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口中皆蕃种也（苏轼口中皆蕃种也）

儒家经典《左传》当中的一句话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那便是由鲁国正卿季文子引用《史佚之志》说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最初，这句话指的是位于南方的楚国与中原各国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因此难以和睦交往。后来，这句话中的“非我族类”含义逐渐扩大，常被用于形容与自己不同种族、民族、家族的群体。

宋朝时，大文豪苏东坡曾经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并不能简单粗暴地将所有异族人视为有异心。据《东坡志林》记载，他曾经表示：“秦之由余，汉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也就是说，由余、金日磾、李光弼、浑瑊这四人都是所谓的“外族人”，但却为秦、汉、唐鞠躬尽瘁，并未生有“异心”。那么，这四人都有着怎样的功绩，才得以被苏轼特意提及呢？

首先，我们说说身处春秋时代的由余，一种说法认为他本是周幽王之弟周携王的后裔。当初周幽王宠爱褒姒，废黜太子宜臼，导致西周王朝被申侯联合犬戎等国推翻。紧接着，宜臼成为新任周天子，是为周平王，而与此同时西虢国的国君则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余臣为天子，是为周携王，一时间二王并立。

近二十年后，支持周平王的晋文侯诛杀周携王，携王的族人因此被迫逃往西戎。多年后，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求贤若渴的秦穆公对其“一见钟情”，于是设计将其纳入麾下。由余本就才智过人，加上熟悉西戎事务，于是辅佐秦穆公攻伐戎地，开拓了大片疆土。秦穆公能够位列“春秋五霸”之一，除了百里奚之外，由余同样居功至伟。

接下来说金日磾，他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并接连取胜。匈奴浑邪王杀害休屠王后投靠汉朝，年仅十四岁的金日磾沦为了宫中饲养马匹的奴仆。一次偶然的机会，身材魁梧、容貌威严，且饲马有方的金日磾得到了汉武帝的垂青，此后短短时间内接连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

为人谨慎稳重的金日磾此后常伴汉武帝左右，深受其信任。巫蛊之祸爆发后，江充的好友马何罗意图刺杀汉武帝，金日磾挺身而出救驾有功，由此更加受到器重。后元二年（前87），病重的汉武帝托孤于霍光，霍光则表示金日磾更可堪大任。此时，金日磾表示自己终究是匈奴人，如果被委以重任会让匈奴耻笑汉朝没有人才了，于是甘心只当霍光的副手。一年多后，金日磾因病去世，被赐谥为敬侯。

唐朝被许多人视为我国古代最开放的朝代，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盛唐引得万国来朝，还在于朝廷当中存在大量来自各民族的将领与官员。举例来说，来自日本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不但入朝为官，还与李白、王维等大诗人关系友善。战场上，东突厥王族出身的阿史那·社尔、西突厥突骑施部落的哥舒翰、铁勒人仆固怀恩、契苾何力、百济人黑齿常之等将领都曾率领唐军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不过，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其发动者安禄山、史思明也分别来自于粟特族、突厥族。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契丹族出身的李光弼表现十分出色，他少年从军，得到名将王忠嗣的提拔与栽培，后来与郭子仪一同平定叛乱，多次取得大胜，官至天下兵马副元帅，战后更是被誉为中兴第一功臣。

在李光弼的麾下，有一位出身铁勒族的将领，那便是浑瑊。出身将门世家的浑瑊十一岁就跟着父亲前往边关熟悉军务，十四岁更是正式开始参与作战，并立下不少战功。据《资治通鉴》记载，安史之乱时他于乱军之中一箭射死敌将李立节，因功被封为右骁卫将军。

永泰元年（765），浑瑊面对来犯的十万吐蕃大军，仅仅率领两百精骑便冲入敌阵，还生擒了一员敌将。如此神勇的表现极大地激励了守城士卒，而浑瑊也由此名声大噪。可惜的是，此后浑瑊先是由于麾下老将不服从自己的军令而兵败宜禄，又被吐蕃以会盟的名义欺骗，于平凉川遭受了伏击。贞元十五年（799），六十四岁的浑瑊因病去世，被追封为太师，赐谥号“忠武”。

综上所述，苏轼所举的由余、金日磾、李光弼、浑瑊四个例子确实十分巧妙。这四位所谓的“外族人”对于各自效力的政权而言，其贡献恐怕要大过许多“本族人”。唐朝尽管是因为安禄山等外族人导致了动乱，但同样是在李光弼等外族人的帮助下才转危为安。苏轼想要表达的，或许便是决定一个人行为举动的并非血统和出身，而是其后天的经历，以及培养出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