知道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运筹指导，所以在以往的回忆中没有叙述过这一内容。作为一二九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和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已属于运动中比较高的领导了，连他们都不知道市一级领导机构的情况，别的人自然就更不可能对此置喙了。这也正是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虽多，但对究竟是如何发起和运筹的总语焉不详的根由。

多少年来，面对讹传失真的“一二九”，作为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却不能澄清历史原貌，一直令谷景生心绪不宁。此时此刻，他感到完成了一项历史使命，可以告慰那些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结成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们了。

一二九运动险些胎死腹中

《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勾勒出一二九运动的完整脉络:针对日寇的进逼，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妥协退让，华北主权益渐沦丧，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渐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作为更大规模行动的预演。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北平领导层出现尖锐激烈的纷争。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市工委撤销，新组成市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担任北平市临委领导的谷景生（左）和彭涛（中）

一篇3000字的文章，显然无法将每一个细节绘声绘色地再现出来。但一二九运动系由当时的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的命题，引起了党史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提供了更广泛深入开掘的线索。

当我们依据谷景生文章的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对知情者的进一步访谈，将这场运动的诸多细节逐一放大后，发现某些缺失的细节，竟然是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成败乃至有无直接相系的关键；而还有一些细节经过深思品嚼，至今仍不失启示意义。

首先，是以往公开发表的追忆从未详实披露过的党内纷争问题。以往分析一二九运动形成因素，不外乎迫在眉睫的危亡时局、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共产党人的振臂一呼，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干柴”和“火种”，当然他还补充了红军到达陕北和《八一宣言》发表的影响。

但谷景生的叙述，使我们在对运动重新审视时注意到:倘若没有几位具有顺应时变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并在党内取得主导地位，这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史进程的运动，也许就不会在那个特定的日子爆发。

让我们在此稍费笔墨做一点回溯吧:

在运动的酝酿期间，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采取何种斗争形式，提出怎样的口号这些关键问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他们并没有直接得到来自党的上级机构的明确指示。他们只是通过各自的渠道，从外文报刊上看到了7、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

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消灭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力求在具体的反帝纲领的基础上，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

而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发表于法国巴黎中文《救国报》和苏联莫斯科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的《八一宣言》，更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经过领会分析，彭涛、谷景生、周小舟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在北平市工委会议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意见。

然而，这些正确意见却遭到中共北平市工委主要领导的反对，他们认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是右倾，应该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京苏维埃。为了统一思想，周小舟赴天津向河北省委报告，省委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撤销中共北平市工委，新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并派李常青以特派员身份到北平领导临委的工作。正是由于形成了李、谷、彭、周为首的北平地下党新领导集体，一二九运动才得以顺利地发动。

◆北平学生的游行队伍。

1935年12月9日是国民党政府同日寇预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这实际上是实现日寇图谋已久的“华北特殊化”，使华北五省全部沦入敌手。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中共北平临委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学联组织北平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事前，临委做了认真的准备，确定了活动原则，研究了具体战术。12月9日早晨5点多钟以敲钟为号，各大学的学生冲出校门，不顾反动军警水龙、大刀的镇压，勇敢巧妙地冲破一道道阻拦，拥向新华门请愿。何应钦避而不见，学生请愿随即转为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越来越大，广大市民也纷纷加入。这次游行打乱了敌人成立冀察政委会的计划，一场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

如果没有谷、彭、周等顺应时变，以其政治敏感和睿智提出调整斗争方略的主张，并积极推进救亡运动，没有在中共河北省委支持下完成了中共北平市领导机构的更迭，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当然总会有喷发的机会，抗日战争的全民动员也总有一天以某种方式进行，但绝不会以历史上的这一个“一二九”的形态出现。

几个党员像几颗火种，点燃伟大运动的地火

当我们为廓清历史的真貌，而聆听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谷景生对当年北平的大环境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的回忆时，一些出自他口述的细节，更让人不能不对那一代共产党人生出高山仰止的虔敬。

1934年，正是王明“左”倾冒险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烈之际，毛泽东将之简括为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长期工作在白区的刘少奇曾生动地描述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具体到谷景生个人，他说那时住在北平城里，晚上常能听到宪兵3团在西直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枪声，那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受死神凯觑的年代。

◆一二九运动时期的谷景生。

1933年秋季谷景生重返北平城，是让人抬进去的。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全军覆没，谷景生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北平地下党通过红十字会的关系，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捞了出来，送往协和医院。因为没有钱，协和医院是以用他做医学实验的名目收留的。

因血腥的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组织几经严重破坏，养伤期间谷景生不时要转换住址，他和党组织断了联系。

谷景生拖着带伤的身体，既要设法生存，还因为逃避特务追捕东躲西藏，但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选择有丝毫的游移，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在穿棉衣的冬季，他偶然遇到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受党派遣渗入抗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

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经常相晤，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现思想进步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等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例如一二九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郭明秋，就是谷景生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发现她有很高的革命激情和活动能力，就发展她为中共党员，并在市学联组建时，将她推上领导岗位。

1935年夏，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王健膺命组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子贞任组织部长，还有杨子英。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

彼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郭明秋即女一中的学生。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是因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决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主体。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按分工，彭涛、周小舟可以参加学联的公开活动，临委的有关决定，通过他们向学联的其他成员传达。学联的主席是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个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的地火紧张有序地运行。经过他们的发动和联络工作，不仅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团结和动员在学联党团的周围，而且使许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分散的基层组织，重新纳入中共北平市临委的体系。谷景生说:王健新组市工委的时候，他知道的党员也就十多个，而到运动起来的时候，能联系上的党员已达三五十人。

历史真相的湮没与金子一样的品格

我们问谷景生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哪里开的，他告诉我们是在他的住处，西城区的一个洋车厂里。“房间不大，也没什么陈设，就有一张睡觉用的床，但能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月租二三块大洋。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他还告诉我们行动方案议定后，由地下交通员传递消息，与各校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当时的交通员有谁他也记不得了，因为并不是由他亲自布置这类任务。他本人的很多意见是通过郭明秋传递出去的。

◆游行学生同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搏斗。

当时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要处于很隐蔽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的活动，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天天和他见面。因此，她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第一项就是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操刀的痕迹，是谁起草的?”我们问。谷景生说:“是彭涛和我事先商议拟订起草的。”

“共同领导这场运动，使你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年你们都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我们听说你们私下里认为，彭涛的能力和水平最出众，为什么却任命您担任临委书记呢?”“那是河北省委权衡考虑决定的，我怎么知道呢？”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开会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

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强烈要求“再来一次”，例如以学生身份在北大学习的原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黄敬就“有意见”，因此学联党团和学联又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行动。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活动，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设展览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的消息，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由于有关这一天运动情景的描述可车载斗量，所以谷景生只讲了个小插曲，即此次行动让“有意见”的黄敬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我们事先做了安排，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着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口述行文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一二九运动领袖的口吻专门谈论过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湮没尘封，反映了这几位真正的领导者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襟怀和情操。

直到在担负这场伟大运动领导大任的人一个个离开了人世，由于历史的留白，致使一二九运动垂诸史册的文字在失真走形，谷景生才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决定打破几十年的沉默。

在拜谒访谈中，谷景生总是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他说出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一个个他凡能记得，并真正在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者的名字，却就是不愿意多谈他自己在运动中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们领略了金子一样的品格——当遇到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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