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的七七事变（温水煮青蛙的华北事变）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占领东北只是开始，接下来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华北地区成为日本的下一个目标。他们不断挑衅，鼓动华北各省脱离中央政府，大力收买汉奸，相继策划一系列的“自治”运动。面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国民政府只会妥协退让，更是主张日本的嚣张气焰。

日本对华北的蚕食，其实从1933年的长城抗战就已经开始。这一年的3月，日军占领热河后 就悍然进攻山海关和长城各关口，宋哲元、冯玉祥、关麟征、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喜峰口、古北口和冷口等地，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然而，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中日双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协定中明确规定，中国军队撤到长城以内，并且不得越线。其实就是默认伪满洲国和热河被占的事实，华北地区的主权也受到损害。尝到甜头的日本，一方面策动军队挑衅，寻求进一步扩大战果；另一方面发动特务机关，勾结卖国贼和汉奸，成立自治政府。在察哈尔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的影响下，华北逐渐沦为日本的殖民统治。

每一次事件大同小异，无非是日本利用双方的小矛盾，进而提出一个又一个的不合理要求。从何梅协定到秦土协定，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尽丧。中国军队撤出以上地区，国民党党部取消，禁止一切民间反抗的行动，甚至干涉平津地区的官员任免。一切都像极了晚清的《辛丑条约》，国民政府宛若任人摆布的傀儡。

在华北事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的民族败类。他们或晚清遗老遗少，或北洋政府余孽，或国民党右派，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威逼利诱下，充当侵略者的马前卒。这其中就以殷汝耕、王揖唐和王克敏为主。他们认贼做主，卖主求荣，在日本人成立的伪政权当中担任要职。比起日本的明里挑衅，他们更加让人憎恨。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还在固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遇事先妥协，以稳住日本人为要。1933年的《塘沽协定》如此，1935年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亦如此，号准国民政府不想开战的脉，日本方面只会变本加厉。一边是无理挑衅，一边是签订协议，华北的门户已经大开。

赶走国民政府在华北等地的势力后，日本开始实行自己的殖民政策。然而，此时宋哲元的突然出现，打乱了他们的进程。本来受到日本排挤的宋哲元第29军，现在却因为丰台事件开进北平。一时间，宋哲元的29军成为平津地区的中国军事力量。然而，既非蒋介石嫡系，又不是铁杆汉奸的宋哲元，此时陷入两难境地。

如果坚定抗日，自己的29军可能被全歼；如果投降日本，又怎能对得起长城抗战中死难的同胞。态度暧昧的宋哲元，只能游离两端，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日本方面是不能容忍这样的存在，他们紧锣密鼓地开展“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利用饥民暴动、发动汉奸和卖国贼出马，企图造成既定事实，进而逼迫宋哲元也加入其中。

政治上策动“华北自治”，军事上武力威胁。日本军警一面大肆捕杀爱国人士，一面组织大批关东军进入关内，直接威胁到平津地区的安全。剑拔弩张的局面下，宋哲元、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之间，展开紧张的交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想要保留主权，但是在妥协退让的大背景下，只能默许日本成立半殖民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里尽是日本和汉奸们的天下。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的咄咄逼人，让整个华北成为下一个东北，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愤怒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上街头，奔走呼叫，“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立即停止内战”、“打倒卖国贼”。一声声疾呼，唤起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

从平津到晋察冀，从华北到全中国，救亡怒潮迅速席卷，中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即将到来。华北事变直接让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暴露无遗，中华民族的觉醒迫在眉睫。全国各阶层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民族共识。

全国形势的发展，促使国共两党的关系由对峙转向合作。1936年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的态度发生转变，而我们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最后的联蒋抗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自1927年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国共进入内战对峙，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再次团结起来。

日本占领华北，企图独霸中国的野心，刺痛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神经，他们开始扶持国民政府内部的抵抗派，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全国形势的急剧发展，让北平的宋哲元深受鼓舞，他们不再是孤军奋战，背后有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步伐，全民族的抗战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