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优秀青年导演的成长之路（对话导演刘江江）

1905电影网专稿《人生大事》上映四天，票房累计突破3亿。猫眼9.6，淘票票9.6，豆瓣7.5的评分，口碑不俗。这是导演刘江江的首部长片，第一次出手，就拍出了这部炒热当下市场的电影。

他对1905电影网表示，自己万万没想到写的这个本子能让他从拍电视栏目剧变成电影导演，更没想到能邀请朱一龙当主演，没想到电影最终能扩大到这么大的院线片规模。

“人生除死无大事”，《人生大事》以殡葬题材讲生死，在三哥和小文没有血缘关系却近似父女关系的情感里；在三哥送别父亲、承父业的成长叙事里，诠释出普通人对生存和死亡的思考。

这部获得不错反响的火热之作如何创作出来？导演刘江江说，从各方面做到“深情、可信”，再到“有情、有趣”，是他们把握住的秘诀。

《人生大事》导演刘江江

电影打造烟火气

人物口音有细节，“莫三妹”藏彩蛋

“选拍摄地的要求是三个关键字：烟火气。”

刘江江说，《人生大事》选择在武汉取景拍摄，是因为武汉和主创想追求的影像和故事上意象严丝合缝，特别贴近，有一种“在人间”的感觉。

电影对人物也要求有烟火气，希望三哥一出场，就让人意会到，“我有一哥们儿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走路，他就是这么抽烟，他就是这么蹲着，他就是这么说话。”

导演在华北农村长大；拍电影前做过民生记者；在电视台做了七八年的栏目剧《村里这点事》，接触的全是农村老百姓的故事。改拍电影，他在潜移默化里就擅长捕捉、构建这种有烟火气息的现实生活和草根人物。

武汉是一座汇聚许多外来人口的融合型城市，电影里的主要人物也特别设置来自不同地域——三哥是武汉的；小文是四川的；建仁是广西的；白雪是东北的。

如果仔细注意，会发现三哥的口音有很多变化细节。这对朱一龙的表演提出了更多要求。

朱一龙本身是武汉人，在片中跟家里人和本地人，得说纯正的武汉话，但对外来的人，他就要说“弯管子”的普通话，“其实他的口音是有至少两到三个程度的变化。”

电影注重真实细节，小到一个烟盒，一副手串，都得做到从生活中来，符合人设和故事逻辑，不纯粹为了奇观。连电影里的人物名字也藏有巧思。

很多观众不理解为什么三哥本名叫“莫三妹”，导演解释，这是电影设下的“彩蛋”。从他的角度说，一方面三妹不是“妹”，从名字上可以反衬人物性格，同样小文也不“文”。

另一方面从这个名字可以反映出，三哥一直误以为他爸、他姐看不上他，但恰恰这个温柔的名字，衬托出家人对他的宠爱和疼惜，更好地表现出三哥与家人的羁绊关系。

朱一龙有变脸式的演技

杨恩又的表演“扎”到心里

对比以往角色，朱一龙的这次表演突破性很大。他个人温文儒雅、谦逊有礼的形象气质，与满身痞气、满嘴“老子”的三哥相比差别很大，导演起初也对两者的适配度有些担忧。

为塑造角色，朱一龙剪寸头、涂黑、增重，学殡葬师的入殓手艺，学“街溜子”的说话和行为风格，由外入内地改变自己。一到片场，投入到戏里，一下子完全消除了刘江江的顾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真的是一个很牛的演员。”

刘江江认为朱一龙是“变脸式的表演”，突破了在剧本阶段、预拍阶段能够想象的上限，“就像孙悟空一样有七十二变，真的是惊喜，是出乎我意料的那种舒服。他整个人赋予了这个人物一个灵魂的外延。”

三哥是典型的硬汉柔情，他逢阵必输，但总有一颗仗义出手的心，导演形容他就像国产的当代堂吉诃德。他被父亲、大姐、前女友、老六和小文等人不断拉练，好比孙悟空历经八十一难。

朱一龙拍这部戏也是一个不断拉练的过程。比如一场在天桥上奔跑的戏，在武汉最炎热的天气下，两个摄影师轮着拍他，就连续拍了近40条素材。

从起初哭闹找外婆、处处闯祸的“小哪吒”到体贴设想帮助三哥、心思细腻的“小大人”，小文和三哥那种表面执拗、内心柔软的性格有相似之处。杨恩又和朱一龙的表演同样是相辅相成。

刘江江没有让他们在拍戏前培养人物感情关系，“就怕太熟了”。电影不是顺拍，往往前一场戏，他们要像父女一样亲密，下一场戏就要演两人互不对眼。

在导演看来，两位演员很神奇，好比有开关，一开拍就能马上进入到该有的情绪里，一喊卡两人就变好朋友。

他对拍三哥和小文互动戏的要求是要拍到惊喜，“如果今天没有惊喜，可能这场是不成功的。”

杨恩又的表演就带给大家很多惊喜，“几次情绪我们想要的点位，她基本上没有一次让我觉得这个劲儿不对，能给出来几种。”

有时候，杨恩又的走位是错的，反应也不是原先设定的，“但是她那个戏演出来就扎到你心里去了。”导演想了想，这也是对的。

没设定哭片，但每次看都会落泪

希望电影有共鸣感

《人生大事》是一部“好哭”的电影吗？

刘江江坦言，他没有刻意设计催泪戏，也没有明确把本片设定为“哭片”。不过的确，他在拍片时看三哥和小文的戏，时常会动容落泪。“经常拍着拍着一回头，发现场记在抹眼泪，制片人也在抹眼泪。”

现在他已经看过很多遍电影了，“但是每次看的时候，还是能看到让我落泪的地方。”比如三哥给小文过生日、小文离家后与三哥重逢的戏，都让他印象深刻。

可以说，《人生大事》的题材和品相和《你好，李焕英》《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的姐姐》等家庭亲情片属于同一序列。这类电影在这几年的电影市场里，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有优异表现。

刘江江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情感和观影需求，这类电影的成功之处就是让中国观众有共鸣感。如同他对《人生大事》的明确定位：一部大众化的商业电影，有好看的故事，让大家看完有感触。

这种共鸣感的初始点，首先源自导演本人。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和一次迸发灵感的偶遇时刻，催生他想拍出这部电影。

刘江江生于木匠家庭，家里会制作棺材。小时候他经常偷偷躺在棺材里，浑身盖满刨花，他说太阳一照，尤其是松木、柏木那个味特别好闻。小孩子看待生死的视角，从这里萌芽。

还有一次是他在傍晚时分，看到一家殡葬店，一辆面包车在门口倒货，一个小女孩在店里写作业，爸爸在干活。小女孩桌上有一个暖色的灯，照亮着这家殡葬店，那种在角落里也有春天的感觉击中了他。

以家庭去理解生死的视角，也从这里诞生。很快，刘江江写出了电影剧本的第一稿。

如今电影拍完上映了，虽然是丧葬题材，刘江江认为中国人对待葬礼的态度是浪漫的，是彩色的，就像电影里的“茄子和黄瓜”，就像三哥让父亲的骨灰冲撒在高空，绽放成烟花。

“我们想输出的那种情绪是，让大家觉得应该享受生活，应该珍惜生命，应该好好的去见我想见的人，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很多观众对《人生大事》的评价不是好哭，是笑中带泪，是悲喜间有暖意。“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 / 总有温暖的夜”，好比《人生大事》主题曲这样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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