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牙病防治中心（能见度三十年牙病防治坎坷前行）

1989年7月，原卫生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等9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爱牙日”的通知》，将每年9月20日确定为“全国爱牙日”。自此，中国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口腔保健节日。来到“全国爱牙日”3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历史能给予我们哪些启示？

1 、成立全国牙防组

中国人的口腔保健意识，唤醒于一场历史性的外交访问。

1972年隆冬，北京。鹅毛大雪，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空军一号”缓缓降落在北京某机场。中美两个大国结束了此前20余年的隔绝，双边外交步入正轨。

陪同尼克松访华的，还有尼克松夫人帕特·尼克松。游览长城、慰问患儿、参观“国宝”熊猫，帕特的一系列既定行程顺遂展开。随后，她来到一所幼儿园。让中方始料未及的是，她关注的焦点既非教室是否窗明几净，亦非孩子的身体是否强壮结实，更不是中国的娃娃会不会讲英语。

帕特·尼克松俯下身，仔细查看孩子的口腔健康状况。

一口口烂牙。虽已时过境迁，但陪同帕特·尼克松参观的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对此仍记忆犹新。绝大部分孩子的乳牙或龋坏或缺失，纯真的笑容平添了一丝缺憾。

“20世纪90年代，一次参加活动时，林佳楣老人亲口证实了此事，她说，当时场面很尴尬。那个年代，中方根本没想到她（帕特·尼克松）会关注口腔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韩永成说，家长往往认为乳牙迟早要脱落，即便有龋齿，也无大碍，更无须治疗。“现在很多人依然存有这种错误观念，遑论40多年前。”

的确，“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句略带调侃意味的民谚同样透露出多年来国人错误的口腔健康观念和淡薄的口腔保健意识。

“访问中的这一幕给了我们很大震动，尤其是政府层面。”韩永成说。1975年，全国召开首次保健牙刷会议。很快，位于北京市甘家口的北京牙刷厂生产出了国内第一把保健牙刷——牡丹牌保健牙刷。1983年，原卫生部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

时光荏苒。1988年8月，一批全国知名的口腔专家汇聚京城，召开了一次影响后世的重要会议。作为受邀专家之一、时任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副主任的学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专家一致认为，我国牙病防治工作形势严峻，长期无人管理，专科机构也过少，人员奇缺——10万人口中仅有1名专业口腔医生。专家建议，应借鉴国外做法，在卫生部设立口腔卫生司或口腔卫生处，统领全国口腔疾病防治工作。在今天看来，这一建议合情合理，但在当时，却差点“流产”。

学坦言，彼时，国家正在搞深化改革，精简机构，若此时成立新机构，就意味着要增加编制，“这与中央精神不符。”

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由原卫生部官员、专业单位领导及口腔预防专家组成一个“三结合”机构，这样，既不跟国家要编制，也不要经费，三不跟国家要设备，同时还能调动各方面力量，把工作做起来。

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应运而生。

2 、推广运城模式

全国牙防组成立翌年，“全国爱牙日”确立，各省、市、县也照此成立了相应的牙防组，三级防治网初具规模。

学表示，在既缺少政策支持（没编制），又缺少资金保障的情况下，能成立牙防组，实属不易。全国牙防组成立后，先后组织了3次全国性的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建立健全全国牙防网络，举办多期全国性牙防骨干培训班，组织多次全国性大型口腔健康促进活动。

此外，全国牙防组总结推广各地开创的不同形式的牙防工作模式，带动全国牙防工作广泛开展，其中，山西运城模式引人关注，它也是我国首个农村牙病防治模式。

山西运城地处我国中部，是一个典型的以农村经济为主的内陆地区，经济属于中下游水平，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当地农民就医方面比较困难，百姓的口腔保健意识也不高，牙科服务主要靠江湖游医来解决，有的牙痛用土法来扎针。

“我当时从部队转业回到运城卫校教书,就向校领导提出开个牙科诊所，在课余时间为群众治牙疾。后来越做越受欢迎，也越做越大，引起省卫生厅重视，办起了运城口腔卫生学校，为农村培训实用型口腔保健人才。”运城模式的发起者、原山西运城口腔医院院长牛东平回忆道，在出资方面，运城允许个人出资，在当时是个重大突破。

牛东平介绍，运城先后创办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口腔医院和一个中等口腔卫生学校，此后又建立了运城口腔疾病防治中心，统领全市牙防工作，此外，由中心在各县选拔一位具有开拓能力，善经营管理的口腔专业人员，自筹资金，自购设备，聘用一些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的口腔卫生人员，在适宜地点开设牙防所或诊所，均实现自负盈亏、自收自支。牛东平告诉记者，运城模式归纳起来可谓“四三模式”，即从机构上，县、乡、村三级机构合力完成；从人员上，初、中、高三级人员共同参与；筹办方式上，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出资；预防保健上，初级保健、二级保健和三级保健并举。

“解决农民牙病防治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建立一套机制和模式，第一要培养人才，第二要设立机构。”牛东平说，此后，原卫生部在运城召开全国农村口腔卫生服务运城现场会议，总结推广运城模式。

专家表示，运城模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人才储备。我国牙科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为1∶40000，与发达国家1∶1000相比明显不足。而且，我国牙科医生大多集中在城市大医院，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口腔医生严重缺乏。

运城市农村牙防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和牛东平开办的口腔卫生学校，培养出当地口腔人才密切相关。没有这个基础，防治网就失去了依凭。此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牙防工作也同样得益于当地相对充足的专业牙防医生。

“但是，现在专业的牙防医生越来越少了。”一位基层牙防医生说，老一辈牙防工作者更多是靠那个时代所赋能的无私奉献精神支撑着。但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做预防与做治疗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20世纪90年代初，行内就有说法，做预防的一年比做治疗的少挣一个双门冰箱，现在，差距就更大了。”

3 、撤销牙防组风波

随着医学知识普及和经济发展，百姓愈加关心自己的牙齿健康，庞大的市场让利益相关方摩拳擦掌。

牙膏，首当其冲。2006年，一位名叫李刚的消费者将全国牙防组告上法庭，认为该机构并不具备认证资格，全国牙防组对包括高露洁、佳洁士等9家公司的口腔用品进行认证的行为属于违规。此外，在认证过程中，企业需要提供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试验费用，通过认证后，相关企业还需要给牙防基金会提供“捐赠”。

因为涉及亿万百姓每天使用的牙膏，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07年4月30日，原卫生部宣布撤销全国牙防组，同时在原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口腔卫生处，负责全国牙病防治管理工作。

回溯整个事件，舆论的关注点大部分聚焦于全国牙防组拿了多少赞助费，谁有权进行牙膏认证等，但对公众而言，其更关心的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科普显得不足。

时任全国牙防组副组长的学坦言，在全国牙防组撤销后，虽然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但如何做好公众的口腔保健工作，缺乏专业机构指导，造成“真空”。这一漏洞在此后的含氟牙膏事件中就表现了出来。

2006年，某牙膏厂家发起了一场“慎用含氟牙膏，拒绝氟从口入”的活动，声称“含氟牙膏会导致氟斑牙、氟骨症等。”一时间舆论哗然。

权威专家对此发表了不同观点，修正了上述厂家的谬误。比如，时任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的卞金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如果含氟牙膏使用不当,出现氟牙症（氟斑牙）是有可能的，但只会出现在牙齿尚未发育完好的儿童中，对于牙齿发育早已完成的成年人，这种影响已不可能产生。而出现氟骨症则绝对不可能。”

卞金有表示，含氟牙膏在发达国家或龋齿发生率较高的国家的使用非常普遍，在90%~95%以上，而在发展中国家的使用还较少，市场占有比例也很小。其中，含氟牙膏通常比普通牙膏的价格高出2倍~3倍是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世界卫生组织甚至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开发研究出成本较低、价格较低的配方，以推动含氟牙膏在发展中国家的使用。但是，这样的声音显得很弱。

4 、洗牙热“救”了民营诊所

2004年，已在公立医院摸爬滚打近20年的李国章辞职“下海”了。

口腔诊所是社会资本关注的投资领域。相比其他科室，口腔科相对独立，更具备开设诊所的条件。“以前口腔医生都是在公立医院，现在，公立和民营平分秋色。”北京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分会主任委员程铮说。

起初，诊所门可罗雀。“除了政策支持不足，百姓的接受度和信任度是很大障碍。”李国章说，人们从心理上更信赖公立医院。

洗牙热的兴起，让李国章的诊所起死回生。对牙科诊所而言，洗牙操作难度小，患者就诊时间短，利润高。“一句话，需求侧旺盛，但供给侧不足。”在李国章看来，洗牙趋热，首先是生活水平的提升，百姓开始关注牙齿健康，但仅靠公立医院难以满足强劲的需求，民营诊所则抓住这一契机，打开了市场。

繁荣的市场吸引了资本的目光，逐利的本能让虚假广告丛生，比如，夸大洗牙功效。“洗牙的目的是护齿而非美白。”李国章说，洗牙本质上，就是用专业器械替人们祛除牙菌斑和牙结石，维持牙周组织健康、预防牙周疾病。

但为了迎合消费者对牙齿美白的需求，诸如“只需20分钟，就让您拥有美白的牙齿”的广告频繁出现在街头巷尾。更有甚者，个别不具备卫生条件的小诊所违规操作，成为肝炎等传染病传播的温床。

“感觉自己被忽悠了。”有人曾听信虚假广告而选择洗牙，但洗完后，不仅牙缝变大，还出现牙齿松动，“还是一嘴黄板儿牙。”

专家表示，牙缝变大、牙齿松动，并非洗牙之过，只是因为以往大部分人没有洗牙的习惯，牙周病已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这些是将原本堆积在牙缝中的牙结石清洗掉后的自然现象。

5、 镍铬烤瓷牙罗生门

2009年年初，很多口腔医院门庭若市，排起长龙，就诊者明确要求把原本镶上的镍铬烤瓷牙拆除。

一切肇起于网络上的一则帖子。文中称，镍铬合金有毒，会引发过敏反应，轻则导致荨麻疹，重则危害肾脏功能，国外早已弃之不用。

时年，互联网进一步发展，相比含氟牙膏风波，镍铬烤瓷牙事件通过网络，发酵速度更快，影响面更大，而不同的专家观点与媒体解读则有如罗生门，令公众无所适从。

所谓烤瓷牙，简言之，就是处于挽救病牙或美容的目的，给牙齿戴个套子。这个套子有一定厚度，为了让患者戴上后牙齿的大小不变，会先将患者自己的牙齿磨小，再戴上套子。

彼时，国内烤瓷牙的种类非常多，材质主要有镍铬合金、贵金属和全瓷等，其中最为廉价的是镍铬合金烤瓷牙，每颗价格大致在500元，而贵金属烤瓷牙单价为2000元~3000元不等，全瓷材质的要4500元~5000元。

中华口腔医学会名誉会长王兴表示，镍铬烤瓷牙的安全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使用合格的镍铬合金材料、加工制作规范符合标准，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的口腔材料。王兴指出，当时，国内市场上存在一些不正规的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生产不符合质量要求的烤瓷牙，带来了安全风险。

当时，仅上海各类义齿加工企业就有上百家，规模大的有100人，规模小的只有五六个工人，缺乏监管，质量风险大。

“镍铬烤瓷牙的安全之争更像是一次商业炒作。”这位专家说，从统计上看，因使用镍铬烤瓷牙出现过敏甚至肾病的病例极少，其中不排除是由“小散乱”加工企业生产的不合格材质所致。更为重要的是，风波过后，镍铬合金几乎绝迹，消费者只能接受价格更为昂贵的贵金属等材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国外也未弃用镍铬合金。”

6 、预防初心不能忘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30年间，牙病防治领域历经多次风波，尤其是近20年，风波不断，从侧面反映出国人对牙齿健康和美容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意识到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相比“治疗”，“防控”这个初心有所偏离。因此，未来，牙病应将重心放在“防控”，尤其是重点人群的牙病防治上。

中小学生是重中之重。“防牙病，还是要从娃娃抓起。”全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国家项目办副主任刘雪楠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年~2025年）》中明确指出：“慢性病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和口腔疾病。”

刘雪楠表示，学龄儿童牙齿处于乳恒牙交替的混合牙列状态，是龋齿好发的高危年龄阶段。要做好学龄的龋病防治工作，不仅需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紧密协作，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保障牙防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学校的大力支持，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更需要家长的积极参与。

刘雪楠说，因为学龄儿童处于生长发育和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需要家长的监督和指导。这就要求家长首先具备良好的口腔健康知识素养，以便科学合理地指导孩子预防口腔疾病的发生。在对学生家长进行口腔健康知识教育时，应将有效刷牙、使用氟化物预防龋齿（含氟牙膏、专业局部用氟）、健康饮食、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窝沟封闭等知识点传播给家长，使其认识到其在孩子口腔健康上的自身责任。

牙防离不开“主心骨”

采访中，学、牛东平、卞金有……这些我国牙防工作的亲历者很多已是穷经皓首的古稀老人，但谈及牙防工作，仍是滔滔不绝，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希望国人的牙齿越来越健康”是这些牙防前辈们共同的心声。

对于既往我国牙病防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亲历者们有着不同的感触和反思。但其中一致的观点是，牙病防治是公共卫生问题，需要政府这个“主心骨”的政策保障和财政投入，而全国牙防组风波或许与彼时的牙防工作未能得到政府财政更多支持相关。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卫生问题更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不论含氟牙膏风波抑或镍铬烤瓷牙罗生门，均不排除资本的逐利行为，但只要政府履行好监管职责，公众健康和市场经济利益二者完全可在法治的轨道上并行不悖。

此外，牙防工作需调动各方积极性，运城模式就是成功的典范。当前，随着基层卫生发展，各地已逐步将牙防工作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中，采访中，专家认为，应以社区为平台，鼓励牙防专业人才扎根社区，把当地在校学生作为重点人群，开展牙病防治和口腔健康教育工作，使居民常见的口腔疾病就地解决，卫生行政部门则应配套建立起社区牙防工作绩效考核和人才激励制度。

记者采访时注意到，当前我国尚未专门针对牙病防治制定中长期规划。事实上，在顶层设计方面通过明确规划，方可明确各方责任，分步骤、有条理做好牙防工作。比如，地方政府应为当地重点人群的牙病防治工作提供财政支持，确保牙防经费落实；对需要进行牙病防治的本地和外来中小学学生实行优惠甚至免费服务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拿出专项牙防项目经费组织开展经济效益明显的预防保健服务，如窝沟封闭等。

文/健康报记者 张磊

编辑/管仲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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