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的生平事迹（读史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校政腐败，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先生到任后，抱定“研究高尚学问之地”的宗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方位的改革，“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授治校”的办学制度，阵容强大的师资团队，自此，北大一路开挂，成功跻身世界名流大学行列。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

先生4岁入家塾，16岁考取秀才，22岁考中举人，23岁成为贡士，25岁通过殿试成为进士，27岁授职翰林院编修。他的应试文章篇篇文采飞扬，言辞恳切，声情并茂，受到了闻名遐迩的清廷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赏识。后者赞誉先生是“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俊才，更令其成为“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人士大夫。

先生原本可以一辈子当官，而且是高官，但他没有。甲午战争让先生亲眼目睹腐败懦弱的清廷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深深刺痛了先生的心，于是，他辞职返回绍兴。

先生31岁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35岁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37岁与陶成章在上海组建光复会；38岁参加同盟会；40岁赴德国留学；45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50岁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65岁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移居香港，1940年病逝。

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西学理论，对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还十分注重研究德国教育制度，使他从泛泛的“教育救国论”转变为“大学救国”论者。这次留学为先生回国整顿北大奠定了基础。

1917年1月4日在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等人的邀请下，先生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千万不要以为1916年的北大就是今天的北大，那时候的北大与其称它是一所大学，还不如叫它“衙门”更贴切。 当时的北大保留着许多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学生们根本没心思读书，天天凑在一起喝花酒、搓麻将等，一副纨绔子弟的派头。

好友们纷纷婉劝先生不要去，面对好友们的规劝，先生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慨然前往赴任。“地狱”两字足见当时的北大有多不堪。

先生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

在先生看来，大学教育的思想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所以，北京大学的改革宗旨是：改变学生的观念，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于是，在先生的极力邀请下，《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胡适、周作人、李大钊、鲁迅等新派人物云集北大，旧派学者辜鸿铭、黄侃等也纷至沓来。理科方面，李四光、王仁辅、丁文江等无一不是当时国内科学界的顶尖人物。 一时间，北大的师资阵容灿若星河、蔚为壮观，堪称是一支超级豪华的“银河舰队”。

对学生，先生进行“课堂公开”，就是“不管有没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 华罗庚、沈从文、乃至毛泽东等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1920年，先生更是推出了一项石破天惊的举措——北大招收女生，男女同校教育。先生素来主张男女平等，自己也率先做表率，开风气之先。

先生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有：一、自先生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二、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先生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纵观先生的一生，他以翰林荣宠之身干起了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又以革命党的身份办起了教育。凭借着超人的智慧、包罗万象的胸襟和石破天惊的勇气，将北大推到可望而不可及的峰巅，成为旧时代中的一声绝响。 先生很好地吸收了近代西方思想中的精髓——自由与理性，同时又牢牢把握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良心。他将两者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为近代中国的新文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模式。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