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如花千姿百态分析 让人疯狂刻画的女性究竟有什么神奇

女人如花千姿百态分析 让人疯狂刻画的女性究竟有什么神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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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继续随我来,现在已经换了新场景。

依然是落叶时节,但已在伦敦,不再是牛桥了;我请求你们务必发挥想象力,想象出一个和千万个房间类似的房间。

屋里有窗,掠过行人的帽子、货车与小汽车,可以望到对面房屋的窗户;屋里有桌子,桌上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女性与小说,但没有下文。

遗憾的是,经历过牛桥的午宴和晚餐后,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去一趟大英博物馆了。只有滤除这些印象中的个人情绪和偶然几率,才能得到纯粹的真相,就像提炼精油那样。因为,牛桥之旅连同午宴和晚餐引生出了许多疑问。

为什么男性饮酒,女性喝水?

为什么一个性别群体享尽荣华富贵,另一个群体却如此贫穷?

贫穷对于小说有何影响?从事艺术创作必需哪些条件?

成百上千的问题涌现出来。但我们需要的是答案,而非问题。

要想得到答案,只能去请教不带偏见的饱学之士:他们早就不逞口舌之争、不为肉身所扰,并将自己研究、演绎得出的论断著述成籍,最终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倘若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也找不到真理,我不禁要问:那还能去哪儿找呢?

我这样想着,带上了笔记本和一支铅笔。

就这样,我准备就绪,带着自信和好奇,踏上了探求真理的道路。

天虽没下雨,但很阴沉,博物馆附近的街巷中随处可见堆煤的地下室洞口大开,一麻袋一麻袋的煤被倾倒下去;四轮马车驶来,停在人行道边,卸下一只只捆好的箱子,里面应该是某些瑞士人或意大利人一大家子的衣装,指望这个冬天能在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寄宿公寓里栖身,找到糊口之策,求到财运,或是觅到别的有利可图的差事。一如往常,嗓音粗哑的卖花郎推着小车,沿街叫卖花草盆栽。有人大声吆喝,有人唱腔十足。

女人如花千姿百态分析 让人疯狂刻画的女性究竟有什么神奇(2)

伦敦就像一个大工厂。伦敦就像一架织车,我们都像来来回回的梭子,在空白的底色上织出某些图案。大英博物馆就像工厂里的另一个车间。推开几扇弹簧门,就能站在那恢宏穹顶之下;俨如一个念头,置身于宽广饱满的前额,圈住这额头的发带上还辉显着诸多显赫的姓氏。

走向借阅台,拿起一张卡片,打开一册书目,然后……这五个点分别代表了我发呆、迷茫、慌张的那五分钟。

你们知不知道,一年之中,有多少关于女性的书被写出来?你们又知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男性的手笔?你们知道吗,自己很可能是全宇宙被人谈论最多的生物?

我自备纸笔来到这里,本以为读个一上午,就能把真理转录到笔记本上了。但现在我想的是:我得有一群大象和一窝蜘蛛的本领,才能完成这件事,因为众所周知,大象活得够久,蜘蛛的眼目够多。另外,我还需要铁爪和钢牙,才能凿开这厚厚的坚壳。卷帙浩繁,堆积如山,我怎么可能找到深埋其中的真理之核?

在默默的自问中,我开始绝望地上下浏览那长长的书名列表。单单是书名,就给了我思索的动力。性别及其本质,想必会引发医生和生物学家的兴趣;但令人吃惊且无法解释的是,性别——确切地说,就是女性——也吸引了好些讨人喜欢的散文家、妙笔生花的小说家、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还有一些不学无术的男人:除了不是女人外,别无过人之处。

乍看之下,有几本实在让人觉得轻佻浮夸,故作幽默;也有一些书态度严谨,有先见之明,寓意深远,有劝勉谏诫之意。光是看看书名,就能联想到数不清的男性教师、男性教士,登上他们的讲台或讲坛,口若悬河地就此话题做长篇大论,远远超出为这个主题通常预设的规定时间。

这种现象最为古怪,很显然——这时候,我已在检阅字母M那一栏下的书目——也仅限于男性。

女人不写有关男人的书——这实在让我长舒一口气,如果要我在动笔前先把所有男人写女人的书读上一遍,再通读女人写男人的书,那一百年开一次花的龙舌兰恐怕都得花开二度了。

所以,我随便选了十来本书,把写好书名的借阅卡放进了铁丝盘里,如同其他来此寻求纯粹真理的人一样,回到我的座位等待图书馆职员把书送来。

我真觉得纳闷,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悬殊?我思忖着,同时在英国纳税人提供、本该用作他途的借阅卡纸上随手画起了圆圈。

从这份书单上来看,为何男人对女人的兴趣远大...

这好像是个非常古怪、引人深思的事实。我开始浮想联翩,想象那些花了不少时间著书论述女性的男人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是年事已高,还是年少轻狂?已婚还是未婚?有酒糟鼻还是驼背?——不管怎样,能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多少都会让人飘飘然,只要关注自己的人别都是老弱病残就好——我就这样沉浸在可笑的胡思乱想中,直到一大摞书如雪崩般倾倒在我面前的书桌上。

好了,麻烦来了。

在牛桥受过训练、习得研究方法的学生无疑懂得理顺头绪,就像把羊只全部轰进羊圈那样,厘清问题,直奔答案。就像我身旁那位埋头抄录科学手册的学生,我敢肯定,他每隔十几分钟就能从字海文矿中淘出真金。他不时发出满意的咕哝声,无疑就是明证。

然而,若不幸未曾在大学里受过这等训练,那问题的答案恐怕就不会像羊群乖乖入圈,而如同被一群猎犬追逐,东奔西跑,四散而逃。教授、教师、社会学家、牧师、小说家、散文家、新闻记者,还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外就别无过人之处的男作者们蜂拥而上,狂追不舍,活生生把我那唯一又单纯的问题——女人为何贫穷?——分散成了五十个小问题;继而,五十个问题如羊群在惊惶中一齐狂坠激流,不知被冲向何处。

笔记本上的每一页都有我匆匆写下的笔记。为了展现当时的所思所想,我会择选一些读给你们听,这一页的标题用寥寥几个大写的字写着:女性与贫穷。

但标题下的字句大致如下:

中世纪女性的状况
斐济群岛的女性习俗
作为女神被膜拜的女性
女性的道德意识较为薄弱
女性的理想主义
女性更有尽责尽力的自觉意识
南太平洋诸岛,女性的青春期
女性的魅力
被当作献祭品的女性
女性的脑容量小
女性的潜意识更深奥
女性的体毛更少
女性的心智、道德和体能逊于男性
女性对儿童的爱
女性更长寿
女性的肌肉有欠发达
女性的情感力量
女性的虚荣
女性的高等教育
莎士比亚论女性
伯肯赫德爵士注20论女性
英奇教长注21论女性
拉布吕耶尔注22论女性
约翰逊博士注23论女性
奥斯卡·勃朗宁注24先生论女性……

当时,我写到这儿忍不住深吸一口气,还在空白的页缘添了一笔:为什么塞缪尔·巴特勒注25说“聪明的男人绝口不提对女人的看法”?但聪明的男人显然也不谈别的话题。

我继续思索,一边向后靠在椅背上,仰望恢宏的穹顶,一个念头已扩张为一团乱绪;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女人这一点上,聪明的男人们历来都没有一致的观点。蒲柏注26这样说:

女人大都没有个性。

拉布吕耶尔却这样说:

女人爱走极端,不是比男人好,就是比男人坏。

两个同时代的明眼人却得出针锋相对的结论。

女人有没有能力接受教育?拿破仑认为她们没有;约翰逊博士正好相反注27

她们有没有灵魂?有些野蛮人说她们没有;另一些人正好相反,还认为女人的一半是神,因此膜拜她们注28

有些哲人认为她们头脑浅薄,另一些却认为她们的感知力更深奥。歌德称颂她们,墨索里尼鄙视她们。

但凡读到男人谈及女人之处,他们的想法都各不相同。

我想明白了,要从中理出头绪来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无妒羡地瞥一眼近旁的读者,他的笔记摘录井井有条,还时常以A、B、C为顺序标示,而我的笔记本上呢,东一句西一句,涂鸦般凌乱记下的尽是些相互矛盾的论点。这实在让人懊恼,让人心烦意乱,让人汗颜。真理从我的指缝间溜走了,一点一滴都没剩。

想来想去,我总不见得就这样回家去,以为煞有介事地添上一笔——诸如:女人的体毛比男人的少;或是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女性青春期始于九岁,还是九十岁?连笔迹都潦草到难以辨认了——就算为“女性与小说”这项研究添砖加瓦了。忙了整整一上午,要是拿不出什么更有分量、让人钦佩的成绩,岂不是很丢人。

如果我无法把握W(以下我将以此简称“女性”)的真相,那何必自找麻烦去担忧W的未来?现在看来,向那些绅士们求教纯粹是浪费时间,哪怕他们专门研究女性及女性带给政治、儿童、工资或道德等各种方面的影响。还不如不翻开他们的书。

不过,我一边沉思,一边在无精打采、沮丧到绝望的情绪中,下意识地画了一张小画,就画在本该像我的邻桌那样写下结论的地方。

我画出了一张脸,然后是一个身形。

画的是倾心倾力撰写传世之作《论女性心智、道德及体能之低劣》的冯·X教授的脸孔和身形。

在我的画面里,他对女性而言可以说是毫无魅力。

体格壮硕,下颌宽大,反衬出一双极小的眼睛,似乎是为了平衡大下巴;他的脸涨得很红,从其表情来看,他显然是在激愤的情绪中奋笔疾书,下笔有如刺刀,一笔一笔刺在纸上,俨如在刺杀害虫,哪怕虫子被刺死了,他仍然意犹未尽,还要继续屠戮,即便如此,他仍有余怒未消、气恼不平的动机。

我看着自己的画,不禁暗自发问:是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她是不是爱上了某位骑兵军官?那位军官是不是玉树临风,身穿俄国羊羔皮外套,风度翩翩?还是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他在摇篮里就被某个漂亮姑娘嘲笑过?因为,在我想来,恐怕在摇篮里,这位教授就算不上是讨人喜欢的孩子。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我的画笔下,这位教授在撰写大作,论述女性心智、道德和体能如何低劣时看起来非常愤怒、非常丑陋。

随手画幅小画,权当是百无聊赖的解闷方法,为一上午的徒劳无功画上句号。然而,深藏不露的真理常常就在我们的百无聊赖、我们的白日梦中浮现出来。

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根本不必动用精神分析的堂皇名号——告诉我:只需看看自己的笔记本就能明白,怒容满面的教授画像正是被愤怒画就的。就在我空想时,愤怒夺走了我的画笔。

那我的愤怒又从何而来呢?好奇、困惑、喜悦、厌烦——它们在这一上午接踵而至,我不仅辨认得出每一种情绪,还能说出其原委。愤怒,这条黑蛇,是不是一直潜藏其间?

是的,由这幅画来看,愤怒的确潜藏其间。它明白无误地向我指出:就是那本书、那句话激起了魔鬼般的愤怒,就是那位教授说女性的心智、道德和体能低劣的那种论调。我的心剧烈跳动,面颊滚烫,怒火中烧。这倒没什么稀奇的,尽管是有点傻。可谁都不乐意被别人说成天生就比某个小男人还要低劣——我看了一眼身旁的男学生,他呼吸很重,系着简便式的领带,看上去有两星期没刮胡子了。

人人都有某种愚蠢的虚荣心。这只是人的天性吧,我一边想着,一边画起了圆圈,一圈圈环绕教授的怒容,直到那张脸看似着火的灌木丛,或是一颗拖着巨焰的彗星——不管像什么,反正已不成人样,没有人类特征了。这位教授现在只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注29里一把点燃的柴火了。

我的怒气很快就找到根源,发作完了也就消气了,但好奇还在。该如何解释那些教授的愤怒呢?他们因何而怒?

只要对这些书留给人的印象稍作分析,就必然能觉察到书中涌动着一种激烈的情绪。这种激烈,假借或讽刺,或伤感,或好奇,或斥责等方式表露出来。

不过,常常涌现出的还有另一种情绪,而且很难被一眼看出来。我称其为:愤怒。但愤怒是暗中涌动的,混杂、隐没在其他各种情绪之中。从它引发的反常效果来看,这种愤怒得到了伪装,错综复杂,决非简单外露的直白怒气。

我审视着桌上的一大堆书,心想,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对我想要达成的目标而言,这些书全都没有价值。虽然这些书极尽人情,不乏训诲、趣味和无聊,甚至还附有斐济岛民的怪诞风俗,但就科学的意蕴而言,它们毫无价值。它们写出的都是红色的情绪,而非皓光般的真理。所以,必须把它们归还到屋子中间的大桌上去,回到巨大蜂巢里的小隔间里去。

那一上午,我辛苦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有关愤怒的真相。

那些教授们——我把他们统称为教授了——很愤怒。但这是为什么呢?我还了书,站在廊柱下,站在成群的鸽子和史前的独木舟之间,我再次发问: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愤怒呢?这个问题盘桓在脑海中,我信步而行,想要找个地方吃午餐。被我暂时称之为愤怒的情绪,其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问自己。

这是个甩不掉的难题,需要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小餐馆落座,搭配食物继续思考。之前用餐的客人把晚报的午间副刊落在椅子上了,等菜上桌时,我便漫不经心地浏览大标题。

一行大字母如缎带横跨整版:有人在南非旗开得胜。

小一号的缎带宣称:奥斯汀·张伯伦爵士注30在日内瓦。地下室惊现粘有人类毛发的斩肉刀。某位大法官在离婚法庭上对妇女的伤风败俗大发议论。

其他的小新闻见缝插针地散布在报纸各个角落:某女影星被人从加利福尼亚山顶用绳索垂挂,悬于半空。天气将起雾。

我猜想,只要拾起这份报纸,哪怕是匆匆光临本星球的外星人,哪怕只是瞄几眼零星片段,就不可能看不出英国处于男性统治之下。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感觉不到那位教授的绝对优势。

注20 伯肯赫德爵士,1st Earl of Birkenhead (1872-1930), 本名Frederick Edwin Smith, 英国律师、政客、著名演说家。

注21 威廉·拉尔夫·英奇,Dean Inge(1860-1954),全名William Ralph Inge,作家,英国国教牧师,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圣保罗大教堂教长,曾获三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注22 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作家、哲学家,代表作:《品格论》(Les caractères)。

注23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辞书编纂者,编著过莎士比亚选集。代表作:长诗《伦敦》(London)、小说《阿比西尼亚王子》(Rasselas, Prince of Abyssinia)等。

注24 奥斯卡·勃朗宁,Oscar Browning(1837-1923),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教育改革者。

注25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代表作:讽刺体乌托邦小说《乌有之乡》(Erewhon),半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

注26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十八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启蒙主义者,推动了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发展。代表作:《愚人志》(The Dunciad)、《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

注27 “‘男人知道女人比自己更胜一筹,所以,他们才总是选择最弱小或最无知的女人。要是他们打心眼里不这样想,就决不可能害怕让她们和他们懂的一样多。’……对另一种性别的人应该保持公允,我觉得应该开诚布公地承认,他在随后的谈话中对我说,他那样说,是因为真心那样想。”——鲍斯威尔,《赫布里底群岛旅行日记》(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原著注。

注28 “古代日耳曼人相信女人身上有神圣之处,也因此将她们当作大祭司,凡事请教。”——弗雷泽,《金枝》(Golden Bough)。——原著注。

注29 Hampstead Heath,位于伦敦西北部约有800公顷的自然保护区。

注30 奥斯汀·张伯伦,Sir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英国政治家,19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女人如花千姿百态分析 让人疯狂刻画的女性究竟有什么神奇(3)

他的优势,就是权力、金钱和影响力。他拥有报业,及其总编和副总编。他是外交部长,也是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拥有几匹赛马和几艘游艇。他是大公司的总裁,能让股东赚足百分之二百。他给自己名下的慈善机构和大学院校留下百万英镑。他把女影星悬在半空。只有他才能决断那把斩肉刀上的毛发是不是属于人类;只有他才能宣判凶手有罪无罪,是该施以绞刑,还是当庭释放。除了起雾这件事,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却很愤怒。而且,我知道他很愤怒。阅读他写女性的那些高谈阔论时,我思忖的并非论点,而是他本人。

当论述者不动私情、冷静地据理力争时,只会专注于论点,读者也会一心不二,关注论点本身。如果他谈论女性时心平气和,并且举证出一些不争的事实作为论据,让人看不出他有刻意坚持某种结论,读者也不会为此动怒。人们会欣然接受事实,就像承认豌豆是绿的、金丝雀是黄的那样。那样的话,我恐怕只能承认那是真的。但正是因为他有怒气,所以我也变得恼怒。

我随手翻着晚报,想到如此大权在握的男人竟然还要动怒,未免太荒谬了。我开始思忖,也可能,在不明就里的状况下,怒气就是权势的附属品,好比鬼怪附体?譬如说,有钱人时常动怒,因为总在担心穷人要夺走他们的财富。

但那群教授,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群男权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有怒气,除去这个原因外,还有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深层原因。

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动怒”,实际上,他们在与女性的私人生活中常常不吝美词,充满博爱,堪称楷模。也许,他有点过分地强调女性之低劣时,他在意的并非她们之低劣,而是自己的优越。那才是他急于强调、过分捍卫的东西,因为这才是他的无价之宝。

我望着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行人,心想,生活对于男女两性来说都不容易,一样是艰辛、苦难、无尽的奋斗。那需要我们付出无比的勇气与力量。或许,对于我们这些耽于幻想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有自信。没有自信,我们就好像摇篮中的婴儿。

那么,我们如何能尽快培养出这种无法衡量却弥足珍贵的品质呢?认定别人不如自己。假定自己生来就比别人优越——或是富有,或是高贵,或是有挺拔的高鼻梁,或是藏有罗姆尼注31为祖父画的一幅肖像——人类这种可悲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对这个不得不去征服、去统治的男权者来说,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自觉生来就高人一等,觉得大部分人,确切地说就是另一半人类天生就比他低劣。这必然是他的权威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过,请让我将这种观察所得应验于现实生活,看看这种论点对于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疑团是否有帮助,是否能解释Z先生带给我的惊愕?

那天,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拿起丽贝卡·韦斯特注32的某本书,读了其中一段就大呼小叫起来:“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她把男人说成了势利小人!”这句怒吼让我大吃一惊,因为,韦斯特小姐关于男性所说的话固然不中听,但也可能完全属实,何以就成了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这句怒吼不仅是因为虚荣心受到了伤害而发出的哀嚎,也是他的自信力受到侵犯时所发出的抗议。

千百年来,女人都要担当魔镜的职责:拥有令人满足的魔法,可以将镜中的男人放大两倍。如果没有这种魔法,这个世界恐怕至今仍是洪荒泥沼、密林草莽,根本无人能得知所有争战带来的荣耀。我们大概还在羊骨残骸上刻画鹿的形状,还在用火石换羊皮,或是任何能满足我们原始品味的朴素饰品。超人也好,命运的魔爪也好,都不可能存在于世。沙皇和凯撒也不可能先戴上王冠,再丢掉王冠。纵观各大文明社会,不管怎样使用这魔镜,对一切暴力和英雄壮举而言,魔镜都必不可少。所以,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特别强调女性低劣卑下,否则,他们就没办法膨胀为伟人。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能解释男人为什么常常需要女人,也能解释他们受到女人批评时是何其不安。说这本书写得多差,或那幅画是多么缺乏力度,诸如此类的评头论足若出自女人之口,而非男人之口,怎么可能不带来更多痛苦、激起更强烈的愤恨?因为,如果她开始讲实话,魔镜映照出的形象就会开始缩小,他契合生活的程度就必然降低。

假设他不能在早餐和晚餐时段,一天起码两次看到自己加倍膨胀的身影,那他还怎能继续。宣布判决、教化民智、制定法律、著书立说、又怎能盛装打扮,在宴会上高谈阔论?

我如此思忖着,边把面包捏碎,边搅动咖啡,间或看看街上往来的行人。镜中的映像超级重要,就因为它令男人活力充沛、神经活跃。拿走魔镜的话,男人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就像被夺走可卡因的瘾君子。

望着窗外的人流,我不禁想到,竟有半数行人是被这种幻象驱使着,大步流星去工作的啊。每天清晨,他们就在魔镜散发出的宜人光辉里穿好衣,戴好帽。他们信心十足、精神抖擞地开始每一天,坚信自己在史密斯小姐的茶会上是大受欢迎的嘉宾;踱步进屋时还不忘对自己说,我比这儿的半数人更高贵,因此说起话来洋洋自得,言之凿凿,给公共生活带去深远的影响,也在个人意念的边缘处留下了令人费解的注脚。

男性心理是个危险又有趣的话题,我希望,等你们每年都有属于自己的五百英镑收入后,再去深究这个话题;但因为要付账单,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被打断了。

总共五先令九便士。我给了侍者一张十先令的钞票,他去找零钱。

我的钱包里还有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事实让我至今仍激动不已——我的钱包会自动生出十先令的钞票。我打开钱包,里面就会有钞票。社会为我提供了鸡肉和咖啡、床榻和寓所,以回报我付出去的那些钞票。

钱是一位姑姑留给我的,只因为我们同宗,而且我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的姑姑玛丽·伯顿是在孟买骑马兜风时坠马而亡的。我得知获赠遗产的那天晚上,国会刚好通过了女性选举权法案。一封律师信落在了我的信箱里,打开后,我发现自己从此往后有了五百英镑的年金,那就是她留给我的遗产。两相比较——选举权和钱——属于我的那笔钱似乎重要得多。

在此之前,我靠给报社打零工来养活自己,报道这儿的驴戏、那儿的婚礼。我还靠帮人写信封、为老妇人读书诵报、扎些纸花、在幼儿园教小孩子识字赚个几英镑。1918年前,向女性开放的主要职业无外乎就是这些。

我认为,我不需要详细描述这些工作有多辛苦,因为你们大概也认识做过这些工作的女人;也不用告诉你们赚钱糊口有多艰辛,因为你们想必也经历过。然而,比上述两种辛酸更痛苦,至今仍让我无法忘记的是那些日子所孕育的恐惧和酸楚。

首先,总是要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还只能像奴隶那样去工作,去阿谀,去逢迎,虽说也许不必整日如此,但似乎确实有这种必要,因为冒险、任性的代价太高了;其次,会想到天赋的消亡,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天赋,对拥有者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才华被埋没就无异于死亡,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的自我,我的灵魂,一切的一切就仿佛锈病蚕食树心,从骨子里毁了盛放的春花绿叶。

当然,如我所说,姑姑去世了,每兑现一张十先令的钞票,那锈斑和腐迹便剥去了一层,不再恐惧与酸楚。

我把找回来的零钱滑进钱包,想起往日的艰苦,不禁想到:一笔固定收入竟能让人的脾性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真是值得说道的事,千真万确。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我这儿抢走那五百英镑。衣食寓所,永远都是属于我的。消失的不仅仅是辛苦与操劳,还有愤恨与怨怒。我不需要憎恨任何男人,男人伤害不到我。我不需要取悦任何男人,男人什么都给不了我。

于是,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对另一半人类持有一种新态度了。

笼统地指责任何一个阶层或是一种性别都是很荒谬的。群体历来不为其所作所为负责。驱动他们的,是他们无法自控的本能。那些男权家长们、教授们,也要应付无穷尽的难处、可怕的难关。从某些方面说,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其缺陷,我所受的也一样。这造成了他们有种种缺点。

没错,他们有钱有权,但付出的代价是要让鹰鹫住进他们的胸膛,永无休止地撕啄他们的心肝肺腑——占有的本性、攫取的狂热,永远驱动他们觊觎别人的土地与货物,去拓宽疆土,抢占领地,建造战舰,研发毒气,甚至牺牲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命。

行走在海军总部拱门(我已经走到纪念碑)之下,或任何一条陈列战利品和大炮的林荫道上,都会让人记起那些被纪念过的辉煌战绩。我看着股票经纪人和大律师在春天的阳光里走进楼宇,去赚钱,赚更多、更多的钱,但其实一年五百镑就足以让人在阳光下享受生活了。

我想,心里装着这样的本能冲动,应该是很不舒服的。它们是某种生活状况、文明的匮乏所孕育出的产物。我这样想着,同时望着剑桥公爵的雕像,确切地说,是在凝视插在他那顶三角帽上的几根羽毛,它们大概从未被人这样目不转睛地看过。

当我意识到这些缺憾后,心中的恐惧与酸楚也一点一点淡化为了怜悯和宽容;不出一两年,怜悯与宽容也会化为乌有;再然后就是全然释怀,超脱一切,见山是山,能就事物的本质去思考了。就说那栋楼吧,我喜欢吗?那幅画,好看吗?那本书,我觉得写得好吗?

说真的,是姑姑的遗产助我拨云见日,我看到的,不再是弥尔顿要我永世瞻仰的那位威风的大人物,而是一方广阔的天空。

左思右想间,我顺着河边走回家去。万家灯火渐渐点亮,和晨曦时分相比,伦敦的景色已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

仿佛一台巨大的织机,在整日运行之后,在我们的协助下,织出了几码令人惊叹的美丽布匹——火红的缎面上闪现着无数红彤彤的眼睛,黄褐色的怪物咆哮着,喷吐炽热的气息。就连晚风也像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拂过房屋,振动篱墙。

不过,我居住的那条小街是充满居家氛围的。粉刷匠正从梯子上下来;保姆小心地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回来准备茶点了;运煤的工人把空麻袋一个叠一个码放整齐;戴着红手套的菜店老板娘正在清点当日账目。但我依然全神贯注于你们交托给我的这个难题,以至于眼前的寻常光景也被我纳入了思考。

我想,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如今更难说清楚这些工作究竟哪个高人一等,哪个更有必要。是做运煤工好,还是做保姆好?跟赚了上万英镑的高级律师相比,把八个孩子拉扯大的清洁女工对这个世界而言就更没有价值吗?

注31 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1734-1802),英国肖像画家,为诸多社政名流绘制肖像。

注32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英国小说家、评论家、散文作家,以其女权主义著称。代表作:《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火药列车》(A Train of Powder)。

女人如花千姿百态分析 让人疯狂刻画的女性究竟有什么神奇(4)

这样发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人能够回答。

清洁女工和律师的价值高低,在不同年代里各有起落,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尺度去衡量他们。要那位教授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据”,以证实他对女性的论断,反倒像是我在犯傻。就算现在有人可以说出某一种天赋才华的价值,价值本身也会变化,很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后就彻底变样了。

走到自家门阶时,我心想,更何况,再过一百年,女性就将不再是被保护的性别了。她们理应可以参与本来将她们拒之门外的一切活动和劳动。保姆会去送煤。老板娘会去开车。当女性不再被认为是被保护的性别群体,在此前提下所体察到的事实——诸如(这时,一队士兵从这条街上列队走过), 女性、教士和园丁要比其他人长寿——所建立的一切假设都将不攻而破。不再保护她们之后,让她们和男性一样面对同样的劳动与活动,让她们当兵、当水手,让她们去开车,做码头工,难道女人们不会死得更早,比男人们死得更快吗?那时候,他们会说“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女人”,俨如以前人们说“我看到了一架飞机”那样稀罕。

一旦女性不再是被保护的一方,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啊,我这么想着,打开了房门。可这些与我的主题——女性与小说——有何相关呢?进屋的时候,我这样问自己。

女人如花千姿百态分析 让人疯狂刻画的女性究竟有什么神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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